那块土地那段岁月 · 吕德明

觉民

口述者：吕德明

整理者：邓程茹

时间：2017年3月19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吕德明，宁波余姚人，1953年3月出生，1972年7月份支边吉林长岭县，1976年9月招工到吉林油田油建一部输电大队当外线电工，从此脱离农村。1981年返城回余姚老家，在二轻局下面的工厂工作，1999年买断工龄，最终失业。下岗后自谋职业。2013年退休。退休后热心宁波知青的公益活动，任宁波知青博物馆志工部主任。

　　一、无奈北上

　　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家中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三。当时规定五个里面去三个，后来我们去了两个。我下面的妹妹去了当地农村支农，我去了吉林支边。我是1972年去的，妹妹是1973年去的，比我晚一年。当时我姐姐已经有工作了，我哥哥是临时工，那我去是毫无疑问了。我下面有两个妹妹，小妹妹还很小，所以我父母的安排就是让我去。这是没办法的，自己也知道。

下乡的知青里面年龄我算是中等，还有比我大的。岁数大的去支边有二种情况，一是以前老是不去；二是文化大革命前到本地农村支农的已去了好几年，这次也可以重新报名去支边。我们这批支边青年最大的有26岁，最小的16岁。20岁、19岁的为多数，大概占百分之七十。我是1972年7月份离开宁波的，2月份的时候居委会的小组长就通知每家每户开会动员孩子到东北去，但是没人去。后来就敲锣打鼓来到家门口，但还是没有人去报名，最后就规定没有工作的家长到居委会办学习班，有工作的家长到单位办学习班，你孩子哪天报名了，你哪天去上班。报名报好以后工资照样给你。比如我父亲，是在我报了名以后工资照发的。到最后该下乡的一个也没落下，但是没有人是真正自愿去的。1969年的时候大家情绪比较高昂，有人是自愿报名，7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我念书比较晚，可能是家里孩子多的原因，我10岁才开始上学，念到1967年，初中一年就不念了，也没告诉老师，就待在家里，帮助家里做手工活或者家务。当时有支边到大兴安岭、内蒙古建设兵团、金宝屯农场的，我那时候可以去但是没去，那时候政策也相对宽松一点，这次因为实在逃不过去了，只好去吉林插队。动员的时候家庭成分不好的，是不会有人来敲锣打鼓的，就通知你非去不可，成分好的才会有人来这样对待你。后来到了乡下农村，不会有人管你成份好不好，有一句话叫“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离开余姚前，我们要北上的人先到县大会堂开会，而且家长和兄弟姐妹们在门外等着我们，开完会以后，排队走到火车站，上车后有名字写在座位上，按名字入座。开车的时候火车喇叭响了，接着就全是哭声，根本听不到人说话，车开走几个小时后也不说话，一直到第二天才相互说话。去的时候也发“三大件”：棉大衣一件、棉衣棉裤一套、棉鞋一双，棉帽一顶，帽子还是羊剪绒的呢。还有一块“浙江省余姚支边青年”的牌子，一张下乡通知书，写着“支边光荣”。余姚出发到南京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吃完铝饭盒里的饭后，每个人基本上都把饭盒扔到南京长江大桥了，后来一直吃面包到太平川的，因为没有铝饭盒了，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舟山、鄞县和奉化等地方的1700多人，又到余姚，搭载我们余姚的还有慈溪的大家一起上车这里上车的大概有七百多人，所以最终整个列车搭载2000多人。我们坐的是专列，速度慢，时间长。17日之前，舟山的人坐船过来。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刮台风的话小船就出不来了，所以他们5号、6号就出来了，然后就在宁波待着。1972年7月17日下午一点钟，舟山、宁波市区、奉化等人先上车，火车开到余姚火车站后，余姚、慈溪的知青再上车。我们是1972年7月17日下午五点钟在余姚火车站发车，开到杭州火车站时还有欢送我们的队伍。20号下午三点半，火车停在县城下面的太平川镇火车站（长岭县是不通火车的），共三天三夜72个小时。下车以后4点来钟，县领导、地区领导、太平川铁路子弟学校的学生来迎接我们，广播上说的也全是毛主席语录。学校离我们的集体户有50公里的路程。在吉林省的四平火车站也是有欢迎队伍的。当天晚上在太平川学校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八点多一点拖拉机拉着我们去集体户所在的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我们的集体户就在大队边上，拖拉机很慢的，到那里已经是21号晚上的五点多了，开完欢迎会已经点煤油灯了，天都黑了。我插队的地方当时还没有电，到现在有线电视还是没有，但已经有电了。

