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淀后的知青岁月 · 张奉生

觉民

口述者：张奉生

整理者：陈诗佳

时间：2016年11月11日下午14:00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教室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9612\wps1.png　　张奉生，男，祖籍山东。1949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宁波奉化溪口镇。1968年宁波二中高中毕业，1969年4月赴黑龙江省集贤县沙岗公社胜利大队插队务农。197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集贤县委员会委员。1973年10月入学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1976年10月毕业分配留校任教。1982年任中共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总支委员，1984年校职代会上被选为校职代会副主席。1985年调入浙江省对外贸易公司，分别仼公司人事部经理、办公室主任、分公司经理等职。1997年转入外资企业工作。2009年退休。

　　一、运动开始了

　　我的祖籍是山东的。1949年，我的父母亲随着解放大军一直南下。我父亲先在奉化工作，后来到了宁波。我出生在奉化，所以父母亲给我取名奉生，北方人取名不太讲艺术，好记就行。我基本上是在宁波长大的。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下乡了两个。我是老大，68届高中毕业，实际上只读了高一；妹妹是老二，初中毕业；还有个54年出生的弟弟。我和妹妹下乡时弟弟小学毕业，所以他没有参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期间大学不招生，工厂也不招工，我们年轻人便向往当兵，但我的政审不合格。我父亲当时属于宁波地区的一名主要领导，因此我们家是干部家庭，但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走资派。父亲被打倒了，被隔离进了牛棚。我们这些子女从“红五类”变为“黑六类”，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倒没有太大的落差。那时候的干部比较传统，父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格，不允许搞特殊化。我们除了住干部大院，生活跟其他普通家庭孩子一样，所以和同学们相处挺融洽的，他们也没有因为我是走资派子女就对我们另眼相看。唯一的刺激，就是上头不同意我当兵。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部《军垦战歌》，讲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荒造田、兴修水利，建设边疆的事，粮棉畜牧园林，电影里边的新疆很漂亮。那时倡导“有志青年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宁波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中也招收了一部分学生。到了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宁波招人，他们的半军事化管理很吸引人，年轻人都想当不了兵能去兵团也好。69年年初，春节以后，组织上开始动员了。那时候年轻，有一种探险和好玩的心态，就想着到黑龙江去，到东北的大森林去，到生产建设兵团去，加上我本身是外地人，家乡观念不如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所以那时候我是自愿下乡的，而且非常主动。但是一报名，发现没有兵团，也没有农场，大家全部插队，去萝北或是集贤。我们知道萝北在中苏边境，感觉也很刺激，但是知青办却不让我们这批人去，便只能到了集贤。

　　下乡前，我到牛棚里去看望父亲并与父亲告别，我告诉他：我们要走啦，去集贤。父亲看过地图，说还不是边境。之后他又补充道，你们这个沙岗公社估计有沙子。没讲其它，我们就和父母分别了。

　　二、适应新生活

　　1969年4月27日，我和妹妹一起到黑龙江下乡。当时我和妹妹被分配到一个屯，同属集贤县沙岗公社胜利大队，可以互相照顾。但后来劳动的时候分成小队，我和妹妹也就分开了。

　　下乡之前，我们对北方农村的状况并没有多大了解，但到了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也没有远离家乡的感觉，可能是年轻人自身的单纯和仍然是过学生式的集体生活，对新生活的向往吧。我们刚去的时候，国家给了半年的生活费，还有粮食啊油啊之类的物品。我们每个月可以到县里的粮库领。半年以后，粮食就归在生产队管了。生产队给我们开了一个食堂，有一个专门烧饭的老大爷。吃的是食堂，过的是集体生活，虽然这些跟南方有些差别，但感觉上还是像学生一样，倒也还适应。

