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我的人生底色 · 吴波尔

觉民

口述者：吴波尔

整理者：钱成峰

时间：2017年3月17日下午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188\wps3.png　　吴波尔，宁波人，1950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宁波女子中学，1966年11月6日去往新疆，先后在兵团中从事广播员、文书等工作。1972年，就读喀什师范。1975年师范毕业至1980年期间，于当地初中任语文老师。返城后，于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从事政教工作。1998年，自主创业，率先搞起了宁波市第一家小学生托管中心。2005年退休后，积极投身于一系列社会工作，连续担任区政协委员，并多次被评为“宁波市民革先进党员”。现任宁波市鄞州区台联会的副会长、宁波市台联会理事。

　　一、特殊的家庭出身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我的两个哥哥跟我年龄差距比较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参加工作了，所以没有受到知青运动的影响。至于我是什么因素去的新疆，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本身我的家庭就非常的复杂，我的家庭应该说是很“反动”的一个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爷爷是民国时代制定宪法的，最早是跟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一起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叫《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后来被称作是《吴氏宪草》，大家都可以在百度上面查到我爷爷的名字，叫吴经熊。他是著名的法学家，名声很大，可以说是法律方面的泰斗。我的爷爷是这样的身份，而我的伯伯、叔叔和姑姑都是在台湾、在美国、在法国，都是在这些地方生活。所以说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能上学么，能不遭到排挤么？这些事情虽然现在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但是在当时这些都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之下，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去了新疆兵团。我是1966年在宁波女子中学毕业的，当时宁波刚好有动员学生到新疆去的，说是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来动员的时候，刚好是在毕业前夕，那时候应该是准备考高中了。这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跑到我家里，因为他对我家里情况比较了解，他就跟我妈妈说，“你们家吴波尔在学校里头什么样都好，学习成绩什么都是很好的，都是一流的，但是因为你们的家庭成份、出身关系，不能考高一级的学校”。他就当面跟我妈妈这么说，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就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新疆兵团刚好到宁波来招支边青年，并在宁波市展览馆办了一个支边展览。实际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当时还是比较有政治色彩的，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去处，应该说以我的家庭成分还是不能允许去的。那么我就主动申请去到展览会当讲解员了。因为我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而且我的普通话在我那一代的人里面还是比较出色的，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再加上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最后还是批准我去了。

　　二、漫长的进疆路

　　1966年11月6号，我和1083名宁波知青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去新疆。当时的心情，很开心、很激动。并不像别人那样沉重，因为我是自己很想去的，因为像自己这么一个家庭出身已经不能再上高一级的学校了，这时候能够让我离开压抑的环境去兵团这样的地方，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去新疆，一万多里的路程。我们是从宁波直接到大河沿，也就是现在的吐鲁番。坐了五天四夜的绿皮火车，这种绿皮火车是烧煤的，电影里还能看到。火车下来以后，又坐了六天六夜的汽车，每天晚上还要开到半夜12点左右，因为新疆和我们这里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当时我人小，大家都照顾我。人家都是坐在解放牌军用敞篷车的车斗后面，当时的路多少颠簸啊，哪里有现在这么好的路。他们都照顾我，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因为我人又小又轻，路又很颠簸，我坐在驾驶室总是“嘭”地一下撞到车顶，我就摸摸我的头，但过一会路上又“嘭地”一下又撞到，驾驶员就哈哈笑。我就是这么一路颠簸过去的。

　　晚上汽车开到兵站休息，大家听到兵站可能感觉条件很好，其实兵站的条件是很差的，因为那时候维吾尔族同胞的生活都还比较困难。到了兵站以后，那个气味呀，臭得简直没有办法，被子也很脏很脏，虱子到处都是，就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条件。其实那个气味，一个是因为不干净；再一个呢，是那个孜然的味道。我也是现在才了解，其实是孜然的味道，特别难闻。

　　但是我这个人精力非常充沛，我是不吃也不睡，但是我还是活蹦乱跳，一路上的情绪很好很开心。一个原因是年纪小， 1966年去的时候才十六七岁，还很幼稚，还是个毛头小姑娘，除了吃、睡这两方面以外，其他都比较容易适应，另外更重要的是，当时我能够到新疆去，对我来说已经是蛮荣幸的一件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心理上面的落差。

