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草原走来 · 王雅琴

觉民

口述者：王雅琴

整理者：虞佳莉

时间：2016年4月15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6

　　王雅琴,1954年10月出生，1971年毕业于宁波一中（现宁波中学），同年9月9日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基建队。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9月被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就读于山西太原工学院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土木系结构力学教研室助教。1981年调回宁波，从事土木建筑结构设计和审查工作。现为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宁波宁大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一、热血沸腾是青春

　　我们这届到内蒙古兵团去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当时比较优秀的“热血青年”。71年夏天，我们正在家里等待毕业分配消息，突然有一天班主任老师通知我们到学校里去开会。其实这是我们71届毕业生的支边动员大会。会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派人给我们做宣传动员报告，他们中有现役军人，也有只穿军装不带领章帽徽的知青。其中一个现役军人好像是他们的领队，他最先作报告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不戴领章帽徽的武装部队、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革命青年改造世界观的大熔炉，表现好的话今后有机会参军、上大学；他还讲了内蒙古蓝天白云、草绿水美的美丽景色。接着有个北京男知青发言，他讲了有一次站岗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指导员亲自冒雨给他送来雨披；还有一个天津女知青，讲她有一次生病发烧不想吃饭，连长吩咐炊事班长给她做了病号饭，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下还卧了一个鸡蛋。当时让我们听得都“热血沸腾”起来。我觉得报告中讲的事情，和我以前看过的《军队的女儿》和《欧阳海之歌》小说里讲的故事一样感人。动员会一结束，许多同学都来不及和父母商量便“自作主张”地报了名，各班的班干部更是争先恐后积极参与，记得还有个别男同学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达去内蒙古兵团的坚强决心。

　　因为我是宁波一中（即现在宁波中学）文革后恢复共青团组织后的第一批共青团员，又是班干部（当时一个班称一个排，我是排长），我觉得自己理所当然要起带头作用，而且团员就要做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因此，动员会一结束，我就和其他几个班干部一起率先报了名。 我回到家里对父母亲说了报名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单位里的干部、老党员，又因为我哥那年刚刚从部队转业分到工厂，所以他们也只好同意了。当时我好像并没有看到他们有多难过，但等到临近要走的时候，看出来我奶奶和父母亲他们心里都非常难过，家里女孩只我一个，其实是很不舍得我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71年9月9日下午我们终于登上开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列车。这次宁波去了大概有一千多人（后来还有第二批去的）。9月13号凌晨两点左右，火车到达兵团二师所在地乌拉特前旗。 我们下火车的时候看到黑夜中流弹炮不断地在空中划过，原来那天正是“9.13林彪事件”发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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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艰苦环境磨砺人
　　我们兵团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建设兵团是指中国建国后陆续组建的各类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通过军垦这种特殊体制达到巩固边防，发展经济，安置人员的目的，兵团成为党、政、军权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半军事化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我被分到二师十四团基建队。我们是全供给制，吃的、穿的都是国家给予，津贴费第一年每月五块钱，第二年六块钱，第三年七块钱，女知青每月增加七角五分钱的卫生费；还有三年一次探亲假（以后每年一次），车费都给报销。
　　我们十四团的知青主要以北京、天津、青岛、宁波的为主。听我们队长说，基建队是团部的直属连队，是专为团部机关培养和输送骨干的。另外，基建队还承担为团部直属单位盖房子的任务。基建队里有木工班、大锯班和瓦工班，这几个班都是男生。女生主要劳动是绑扎钢筋、刷油漆、抹灰，还有做后勤的种菜班和炊事班。我们有很严格的管理制度，如训练、请假、内务卫生、晚点名制度等等，违反了要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出操，班里留两名战士打扫卫生整理内务，被子都要叠成豆腐干似的、方方正正大小一致，背包毛巾都要挂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有时候晚上睡觉正香时，队长哨子一吹，我们立刻爬起来打好背包，在黑夜中跑步拉练。每个星期日晚上一定要晚点名的，由领导点评队里一周情况，并检查请假外出的战士是不是都已按时归队。