　　二、乡下的日常生活

　　我们余姚知青去了400人左右，分三个公社。一个巨宝公社四个集体户五六十个人，另一个前七号公社大一点，九个集体户200个人，我们公社是六个集体户100多人。一般一个集体户十八、十九个人，也有十五个的，平均是十七八个。我们公社的六个集体户在不同的大队里。一个集体户盖一栋房子，大家住在里面，一起吃饭一起劳作一起睡觉。也有的一个大队是有三个集体户的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集体户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妇女主任、民兵连长、书记、老户长把我们领到集体户住的地方，一座房子分三间，中间一间进去的门，进门后两边就是灶台，灶台旁边各一扇门。十个女的在那边的那个屋，九个男的在这边这个屋，都是南北炕，南炕住人，平地里放我们的箱子之类的东西。当时托运的被子衣服还没到。各家各户便给我们准备好了被褥，被子打开一看，全是虱子和跳蚤，就没办法睡觉了。睡不了觉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被子卷起来唱歌，唱的是《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一整夜一会哭一会唱，一直到天亮。就这样过了四个晚上，直到我们的自己的干净被子到了，我们才睡觉。因为我们从家里带去的东西多，就南炕住人，空地放我们带去的箱子。

　　除了刚开始睡觉出现的问题以外，还有许多与余姚不一样的情况。东北老乡家每家每户都有个水井，可打个七八桶水井里就没水了。我们生产队穷，没有给我们这十九个人打井，而其他生产队都已经把井给知青打好了。东北人早上起床，脸盆中盛一瓢水，然后锅里放一点水烧起来，比我们盆里洗脸的水还要少，就这样一家人洗洗。他们洗脸的毛巾是不湿掉的永远是干的，除非你破掉了扔掉了。他们那里有沙子，湿掉的话沙子会跑进毛巾里面去弄不出来的，干的话好弄出来。土地从来没有石头的，都是沙子，是盐碱地，庄稼长得不好。

　　夏天我们是最起码一天要洗一个澡。他们从来不洗澡，也不刷牙。他们20多岁的小姑娘看我们刷牙，奇怪怎么有白白的东西出来。洗澡要用到水，我们用了水就泼到井边上，男生洗澡就是用水哗啦啦的一冲，他们说在井旁边洗澡时绝对不行的，脏的水要渗下去的，那井里的水还要吃的，那样是不行的。后来吵到大队里解决，就让我们用距离集体户很远的大井，我们得用铁桶去大井挑水。后来时间长了有时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打几桶水，也无法自由自在的洗澡刷牙洗衣服，这是一个不习惯。东北的天气跟我们也不一样。那里的冷是干燥的冷，我们的冷是湿冷。我们这边零下四五度就像他们那边零下三十多度一样，冬天有取暖，农村会在屋子中间装个炉子烤火，烧些柴火、马粪这些东西，屋里很热，到屋里就得把外衣脱掉。我们去的时候也不习惯，棉裤穿着太厚不好走路，就穿着我们这边的裤子，结果很多人得了关节炎，腿都冻坏了。

　　在来的火车上，大家想象东北应该是一年只做半年活，有很大的西瓜，还有大米饭、蔬菜都随便吃等等。但来到这里，发现活不是只做半年，是一年干到头的。过了年就要往田里送猪粪，这个猪粪是天气热的时候弄下去发酵，冬天又挖上来送到田地里去。冬天只吃两顿饭。九点来钟吃第一顿，下午三点多钟再吃第二顿。到春天就开始种地，种苞米，种麦子，然后铲地，收割，十月份的时候收回来的粮食全都堆在院子里，没有机器，全靠人工脱粒。这样的活儿一直干到过年，过了年再往地里送猪粪。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放假啊什么的都没有的。

　　吉林省长岭县是最穷的，长岭县里我们三团公社是最穷的，三团公社里面我们山湾生产队是最穷的。不管失落也好，后悔也好，反正我们只能呆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其他集体户里分东西，我们什么也没有。偶尔生产队杀几只羊，每家每户都有了，我们才会分到一点。当时规定给我们六百五十斤毛粮，主要是苞米。一百斤苞米磨成粉有七十斤左右。如果六百五十斤不够吃就再到生产队去拿。这是上头拨下来专门给知青的。头一年一个月有两斤大米，到过年以后就取消了。荞麦每个人三斤，我们十九个人就是六十斤，随便你们怎么吃。小麦每个人两斤，聪明的老农民都是放着过年吃的，我们拿来以后的晚上或者过两天就吃完了。