　　我在新疆15年，那边的工作、自然环境我都适应，就是路上来回的辛苦不能适应。一个是坐那么长距离的汽车，要一个星期，晚上兵站什么的那么差的条件；一个就是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多少挤啊，位置本身就少，而且一个车厢90个座位，车票至少要卖160张。站都没有地方站，我就钻到座位下面，再爬出来的时候脸上全是黑乎乎的，他们说我是煤矿上来的。等到下了车之后，两条腿就像年糕一样肿。这路途上真的是非常辛苦。

觉民

　　三、兵团中的磨练
　　当时宁波市去的知青一共是1083名，我们火车坐到大河沿（吐鲁番）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我和其他391名宁波知青分在前进三场，那时候不叫团，叫前进三场十三连，是在麦盖提，南疆喀什麦盖提。
　　到了连队之后，乡亲们准备了一大盆一大盆的肉，他们以这样物质上的丰盛，来表示他们对我们最热情的欢迎。但是这一次吃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肉了，因为他们那边生活本来就比较困难，他们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好东西一下子给我们吃了。后来的日子就比较艰苦了，百分之八十都是吃粗粮，玉米、玉米馒头、玉米糊糊。玉米糊糊我爱吃，玉米馒头我是从来不吃的，我吃不下。还有百分之二十的细粮，我吃吃也差不多了。每天就是白面馒头，加一点玉米糊糊。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比较瘦，可能跟那时候就有关系，一直没有胖起来过。
　　当时喀什是比较荒凉的地方，去了以后的生活自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是11月份去的，到那边之后刚好12月了，天气非常的寒冷。我们生活用水是从天山流下来的雪水，到了冬天全部冻结成冰，硬邦邦的。每天早上刷牙用的水，都是伙房里的人把大块的冰砸开，再拿到伙房里的大锅里把它融化烧开之后，分给我们每个人一点点水用来洗漱。有时候这个冰还砸不开，因为很厚很坚硬，那等于说刷牙的水都没有了，伙房就只能烧点胡萝卜汤给我们，让我们填饱肚子。我就动了个脑筋，把胡萝卜汤里的胡萝卜捞出来，把这个汤拿来刷牙，因为实在没办法了。有时候冰块融化，化出一点点水，我们就用这点水把脸洗洗抹抹，就这样过日子。但是我还是比较乐观，也不觉得很辛苦。因为当时我年纪小适应性也比较强，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没什么。
　　到了兵团之后，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能够讲我这样的普通话已经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当时连长、指导员和老职工都是讲普通话的，然而我们这些知青都不太会讲普通话，所以双方就不太好交流，普通话稍微好一点的我自然就成了“翻译”。各种活动我都去参加，因此就比较出挑。后来就调我到团里去当广播员，再之后又调到其他需要活跃群众气氛、需要调动劳动积极性的连队里去当文书。那时候我们把文书叫“文教”，文教的工作的性质就是调动大伙儿劳动的积极性。大伙儿到外面去挖大渠、摘棉花，去劳动的时候，我就是拿个白铁皮做的喇叭去调动大家积极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可能觉得这就是喊口号，但是在当时艰辛的劳动过程中，这样的口号其实是很有效果的。人啊，还是需要有这种精神，还是需要这种鼓动的。
　　我的工作除了调动大家劳动积极性，写写黑板报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取信。每个星期有两三天我都要到团部去取信。对于我们这些支边青年来说，家信那真的是我们最最渴望的东西，家里来信那真是多少开心呀。所以他们看到我来，就像看见太爷来了一样，那种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热烈。有来信的战友看到信时高兴得简直没有办法描述，然而那些没有收到信的战友是会哭的。那时候寄一封信要15天到20天才能送到，没有现在这么快，有的时候，东搁一会儿，西搁一下，就给耽搁了。一般是二十来天，才能收到一封信，但是我家里，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文化水平还算比较高的，他们就是一封连一封，一封连一封地连续写，就让我每次都能收到信。有时候我自己拿到信，我激动得没有办法，就先躲在团部的邮电所门口，自己先看完，然后再分给大家。
当时我就是搞这些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现在我们知青每年都要举行聚会，每年的聚会几乎都是由我和其他几个战友一起组织和主持的。去年2016年11月6号，我们在宁波大酒店搞了一个50周年的聚会，到场有400多人，我们就在这样的大会上面负责主持、搞节目，我们策划了10个节目，还有大会的会标啊这些东西都要我负责，那天他们要搞会标的时候，我刚好在开车，当时广告公司的人急着要把会标给定下来，要我马上想出来，我就一边把车停在路边，一边给他们写了几条，就马上发过去。我之所以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其实就是在兵团里锻炼出来的。
　　1973年，工农兵大学招生，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名额，去了喀什师范上学。1975年毕业以后，一直到1980年我都是在新疆当地的初中教语文。对于这段教书经历，我个人感觉就只是给学生传授了一点知识。因为当时传授的知识都很浅薄，也没有很好的教学方面的理念，而且当时大环境对教学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暑假的时候老师还要参加劳动，平时也没有什么教学方面的研究，教育这方面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抓得很严，毕竟当时还是一个在搞大批判的时代背景。但是到现在那些学生还记得我，也一直都保持着联系，这也让我非常地感动。