　　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与当初动员会作报告讲的有很大差别。我们的营地驻扎在风沙漫天的戈壁滩，那里没有什么美丽的草原和牧民的毡房。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白花花盐碱地，常年不长粮食和草木，稀松稀松的，人和车马走过会飞起阵阵尘土。连队与连队之间相隔十几、二十里地，人烟稀少，偶尔有不多见的老乡，据说是当年从苏独仑劳改农场留守下来的。 看到这一切，当时我们的情绪都一落千丈，觉得“上当受骗”了，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父老乡亲和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 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吃水问题。我们连队里唯一的一口井水，味道是“苦咸苦咸”的，连牲口都不要喝。全连生活用水每天都用水车到团部机井去拉，一个班十几个人有个直径半米大小的水缸存水，洗脸刷牙只能舀一点，洗完脸的水还要留着劳动回来洗手时再用。
　　记得刚到兵团时，队里给我们开欢迎会，老战士演出节目中有个诗朗诵，其中有一句“五加河水浪滔滔”，听得我喜出望外。因为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们不听老战士劝告非要用连队的井水，结果洗好的衣服风一吹就是白花花的一层盐。既然十四团有一条五加河，何不到河里去洗衣服呢。于是，星期天我们找班长去请假，要到五加河去洗衣服。班长忍俊不禁地说，五加河常年干涸底朝天，人可以在河上走路，不信下次劳动路过时你们自己去看。原来是因为水资源严重稀缺，所以“河水浪滔滔”成了战士们的期盼和梦想。据说在十四团附近还有个叫“海子边”的地方，男战士每年秋末冬初到那里割苇子（做炕垫、吊顶蓬用）。一开始我也以为真的有个“海”，后来听老战士说，那是些沼泽地似的大水潭子，连“湖”都称不上呢。 叫“海子边” 实实在在是当地人对水的一种渴望。
　　吃的方面，基本上以窝窝头、大白菜、土豆为主，馒头很少，大米饭更少见。一到冬天我们就吃“九四饭”，特别不习惯，现在想起来都会心酸。所谓“九四饭”就是上午9点半、下午4点半的一天两顿饭。虽说每顿都让我们吃饱，但只有窝窝头能随便吃。那窝窝头也不是我们现在饭店里吃的那么细又香的口感，而是粗糙得跟糠一样，刚开始从喉咙咽下去都非常困难。因为军事化管理，记得吃饭一般都在操场或食堂，每个班围成一个圈蹲着吃，队里规定只能吃不能带，连最不好吃的窝窝头也不能带回宿舍。上午吃完第一顿饭就要去劳动，我们女生大多数日子都是到野外捡牛粪，大块的牛粪晒干了烧炉子取暖用，小的、碎的牛粪则做肥料。因为附近都是盐碱地，草不肥，所以牛羊也很少光顾，于是我们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去捡牛粪，体能消耗很大。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饭量就是那么一点大，一天六个小时劳动下来，等不到吃第二顿的时候，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冬天的时候，我差不多天天都会饿得头晕眼花的 。
　　2015年8月我们到十四团回访，分别走访了当年的基建队、十连和十三连，看到周围环境还是这么差。说白了，这里自然环境是不适宜人居住的，因为盐碱地种不出粮食。我们当年这么多知青吃的口粮都是国家供应的。现在的十四团，我们知青走了，老乡们能走的也走了，看上去更加寂寥和荒凉。基建队营房更是大部分都倒塌如废墟，显得特别凄凉。回访的许多战友看了都流泪：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国家为什么不管啊？其实我倒是觉得，既然自然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国家投入再多的宝贵资源，老百姓也不能过上有“好山好水”的好日子，那就没有必要再让老乡们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战天斗地”。回访时，看到当年不少的盐碱地都种了向日葵，长势还不错——也许向日葵是适合这里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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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文书的日子里
　　队里规定两个星期的新兵集训后，开始分班和老战士一起正式参加劳动。在大家的心中，女生分到炊事班和种菜班，不用风吹日晒；男生最好能分到木工班和瓦工班，能够学到技术；如果谁分到大地班，谁就是运气不好，因为在野外挖渠、种地是最苦最累的活。记得那天是10月2日国庆节，上午我们几个宁波女生正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猜“谁谁可能分到哪个班”。我们新兵班班长进来，她叫我到队部去一趟，当时屋里所有的人都很奇怪， 因为我们到兵团半个多月以来，每天都是集中学习、集体劳动，把我单独叫到队部干什么去？
　　到了队部，队长对我说，新兵分班把我直接分到队部当文书，希望我干一行爱一行，把文书工作做好。这个消息很快传开，大家都说十四团这么多宁波兵数我运气好，噶快坐了办公室。文书的活和班里的劳动相比，确实是很轻松的。每天上午我到团部去一趟，拿信和报纸、取邮件包裹；在办公室值班，接接上级的电话、登记个事情；每月一次填一张报表上报团里，如遇队里开会把会场准备一下。在好多人眼里，我当文书像捡了个大便宜，实在是运气太好了。