　　农民一年每人三百八十斤粮食，磨成粉以后，每一百斤磨出来的糠他们也要吃掉的。我们六百五他们三百八，肯定不够吃的。那他们怎么过啊？他们有一点自留地贴补一下。又不能多种，因为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私有地种的越多思想越反动。实在没办法了，就半夜去偷一点，抓住了批斗没抓住算你厉害。我们是不去偷粮食的，反正我们不够吃了就去生产队里去拿。有吃的以后就得考虑烧饭的问题了。我们是男的抽一个，女的抽一个，一般都是岁数大的人自告奋勇的，岁数大的也管理的好一点。然后叫当地老农民共产党员成份好的来教我们做东北的饭，教我们教了有半年了吧。半年以后就留下一个，要么女的要么男的烧饭。或半年或者是一年，他回家了再换一个。基本是一年左右换一个。烧饭的人也有工分的，跟出工一样，一开始我们也不习惯。烧也烧不好吃，吃不下就扔掉了，农民直说我们败家。

觉民

　　三、与村民的关系
　　我们都想表现好一点，积极一点。本来居委会已经给我们这个小群体做好了分工，九个男的，十个女的，你管学习，你管生活，他管劳动，结果到了这里，都推翻了，全部都是当地的老头子说了算。我们待了一个星期就下地干活了，出一个工十个工分，我们干一天就一盒火柴的钱，两分钱。粮食给你以后生产队是没有现金的，他也不跟你计较，人家十分你也十分，不会干也十分，反正没钱。好的地方，一个工两块钱，那就要计较了，一开始干不动就得扣掉一些，得个七八成。
　　村民对我们的态度也让我们难受。头一个月还可以，看看我们。我们晚上睡不着觉就爬到屋顶上去唱歌，从南方带去的东西拿出来晒太阳的时候，他们都来看，我们吃的东西也给他们吃一点，这时候关系还好。一个月以后，开始干活就有点反感我们了。他们每年都是三百八十斤粮食，而我们是六百五十斤粮食。早上去干活之前，烧饭的人会把大饼子帮我们贴好。刚开始饼子小一点，每个人两个。我们吃不习惯，就把贴在锅上硬的那一面吃掉了，其他扔掉了。十七八个人每个人两个全都这样扔掉了。我们扔掉了，那些农民就在后面抢着捡起来，他们的土地是沙子的，大饼子捡起来拍一拍还可以吃。抢了十多天，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后来有人去汇报了。就有人偷偷地跟我们说不要扔掉，不要的话就给他。后来上面的人就说你吃不了就扔在那个泔水桶里面，吃不了就少拿一点，拿一个或者半个，而且要在出门之前吃好，不准带出门。聪明的人会晚上偷偷地来我们这里让我们给他吃。但没多久，我们自己也没得吃了。因为粮食是给我们了，但是还是要我们自己去磨成面的。到冬天谁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那谁都没得吃了。而且即使磨回来还要有配菜吃啊，大葱啊什么的。我们这些菜今天拿来，两天就吃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即使是自己种了我们也是两天就吃完了。过年前，每家每户都分几斤黄豆做酱，我们把黄豆拿来炒着吃，每人两个茶杯的分量都吃掉，还哪来的黄豆做酱，真的是管理不好。
　　没得吃那就只能去偷老乡的东西吃了。能偷窖里面的东西是最好的，偷不到就去别的生产队去偷鸡羊鹅，别的生产队又到我们这里偷，互相偷。平时村庄很太平的，那现在我们去了就东西少了，那肯定是我们这一个群体的人干的，那就只能吵起来了，甚至是打。小打大打都是有，原因是因为你偷他们家东西吃嘛，被抓到了。还有就是那种他们种起来像甘蔗一样的东西还有沙果一类，没熟我们就偷来吃。关系搞得一点都不好的。关系好一点的就是那些成份不好的人家，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不愿意看到，我们也不会去偷他们的东西。1975年的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家，集体户留下六个男的三个女的，到大年三十夜就饿着肚子到后半夜偷老乡家的鸡鸭去了。

