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黑土地 · 徐光辉

觉民

口述者：徐光辉

整理者：王雨婷

时间：2016年4月9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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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辉（1953－），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心集公社桦木岗大队插队，1975年推荐入学，成为佳木斯医学院医疗系“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地质七O一队任随队医生，但放弃了国家分配，回宁波顶替母亲到纺织厂当了一名厂医。90年代初，服从厂里工作需要离开医疗岗位，先后从事宣传教育、党务工会、行政事务、人力资源等工作直至退休。

　　一、老大分家忧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父母在同一个单位里上班。在我的童年中家里孩子多得管不过来，就都上外婆家呆着。总的来说，在那个年代父母是双职工、都挣钱，这样的家庭也不是太困难，虽然不是一个富贵人家，但最起码也是普通的工人家庭，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我赶上了挨饿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那时我八九岁，正是要吃、长身体的时候，可是没得吃。我在家里是老大，父母会教育我说，让着点儿给弟弟妹妹吃。那时候我们去社区居委会大食堂吃饭，可是那里就给你一点儿粥，这个饭是吃不饱的。我有一个大姨，原先在上海，因为没饭吃就跟我姨夫跑到镇海三官堂农村，她来会带点儿炒好的米糠给我外婆吃，外婆就会给我吃一口、吃一口、再要一口，那个香啊！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比起我的同龄人来说应该还是很顺的。我念的幼儿园是宁波市第一幼儿园，现在在宁波还是有名的；我上的小学是镇明中心小学，如果在宁波呆久了也会知道这个小学；中学是宁波一中。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应该来说，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比较好的。我们那时上中学是要经过升学考试的，考不上中学是不能念的。宁波一中相当于宁波的北大、清华，考到宁波一中，也是需要花点精力的。我们一个班里也有考不上中学的同学，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多次留级的女同学，因为当我们停课闹革命的时候，她已然是领导阶级的一员了。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宁波也动了起来。六九、七零届的去向大部分是兵团，他们主要上浙江兵团，而三届生主要去黑龙江。我们把去黑龙江农场、兵团、插队、林场用两个字概括：支边；在当地的是支农。宁波知青去浙江兵团的，年龄就要比我们小一点儿。我们以前说两届生比我们这三届生会好那么点，因为他们去的是浙江兵团，相对来说没那么远。

　　我是在1969年10月去支边的，我们班里最早去东北的同学四月份就走了，比去集贤的还要早。头一批去的同学里有跟我关系好的，问我去不去，那个时候家里还没下决心，我也没下决心，所以他去了我没去。接下来集贤、兵团、农场都有了，但是我父母很为难，他们不想要我走，又不得不让我走，所以能留多长时间我就留多长时间，反正就是不松口，虽然那时讲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支边都是自愿的，但事实上都是被自愿。结果我这一批不去，那一批也不去。九月份支边的那批也不让我去，最后只有去插队，因为这个时间点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当时一直拖着不下乡，我父母单位的领导就找他们谈话，说“你家儿子的支边问题怎么样啦？”之后还会有一些人来，都是比我小的刚刚入学的中学生，他们到我家门口，举个小旗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这样给我们压力。到最后我父母的领导就跟他们讲：“你们回去想明白再来上班。”他们的工作也被停了。就是这样逼迫我们做出决定，父母只能松口了。那一年，我虚岁十七，算是初中生，但是初中念了不到一年。父母说我是跳到黑龙江去的，因为在我小学的时候上的是春季班，后来取消了春季班，经过考试我就升了半级。如果我降了半级我就是69届的了，那么我就可能去浙江兵团。在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中我是年龄最小的男知青。人走一步多关键，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会起作用。

　　讲起离开宁波去往黑龙江场景，我很清楚地记得在火车站我是把眼泪憋回去的。那一天的眼泪实在是太多了，耳边全部是哭声、喊声，我们坐的是专列，火车开动了，送行的人还想再跑两步，再挥一挥手……那个场景几十年了都挥之不去。我发现过去年代的纪录片是不会记录这些眼泪的，记录的都是那种很欢快的场景，因为都说了去“大有作为”，就这么个小男孩还得装坚强。当火车鸣笛的时候，心里头确实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开始准备时还有点开心，去支边了可以凭证明去买这个、买那个，黄衣服、被子，就连那个水壶也都打包带走。好朋友之间会送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像章，这都是当时流行的礼物。

