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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我的人生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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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1-21 09:16 编辑


口述者:吴波尔
整理者:钱成峰
间:2017年3月17日下午
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0188\wps3.png  吴波尔,宁波人,1950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宁波女子中学,1966年11月6日去往新疆,先后在兵团中从事广播员、文书等工作。1972年,就读喀什师范。1975年师范毕业至1980年期间,于当地初中任语文老师。返城后,于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从事政教工作。1998年,自主创业,率先搞起了宁波市第一家小学生托管中心。2005年退休后,积极投身于一系列社会工作,连续担任区政协委员,并多次被评为“宁波市民革先进党员”。现任宁波市鄞州区台联会的副会长、宁波市台联会理事。


  一、特殊的家庭出身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我的两个哥哥跟我年龄差距比较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参加工作了,所以没有受到知青运动的影响。至于我是什么因素去的新疆,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本身我的家庭就非常的复杂,我的家庭应该说是很“反动”的一个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爷爷是民国时代制定宪法的,最早是跟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一起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叫《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后来被称作是《吴氏宪草》,大家都可以在百度上面查到我爷爷的名字,叫吴经熊。他是著名的法学家,名声很大,可以说是法律方面的泰斗。我的爷爷是这样的身份,而我的伯伯、叔叔和姑姑都是在台湾、在美国、在法国,都是在这些地方生活。所以说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能上学么,能不遭到排挤么?这些事情虽然现在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但是在当时这些都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之下,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去了新疆兵团。我是1966年在宁波女子中学毕业的,当时宁波刚好有动员学生到新疆去的,说是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来动员的时候,刚好是在毕业前夕,那时候应该是准备考高中了。这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跑到我家里,因为他对我家里情况比较了解,他就跟我妈妈说,“你们家吴波尔在学校里头什么样都好,学习成绩什么都是很好的,都是一流的,但是因为你们的家庭成份、出身关系,不能考高一级的学校”。他就当面跟我妈妈这么说,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就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新疆兵团刚好到宁波来招支边青年,并在宁波市展览馆办了一个支边展览。实际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当时还是比较有政治色彩的,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去处,应该说以我的家庭成分还是不能允许去的。那么我就主动申请去到展览会当讲解员了。因为我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而且我的普通话在我那一代的人里面还是比较出色的,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再加上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最后还是批准我去了。

  二、漫长的进疆路