　　其实当文书的这些日子，我并不觉得开心。每天看到战士们从外面回来一副灰头垢脸、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会感觉自己心里很不安。尤其看到我几个要好同学，她们的脸都被风沙吹得又干又黑，我感觉自己和她们疏远了，有时候因为她们和我说些玩笑话，我也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感。另外，可能是我社会阅历浅的缘故，在待人接物方面很稚嫩、也很木讷，平时与指导员队长打照面，我从不主动与他们说话。 连和我住一起的天津知青保管员也当面说我“你这孩子脑子不好使”，当时我还挺生气的呢，甚至还暗暗地想骂她几句。其实等自己慢慢地接触了社会以后，发现有一些工作确实不是努力了就能干好的。比如这文书工作，在待人接物方面脑子是需要“活络”一点。而我，恰恰在这方面很欠缺。
　　于是，我总想着自己应该和大家一起去参加艰苦的劳动。其实，家里来信也叫我有空多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母亲的用心良苦，他们不希望我一个女孩子单独在办公室里工作）。 我对指导员说，让我跟大地班一起挖渠去吧。指导员说，办公室里没人怎么办？值班是文书的工作呀。 因为队长和指导员白天确实都要跟着战士去劳动的，办公室里总不能没有人，所以自己又不敢提了。
　　后来指导员终于同意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到炊事班和种菜班去帮忙，这样我既可以参加劳动，又不至于办公室里总是没人。 从此，只要我把手头上事情做完，就立刻到伙房去帮厨。在炊事班里我学会了做馒头、花卷、包子等等。下午我一般去菜窖里，和种菜班战士一起倒腾全连一冬天吃的萝卜、白菜和土豆。在班里干活我很认真、也从不挑挑拣拣，大家都对我挺好，炊事班长韩凤琴和种菜班长庞金瑞见我总是一副眯眯笑的样子，无意中给了我许多心理上的安慰。因为当时在队部我与卫生员和保管员说话是很少的，有些孤独，现在能和班里战士一起劳动，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后来慢慢的与其他班里的老战士也熟悉了，常常和她们一起做“好人好事”，推着水车到机井去拉水，然后把水分给大家用。晚饭后我常带个小本子到班里，把战士们需要我办的事情仔细记下来，第二天按他们要求一一办好。那些北京、天津和青岛老兵们，一见我都热情地叫我“小文书”。
　　72年元旦刚过没几天，又是一次晚点名开会。我还像往常一样拿着暖瓶给发言的队长倒开水，平时我一般都不会关注他们讲话内容。那次突然听队长说到了我的名字，我竖起耳朵细听，原来要把我的文书职务免掉，到16班去当副班长。事前一点都没听说过，感到太突然了，再说文书才当了3个月就被撤职，也觉得好没面子，但又不敢吭声。散会时候，指导员和队长还像往常一样，各回自己宿舍。我照例在打扫卫生后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等我到寝室时，看到16班班长王秋花正在等我，和我一起住的卫生员和保管员已经帮我卷好了铺盖行李。我整理好自己的一些小件东西，她们一起帮我搬行李走出队部。很奇怪，当时我竟然没有一点留恋的感觉，毕竟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呢，大概命中注定自己就不属于这里的人吧。到了16班宿舍里，我受到了大家很热情的欢迎，她们帮我铺被褥、整东西，旁边宿舍的一些宁波兵也过来看我，有说有笑。我感觉，自己不当文书了，和大家的距离又拉近了，也找回了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
　　没想到我这个小人物被免去文书的事情也引起一些反响。有战士在私下议论，说我是不会“拍马屁”才下来的。还有些老兵对我说，你又没犯错误，凭什么把你降级（经他们告诉我才知道文书是班长级）。她们叫我找团部牛参谋，因为牛参谋是主管我们连队的团部领导。 听了这些议论，我原本平静的心情也不平静了，主要是感觉很委屈。但是我不会去找队长和指导员“讨说法”，更不会去找牛参谋“评理”——我哪有这么大胆量啊。后来又想，反正对这个“文书”我也没觉得什么“稀罕”，而且我确实也没有当好，连值班都不安分守己的。哪个领导会喜欢我这样的文书啊。
　　就这样，在16班里我只是默默地劳动，对于“降级”的事根本不想提。排长李濂澄和我睡一个宿舍，有一天她找我谈心，问我调到班里有什么想法？我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什么想法。她说你有想法尽管说，队长指导员其实都对你印象很不错。我想，既然队长指导员对我印象不错，那怎么连说都不说一声突然把我给降级了？于是我把心里的想法一股脑地告诉了她。过几天又是晚点名，指导员对我进行了表扬，说我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导员还说：“文书到16班去当副班长，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但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没过多久连里开会时，指导员又宣布我被评上“71年度团嘉奖”。据说团里获得这个奖的宁波兵只有我一个，宁波兵来兵团时间这么短，我又没什么“英雄事迹”，这个荣誉应该是领导对我“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鼓励吧。那年，我还被推荐为优秀团员，到团部参加了优秀团员的颁奖大会。我们班长王秋花因为家中有事迟迟没有归队，我又从副班长提升为班长。
　　当文书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个月，但是对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还是很有帮助的 。其中有一件事记忆很深：连队有规定每个战士每天只准打一暖瓶的开水，平时我总是提前到炊事班把指导员和队长的水打好。因为战士们一下班就会涌向食堂来打水，有时候水可能不够了。有一天下午突然下雨了，战士们都提前收工来打水，水烧好时队伍已排得很长很长班长韩凤琴刚说了一句：让文书先打，其中有个宁波战友说：“文书是人，我们不是人啊？”接着其他人情绪也很激动地喊：“我们排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要让文书先打？”吓得我赶紧退让。这件事，对我以后做人做事都挺有帮助的，它让我懂得“做人要低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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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失火事件