　　四、返城后的就业
　　我1980年调回宁波。回来以后，本来是安排我到宁波中学当老师的。啊呀，这又是当时自己太幼稚了。那时候呢，知识分子好像是“臭老九”的一个形象，当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还是想调到大工厂去。后来就让我自己选择，那我选择了宁波水表厂，当时最好的一个企业。到宁波水表厂之后，我从事政工工作，实际上又是搞宣传、工会和职工教育这方面的工作，我等于是一直在从事这种文书、文教这样的工作。后来到1995年，企业大规模改制，好多人都要下岗，要内退。我当时是工会主席，好多工人面临着下岗问题，思想都很痛苦，都到我这里来反映情况，都需要我做工作。其中有一个同志哭得很厉害，我就说：“你别哭了，这个形势就这样摆着，大家都要理解”。她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就说了一句“你自己没轮到，等轮到你的时候，你可能要比我还哭得凶咧”。就这么一句话把我给激起来了，我就自己主动提出内退，给大家做表率。
　　1995年的时候为了给大家做表率，我就这么内退了。当时正好在宁波广播电视报上，看到一家厨具公司的招聘启事，要招聘办公室副主任，我就去面试了。面试之后，总经理对我很满意，就说要我去上班。但是我在水表厂正式提出内退之后，领导又一直不同意，不让我退；然而那边又已经说好，一定要叫我去上班。这等于是两边都在拉锯，水表厂那边不放，每个月的工资还给我发，一定要让我回去；而企业这边，已经开始要叫我去工作了。为了前途，我考虑之后，我想我还是到新地方算了。但是后来老单位还一直给我多发了五个月的工资。
　　在新的单位上班以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到这种企业去了，我一下子还是不适应，毕竟企业还是要看经济效益的。但是我这个人，社会工作比较多，我是政协委员，又是什么台胞台属、台联会副会长，又是民革的负责人，而且知青里头又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些顾不来。有一次我要到杭州参加省里头的一个民革的会议，回来以后，因为公司的一些事情给耽搁下来了，老总就发脾气说：“吴主任，我跟你讲，以后跟公司不搭界的会议，你绝对不能去”。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我这个人也很犟，因为这等于是剥夺我参加社会工作的权力了嘛，实际是剥夺我的政治权利。所以我第二天就辞职，递交辞呈了。