　　我们是4月30日到的生产队，接着在屯里熟悉了一两天，然后就开始干些比较轻巧的辅助性农活，劳动强度不大，甚至跟着妇女干活。因为我们都还不会劳动，农民们也不急着在我们刚到之初就教我们劳作。那时候五月初，地已经播种了，这之后有个活叫踩格子。地里种着小米、黍米、黏黄米等一些谷物，播种后土地比较松，只有踩实了粮食才会发芽。踩格子的活很轻松，就在那儿走路。我们心想这也叫干农活啊？南方农村种地时非常苦，农民一年365天几乎是没有休息的。我初中的时候，每年到了农忙时节，就要跟着去“双抢”，跟保卫战一样。各行各业、基层干部、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抢收抢种，割下早稻，插下晚稻，劳动强度很大。夏天在水田，太阳晒，蚂蟥叮。到了黑龙江，起初确实没有感到特别劳累特别辛苦，到了秋割的时候，从割小麦到割黍米，割黄豆，掐高粱，掰苞米，我们才慢慢感受到北方的农活也累人。但相比较而言，北方农活仍然要比南方轻一些，劳动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到了冬天，大地被冻住以后，东北就开始猫冬，得到第二年4月份开春后才开始种庄稼。我们就从东北回到宁波，等到开春以前再回去，像候鸟一样。那时候粮食管制，粮食不能运，但年糕可以。我们每年都把年糕切成片，晾干晒成年糕干，打包托运，但也不能多带。想吃米了就得自己带，去火车货运站托运时要检查，怎么办呢？我们就在纸箱里先放些书和鞋子等物品进去。重量得称好，想带五公斤的粮食就得放上五公斤的物品。到了车站托运，管理人员问，你这里有什么东西啊？我们说衣服和书。他打开一检查，发现没问题，就让我们去打包。我们一转过去就把书和鞋子拿出来，把粮食放进去，过关。不过这也只是有时候馋了，来调剂调剂生活。

　　那个时候生产队给每个知青十个工分，能干活的都按照当地的正劳力来对待。第一年农业学大寨，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一个屯子统一结算，每十个工分大概八九毛钱。但东北并不是每天都有劳动，下雨天或是天冷了就不劳动，一年里真正能够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也就半年，所以第一年我大约挣了一百来块钱。第二年分了小队，核算单位小了些，大家积极性提高了，工分结算也高了，我们生产队大概是每十个工分一块两三毛。有的生产队队长带着大家搞副业，他们就有两块多。

　　第二年我们分小队。原先一共19个知青，12个男的，7个女的。为了照顾女同学，我们让她们7个人全部在一个生产队，男同学四人一个生产队。分成四个小队以后，老乡们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青人少就取消专人烧饭的安排。他们总是念叨“这些孩子不容易”，平日里自家包了饺子就送给我们吃。刚下乡的时候我们集体住，后来分了生产队就分开住了，有的住在生产队仓库，有的住在农民家里。到了1971年，生产大队用旧房子改造成了一个知青点，把我们又集中起来住在里头。我们跟群众相处很和谐，大家之间的沟通也很频繁。72年那会儿，我在当地入了党。因为同去的一批知青中我的年龄比较大，又是知靑班长，所以生产队会比较关注一点，有事也会跟我商量商量。同一年，县里把我们生产大队作为全县生活安置、照顾知青的典型样板，安排全县的知青工作现场会议在我们这里召开。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很匮乏，大多数时间劳动累了就早点休息。收工回来，大伙儿有时候看看书、看看报纸，也有传手抄本的，有时候跟着教师到学校里玩，有时候吹吹笛子、拉拉二胡、拉拉手风琴，像我们生产队的冯健手风琴和小提琴拉得很棒，在队里也教会了一些人。我们有个同学会一点木匠活，生产队就把他安置在木匠铺里，他自己做双杠锻炼身体。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到县城里看电影，因为生产队没有电影，而我们离县城比较近。第一年我们跑到县城五里地的地方去看电影，屏幕很小，人又围得满满的，根本看不见。我自己更多时候是看书，特别是后期想上学，就想着复习复习。