　　四、单调的日子
　　我在吉林插队四年零两个月，几乎没有娱乐活动。记得来过一场露天电影，还有一场戏，是长春市来慰问我们的，还得到公社去看。我们坐马车三十里路到公社去，来回六十里。那戏也是在马路上演出的，别的就没有了。有线广播是有的，大队里有什么通知放一下，没什么娱乐节目。刚去的时候发了几本书，也是关于知青的代表啊，体育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医药书。后来时间一长，有些人就把书撕破的也有，烧饭的也有。卫生药箱也配过，但是一次性的，药箱里的药用完了也没了不给你配了，用完以后就没有了。
　　过年的时候大队组织扭秧歌，到每家每户去扭。我们过去的那一年过年没回余姚，他们头一家就到我们这里来扭。后来不来了。因为我们反感这种活动。自己也有一些娱乐活动，比如打扑克，不过也很少打，但是没有意思啊，打来打去就那么几个人。出门望到的也只是头顶的星星啊！
　　我们的劳动生活是很苦的，特别是夏天锄草的时候，连老农民都觉得苦。冬天存下来的菜吃完了，种出来的菜还不能吃，我们那时候就每天喝盐水汤加玉米饼。我们的劳动工具是每个人一把铁锹，一把打草的大钐刀，每样工具的木杆上都写着字。比如我们铁锹上写着，“铁锹啊铁锹，我什么时候离开你。”我们都不去外面玩的，有时候去火车站或者哪里的，要走路去。因为家里东西、信寄过来了要去取。但是火车站里什么时候到是不知道的，一开始是接到信以后叫生产队派马车给我们拉东西去，去了以后没到，过了两天之后再去还是没到。后来生产队就跟我们规定，有时候东西寄过来是隔壁邻居七八个人一起寄的嘛，所以收到信后就让我们派代表，两个或者一个，去太平川火车站去问问，问东西到了没有再返回集体户，问好了以后如果有，第二天再派马车去取来。从我们大队到太平川有一百里路，早上很早起床背一个水壶，拿两个大饼子就出发，走到那边已经四点钟了。然后第二天火车站里问好，我这个单子有没有到，到了话再返回家中，过一天马车再去拉回来。
　　我们去的时候跟我们说扎根农村一辈子，集体户都是给你搭配好的，我们19个人。九个男的十个女的，永远扎根在那边。当时我们也没想过回来。五个月后年底了，有四个人自己掏钱跑回来了。到了1973年八九月份，李庆霖的一封信写给毛主席。这个人家在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个小镇里面，他在那里当老师。给毛主席写信写了好几封都收不到，后来在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身边有秘书，他就写给了那个秘书。信封里面再套一个信封，里面是毛主席收，外面写起来是那个秘书收。那个秘书很好，把信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一看就寄去了三百块钱。那时候大队连续广播了一个星期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用出工了，一起在集体户里学习。后来，允许没结婚的五年里面回去两次，可以报销路费。1973年我们回来，车票啊吃的是给我们买好的，这是上面的政策来了，都是报销的。说是五年回两次，也有人连续两年都回去，第三年自己掏钱也回去。有的回家了待在家里，粮食也照样取来，吃不掉的话就卖掉换成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再换成钱。如果没有李庆霖的这封信，探亲假是没有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
　　我享受了两次探亲假，头一年没有回来，1973年1974年都回来了，1975年整年没回来，1976年那年刮风沙刮了三天三夜苞米全都没希望了，老农民在地上拜菩萨。那一年我回到余姚在家里待了两个月，然后买火车票去上海，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到吉林长岭。回去前正好是唐山大地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通知我们集体户一律睡到生产队去，不要睡在这里。老乡也一起集中的休息。那时候我们就说，你给我钱我就去，你不给我钱我死也死在这里。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了，大队还真的给我们五块钱。好像有七八个人拿这五块钱，到小卖店里买糖啊烟啊。大队叫我们去生产队，我们不去，还是说，死也死在这里，五块钱拿好不去了，这真是笑死人了。