  1966年11月6号,我和1083名宁波知青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去新疆。当时的心情,很开心、很激动。并不像别人那样沉重,因为我是自己很想去的,因为像自己这么一个家庭出身已经不能再上高一级的学校了,这时候能够让我离开压抑的环境去兵团这样的地方,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去新疆,一万多里的路程。我们是从宁波直接到大河沿,也就是现在的吐鲁番。坐了五天四夜的绿皮火车,这种绿皮火车是烧煤的,电影里还能看到。火车下来以后,又坐了六天六夜的汽车,每天晚上还要开到半夜12点左右,因为新疆和我们这里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当时我人小,大家都照顾我。人家都是坐在解放牌军用敞篷车的车斗后面,当时的路多少颠簸啊,哪里有现在这么好的路。他们都照顾我,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因为我人又小又轻,路又很颠簸,我坐在驾驶室总是“嘭”地一下撞到车顶,我就摸摸我的头,但过一会路上又“嘭地”一下又撞到,驾驶员就哈哈笑。我就是这么一路颠簸过去的。
  晚上汽车开到兵站休息,大家听到兵站可能感觉条件很好,其实兵站的条件是很差的,因为那时候维吾尔族同胞的生活都还比较困难。到了兵站以后,那个气味呀,臭得简直没有办法,被子也很脏很脏,虱子到处都是,就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条件。其实那个气味,一个是因为不干净;再一个呢,是那个孜然的味道。我也是现在才了解,其实是孜然的味道,特别难闻。
  但是我这个人精力非常充沛,我是不吃也不睡,但是我还是活蹦乱跳,一路上的情绪很好很开心。一个原因是年纪小, 1966年去的时候才十六七岁,还很幼稚,还是个毛头小姑娘,除了吃、睡这两方面以外,其他都比较容易适应,另外更重要的是,当时我能够到新疆去,对我来说已经是蛮荣幸的一件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心理上面的落差。
  我在新疆15年,那边的工作、自然环境我都适应,就是路上来回的辛苦不能适应。一个是坐那么长距离的汽车,要一个星期,晚上兵站什么的那么差的条件;一个就是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多少挤啊,位置本身就少,而且一个车厢90个座位,车票至少要卖160张。站都没有地方站,我就钻到座位下面,再爬出来的时候脸上全是黑乎乎的,他们说我是煤矿上来的。等到下了车之后,两条腿就像年糕一样肿。这路途上真的是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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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1-21 09:29 编辑

  三、兵团中的磨练
  当时宁波市去的知青一共是1083名,我们火车坐到大河沿(吐鲁番)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我和其他391名宁波知青分在前进三场,那时候不叫团,叫前进三场十三连,是在麦盖提,南疆喀什麦盖提。
  到了连队之后,乡亲们准备了一大盆一大盆的肉,他们以这样物质上的丰盛,来表示他们对我们最热情的欢迎。但是这一次吃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肉了,因为他们那边生活本来就比较困难,他们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好东西一下子给我们吃了。后来的日子就比较艰苦了,百分之八十都是吃粗粮,玉米、玉米馒头、玉米糊糊。玉米糊糊我爱吃,玉米馒头我是从来不吃的,我吃不下。还有百分之二十的细粮,我吃吃也差不多了。每天就是白面馒头,加一点玉米糊糊。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比较瘦,可能跟那时候就有关系,一直没有胖起来过。
  当时喀什是比较荒凉的地方,去了以后的生活自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是11月份去的,到那边之后刚好12月了,天气非常的寒冷。我们生活用水是从天山流下来的雪水,到了冬天全部冻结成冰,硬邦邦的。每天早上刷牙用的水,都是伙房里的人把大块的冰砸开,再拿到伙房里的大锅里把它融化烧开之后,分给我们每个人一点点水用来洗漱。有时候这个冰还砸不开,因为很厚很坚硬,那等于说刷牙的水都没有了,伙房就只能烧点胡萝卜汤给我们,让我们填饱肚子。我就动了个脑筋,把胡萝卜汤里的胡萝卜捞出来,把这个汤拿来刷牙,因为实在没办法了。有时候冰块融化,化出一点点水,我们就用这点水把脸洗洗抹抹,就这样过日子。但是我还是比较乐观,也不觉得很辛苦。因为当时我年纪小适应性也比较强,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没什么。
  到了兵团之后,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能够讲我这样的普通话已经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当时连长、指导员和老职工都是讲普通话的,然而我们这些知青都不太会讲普通话,所以双方就不太好交流,普通话稍微好一点的我自然就成了“翻译”。各种活动我都去参加,因此就比较出挑。后来就调我到团里去当广播员,再之后又调到其他需要活跃群众气氛、需要调动劳动积极性的连队里去当文书。那时候我们把文书叫“文教”,文教的工作的性质就是调动大伙儿劳动的积极性。大伙儿到外面去挖大渠、摘棉花,去劳动的时候,我就是拿个白铁皮做的喇叭去调动大家积极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可能觉得这就是喊口号,但是在当时艰辛的劳动过程中,这样的口号其实是很有效果的。人啊,还是需要有这种精神,还是需要这种鼓动的。