　　二、插队的苦日子

　　我们到了黑龙江大家心里落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坐专列到距离我们村四十多里地的一个叫闫家镇的地方，之后是生产队派大车把我们拉到屯子里去。到距离我们生产队还有十二里的公社时，我们下车参加那里的人们为我们举办的一个小仪式，给我们每人分一斤光头。之后我们就直接进屯子里去了，到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还没有通电的村子，电线还没拉到这里。这就麻烦了，特别是女孩子夜里找厕所，漆黑一片，再加上地面是泥泞的，踩上去就一脚泥，更糟糕的是踩下去拔不出来了。那时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去不知道，一去真是吓一跳！

　　我们大队一共四十二个知识青年，接下来分到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十个人左右，我们队十一个，七个男的，四个女的。我们住的是三间房：东屋、西屋、中间是厨房。东屋是女生住，西屋就我们七个男的住，我们男生住南北炕。我们下乡去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箱子、柜子，安顿下来之后把这些往炕上一放，这两铺炕也就满了。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看分的饼干，干不拉碴的实在不愿意吃。有小孩靠近，我们就赶紧拿来送出一半，等一会儿再来一帮小孩，我们就都给他们了。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我们想吃个白面馒头或者窝窝头都没有，这时才想起来昨儿个把好东西都送人了。

生产队刚开始的时候安排了一个人给我们做饭，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就没人给我们做饭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跟我们自己有关，年轻人从来没吃过苦，到了黑龙江之后可能有点狂。我们中有几个比较挑剔的，跟那个做饭的李大爷也不太友好。记得当时农民中有传对李大爷不太有利的闲话，说好东西都让李大爷拿走了，你们吃不着的，他也不会好好地给你们做饭。这样一来李大爷就撤了，我们就开始了自己做饭的时光。一开始大家商量让女生做饭，男生就做挑水这些体力活，可是她们女生来东北之前也都是小女孩儿，东北饭她们也不会做，头一次焖小米饭都是沙子根本没法吃，按照我们宁波人的说法，这是杀头饭，就是过去给死囚吃的饭，沙子多吃得就慢，就能多活一会儿。这么一讲人家女知青也不开心了，她费劲给我们做饭，让我们一顿说，所以接下来就自己做自己吃，或者各自搭伙做饭。

       在东北一年四季想吃菜实在是太难了。我们到那儿是十月十几号，马上就进入冬天了，根本就没什么菜可以吃，老百姓家里还有吃的，我们知青是真没东西，所以伙食也维持不下去了。记得我们最狼狈的时候，吃的是大粒盐拌饭，没有任何菜，现在的盐是白白的、细细的那种，但是那个大矿盐，指甲这么大，颜色是黄黄的，我们就吃这种盐。当时还有一个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东西——酱油，东北人叫它清酱，那时候一毛五一斤。一般人家一年也不敢去买一斤。来客人了小孩子才看得到酱油，小孩子就趁着大人没看到，偷偷倒点儿酱油拌饭吃，因为平时吃不着。

　　那个时候粮食很紧俏，没吃的了，我们就偷当地人家的粮食。到了秋天，实在没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就上人家老乡房顶轱辘几个倭瓜吃。那里的人们都会储藏点倭瓜，用绳拴个木头把倭瓜往房顶上一放相对开放而且我们也够得着。我还记得有的倭瓜特别大、特别甜，有的太面很难咽下去，可是没办法，我们没吃的只能拿这个当饭吃了。到了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特别冷，都不出去了。我们没柴烧，就偷老百姓的柴禾；馋了就偷他们的鸡、鸭、鹅。当时我们被饿得、冻得实在没办法了。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根本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印象最深刻的是零下三十多度没有柴火烧就睡凉炕。