　　内蒙古的冬天气温普遍在零下十几度到二十几度，野外劳动时我们都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和口罩，回到寝室后就开始烧炉子取暖。队里运来的煤常常供不应求，整个冬天里我们通常需要用晒干的牛粪充作燃料。牛粪不仅气味很大、让我们身上都是牛屎味，而且牛粪烧不出火苗来，这样宿舍温度也上不来，炕也烧不暖，更没法煮热水洗衣服了。 于是偶尔看见连队运来煤，我们宁波兵就会去“抢”，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需要温暖了。再说，我们宁波女孩又是这么爱干净，无论天多冷，洗洗刷刷仍然少不了。以至于对那些黑乎乎的煤炭那样的钟爱。
　　就是这么一点 “小贪心”，几乎闯了大祸。那是1972年春节即将到来时，也是我刚去16班当副班长的时候。 星期六那天我看到连里运来煤了，就悄悄地对班里的宁波兵说，明天是星期天，我们一起洗床单被褥吧，也算过年做大扫除。 当天晚上我们就去“抢”了一些煤，第二天一早冒着寒风一步一滑地到团部机井去挑水。不但存满了水缸，还把锅碗瓢盆那些能存水的器皿都存满了。开始烧火煮热水，准备大干一番。屋子里的温度迅速升高，我们一个个都兴奋得脸通红。正当我们烧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嚷嚷 “着火了”。我赶紧跑出去看，原来是我们的宿舍屋顶在冒烟。 其他班里战士纷纷跑出来责问我，你们在烧什么？怎么起火了？原来，这次运来的煤特别好烧，可我们还像平时烧牛粪一样，用铁棒使劲地通炉子。没想到这些黝黑铮亮的煤块一倒入炉子里，熊熊火焰就呼呼的顺着烟道往上串，把烟筒的铁皮烧得快要融化，终于把烟道旁边的顶棚也给烧着了。那顶棚是用苇子做的，表面只有薄薄的一层泥，用消防术语讲，是“易燃物”。眼看顶棚上火星一闪一闪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我招呼大家快把炉子闷掉。这时候外面的人也越聚越多，都在喊“屋顶上的烟越来越大了”。我们都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我第一个登上木梯子爬进顶棚里面，后面跟着建亚、珠花她们，我们还一人手里端了一盆水。因为夹层空间很小、高度很低，只好跪着爬行，越往里面空气越少、浓烟也越大，把我们呛得直咳嗽。借着洞口反射进来的那一束微弱光线，我们从钢筋班的上人孔爬到顶棚班，又从顶棚班爬到我们班的位置，大约爬了有二十米距离。好在火势尚未形成，虽然已经烧透了顶棚的最里层，但还是被我们用水泼灭了。
　　当我们爬下来的时候外面已站了很多人。大家都上前问“怎么样？火灭了吧？人还好吧……” 面对这么多人，我突然哭了起来（自己天生不是当英雄的料）。在场的人都说，刚才实在太危险了，一定是惊吓了。他们都来安慰我，可我还是稀里哗啦地哭个不停。其实当时除了惊吓，还很想家。这时候队长和指导员也安慰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别哭了，快去洗洗脸。” 我一看，我们几个女孩的脸都被浓烟熏得和包公一样黑。
　　这件“失火事件”后来竟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2013年夏天我去青岛找当年基建队的战友，如果不是后来卫生员杨树苓在电话里和我提起这段 “失火和救火”的事情，说不定我这辈子不会想起来。后来，我把这段“救火回忆”发到知青网上，有朋友好奇地问道：你怎么把这样的事情给忘记啦？救火，是英雄事迹啊！是啊，我也觉得奇怪。不过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失火”是我们引起的，所以我们救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火被我们扑灭了，大家都平安无事，队长和指导员也没有批评我们，我们都破涕为笑了——答案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现在想想，当时我们都是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就这么勇敢、这么有担当，也是很值得骄傲的。

　　五、南北知青是一家
　　我们连队的知青南北方的都有，在生活习惯上有很多不同。北方的知青已经去了两年，比我们老练。比如被子我们盖上三个月就要洗，老战士会告诉我们不能这样的，水没有这么多，你要一直盖到夏天、不盖了然后再洗。到了第三年，我们还是不习惯。
在文化生活方面，主要是师部宣传队和团部宣传队的演出。在国庆节、元旦，会在团部的大操场上放电影，或者宣传队来表演节目。我们刚去的时候，班里开欢迎会，要新兵出节目，班长让我诗朗诵，她给我写朗诵稿，教我念，有一句是“兵团战士心向党”，她是天津口音念出来的，我也跟她念，大家都说我跟她学了一口天津话。 演出的节目台词通常有“啊，五加河水浪滔滔，乌梁素海翻波浪”；“我们背着背包，来到这片土地上”等等。
　　我的排长李濂澄是天津三中的，在他们那里是重点中学。我和她住同一宿舍。她的一言一行对我有很大影响。平时我以她为榜样，跟着她做好人好事、学唱歌、一起背诵“文史地理”知识。我是71届毕业生，初中实际上只读了三个学期，其中还有学工和学农。小学的时候读到四年级就文革了，两年在家里没读书，入初中又等了一年，到69年复课闹革命才进了中学，因此文化知识少得可怜。北方知青知识面也比我们广，有时候他们在一起讲话，我们会像小孩似的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北京人爱说“歇后语” ，我特别喜欢听，常常听了后琢磨其中的意思，觉得挺有趣的。还有一次，兵团宣传队到我们团来慰问演出，其中有个女生独唱节目《库仑滩，我们第二个故乡》，唱歌的女战士穿着军装扎着腰带，很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听。演出结束后我们都想学唱这首歌，一有空就哼啊哼。后来排长到团里开会带来一份刊登这首歌的《兵团战友报》，因为她认得简谱，我跟着她很快把这首歌学会了，从此我也学会了一些简谱知识。2015年回访兵团前，我凭着自己的记忆把这首歌的词和曲子整理出来，并请老年大学白鹰老师纠正了曲子上的一些错误记录，在回访内蒙古的时候，我把这首歌曲带给了北京、天津和青岛的战友们。有意思的是，战友们唱完这首歌的时候，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说眼前又浮现出曾经战天斗地的岁月。