  我的工作除了调动大家劳动积极性,写写黑板报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取信。每个星期有两三天我都要到团部去取信。对于我们这些支边青年来说,家信那真的是我们最最渴望的东西,家里来信那真是多少开心呀。所以他们看到我来,就像看见太爷来了一样,那种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热烈。有来信的战友看到信时高兴得简直没有办法描述,然而那些没有收到信的战友是会哭的。那时候寄一封信要15天到20天才能送到,没有现在这么快,有的时候,东搁一会儿,西搁一下,就给耽搁了。一般是二十来天,才能收到一封信,但是我家里,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文化水平还算比较高的,他们就是一封连一封,一封连一封地连续写,就让我每次都能收到信。有时候我自己拿到信,我激动得没有办法,就先躲在团部的邮电所门口,自己先看完,然后再分给大家。
当时我就是搞这些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现在我们知青每年都要举行聚会,每年的聚会几乎都是由我和其他几个战友一起组织和主持的。去年2016年11月6号,我们在宁波大酒店搞了一个50周年的聚会,到场有400多人,我们就在这样的大会上面负责主持、搞节目,我们策划了10个节目,还有大会的会标啊这些东西都要我负责,那天他们要搞会标的时候,我刚好在开车,当时广告公司的人急着要把会标给定下来,要我马上想出来,我就一边把车停在路边,一边给他们写了几条,就马上发过去。我之所以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其实就是在兵团里锻炼出来的。
  1973年,工农兵大学招生,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名额,去了喀什师范上学。1975年毕业以后,一直到1980年我都是在新疆当地的初中教语文。对于这段教书经历,我个人感觉就只是给学生传授了一点知识。因为当时传授的知识都很浅薄,也没有很好的教学方面的理念,而且当时大环境对教学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暑假的时候老师还要参加劳动,平时也没有什么教学方面的研究,教育这方面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抓得很严,毕竟当时还是一个在搞大批判的时代背景。但是到现在那些学生还记得我,也一直都保持着联系,这也让我非常地感动。

  四、返城后的就业
  我1980年调回宁波。回来以后,本来是安排我到宁波中学当老师的。啊呀,这又是当时自己太幼稚了。那时候呢,知识分子好像是“臭老九”的一个形象,当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还是想调到大工厂去。后来就让我自己选择,那我选择了宁波水表厂,当时最好的一个企业。到宁波水表厂之后,我从事政工工作,实际上又是搞宣传、工会和职工教育这方面的工作,我等于是一直在从事这种文书、文教这样的工作。后来到1995年,企业大规模改制,好多人都要下岗,要内退。我当时是工会主席,好多工人面临着下岗问题,思想都很痛苦,都到我这里来反映情况,都需要我做工作。其中有一个同志哭得很厉害,我就说:“你别哭了,这个形势就这样摆着,大家都要理解”。她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就说了一句“你自己没轮到,等轮到你的时候,你可能要比我还哭得凶咧”。就这么一句话把我给激起来了,我就自己主动提出内退,给大家做表率。
  1995年的时候为了给大家做表率,我就这么内退了。当时正好在宁波广播电视报上,看到一家厨具公司的招聘启事,要招聘办公室副主任,我就去面试了。面试之后,总经理对我很满意,就说要我去上班。但是我在水表厂正式提出内退之后,领导又一直不同意,不让我退;然而那边又已经说好,一定要叫我去上班。这等于是两边都在拉锯,水表厂那边不放,每个月的工资还给我发,一定要让我回去;而企业这边,已经开始要叫我去工作了。为了前途,我考虑之后,我想我还是到新地方算了。但是后来老单位还一直给我多发了五个月的工资。
  在新的单位上班以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到这种企业去了,我一下子还是不适应,毕竟企业还是要看经济效益的。但是我这个人,社会工作比较多,我是政协委员,又是什么台胞台属、台联会副会长,又是民革的负责人,而且知青里头又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些顾不来。有一次我要到杭州参加省里头的一个民革的会议,回来以后,因为公司的一些事情给耽搁下来了,老总就发脾气说:“吴主任,我跟你讲,以后跟公司不搭界的会议,你绝对不能去”。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我这个人也很犟,因为这等于是剥夺我参加社会工作的权力了嘛,实际是剥夺我的政治权利。所以我第二天就辞职,递交辞呈了。

  五、停不下的脚步