　　我们这样年纪的小孩啥也不懂，去了刚好赶上秋收，干的第一样农活是装车。我们是10月份到那儿的，那时候黄豆一堆一堆堆在那里，车老板在上面装车，一边踩，一边装，而我们就往上挑，跟着车，车走多快我们就跟多快。当时一起干活的知青怕自己干得太好了，当地人就不让走了，我很简单，没这想法。虽然我年龄小，但是个不小、劲也不小，所以干活也不打怵，属于傻干的那种。我那时挖水利干得两边胳膊都不行了，连鞋子都穿不了了，应该是肩胛骨肌肉拉伤，现在下雨天还会疼。剁猪草时剁到手指，差点手指没了。反正不管是家里活还是地里活，什么活都干。我们讲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当时我的状态。

　　到1971年冬天，我们小队十一个知青十个都回宁波过年了，就我没回。大家都回去了，万一上面来个什么机会，没人在多可惜，我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不回去，我在这边等等机会。这么一说，父母也不反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看知青点，这也是有工分挣的，当时真有个铁路招工的机会，我就去检查了，可惜我眼睛不好查出来是色盲，不合格去不了。

　　家里通过火车给我邮过来一个包裹，我自己买点儿肉，把十一个人的热水瓶通通拿到我那儿，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俱乐部”。冬天也没什么活，小青年们就跑到我这儿来了。我那儿一开始有柴烧，我就烧热水将十一个暖壶都灌上，茶叶是家里带来的，其他吃的东西也有，大家都过来玩、过来吃、过来聊天，很轻松，很开心，当时想没回家也挺好的，心里一点都没难受。后来离过年越来越近，我这里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因为东西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有时候我没烧的，一块儿玩的这帮小哥们过来就给我拎两把柴火，或者对我说，上我们家去吃一顿，所以后来就一家一顿吃过来，吃到我夫人家时，她母亲就想：一个不过20岁的小伙，没吃的、没烧的，还睡凉炕，做病啊。她母亲就跟我说，上这儿来住吧。那时候是大年初二，这以后我就长期住她家了。

觉民

　　三、家的温暖
　　我下乡的时候我夫人十三岁。在1972年初的时候，我的吃住就都在她家了。她家孩子多，有六个，她哥比我小两岁，她的姥姥、姥爷没儿子，也在她家住着，因此她们家有十多口人，这么多的人只有她父亲一个劳力。她家是每年不挣钱的，因为以前欠队上的债，所以就一年干到头还债，自己家里拿不到一分钱，那边把这种情况叫做三角债[ 三角债：即干了一年活，不但赚不到钱，还要欠生产队分粮的钱，而生产队欠大队的债，大队欠公社的债。]，然后队里就每年给每个人分够吃的粮食，她家里有点儿自留地，虽然前后远点，但是自己种些萝卜、白菜、土豆，菜是不愁的。一年到头唯一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是要买盐，所以一年攒够买盐的钱就够了，那年代没钱也是可以活的。
　　东北还有句话，叫“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我和我夫人都姓徐。我住在她家很快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我第一次在她家过年，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种给别人添麻烦了的想法。我想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只会干活，就尽量勤快点多干点活儿吧。跟其他知青相比，我生活上遭罪比较少，劳动上出力比较多，东北农村那些农活我基本上都干过。后期打柴之类的体力活我都是跟着老丈人一起去的，她妈妈可能也是通过这些最简单的劳动考验了我，才决定将女儿嫁给我。我在她家干活，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回来之后跟我老丈人一起往炕上一坐，酒烫好了，就跟我老丈人一起喝酒，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不上桌的。我老丈人是农村厨师，给别人红白喜事烧菜，我就跟着他当小工烧火，主人也会意思意思给我一块，那时候一块钱也是很了不起的，而且还能吃点好吃的。
　　开春了，冬天被雪捂在地里的苞米[ 苞米：玉米别称。]杆可以当柴火烧，我老丈人就领着我在尚未化透的积雪底下捆苞米秆子。干这活特别冻手，沾了雪水的双手被风一吹，刺骨的疼。有一次还没捆到头，老丈人说，这天太冷，冻得受不了，咱别干了，回去吧。我就说，都干到这儿了，不干多亏呀。因为东北人的田地都离村有一段路程，其实当时也不是说老丈人自己吃不消，他是心疼我，我的棉袄都湿了，手也痛得厉害。
　　到她家以后，我首先把扁担长在肩膀上，承包了她家每天早上的挑水，水是从水井挑来的，那个水井是露天的井，冬天很危险旁边都是冰。我到她家以后这事就没让别人做过。我丈母娘每天早上是第一个起来的，她要先做饭，我们吃完饭才能下地干活。她起来做饭，我挑完水就坐在灶台前烧火，我跟我丈母娘很多唠嗑都是在烧火的时候，包括她跟我说想把大闺女给你。这算是爹妈包办的婚姻，大家都说扎根农村干革命，不回宁波了，如果知道我还会回宁波，我丈母娘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说来不可思议，我在黑龙江的时候，像思念家乡、思念爹妈这种感情就很少，再加上我每年寒假回宁波，那就更不用想了，所以我真想不出来哪天我想家了，那时只有在困难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才会想家，而我在丈母娘家的时候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确实不想家。
　　我们支边分在同一个小队里的十一个人，现在大家彼此还都相处得挺好的。值得一说的是我们这个小队七个男知青四个女知青里没有一对知青婚姻，哪怕不跟自己小队，跟别的小队的也没有。唯一原来有可能要成为知青夫妻的一对后来也分手了。而我们这些人中跟当地人结婚的有五个，我们小队这些南北婚姻没有一对离婚的。我们老大哥的爱人是桦南县搪瓷厂的工人不是农民；省粮食学校的那个是在留校以后在哈尔滨找的对象，是哈一百的营业员；还有一个女的上了黑龙江省银行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尚志县银行，之后她在他们银行系统里找了一个对象；还有一个男的到佳木斯机务段做了火车司机，他的夫人是佳木斯纺织厂的。而在南北婚姻中，我和我夫人这一对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她是我插队那个地方的，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所以后来我们回城之后她在市场摆摊，有一段时间她的摊位就成了我们知青的联络点，她是联络员，知青带着自己的配偶到我们家来玩很正常，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在，所以现在我们知青有什么活动，我基本上都带着我夫人。