　　在兵团时，还有些有趣事情发生过。我在16班的时候和宁波兵曹根花搭档值班。有一次值班的时候，走到大食堂那里听到了悉悉索索的声音，我们俩就“哎呀，妈呀”喊了起来，把连队战士全给弄醒了，我们排长拿着手电筒去看。原来那天是礼拜六，为第二天改善伙食，司务长买来一头不能干活的骆驼，准备杀掉吃骆驼肉。我们不知道他买来了骆驼，所以吓得不轻。第二天我和曹根花就被队长当众批评了：一头骆驼就吓得哇哇叫，还值什么班，要是敌人真的来了，你们两个早就屁滚尿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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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感恩故乡人
　　72年6月份，我们一个排两个班的女生被拉到乌拉特前旗王广河村旁边，参加二师变电站工程项目建设。我们的工作是把线架起来，把配电盘弄好，直到可以运行。这个工作做了整整一年，73年建成后，我和另外几个女战士被留在了变电站。 也就是在这个小小变电站里，让我有机会与内蒙古老乡接触，也让我感受到他们朴素和善良的情感，并把他们视作“第二故乡”的亲人。
　　在变电站时我们用水也很不方便，要到王广河村的机井去打。村里有位大爷，是我在井上打水时认识的。也许他还比我父亲小几岁呢，但是常年累月在戈壁滩的风沙中生活，头上又天天包着一条沾满尘土的、脏兮兮的毛巾，还有那满脸的皱纹，让他活脱脱像个“老大爷”。每次碰见我去挑水，他总会很疼爱地叫我“闺女”，并帮我把水桶从井里拎上来。后来只要家里有好吃的，大爷就会悄悄的来叫我。如春天里做了韭菜合子、夏天种的花兰柿（当地一种瓜，很香甜）熟了、中秋节自家做月饼，我都在他家里吃过。 他有个女儿比我小几岁，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常会对女儿说，要向姐姐学习。后来我上了大学给大爷写信，大爷从邮局给我寄了炒大豆和香瓜子，用白毛巾做包裹满满一袋寄到我们学校。 我和他女儿曾经保留了一段时间的通信，虽然后来因为忙于学习和工作，和他们终断了联系，但是大爷一家对我的情和义，已刻在我的心间。
　　在变电站还遇到了两个可敬可爱的师傅， 一个是管仪表的刘师傅，一个是管外线的马师傅，都是乌拉特前期电厂派来支援的技术员。刘师傅是杭州人，毕业于水电中专后被分到乌拉特前旗电厂。马师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直在乌拉特前旗电厂工作。两个师傅尽管性格各异，但都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且对我都很好，有意思的是他俩还特别喜欢互相斗嘴。马师傅在电线杆上干活时说，小王你在下面帮我递工具吧。刘师傅就说，小王别过去，在外面要晒黑的，到我这边来帮忙。刘师傅还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指着电气施工图上的一些符号，对我说“这是电阻、电容、那是继电器”等等。那时候，自己年纪轻，脑子和记性都好使，一接触这些技术上的东西感到很新鲜、有趣，于是刘师傅教过一遍便能很快记牢。后来刘师傅就经常点名要我做他的助手，慢慢的我也能看懂图纸上一些简单的符号和标记，知道刘师傅需要什么仪器和零件，及时给他递上去。 老战士们都说两个师傅对我们宁波兵特别偏向，因为变电站当时只有我和小玲是宁波人。那时候我也确实因为得到两位师傅的厚爱，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后来我上大学时，刘师傅还把他读书时用过的三角板、量角器和圆规都送给了我。
　　73年9月是我到兵团的第三年，可以回家探亲。从变电站到乌拉特前旗要坐二个小时的汽车，半夜有一列火车路过乌拉特前旗，然后到包头，再从包头换车到北京，再从北京换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车到宁波。变电站里只有我和小玲两个宁波人，听说两个女孩子要半夜里在前旗火车站等车，这么荒凉的地方，半夜时分又是一片漆黑，都为我们担心。刘师傅说，晚上住我家去吧，到时候我送你俩上车。马师傅说，还是住我家吧，怕你老婆不同意呢。刘师傅说，你们家的被子里备不住有虱子呢，把人闺女给吓着。他们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决定在马师傅家过夜更方便。现在看到乌拉特前旗有好多高楼，当初都是一排排低矮的泥房，每户家里的地坪也都是露土的。马师傅家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就一个红红的掉了漆的大方柜子。炕旁边是烧饭灶头和水缸，里外两间屋子，吃饭在外屋炕上放个小桌子。那天在马师傅家里吃饭时，只有马师傅和我们一起吃，他老婆忙着给我们做菜端饭，几个半大孩子都眼巴巴地看我们吃。现在想想我和小玲真是好不懂事。多年来我会很内疚当时没有叫孩子们一起吃饭。 马师傅叫我和小玲到里屋睡觉，他和老婆、孩子都睡外面的炕上。那被子是“油渍麻花”的，好像已经很久没洗了，我和小玲都害怕被子里面藏着虱子，不敢脱衣服睡觉。我们互相关照着，不要说出去，否则会让马师傅伤心的。一直到半夜一点多钟，马师傅来叫我们起床，出门的时候我看见马师傅老婆和孩子们盖的那条被子比我们那条更“油渍麻花”，而且已经绽露许多棉絮。当时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愧疚和歉意，觉得马师傅对我们真好。后来，对马师傅更是多了一份敬重的心情。