觉民

　　三、知青时代的糗事
　　当地农民对我们方方面面都很照顾。他们经常在口头上讲的是“这些孩子不容易，不远万里，从南方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会，他们也不埋怨，带着我们从轻到重，从易到难地慢慢干。比如割小麦这农活并不难，但镰刀非常重要。我们没有刀，就到供销社买上一把。可是供销社买来的刀没有磨过，把又短，我们也不会用。我们19个人一个下午割的麦子就两个小房间那么大，可还割不完。农民们干完了自己的活还要来帮我们割，却没有一句抱怨，只说：你们不会干不要紧，慢慢地学。到1973年我离开农村的那一年，一百来人割小麦，我成了打头的。那时候除了没赶过马车，其他农活我基本上都能干。东北每年有三个比较重大的节日，五月节、八月节和春节。春节我们回家，五月节和八月节在当地过。农民一般都是包饺子，五月节还会吃蛋（鸡蛋、鹅蛋偏多，鸭蛋很少）。他们都会给知青送过来，虽然到后来集体不送了，但是个别关系亲近的还是会送。
　　日常生活总的来说很和谐，但也有打架和偷鸡摸狗的事儿发生。东北一些村跟村的地是连着的。有些农民私心比较重，把自己的猪啊鹅啊往地里赶，赶到我们村的地头来。生产队就说我们知青啥都不怕，在这儿也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不用担心抹不开面子，让队里铁匠铺打一些红缨枪给我们去赶猪。我们问可以把猪扎死吗？生产队说可以。我们觉着挺好玩，也就去了。结果真有那么几回把人家的猪扎死在地里，生产队就让我们拿回去吃了。但事后听说邻村的农民到公社告状，要求给说法，还是生产队赔钱了事的。记得我们就因为为看护村里的庄稼跟邻村的农民打过几次架。至于偷鸡摸狗，我们也是遵循本村的不碰，只到邻村折腾的原则。我们生产队的知青都是学校里出来的，比较守纪律，但也要面子。外地的知青到我们生产队来看我们，我们没啥东西招待的，总不能给人家烧两个土豆，弄一锅苞米馇子吧？那就上邻村去偷点吧，再去供销社弄点酒来。现在想想，偷鸡摸狗这事儿呢，一是年轻人馋，毕竟当年的生活比较艰苦，全国都一样，不光是黑龙江。二是年轻人爱恶作剧，不是很恶劣地专门偷，而是有个分寸。村里人都知根知底的，人家还把鹅蛋鸡蛋给我们吃，要偷得到远点去，到邻村三四里地去偷。
　　兵团、农场每年都有探亲假，还给报销路费，农村插队无所谓探亲假，也没人给报销路费，只是时间上自由很多，要回就回，要来就来。这期间我们也逃过票，一般是带着玩的情绪，不是故意要占国家的便宜。一旦农闲啦，天下雨啦，我们就不出工，趁着休息的空当到佳木斯去。在福利屯上车，边上的站台是通的，谁都可以上去，所以我们从来不需要从门票口进去。到了佳木斯，出站从边门走的人比从正门走的人还多。那儿的老百姓和铁路工人都这样，我们也就跟着，心想“人民列车人民坐”嘛，那买什么票？

　　四、离开农村上大学
　　我真正思想动摇想离开农村的想法是在第三年出现的。下乡头一年里，生活上和在家乡没有多大差别，加上年轻人好玩好动的性格，感觉能够待下去。可到了第二年，我就开始琢磨，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当时也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到了72年，有招兵和当地煤矿招工的。有些同学想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有去当兵的。招兵的时候，我去报名了，但被告知岁数超了年龄上限，所以我就专心准备读书了。大概是71年下半年，已经听到传言说学校里缺教师，医院里缺医生，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试点招生了。我想上大学起码得高中毕业吧，于是那年冬天回来后，我通过原来的老师介绍，找了一个数学老师帮忙复习高中数学。
　　73年果然开始招生，规模扩大，我就去参加报名。当时也讲推荐，大家都可以报名。但在生产队报名后要到公社，公社事先摸下底，淘汰掉一些人，再送到县里去考试。那时候的考试要求实际上是以初中水平来衡量的，没有真正的难度，毕竟很少有人能学到高中。我心想那我总还是通得过的吧。但当时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考试交了白卷还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后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再后来那次考试全部不作数，但作为参考。那一年正好浙江到我们县里来招生四人，要三女一男，明细都讲清楚了：浙江大学，高分子化学系，女；浙江化工学院，有机化学系，女；杭州大学，政治系，女；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男。我想着能上学就很好了，要能回到浙江上学不是更好吗？虽然不太愿意学医科，但没有选择，我也就去了。
　　我一直觉得在同批知青中，我是幸运的。我的人生历程基本上以本命年为转折点。十二岁，我在上小学，什么都不懂；二十四岁，离开农村上大学；三十六岁，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辞去教员工作离开了学校，到省对外贸易公司下海经商；四十八岁，离开外贸公司，到了宁波的合资企业；六十岁，我退休了。