觉民

　　五、离开农村的机会
　　1974年的十二月开始去我们公社征兵了。能当兵能招工，未来就开始有希望了。当年十一月份当兵一个，十二月份招工一个，我们也开始为自己考虑。当兵一年招一次，招工一年招两次或者几次也说不定。招工的单位除了油田还有煤矿、水泥厂、钢铁厂。但是穷的地方照样是穷，别的公社招工很多很多，我们公社却很少很少。在我被招工之前走了一个，两年的时候走了一个，也就是说四年才有两个招工到煤矿的。四年零两个月我们走了三个，四年半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又走了四个，等到大返城前期的1978年，六个集体户变成一个集体户了，全部到我们山湾来了，还剩下十多个人。其实当时逃回家的人很多，基本上是女的。反正是家里待着，户口没有也没关系，大返城的时候她们回来盖一个章，户口关系就拿走了。
　　我被招工的时间是1976年九月初，上面告诉我们招工了。一个集体户去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表格拿下来填的时候，突然间毛主席逝世了，这下完蛋了，因为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给我们通知书。又过了两三天通知来了，就一边检查身体一边开追悼会。身体检查好以后过两天来通知你，东西打包好，叫生产队拿到公社里面去，公社里有单位里的车，因为我们油田是大单位有车来接的。这个公社里的领导比较好，问我们有没有钱啊？我们就说哪有钱啊。四年零两个月生产队一分钱都没有。后来他和我到生产队长家里说：“人家在这里干的好也好不好也好，怎么讲也待了四年多，现在要走了一分钱都没有，今天离开这个地方，明天去那个地方，工资还没发，他用什么吃饭啊？在我们农村每家每户要个大饼子可以的，到工厂以后谁家都不认识，你说他得怎么办？你得想办法。”就这样拿给我三十块钱，还是打欠条的，等那边发工资了再还。就这样拿了三十块钱，还有就是地震时的五块钱，五块钱拿来就买香烟买白糖买掉了，反正死了就死了，活着就活着不管了。这就是我四年零两个月下乡的全部所得。
　　1976年招工到油田，从此我脱离了农村，户口也迁到单位去了。我们那个油田以前叫七零油田，刚开始是小油田，后来开始大开发，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老三届的知青基本上三分之一都被招到这个油田里来了。1970年有一次大会战，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还有本地的，都招到这里来了。我们是1976年招工，这是又一次大会战，需要几万个人，我们就是这样去的。
　　我到工厂后是8小时工作制。同事之中，浙江省的来自三个地方，舟山、宁波、绍兴。我们一个房间住四个人，分别是舟山的、宁波的、余姚的、绍兴的。绍兴人是最会干活的，宁波人是最调皮的，嘴巴很甜，这可能是一种聪明的表现。1979年打越南的时候，油田晚上要站岗，所有宁波人，出门的时候身上都带着钱、全国粮票、小收音机。反正是不管上不上班都带着的。因为收音机要听广播了解形势，形势不对就跑掉。凡是浙江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宁波人。考虑问题是比较长远的。
　　我们长岭的知青除了招工和当兵，还有被推荐上大学的。那时候被推荐的不管你文化高不高，其实就是公社里面有这个名额，看中你了你就去。不过有这个机会的人很少，100个人里也就只有一两个上学的。我们六个集体户一个上了水利中专，还有一个上了什么大学，别的就没有了。另外一个集体户有一个只有小学四年文化，后来去了沈阳冶金大学。上学的的人，一个公社也就一个两个，最主要的还是当兵和招工，其中招工是最多的。

　　六、返城要写保证书
　　我是1981年1月回到余姚的。1980年的时候，家里父母做主要我结婚，女方是余姚这边的，我还在油田上班。当时余姚房子很紧张，刚好我们家有房子，这个优势就好找对象了。1978年的时候她来过油田一次，然后就登记领证，因为有了结婚证就好找个单位调过来。也讨论过，如果我调不过来的话，她就调到油田去。幸运的是调令在1980年12月下来了，这样刚好，在东北直接办好回来的手续，免得我回来结婚还要再回到东北。
　　回来的时候是1981年的1月份，不过农历年还没过。我先到劳动局报到，到劳动局一打听，我们好像是最后一批。那时候我父亲是做水产生意的，属于集体单位。当时的政策是父母退休，你来顶替。虽然我在东北国家单位，国营企业，但父亲在这里的集体单位，要我写保证书 “我自愿到集体单位去”。那我只能纸拿出来写了。我们油田里什么工种都有的，比如我有一个老乡他是做泥工的，他父亲在余姚临山镇小学里，他就调到学校里。反正就是这么个政策，不满意你就别回来，不写保证书，他就不给你接收。如果我去水产公司报到，他不给你开，就只能写“自愿从国营单位转到集体单位”，免得你反悔，我就这样子调回来了。
　　我回来的时候是三级工，三级工好像是四十七八块钱的工资，因为我是外线电工比其他人的工资还要高一点。我调过来工资关系一起跟过来，那边的三级工四十七块，这边的才四十一块。因为底数比他们大，他们加工资时我加不了。比如今年要加两块，他们四十三块，我还是四十七块，直到相平衡为止。
　　调回来以后，在集体单位卖水产，我油田里出来的，干这个也干不习惯，大约一年多我自己想办法调到工厂里去了，一直到2000年工厂卖掉以后，拿了一万零点的钱卖断了工龄。接下来我就去打工了，去管店什么的。一直到2005年左右。我儿子在2005年结婚了，有了小孩。我和我妻子都不去上班了，帮他们带小孩，他们帮我们交养老保险。一直零散工作着到2013年真正退休。