　　四、“社来社去”上大学
　　我的教育被中断跟上山下乡没关系，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学业。我1965年进宁波一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学业在宁波一中第二学期的课还有部分没上的时候就结束了。学校会成立各种红卫兵团体，大家你扯这个旗，我扯那个旗，老师们被批被斗，那时候没法念书了，都停课闹革命。那时我们还小，也不觉得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的学业好像很可惜，也不会去想不让我们念书该怎么办？我们的想法可能跟现在的中小学生的观念是一样的：不用上课多好啊！也不用做那习题啦！就玩呗！而且原先管着你、训过你的老师，现在你可以训他，多好多解恨哪！
　　而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之后，才真正让我们有一种学习的愿望。农村的文化生活，真的很贫乏。除了《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家轮流翻翻，剩下的就真的没有什么了。正因为如此贫瘠的文化生活，才渴望有学习的机会。但是这学习的愿望是不纯的，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为了跳出农村、离开插队这个地方，这个学习的愿望功利性比较强。如果纯粹为了学习而学习的话，就不会有后来我们戴站长《我拿学习赌明天》这篇文章。我们大队去了42个知青，在我们四小队的是11个，后来通过各种渠道上学的一共有7个，除了一个是当时宁波女中的，剩下都是我们宁波一中的。对于我来说，我本来好好的学生被中断了学业，现在有重新学习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地学习。我选择专业的时候想法也很简单，佳木斯医学院有医疗系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特点是“社来社去[ 社来社去：从哪个公社来，再回到哪个公社去。]”，就是说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我一看这样的专业太好了，既能够学习，还能够回来，两全其美！
　　那时候考大学要推荐，一个县里会有十个、二十个名额，有的公社会争取到两三个，有的一个也没有。我们那里1972年最早出去的那个男生，考的是黑龙江省粮食学校，他是有准备的，是实实在在考上大学的。他原来是宁波一中高一的学生，来支边的时候就带着教科书，他是真正有想法要读书的人，后来他大学毕业以后就留校当了老师，最后在学校的副校长岗位上退休。在我们考试的前一年出了“白卷先生”张铁生[ 张铁生： 1950年生，辽宁兴城人。因在1973年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信，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著名人物，俗称“白卷英雄”。]，虽然考试还是要考但是已经没有这么多规矩了。我还记得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有两个选题，一个是“下乡镀金论”；另一个是“读书做官论”，两个题随我们选一个批判一下都行，我当时就觉得批判这个很容易，所以我的考试不用别的就写这么一篇文章就可以了。当然当时的政治思想很重要，当时的国家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就是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
　　虽然一切仿佛都带着一些荒唐，但确确实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并且有着一些冥冥中注定好的意味。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黑龙江没白去，人生的两件大事：读大学、娶媳妇，都在那里，多不容易！