  1998年从厨具公司辞职之后,这个消息被我一个在江东区百丈街道当领导的一个朋友知道了,他就跟我说江东区中山居委会要成立新的居委会,急需一个居委会主任,就硬是要把我叫去当主任去。我这个人也真是,总是这里还没结束,那里就又叫上了。去了以后,因为江东区中心小学要从原来的杨柳街搬到中山小区那个地方去,有好多家长都担心小孩子这个过渡时期怎么办,都来找居委会,来找我,说“小孩子吃饭怎么办?”、“放学以后怎么办?”,真是困难重重。当时我作为居委会主任,人家有困难,我是应该要给人家解决的。我就想办法,就想到给他们搞托管。托管就是1998年我最早搞起来的。本来我想取名“放心班”——让家长放心,后来想想不行,在学校里头也有个“放心班”,我说这个要叫混的,我说家长托我们管理,就叫“托管班”,我就这么一拍板,决定办“托管班”。现在全国各地,甚至于台湾、香港,都有托管班,现在看来,我是属于最早一批办托管班的。
  1998年的时候,我就这样一边筹备居委会的事务,一边办起了学生托管班,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我是宁波市最早办托管班的,我还办得很大,不只是一间车库、一间房子搞搞。我范围很大,学生几百个,不光放学后做作业,还有中午的午餐也都给他们照顾好。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下午小学生没人接的问题,就是让小朋友放学之后到我们这来做作业,辅导下他们的学习。后来呢,因为家长说:”“哎呀,中午小孩子吃饭问题你们也给我们解决啊,我们小孩子每天都来抱怨说学校的饭不要吃啊”。 因为学校的饭小孩子不愿意吃,我一想也是啊,要照顾好小孩子,不但学习要照顾好,而且生活方面也要照顾好,所以中午就办起了食堂。我一下子就搞了6个学校,因为一个搞起来,其他地方的家长也都来要求。我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几千名学生、家长的困难,同时还解决了100多名下岗工人的工作问题。
  2013年的时候,有两个年纪比较轻的外地老师,他们看我搞得红红火火,就到我这里来取经请教。刚好那时候我想到欧洲去,我就说干脆你们来接我的班算了。那这两个人就来接我的班了,但是后来没有给我搞好,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接我班以后,非但没有把学生管理好,而且家长的意见也很大。到后来收不了场,放假了学生也不收了。刚好是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个朋友介绍了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想自己创业。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了他,等于像是资助年轻人创业,我是无私地给了他,一分钱都没有要。现在是在江东实验小学对面,他接过去在搞,搞得还不错。另外几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房子要拆了,没有办法就关掉了,还有东海小学、海曙中心小学这些地方,我都无私的送给一些年轻人,都是给他们去搞,他们现在都搞得挺好的。像东海小学那边,我还经常去看看,也给他们指点指点,希望他们能搞好一点。
  2016年,我还被评选上了市民革先进党员,一个支部只评了一个。我当时就觉得,荣誉对于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但是年轻人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是非常出色的,我希望把这样的机会让给他们。我说一定要让年轻人评,但是他们一定要让我评,他们说你不评上我们过意不去的。他们给我颁奖的那天,我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我说“红彤彤的奖状,沉甸甸的责任”,一方面是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都退休了,还能评上先进党员,也有一种自豪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责任心、责任感,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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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难忘的戈壁情
  2011年,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新疆回访活动,一共有九十几个人。时隔45年,再次回到新疆,新疆的变化太大了。原来地里灌水呀,都是光着脚拿着坎土曼;现在都是用以色列的滴灌。原来都是一大块的盐碱地,因为没有水,收成也很不好,一大片的土地啊好多都是空白;现在是绿油油一片,太美了,而且旁边全部种上红枣,红枣都很大。我还说我要是再年轻二十岁,我还想再回新疆去,但是现在人家不收你了。真的还想回去,现在新疆真的太好了,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我们的那些领导啊,现在都年纪很大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快70岁了,他们至少得有80多岁了。我们现在有时候还走动走动,坐在一起回忆往事,非常怀念那个时候。那些领导确实对我们很好,特别像我个子小小的,平时他们都叫我们吃饺子啊,他们家里大娘包好饺子,总是叫我们去。我们当时真的是跟他们打成一片,关系处得非常好。现在他们有什么困难了,我们这里什么好的特产都给他们寄一点,现在这些事情还要做,还是要感恩啊!