　　五、组织回访第二故乡
　　因为到了宁波的合资企业，所以后来我参与的宁波知青活动比较多。我爱人文革期间当了兵，在部队医院。虽然没有经历上山下乡，但是她的战友情和我的知青情有相通之处，因此这些年来，她一直很支持我参与知青活动。我们宁波知青回访，从知青返城后就陆续不断地在做，其中大规模的回访活动有两次，分别是2004年下乡三十五周年纪念和2009年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看过一些材料，国内也有类似形式的回访，但像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遥远的路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可能还是少数。特别是04年那回，随着我们去的新闻媒体就有二十来家。
　　但组织回访中间也遇到过困难。04年那次我们最初是跟杭州知青联合组织回访。杭州知青为了争取多一些人员参加，就在报纸上发布了信息，说是几月几日，坐火车从哪里到哪里，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发布信息的目的是好的，想多动员一些人，但火车专列是需要铁道部审核批准的，而这个计划是我们跟宁波铁路旅游公司私下商量的，结果被杭州铁路分局领导看见了。领导们认为都还没有上报、审批，你们就通过新闻媒体披露出来，显然是不按规定行事，于是就拒绝批准。后来杭州知青就退出了活动，只剩下我们宁波知青。那年大部分知青都还没有退休，很多人没有时间参与进来，所以人员数量上就有问题，最终又涉及到钱。于是我们跟铁路旅游公司谈好，一次性给多少资金，一共要多少位置，什么时候乘坐。有问题大家一块儿商量，一边到上面去争取，一边在下面进一步去扩大人数。叧外，我们还积极扩大社会影响，联系企业参与组织活动。杭州“蜂之语”公司给予了我们资金和实物赞助。
　　我想我们能够成功地回访，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呢，就是时间比较合适。返城二十多年，知青的生活慢慢稳定了，有精力来组织参与后知青时代的一些事情了。而这过程中，人的情感也在慢慢沉淀。当人的情感积淀到了一定程度，它会喷发出来。地利呢，是我们集贤所在的地理位置比较好，而且当地领导对知青回访活动非常重视和关心。97、98年时县里领导曾来慰问过我们宁波知青，并参加了4月27日宁波知青的聚会活动。不可否认，这跟我们中一位名叫张惠荣的知青在集贤当副县长有关系。在几次大的活动中，他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人和。首先，我们集贤知青有共同的心愿，都希望回去看看。回溯活动历史，最早是在89年，下乡二十周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但那时正巧赶上动乱，被政府制止了，一直到98年才又有动向。其次，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团队。再者就是大伙儿人心齐，都有这个愿望，都愿意出力。只要有活动，很多知青朋友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乐意。
本着回去看看的愿望，我们通过活动来回馈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成立宁波知青网以后，我们就请集贤当地的教育局提出名单，列出考上高中但家中经济比较困难的孩子，然后我们跟孩子们结对子，帮困助学。每年我们资助三十人，有些是知青集体，有些是知青个人。再比如，黑龙江有时候受灾严重，比如旱灾或是寒流提前，我们就联系这边的红十字会，捐赠一些物资给当地的老百姓。还有个别经商、办厂的知青向集贤当地招工，希望解决一些孩子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但由于现在孩子的一些观念问题，不容易适应这里的生活，这件事情就没有坚持下去。
　　总的来说，回访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大家很感动，没想到彼此都有这么高的热情，也没想到当地父老乡亲竟然会有如此真挚的感情。那次回到集贤的第一天早上，我下来溜达，碰到了好几拨当地老乡。他们问我，你们是浙江来的啊？我说是啊。他们又问谁谁谁来了没有？谁谁谁来了没有？有些人我是知道的，就说哎呀，他没来。他们一听就是一跺脚，不是生气也不是抱怨，就是很遗憾地说，哎呀，这帮小子咋也不回来看看？今年八月份我们一行十来个人又回集贤去，到屯子里走走看看。路上碰到一些年龄相对来说不是很大的人，他们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浙江来的，再看一会儿就说，哎，你是张奉生，你是谁谁谁，通通叫得出名字。我们非常难为情，只觉得似曾相识却喊不出乡亲们的名字，而几十年来他们都还记得我们。如果当年下乡时老乡是因为上面的号召和任务，要客客气气地接待我们这批知青，那现在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情让我们很是感动。所以我们组织回访，一是出于知青情结，对年轻时的生活和情怀存有留恋和回忆，二就是跟当地老乡的情感羁绊促使我们怀有这种心愿，去了一次不够还要再去一次。
虽然有人认为我是组织回访的核心人物，但我觉得每个人在这里边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有谁能起到的是特别绝对的作用。我觉得知青没有领袖。一个大型的活动有团队，也有一定的组织者，但组织者一定也是一个团队。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后知青时代知青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觉民