　　去年回访内蒙兵团前，打算路过乌拉特前旗时顺便去探望马师傅，却不料听到马师傅已经病故的消息，让我伤心不已。直到临去内蒙古的前一天，我写了一篇《内蒙有故人》的日记，记述了当年两位师傅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的故事，并写下自己对他们缅怀和感恩的心情，心里才慢慢平静下来。因为我们当过知青的人，懂得生活的不容易，也更懂得珍惜在艰苦的环境中给予自己帮助的人或事，并会一辈子对他们心存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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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两个人的考场
　　72年开始我们兵团就陆续有上大学的。我之前的文书72年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上学；基建队油漆班的一个女战士73年上了北大，据说她爸是北京军区的高干；我的排长也在悄悄地自学文化课，为工农兵上大学做“文化考试”的准备。 兵团是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又都是城里来的初中和高中生，上大学几乎是所有知青都梦寐以求的事。兵团有硬规定：工农兵上大学必须接受再教育三年以上。72年时候只有69年到兵团的京津两地知青符合条件，73年时候符合条件的又增加了青岛知青，到了74年，最后一批到兵团的宁波兵也都符合条件了。记得当时师部王参谋来给我们开会时说，74年工农兵上大学的比例在我们兵团是62.5:1。也就是说，一个200人的连队，只有3.2个名额。真可谓是“僧多粥少”！
　　大概7月份的时候，我们站长从师部回来传达了74年全国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办法：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录取。我们变电站算上站长、指导员，还有做饭的老黄头，一共只有17个人。师部考虑到73年没有给我们名额，74年人数上按两年计算，一共34人，但还是够不上一个名额的基数。最后站长努力争取：按照“四舍五入”，我们已经超过半个名额了。师部终于同意今年从直属机关中拨出一个名额给我们变电站。
　　“个人报名”时，我们变电站一共有5个人报了名。
　　“群众推荐”那天，师部派了基建科的王参谋来坐镇。当时实行无记名投票，每个人只能推荐2名，得票最多的前2名作为推荐对象，其中第二名为后补，如第一名在体检或政审时不合格，第二名补上。无记名投票时包括站长、指导员和炊事员老黄，他们不是知青但都有投票权。投票一结束马上当众唱票，统计结果：我16票、北京知青王秉军11票，我们俩排在前二位，王参谋当即宣布我和秉军为74年变电站上大学的候选人。
　　体检的时候，我和秉军头天下午坐班车到乌拉特前旗，晚上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第二天一早先抽血化验，后面是内、外科常规检查和测视力等项目。在我的体检表上，每一栏医生都给我打了勾。当我们体检结束走出医院时，看到王参谋在吉普车前招呼我们，还以为师部领导来看我们呢。王参谋叫我们快上他的车，说要和我们一起到变电站去，让我和秉军回去后考试。 不是不用考试吗？我和秉军都感到很突然。王参谋说，因为今年师部直属机关上大学竞争非常激烈，被推荐的知青都是很优秀的，到底让谁去、不让谁去，领导内部有很大分歧，师部只好临时决定在直属机关里增加“文化考试”。
　　在吉普车上还有另外两个监考官，他们都是师部中学的老师。我和秉军坐在后排，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可我觉得秉军心里一定是很高兴的，本来我体检及格了，政审我肯定没问题（入党的时候就审过），按照原来讲的，我上大学是“铁板钉钉”的事。现在师部又来个“文化考试”，无疑给秉军又一个机会，何况秉军是69届，我是71届，论文化基础，他还比我好一点。当时我真是特别后悔没把《青年自学丛书》坚持学下去。大概一年前我去十四团开团支书会议，我的排长李濂澄已是团部直属书记，会上她发给每个团支部一本《青年自学丛书》。当时她还特别关照我“好好看这本书，以后上大学考试用得上”。后来在劳动之余我一直悄悄地在看，而且还做了书中的一部分习题。但是再后来，因为听说工农兵上大学不用考试了，我就把这本书搁起来了。
　　吉普车一开到变电站，我和秉军就到指导员办公室里，一人一张桌子准备考试。当考试卷子发下时，我看到里面有几道数学和物理题竟然是在《青年自学丛书》里做过的，还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在哪里”、“朝代的建都什么年代”题目，以前跟着排长也背过不少。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抬头看了一下秉军，他也刚好抬头看我，还向我吐舌头、咧咧嘴，大概表示难考的样子。考试时间一到，王参谋就来收考卷。后来王参谋他们走了，我看见站长在向秉军发火，秉军照样还是咧咧嘴。不一会，保定知青小崔过来说，恭喜我考得比秉军好，肯定是我上大学了。原来，其中的一个监考老师是小崔高中时的同学，是他悄悄告诉小崔的。这时，我才想起我们站长平时和秉军私下关系不错，他一定很希望这次上大学的是秉军。过几天师部来电话说已经把我报上去了，让我等待录取通知书。
　　上了大学、以及后来工作后，我会常常想起当年在吉普车里，自己那种紧张和焦虑的心情，还会想起只有我和秉军两个人“PK”的考场，以及秉军“咧嘴”时的样子。这也使我常想起那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名言——我感谢《青年自学丛书》在考试中助我一臂之力，并在日后的道路上也常以此来激励自己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另外，很多年以后我也非常感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包括王参谋和站长等人。尤其是后来在社会上看到某些政府机关部门的“世风日下”，真是由衷感慨那时候兵团在管理体制上相对还是比较正规； 在工农兵上大学问题上，虽然难免也有个别“走后门”现象，但是总体上还是能够做到“公平和公正”。否则，我也不能这么顺利地跨进大学校门了。