觉民

　　七、回访与回想
　　我回访过四次。孙子三周岁可以上幼儿园了，我儿子说，小孩子大了，你拿点钱出去玩玩吧。我儿子的意思是让我去什么好地方玩玩，晚上想想我还是去我下乡的地方看看，2008年4月份我去那里的农村待了七天。我带了一箱子以前没有穿过的工作服给他们。去的时候那边只有三户人家有砖房，其中一家就是以前的队长，还有就是会计家。去过一次以后，又想去第二次，2010年我又是一个人去的，在那里住了几天才回来。2014年，一个以前跟我一个公社，后来在油田退休的老乡，因为在余姚买了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回去过了，他想回去看一下。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去年我们16个人又一起去。前前后后一共去了四次。
　　这一次次的回访谈不上有什么动力，主要是和那里的人关系不错。公社的领导很热情，我们也永远忘不了这个地方。这是留下我青春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去的时候故意坐老式火车，从杭州出发，36个小时到达那里，再换汽车。即使有飞机两个小时就到长春，可是我们宁愿坐老式火车过去。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后来就不带了。第一次去我一个人跟他们吃了一顿饭，三桌人，十个人一张桌子。包括酒水花了500元招待他们三十个人左右。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一家给一百块钱。第三次去没给什么，最后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统一安排请他们，有五桌人，要400元一桌，还买了炮仗。宁波回馈意识都挺强，即使回访是自发的但是还是想要给他们留点什么。
　　不过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住的集体户房子还在，但是早已经物是人非了。每个家庭都能够吃饱了，以前手摇的大井也变成现在的水泵，砖房也多起来了。但是现在村子里的马路越来越差，他们的路都是沙子路，拖拉机、电瓶车、三轮摩托这些车子来回跑，路都塌陷下去了。以前如果马车走的道路变坏了，那些成份不好的人会去修，现在哪里还有人去修呢。走在路上，如果穿着运动鞋，两只脚都会陷进去。看着这些，心里真的很难过。村里的人有的打工去了，有的自己在家发财，也没人来管这些公共设施，他们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每家每户的有些东西没地方放，都是随便扔的。这里的卫生观念是真的不行，路边没有垃圾桶，大风一吹到处都是垃圾。卫生间也没有，厕所都在外面，也没自来水。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外面挖一个坑，四周用板挡一下，人蹲下去还能看得见人的头。改革开放以后好的人家改用铁皮的，穷的人家还是那样。没有热水器，也没有下水道，我们晚上要回到公社招待所去洗澡睡觉，第二天再回去给他们买来菜烧好以后吃，吃完又回到招待所。在老乡家待不住的，七八月份出汗要洗澡，他们如果客气一点给你一个盆装点水在外面晒，晒好以后晚上洗澡。
　　回头看这个运动，即使那时候很苦，但是大方向还是对的。首先那时候工厂都倒闭了，第二那时候去过农村的人就知道粮食来自哪里，能够吃得起苦，不像现在有些小孩子都不知道粮食从哪里来。其实好处还是有的，总体来看去锻炼锻炼还是好的，去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十七八岁自己洗衣报、干活。
　　现在知青们也差不多到老年了，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知青养老问题吧。像我们回来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多的长辈，年轻人真的承担不起，钱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精力。现在宁海有一个养老基地已经搞好了，以后有条件的话，几个知青一起去一个屋子里面大家AA制生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想说的是，你们在这里念书要对得起父母，父母的钱来之不易，其次毕业之后要找个好工作，要诚心诚意的对待这份工作。

大乌珠

杭州知青没去吉林的，而周边不但宁波，还有绍兴等地有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