觉民

　　五、回宁波后的艰难
　　1978年下半年是大批返城的时候。我回宁波主要是来自我父母的压力。他们想着要我回去却不同意我们结婚，随后他们就一封接着一封的给我写信，我母亲的文化水平不怎么样，是解放之后扫盲班读出来的，算是很努力的那一种，信纸也能写个两三张。我的回话也很干脆：要回去就两个人，如果不是两个人我就不回去，最后你们定，别的就不用说了。最后在我的坚持下，我父母只能同意了。其实那时候我在东北这边已经不用“社来社去”，而是列入大学生毕业分配了。
　　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一边是魂牵梦萦的宁波，我陷入了难以取舍的境地。无奈之下，我作出了一个当时看来很周全的决定——先去介绍信上指定的“黑龙江省地质五大队”报到，看看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再说。我作好决定，就立即来到了地质队，找到了人事处，处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简单介绍了地质队的情况和我的工作安排，并给我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40几元，同时他又解释说，这是基本工资，明年开春到辽宁去工作之后还有每天1.5元的野外津贴。因为时值冬天，地质队的工人都在休假，我也可以先回宁波探亲，过年后再来上班，回宁波前可以在地质队的招待所住。
　　招待所在地质大院内，里面的环境还不错，我躺在床上静静地思索，地质队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都不错，再加上在这里有恩重如山的岳父岳母和亲如兄弟的伙伴们，天平的砝码似乎在向东北倾斜。我甚至开始努力地想象留在黑龙江的幸福生活。但越想就越觉得留在黑龙江的生活幸福不起来——我要是在地质队上班，那么我老婆就要在地质大院当“留守女士”，虽然她可以时常回娘家，但在当时的交通不容易的条件下，她总不能扔下小家不管，这样她就不能感到幸福。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葡萄”烟，烟头铺满了床边的地，虽然眼睛熬得通红，但是一点睡意也没有。眼看着黑龙江冬天的长夜即将过去，我缓缓地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个硬币，心里想着，就让硬币决定我的去留——正面就回宁波！硬币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被子上，我定睛一看是正面，我决定听从硬币的安排！
　　决定回宁波之后，我就去找处长了。我将编好的故事讲给处长听：我喜欢搞外科业务，但地质队好像开展不了什么外科业务，正好我的一个同学喜欢到地质队来，所以我俩想换一下，而且那个同学说可以到合江地区人事局重开介绍信，就请处长同意我们的要求吧，听说你也是搞业务出身的，一定可以理解年轻人想在专业上发展的心情的。处长同意了，最后我就把工资换成了介绍信。我这人考虑问题就死脑筋，人家说，你拿着介绍信去报到，工资也拿着，领着老婆回宁波就好了，还把工资什么的都还了。其实我是怕中间发生什么变故，我要走就走的彻底一点，做好到宁波一切从零开始的思想准备，我就不抱怨。
　　从地质队回到我夫人家，我们就开始准备回宁波。首要的是我俩的婚事。我想着要给老丈人、丈母娘一个交代，我把你们姑娘带走了，不领证算什么呢？当时知青返城有条件，已婚的不能返城，所以我们在这里头也费了不少心思。首先我把户口迁走，迁回宁波之后我再跟她去登记结婚，一定要这样倒过来办，先结婚办不了。我始终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不是什么圣人，我去上大学一开学我马上就公布有未婚妻在屯子里，免得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回宁波也是，我就跟她说，如果你不跟我回去，我不敢保证对于他们的攻势我能把持得住。回宁波以后，我先暂时让她住到舅舅家，不出所料家里就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了，当时我27岁、大学毕业，这样的条件找对象确实也很吃香。当然他们所有的张罗都是没有用的，我老婆领回来了，我俩结婚证也扯了，不管她现在住在哪儿都是我合法的妻子。
　　我没回来之前，我们家是老二升为老大，所有事情都听我妹妹的。我去支边，我的妹妹就去宁波地区纺织品站上班了，我跟她差一岁，我是68届，她是72届。妹妹与人打交道挺好的，包括给我寄东西都是她一手操办的。我回来好几年后，我父亲还在说：你姐姐你姐姐。我不在宁波的时候他说惯了，我回来之后也归到弟弟那一类去了。
　　回宁波之后是真困难。她跟我来的时候岁数也小，而且她从来没有来过宁波，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但还是跟着我来了。来了以后，没有自己的房子，我父母的房子是前后两间，我俩就挤在后面那间小屋子里，我们屋子里的那张床还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中间还是漏的，太旧了。这边吃的她也吃不惯，宁波话也听不懂，再加上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还不是很接纳她，所以每次讲话做事也没给她多少好脸色，这就很难受。