觉民

　　八、大学生活
　　74年9月我接到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读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这是我从来不曾听说过的专业。在变电站等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里，我满脑子向往的大学专业是“师范”、“医生”、还有“律师”那样的学科，现在我怎么要学这么“土气”的专业？不过当时对我来说，能上大学已经是兵团千万知青中最幸运的人了，因此不管什么专业我都会很努力地去学好。
　　系里召开新生入学大会时，系总支书记宣布各班的学生领导班子。没想到，叫我担任团支部书记职务。这可不行，我得集中精力好好学习文化课，当团支部书记是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的，因此我决定不当。这个想法不仅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机会实在太来之不易，而且还因为班里大部分同学的学习基础都比我好，我是下了决心要去追上他们的。于是，我去找系总支书记，说自己文化程度太差，没有精力和时间做好团支部书记的工作。总支韩书记一开始就回绝了我，说你是党员要服从分配、要敢于挑重担。我想了想还是不甘心，过两天再去找韩支书记，还告诉他，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之前担任吕梁地区团干事，他当团支部书记一定比我更合适。 这时，刚好在一旁的系主任杨桂通老师也帮我说好话： “老韩你就依了她吧”。 韩书记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让那个吕梁地区同学当了团支部书记。
　　回想那时候，我对学习的渴望和认真，真有一股子“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 当时大学里是没有期末和期中考试的，老师留的作业你不做也没人催你管你，全凭每个人的自觉性。因为我当时学习基础差，要听懂老师讲的每一节课内容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此，我在课堂上会很认真地做笔记，一时理解不了的，要在课后反复“咀嚼”。第一学期，在学习建筑制图和建筑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同时还补习高中数学和高中物理课程。我们71届初中生原来连初中课程都没学好，因此老师布置的数学和物理作业，我基本上都不能独立地完成。第一次放寒假回家时，我就天天关在屋里，硬是把那本曾经助我一臂之力的《青年自学丛书》从新复习了一遍。第二学期开学时，我明显感觉自己有了不少提高。宿舍里的女同学也很好奇，说“你怎么都会做了呢”？也从那时候起，我懂得了“知识的问题”真是一种“老老实实的东西”这样一个道理，不会的只能一步一步来，没有捷径可走。后来在学习《理论力学》课的时候，我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那些抽象的“力的分解与合成”和“力的传递”计算公式与解题方法，弄得我头昏脑涨。星期天休息时，我因为想通过自己独立地把习题解出来，一人跑到土木馆的屋顶上冥思苦想，常常错过了吃饭的时间、忘了睡午觉。后来我得了轻度神经衰弱，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出现各种简图和公式。多亏当时教我们《理论力学》的刘源长老师，他是江苏镇江人，在他的授课过程中，给过我许多帮助以及心理安慰。他不仅给我详细批改作业，还让我有不懂的地方可随时到他家里去问。这样我慢慢地减轻了思想压力，终于挺过了重要的一关。
　　第三学期，也是我学习上刚刚有了些进步的时候。突然全国刮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才知道这是“四人帮”为了否定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所做出的成绩而刮起的一股歪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教育战线首先从清华、北大开始，全国各大学校纷纷组织考察学习。 当时我们学校也派出代表去学习取经， 回来后向全校师生传达宣传，中心思想是工农兵大学生要做 “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主人，学校要继续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不能走“白专”道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我们正常的专业理论学习氛围立刻下降。连作息时间上也向清华、北大学习，规定晚上9点前必须灭灯睡觉，如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的行为会被当作走“右倾翻案路线”的典型而受批。整整一个学期里，我们不仅被硬性压缩了许多课堂学习时间，还增加了到大寨学农、部队学军等相关的政治活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我们学校持续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是对我们在读的每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说，无疑是造成了很多的损失。