　　六、我理解的“集贤现象”
　　在回访这件事上，去集贤的知青参与比较多，也比较抱团。集贤知青有自己的知青联谊会，每年都在4月27日[ 1969年4月27日是首批去集贤的知青出发的日子，现在每年的这一天都有纪念活动。]举办纪念活动，现在这一天几乎成了宁波知青共同的纪念日。由于很多活动集贤知青的表现都比较突出，所以有人说这是“集贤现象”。关于“集贤现象”，我想指出的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团队，这很要紧。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你也不可能扛下整个活动，就好比你本身都是铁，也打不了再多的钉子。兵团和农场里有不少人才，但是宁波人比较分散，和许多其他城市的知青混在一起，不像我们那样成建制地插队落户，一千多个人集中在一个县里。我们集贤能够凑成集体，从89年开始有意向，到98年建立了以集贤各个公社为基础单位的队伍，要求各个公社有1—2名召集人，各个大队都有一名联络人。长时间地不断积累经验、构建机制，整个团队构架就成型了。两次大规模回访中我们都组成了相应的筹备组，宣传组、医疗组、保卫组和后勤组。大型的回访活动组织起来肯定会有不少困难，但我们凭借集体的力量共同处理和面对，这些更加促成了大家的团结。宁波知青的聚会也从集贤县领导慰问那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原来只有几十人的组织，后来慢慢地增加扩大，萝北、桦南、汤原的插队知青也都加入了进来。再后来不光是插队知青，还有农场和兵团的知青加入，扩增到了现在的数百人的队伍。
　　再者，兵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不像我们插队落户那样自由。我们走南闯北地到处跑，每年像候鸟一样来回飞，在火车上一路看着各地的大好河山，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也有了自己对人对事的判断和看法。可能也由于兵团生活比较安逸，而我们需要自己刨食，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更积极主动地去争取一些东西。我们生产队最后成了县里整个知青安置的样板，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争取、去交涉的结果。回过头来想想，这过程也蛮有意思的，组织这些活动也是社会、人生阅历的一种体验，一次历练，挺好。

　　七、抚今思昔鉴往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但那时没有大肆宣传，只是个别的现象，真正的大规模知青运动是从文革期间开始的，这是需要区别和注意的。文化大革命本身是被否定的。按照中央的说话，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知青运动是文革中间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内容，理所当然也该被否定。我想今后也不会再有类似的运动。但反过来我们静心地考虑，处于当时的情况下，这场运动也是国家的无奈之举。如果说是中央故意把年轻人赶到荒凉恶劣的地方去生存，我想这样的说法不客观。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当兵又不需要那么多人，那这近一千多万的青年学生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国家采取了屯垦戍边的政策，这在每个朝代都有。我们国家南北不平衡、经济不平衡、文化程度不平衡，各个方面都不均匀，如果利用这一场运动能使国家平衡一些也是好事。利用得起来并且利用得好，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就是社会的破坏力。但是，复杂的问题采取了如此简单的方法，这本身同文革一样是错误的。对于文革，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党内讨论，开展民主生活，没有必要发动群众，用那么大的破坏力来实现思想相同，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用现在的时代角度来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又有新的时代内涵了。比如大学生回乡创业，搞农业开发，国家也是大力提倡和鼓励，这也是变相的知青上山下乡。所以怎么看待这场知青运动，很难用一两句话得出对错的结论。就我来说，最好是没有这条路。尽管当时我是自愿下乡，可那终究是我无奈中的自愿，没有选择。至于说它对我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影响，我想大概是使我较早地了解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正常的发展来说，我们可能会上大学，毕业后才会走上社会去了解社会。如果是被分配到城市，那我们就很难了解到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就得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关于抱怨，从理智的角度出发，我想没有必要抱怨，抱怨也没有用。很难说生不逢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历，但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应顺应所处时代对年轻人的要求。现在知青们谈起过去的岁月很乐观不抱怨，大概是到了这个年纪，大家都比较超脱了，对很多事情都看透了，是一种更成熟了的表现，要是换做十年前谈这件事，也许很多人的态度不是这样的吧。
　　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我们说我们当年下乡苦，那是在体力上的，就业问题上相对轻松些。现在的年轻人有现在年轻人的压力，社会竞争非常激烈，生怕自己落伍被淘汰。相比较而言，原来人们的精神比现在的要轻松。总体上来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很优秀，比我们要聪明有出息，知识面更丰富，眼光更开阔。但我始终觉得这代人缺少些信仰和责任心。不光是年轻人，就目前的整个中国来说，缺乏信仰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个人万万不能没有信仰，也不能没有责任心。现在的年轻人把很多包袱丢给父辈，自己割断了很多责任，这是不合乎常理的，也是不应该的。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在这两点上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