  新疆回访回来之后,我们搞了一本《难忘戈壁情》,搞了一年多的时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水平有限,而且钱也都是自己掏,搞得很辛苦。其中我们知青回访团的团长戴卫国,是宁波知青,原来在新疆当过指导员,非常吃得起苦。这次回访的时候,大家推选他为回访团团长,我是副团长。回来以后,我们也是首当其冲,一起负责搞一本《难忘戈壁情》纪念册。他当主编,我当副主编,还有一个王兆琪也是副主编。戴卫国每天负责跑腿收集资料,到这家去收集资料,到那家去收集资料;我搞文字,每天在家里写稿子、排版;王兆琪负责电脑这一方面。我们三个人,一个主编两个副主编,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经过世了,这本《难忘戈壁情》的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我很珍惜这本纪念册,可以说他们俩是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搞这个纪念册。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由于少了一个人的相片,如果不把他放进去不太好,戴卫国就说他去拿,结果就骑着电瓶车摔了一跤。摔了以后,又查出来白血病。也是因为这个,他们好多人都在埋怨说“要是不摔这一跤,白血病还一下子查不出来,本来蛮好的人,要是不搞这个东西他也不会死”。但是我认为,这个不能那么绝对地说,但是确确实实有这方面因素,两个人都是为了搞这个东西很辛苦,都去世了。
  去年(2016年)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搞了一台演出,排了十个节目,最后一个节目是合唱《二十年后再相会》。这个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再也没有五十年了,但是我们还要争取二十年,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二十年后再相会》这个节目,由我领唱,演出非常成功,大家对这个节目的评价都很好,唱完了之后大家还都说“我们一定要等20年后再相会”。这其实已经不是在唱歌了,这是我们内心的表达,是我们一种内心的情绪,是一种心情,一种感慨,一种决心。
  像去年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之前状态一直很好,但是去年11月3号生癌症走了,再过三天就是五十周年,但是她再也等不到了。她那个癌细胞已经没办法了,就那样走了。现在我最最难过的就是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的战友某某人去世了。照片拿出来看看,大家都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但是现在突然一下子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去世了,就这样走了。这真的让我们非常难过,所以说我现在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身体好、活得开心,就是这么一个要求。

  七、无悔的岁月
  我之前给新疆那边的报刊投过一篇稿子,题目是《青春无悔》。但是有些人就提出质疑,“她好像是在做秀,我们到新疆都苦死了、都后悔死了,她还说什么青春无悔?”不过大家在谈论的时候也都是比较友好的气氛。但是我是认为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角度。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新疆确实得到了锻炼,对我各方面都有锻炼。而有些人觉得要是不去新疆的话,现在他们自己可能会发展得更好,但我觉得不一定,如果(他们)不去新疆的话,说不定反而会更差,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不好说,也不能绝对地说。
  我说“青春无悔”并不是在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这确确实实是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我觉得人确实还是需要锻炼,这种锻炼对我一辈子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像我现在不论是到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任何地方旅游,再大的旅行箱,我都自己拿,没有像人家那么娇气,不会有“哎哟,我拿不动”之类的话,我都是自己拿。我认为这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点一点锻炼出来的。
  我认为青年人锻炼锻炼是有好处的,但是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年都在那里锻炼还是有待商榷。像我们整个青春就在那里,这个还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回过头来,如果说我们不去,我们在这边,青春肯定也不会像现在那么灿烂,那时候也只是穿黄的、灰的、黑的,他们说“我们最美的青春在那边度过了”,好像很可怜,但我觉得不到新疆去,在宁波也是这么过。我还是比较正面,我觉得是利大于弊,我是这么看的。

  八、寄语年轻人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好。能参加今天这样的采访活动,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家都信任我,老师信任我,年轻人信任我,还都愿意听我讲讲过去的事情。我今天来的时候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我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身体保养好,珍重自己的身体。我想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总是最重要的。
  另外对于你们年轻人,我想说的是,你们要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首先,学习很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很多人到现在连微信都不会用,都跟不上这个飞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你们是赶上了一个好的年代,真的还是要珍惜,因为你们稍微懈怠一点就跟不上形势,就会比较麻烦。当然你们的身体也很重要,各方面不要太节约,也不要浪费,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做人更重要。在社会上,你们出去就代表了学校的形象,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人;在宁波,我们是宁波人;在万里,我们是万里人。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祖国、学校的自豪感。
  其他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我想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也都明白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未来是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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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今天才想起,应该把每位口述者的新老照片各发一张上来,那就是上好的篇文了!
不要曲意求人重视,不怕忍受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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