　　那时在宁波安身也相当困难，买米、买烟、买肥皂、买豆腐都需要票，而那个年代所有的票都是跟着户口来的，她没有这里的户口，也就意味着没有口粮，所以我们家的情况就比一般人家困难。在别人拿粮票换鸡蛋吃的时候，我们还要花钱买粮票。大部分人粮票都剩余的时候，我们最缺的就是粮票。为了预防以后挨饿，我们就备了很多的粮票，最后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花钱买来的粮票就成了我们那个年代的见证。
　　就像我在《返城后一起捱苦的日子》写的那样，我们那时的感觉真的很差，虽然回来了，但是感觉很无助，办事情还不如在黑龙江那边顺利。在黑龙江，我跑到县委办事马上就能成，到宁波区政府也进不去，什么人都不认识。我曾经的同学、好朋友大部分都与我差不多的命运，都下乡、支边去了，大家回来之后都自顾不暇，谁还能帮我啊。我回到宁波以后重新开始了我的事业，回来后我就顶替我妈，我妈是企业的中层干部，为了让我顶替，不到50岁就提前退了休，像我这样完全不做老本行一切从头开始真的很少。去年我们举办了1975—2015第13期佳木斯医学院的同学会，同期学医的同学都是医生，有的是享受省政府津贴的名医，有的被聘请去60万一年，只有我的工作与医学无关。
　　开始我俩只有我一份工资，我27岁，挣的工资25元，而我的大学毕业证因为我是顶替父母接班不是干本行所以没有用处，当时的生活真是太困难了。我夫人那时候找不到工作，就只能上外面拿点零活回家干，像缝手套，一捆12副一共8分钱。像我们穿的衣服，从单的到棉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小舅子上宁波来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一套浅灰色的涤卡青年装。我在黑龙江获得了独立、自信、勤劳，我始终认为自己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不会把我俩饿死的，只是开头困难一些，最后肯定会好的。就是这样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们，我后来在工会、人力资源部、宣传教育科干过，后来又考过政工师、人力资源管理师，最后是在企业当中层干部，当过总经办主任、工会主席、党办主任。这样的艰苦的生活，我俩就相互扶持着熬过来了。我们1979年回的宁波，1987年我们俩就拿出了5000块开了店，这是后话了。
　　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我们怎样困难我们都要管东北那边的兄弟姐妹，只要是能帮的都得帮上一把。那次我丈母娘中风了，我赶紧跟夫人说你赶紧回去！我马上就给她买了机票，她第二天就到了。然后给我丈母娘看病花的钱都是她付的，她后来给我打电话说，已经花了不少钱了，今年的养老钱我们就少给一些吧。我说这是什么话，生病花了钱那养老钱更应该多给一些才是，少给一些怎么行，多给点儿！然后她就听我的多给点。可能也是因为我真心真意地对他们一家，所以她的父母拿我当儿子、兄弟姐妹都拿我当亲哥哥。
　　我小舅子得了肺结核，商量着去医院看看，可是需要500块钱的押金，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结果东拼西凑只有300块，我老丈母娘就说那只能看他自己的命了。给了他300块钱让他坐车来找我们，那时我小舅子只有17岁。在吃大锅饭的年代，打针吃药不用花钱，我在厂里的医务室工作，就在厂里把链霉素拿来，天天给他打针，一年以后我小舅子的病就好了。可是第二年又复发了，他就再过来，那时候有了新药，但是医疗费开始自费，那药一瓶45元，我的一个月工资也就45元，很快他的病治好了我就让他带了两瓶药回去。那一段时期生肺结核死了好几个人，我小舅子回去之后别人就问他吃啥药吃好的，他就说吃了这个药，结果他就把那药卖了。给他带回去的药他不吃卖了，卖了以后病又犯了他又回来，我再给他治，这次终于彻底治好了，他回去就当兵去了。到现在我小舅子喝点酒之后还会拉着他的哥哥说你不是我的亲哥哥，指着我说你才是。他是记得这件事的，他觉得是我救了他的命，我的确是用真心换来了他们的真心。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吃了很多的苦头。可是即使再怎么苦，我也从来不在弟弟妹妹跟前表现出那种我去了黑龙江，你们都好了，所以我回来你们都要对我客气一点儿的态度。我们两个回来之后都是靠自己，连父母也没靠，话说回来我俩5月结婚，我妹妹10月结婚，我们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单单把这些子女都安排好也够呛的。
　　我这个人在很多事情上很感性，会考虑很多东西，包括后来买保险。2000年我想给我夫人买保险，可是她户口还没迁过来买不了。后来考虑了一下我就给我自己买保险，受益人写的是她。等到2003年，她的户口终于迁过来了（后来政府大批办户口，就可以办了），我马上给她买保险。因为我想着她跟着我上宁波来了，在这里除了我，她没有其他亲友，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我得给她一份保障。我很感激她，有的人说我好像惯着老婆，我说就她7000多里地跟着我来到宁波这一个举动我就不能给她气受，她在这里没有其他亲属，她如果不开心跟谁去说，当然她开心了，我也就开心了。这些我曾经写过夫妻相处之道，关于夫妻之间的换位思考、相处中的不讲理——夫妻之间不要讲道理，讲道理就不是夫妻了，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讲也没用。