　　三年的学习时间过得很快，我常用毛主席老人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话来鞭策自己。 对于学校里组织的许多政治和体育文娱活动，一方面考虑到“党员要起带头作用、为集体荣誉多出力”，因此也硬着头皮去报名参加，如越野跑、接力跑、篮球赛、扔铅球掷铁饼等，一般不太受女生们喜爱的运动，我虽然成绩平平，但也都报名参加过 。另一方面，总想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时间，比如院系组织的文艺演出，节目排练要占用许多课余时间，我总是设法推掉，也多亏我们班的女同学积极性比较高，故而我借口“不会”，就可以不用参加了。以至于多年后同学聚会时，见我也到台前“比划”，都无比惊讶：啊？以前你可是一点都不会耶——其实，都是因为当年我文化基础差，硬是把自己那点“兴趣”给压制了下去。
　　关于大学的生活，不得不说一下我的恩师、已故的杨桂通教授，他当年给了我许多帮助，让我永生难忘。杨桂通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塑性动力学专家和生物固体力学最初的开创者，2016年1月24日去世时，人民教育网和力学网都专门发表过对他的悼念文章。当年他给我们上《结构动力学》课时，常常鼓励我们多看课外书，扩充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因为工农兵大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教科书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内容删减。 而让我最感到幸运的是，毕业后我留在土木系结构力学教研室当助教，当时杨老师也在这个教研室。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校，同年研究生制度也恢复。我们这批文革后留校的青年教师在学校统一安排下参加了为期两年的教师进修班学习，第一年脱产补习高等物理、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第二年在本系安排下，一边当学生辅导员一边进修“三大力学”。当时杨老师鼓励我说，进修机会很难得，要好好学习，以后准备考研究生。他还亲自给我选参考书，并让我一段一段地翻译出来交给他看。因为英语基础较差，我一开始看《弹性力学》英文版难度很大，是杨老师指导我怎样学习，并给我耐心讲解，其中有专业理论方面的、也有英语翻译技巧方面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参加考研。一年以后我要助课了，杨老师给教研室主任提建议，专为我组织一次模拟讲课。 因为第一次在全体教研室的老教师面前“当老师”，我心里又慌又乱，课也讲得颠三倒四，是杨老师和教研室的老师们给我耐心指出问题，又给我传授讲课经验，最终让我顺利登上大学教室的讲坛。

觉民

　　九、我看知青经历
　　80年代初，我国知识分子调动政策逐步走向开放，我也从太原工学院调到了宁波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院，开始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由于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因此在新的设计岗位中业务提高也很快。 92年我的地下结构方面的论文《试论土的透水性对封底厚度的影响》，在温州召开的全国建筑结构研讨会上宣读时得到同行们好评，不久又在国家一级刊物《特种结构》上发表。我感谢国家对工农兵大学生在90年代出台的关于“重在本人能力”、“高级职称评审条件参照本科”等一系列政策。95年顺利评上高级工程师职称，96年、98年相继考取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证书，并历任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职务和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2010年退休时原单位又返聘自己任宁波宁大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至今。
　　纵观自己从一个普通知青到土木工程师的经历，最大的体会就是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不放弃自己应该做的努力。 在回城后多年工作中，我并没有因为是知青、工农兵大学生而遭遇不被重视或歧视。
　　现在经常看到知青上山下乡有 “青春无悔”和反对“无悔”之说，我认为讨论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 因为去不去支边支农，并非是我们这代人可选择的事。国家领导人出现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曾经灾难深重，解放后又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而带来的后遗症。 就像处于地壳运动不稳定的地球板块上的那些国家和地区，难免常发生地震或岩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像是一次大地震，不仅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并且震后若干年还有“次生灾害”残留。作为老百姓，我们没有任何抗拒能力可以不让地震发生。又何来“悔”与“不悔”之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如何在这场“地震”到来时候，减少损失，在废墟的微光中努力寻找生存机会，并争取让自己保存得尽量完整些。
　　我们在支边支农中确实遭受了比较多的磨难，有的人还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是，苦难总是不会都没有价值的。曾经在《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卷首言”的文章说，即使在很黑暗的时候遭受到了很大的磨难，但是不能说这样的磨难没有一点价值，如果你能去正视它，正确地看待它，你也可以完善你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