　　五、停不下的脚步
　　1998年从厨具公司辞职之后，这个消息被我一个在江东区百丈街道当领导的一个朋友知道了，他就跟我说江东区中山居委会要成立新的居委会，急需一个居委会主任，就硬是要把我叫去当主任去。我这个人也真是，总是这里还没结束，那里就又叫上了。去了以后，因为江东区中心小学要从原来的杨柳街搬到中山小区那个地方去，有好多家长都担心小孩子这个过渡时期怎么办，都来找居委会，来找我，说“小孩子吃饭怎么办？”、“放学以后怎么办？”，真是困难重重。当时我作为居委会主任，人家有困难，我是应该要给人家解决的。我就想办法，就想到给他们搞托管。托管就是1998年我最早搞起来的。本来我想取名“放心班”——让家长放心，后来想想不行，在学校里头也有个“放心班”，我说这个要叫混的，我说家长托我们管理，就叫“托管班”，我就这么一拍板，决定办“托管班”。现在全国各地，甚至于台湾、香港，都有托管班，现在看来，我是属于最早一批办托管班的。
　　1998年的时候，我就这样一边筹备居委会的事务，一边办起了学生托管班，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我是宁波市最早办托管班的，我还办得很大，不只是一间车库、一间房子搞搞。我范围很大，学生几百个，不光放学后做作业，还有中午的午餐也都给他们照顾好。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下午小学生没人接的问题，就是让小朋友放学之后到我们这来做作业，辅导下他们的学习。后来呢，因为家长说：”“哎呀，中午小孩子吃饭问题你们也给我们解决啊，我们小孩子每天都来抱怨说学校的饭不要吃啊”。 因为学校的饭小孩子不愿意吃，我一想也是啊，要照顾好小孩子，不但学习要照顾好，而且生活方面也要照顾好，所以中午就办起了食堂。我一下子就搞了6个学校，因为一个搞起来，其他地方的家长也都来要求。我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几千名学生、家长的困难，同时还解决了100多名下岗工人的工作问题。
　　2013年的时候，有两个年纪比较轻的外地老师，他们看我搞得红红火火，就到我这里来取经请教。刚好那时候我想到欧洲去，我就说干脆你们来接我的班算了。那这两个人就来接我的班了，但是后来没有给我搞好，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接我班以后，非但没有把学生管理好，而且家长的意见也很大。到后来收不了场，放假了学生也不收了。刚好是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个朋友介绍了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想自己创业。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了他，等于像是资助年轻人创业，我是无私地给了他，一分钱都没有要。现在是在江东实验小学对面，他接过去在搞，搞得还不错。另外几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房子要拆了，没有办法就关掉了，还有东海小学、海曙中心小学这些地方，我都无私的送给一些年轻人，都是给他们去搞，他们现在都搞得挺好的。像东海小学那边，我还经常去看看，也给他们指点指点，希望他们能搞好一点。
　　2016年，我还被评选上了市民革先进党员，一个支部只评了一个。我当时就觉得，荣誉对于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但是年轻人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是非常出色的，我希望把这样的机会让给他们。我说一定要让年轻人评，但是他们一定要让我评，他们说你不评上我们过意不去的。他们给我颁奖的那天，我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我说“红彤彤的奖状，沉甸甸的责任”，一方面是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都退休了，还能评上先进党员，也有一种自豪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责任心、责任感，沉甸甸的责任。