觉民

　　六、关于知青的几个话题
　　我讲一下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怎么看。
　　我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968年毛主席正式提出上山下乡，我们下乡是1969年。如果那时候没有文化大革命，我1965年入学，1968年应该毕业了，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如果当时没有上山下乡的话，那我算是毕业生？还是要去读高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下乡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学校已经乱了，同学坐在一块儿也陌生了，老师被批判，学校里“工宣队”来了，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要回去重新上课也是不可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就造成这么一批红卫兵，写传单、贴传单、写大字报、刻钢板、印传单……还有一段时间，杭州的红卫兵组织在宁波有个驻甬办事处，我还上那儿去帮过忙，那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在那里给他们开车，我那时还是比较单纯的，就跟着大家忙活，也看不透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太小了。
　　有人说，希望上山下乡运动不再发生。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多余的，上山下乡运动现在想发生也发生不了！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再把谁安排到农村去了，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吃大锅饭的时候，农民心里都想着反正生产队五百口人，来了十个知青，也不是抢我一个人的，给他吃点儿就吃点呗，工分跟我们一样又能咋的。放在在今天把人弄到农村去，人家就会说你跟当地农民抢口粮吃，而且现在土地都是个人的，你往哪里插知青？
　　关于现在一直在争论的青春无悔，我认为青春是一个永恒的东西，这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关，甚至跟国家、社会制度、信仰都没有关系。而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不是说下乡了无悔，在城里呆着就有悔了。青春是资本，我们当时就是仗着这个资本去了，到老了才有这些回忆，那我到底是有悔还是没悔呢？我们再来想一下，我们自己选择可能会有后悔，而我们下乡是没有选择的，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悔的，我们没有后悔的机会。关于青春我想生活已经过去了，又不能重新回去，就像我回宁波的决定，都是义无反顾，我的同学对我说：可惜了，如果你不转行的话，那你现在肯定也是专家。因为他们知道老浙头聪明会读书。我们毕业考试考的是内科和外科，我这两门课总分是第一名。他们那时就会说，看你也不是太认真，暑假上桦木岗，寒假回宁波，有时候人家开学一个月你才回来。我后来考这个证，考那个证，反正只要去了就拿下，不会有第二次。我心态很好，我始终认为：我也不是最差的，考试我会不及格？我不及格的话，那得有几个及格的呀？老师也不会把题整的太难吧？就是这个心态。我就是认为我们在做了决定之后只有尽量让自己走得更好才能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有人说“知青北下，给黑土地的人们一次检阅人性善恶的机会”，关于检阅人心善恶这些我确确实实也感受得到。黑土地上的人们是热情的、善良的，首先，如果在宁波插队，我们评工分就不可能是十分，他们可能给你五六七分，能干点的给到七，就很了不起了，可是黑龙江的人们不管我们会干还是不会干，都让我们跟当地的人一样拿到十分的工分。上山下乡运动绝对是不好的，但是像我们这样年少无知的青年到那儿去大家也都惹过事，可是那里的人们对我们确实还是很宽容，有很多像出个民工、看看地、看看场院，他们还是会想到我们。
　　我始终认为知青是个群体但它没法归类，我不能说知青怎么样，就像我不会因为有人说知青坏话气得不像样，我也不会因为有人说知青很伟大我就高兴得不像样。知青，一千七百多万、全国各地、老的少的都有，具体化到个人，有很多很多的个性，就我个人讲，我不能代表所有知青，也不能因为我而改变知青这个定义，我就是我，我是一个知青。
　　既然知青运动是逃不过的，那么在人生经历中受点苦难不怕，这是人生的财富，是花钱买不来的，作为一个知青现在可以乐乐呵呵地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那些酸甜苦辣，有机会说出来这就是幸福，就怕尝过了没有机会说。
　　现在的知青回访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去年我相熟的知青朋友回去后在村子里杀猪送给乡亲们，还给他们发了钱，回宁波以前又摆了十来桌，请乡亲们吃饭。当时生活困难，现在退休了，衣食无忧的就想回去看看，曾经把青春扔在那里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就是对当地人的一种回报、一种感恩。
　　我没有参加过知青回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点，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凑这个热闹，我只想回去看看老丈母娘、老丈人就够了；第二点，我不想在没关系的人身上花钱，像捐款、帮困助学这些我虽然不反对，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帮助老丈人一家让他们过得好一些就够了。