觉民

　　六、难忘的戈壁情
　　2011年，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新疆回访活动，一共有九十几个人。时隔45年，再次回到新疆，新疆的变化太大了。原来地里灌水呀，都是光着脚拿着坎土曼；现在都是用以色列的滴灌。原来都是一大块的盐碱地，因为没有水，收成也很不好，一大片的土地啊好多都是空白；现在是绿油油一片，太美了，而且旁边全部种上红枣，红枣都很大。我还说我要是再年轻二十岁，我还想再回新疆去，但是现在人家不收你了。真的还想回去，现在新疆真的太好了，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我们的那些领导啊，现在都年纪很大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快70岁了，他们至少得有80多岁了。我们现在有时候还走动走动，坐在一起回忆往事，非常怀念那个时候。那些领导确实对我们很好，特别像我个子小小的，平时他们都叫我们吃饺子啊，他们家里大娘包好饺子，总是叫我们去。我们当时真的是跟他们打成一片，关系处得非常好。现在他们有什么困难了，我们这里什么好的特产都给他们寄一点，现在这些事情还要做，还是要感恩啊！
　　新疆回访回来之后，我们搞了一本《难忘戈壁情》，搞了一年多的时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水平有限，而且钱也都是自己掏，搞得很辛苦。其中我们知青回访团的团长戴卫国，是宁波知青，原来在新疆当过指导员，非常吃得起苦。这次回访的时候，大家推选他为回访团团长，我是副团长。回来以后，我们也是首当其冲，一起负责搞一本《难忘戈壁情》纪念册。他当主编，我当副主编，还有一个王兆琪也是副主编。戴卫国每天负责跑腿收集资料，到这家去收集资料，到那家去收集资料；我搞文字，每天在家里写稿子、排版；王兆琪负责电脑这一方面。我们三个人，一个主编两个副主编，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经过世了，这本《难忘戈壁情》的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我很珍惜这本纪念册，可以说他们俩是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搞这个纪念册。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由于少了一个人的相片，如果不把他放进去不太好，戴卫国就说他去拿，结果就骑着电瓶车摔了一跤。摔了以后，又查出来白血病。也是因为这个，他们好多人都在埋怨说“要是不摔这一跤，白血病还一下子查不出来，本来蛮好的人，要是不搞这个东西他也不会死”。但是我认为，这个不能那么绝对地说，但是确确实实有这方面因素，两个人都是为了搞这个东西很辛苦，都去世了。
　　去年（2016年）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搞了一台演出，排了十个节目，最后一个节目是合唱《二十年后再相会》。这个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再也没有五十年了，但是我们还要争取二十年，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二十年后再相会》这个节目，由我领唱，演出非常成功，大家对这个节目的评价都很好，唱完了之后大家还都说“我们一定要等20年后再相会”。这其实已经不是在唱歌了，这是我们内心的表达，是我们一种内心的情绪，是一种心情，一种感慨，一种决心。
　　像去年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之前状态一直很好，但是去年11月3号生癌症走了，再过三天就是五十周年，但是她再也等不到了。她那个癌细胞已经没办法了，就那样走了。现在我最最难过的就是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的战友某某人去世了。照片拿出来看看，大家都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但是现在突然一下子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去世了，就这样走了。这真的让我们非常难过，所以说我现在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身体好、活得开心，就是这么一个要求。

　　七、无悔的岁月
　　我之前给新疆那边的报刊投过一篇稿子，题目是《青春无悔》。但是有些人就提出质疑，“她好像是在做秀，我们到新疆都苦死了、都后悔死了，她还说什么青春无悔？”不过大家在谈论的时候也都是比较友好的气氛。但是我是认为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角度。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新疆确实得到了锻炼，对我各方面都有锻炼。而有些人觉得要是不去新疆的话，现在他们自己可能会发展得更好，但我觉得不一定，如果（他们）不去新疆的话，说不定反而会更差，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不好说，也不能绝对地说。
　　我说“青春无悔”并不是在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这确确实实是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我觉得人确实还是需要锻炼，这种锻炼对我一辈子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像我现在不论是到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任何地方旅游，再大的旅行箱，我都自己拿，没有像人家那么娇气，不会有“哎哟，我拿不动”之类的话，我都是自己拿。我认为这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点一点锻炼出来的。
　　我认为青年人锻炼锻炼是有好处的，但是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年都在那里锻炼还是有待商榷。像我们整个青春就在那里，这个还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回过头来，如果说我们不去，我们在这边，青春肯定也不会像现在那么灿烂，那时候也只是穿黄的、灰的、黑的，他们说“我们最美的青春在那边度过了”，好像很可怜，但我觉得不到新疆去，在宁波也是这么过。我还是比较正面，我觉得是利大于弊，我是这么看的。

　　八、寄语年轻人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好。能参加今天这样的采访活动，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家都信任我，老师信任我，年轻人信任我，还都愿意听我讲讲过去的事情。我今天来的时候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我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身体保养好，珍重自己的身体。我想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总是最重要的。
　　另外对于你们年轻人，我想说的是，你们要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首先，学习很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很多人到现在连微信都不会用，都跟不上这个飞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你们是赶上了一个好的年代，真的还是要珍惜，因为你们稍微懈怠一点就跟不上形势，就会比较麻烦。当然你们的身体也很重要，各方面不要太节约，也不要浪费，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做人更重要。在社会上，你们出去就代表了学校的形象，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人；在宁波，我们是宁波人；在万里，我们是万里人。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祖国、学校的自豪感。
　　其他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我想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也都明白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未来是你们的。

大乌珠

看到今天才想起，应该把每位口述者的新老照片各发一张上来，那就是上好的篇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