　　七、我的生活态度
　　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其实很简单，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地生活，尽可能少的给儿女带来麻烦，多给他们一点支持。小辈们都喜欢吃我们做的菜，像茄子炖鲶鱼或是南北结合的菜，我们也常常会包点饺子。
　　我做人比较简单，其他人可能在干事业上面比我多些心得，我是比较顾家属于小男人。我一直认为在生活中少抱怨一些，把自己放低一点，可能是一个生存之道。如果当时回宁波之后是那种心态——我去下乡，你们都好好的，现在我回来了，你们要给我做些什么。如果是这样的心态我早就不行了。我进单位后没换过地方一直干到退休，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没下过岗没待过业，已经很不错了，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以干到退休也是很荣幸的（很多在四十八九岁就买断工龄）。
　　我家就一个女儿，是80年的。知青这一代，也是赶上独生子女的时候，即使国家政策允许我们生两个，我们也生不起、养不起，一个就够呛了。我夫人四十岁就不干了，她不工作一部分也是为了女儿，我女儿从初中到高二数学就没有及格过，那时候我们做生意也没有时间管过她，后来我们盘算着再这样下去她上大学都有困难了，所以我夫人就下定决心不做了。然后她就在家看着女儿，我们再给她请一个数学家教。最后高考的时候，女儿的数学总算考了90分。
　　现在女儿在成人学校当老师，女婿是一个公务员。虽然说我女儿生活压力不大，但是他们有工作的压力、竞争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这就给他们减轻了很多压力，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点儿拼，上了一定岁数之后都看得淡了，只要身体好一点就满足了。对于女儿他们一家，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他们。
　　对于你们大学生，我的建议是：人总归要走向社会，对于自身，要把自己放低点儿，起步的时候把自己放低点没错。对于生活，一切都是未知的，年轻人的目光要放长远，就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不管怎么样，都是需要实实在在地去干。碰到困苦和挫折，不要怕，也不要躲，这些事情是不能避免的，无非说早点碰到早点吸取教训、获得经验，所以不能轻易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