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拐弯 · 李奎元

觉民

口述者：李奎元

整理者：邵海鹰

时间：2016年11月8日

地点：宁波日报大厦

　　李奎元，宁波人 1950年出生，1966年支边到新疆兵团，1976年知青转点插队银川市郊区良田公社盈南四队，该年底进入银川城区棉毯厂工作，1986年调至篷布沙发厂继续工作，1999年由于买断工龄政策开展而下岗。2010年正式退休，回到宁波。李奎元先生当了十年农民，十年纺织工人，十三年家具行业工人，下岗十一年间更是自力更生，自谋生路。

　　一、奔赴遥远的新疆

　　我们家有两个下乡的，我和妹妹。当时的知青下乡政策是按年份划分的，宁波是66、67、68年的青年必须上山下乡。我是1966年支边到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前进五场六连二排十一班的一名战士，我妹妹因为学习好，跳了一级，本来是六九届，后来成了六八届，结果提前一年便去支农了。有了两个下乡的，我弟弟就不用去了。

　　我是一九五零年出生的，六六年我十七岁。大家都知道，六六年的六月“文革”就开始了，那会儿我们停课闹革命，在没有举行毕业考试的情况下，自然没有取得毕业证书。就这般，我们直接从中学校门支边去了新疆。那时我们的想法都是极为单纯和天真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小青年的热情与冲动。新疆是兵团，可以穿军装，那时候总觉得军装吸引人，于是我们在政府还没有强制要求的形势下，率先自己报名做了知青，并且在班级内投票通过。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动身的那天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六号，大家从宁波女中集合乘军用大卡车按编班去庄桥火车站，在大卡车上还高歌：“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告别甬江，高歌进新疆……”。当时是在庄桥火车站上的车。怕有意外发生，政府提前在十一月六号按编制乘车，将我们这批学生按班编队，安排我们乘坐大卡车到达庄桥。又将愿意送行的父母接至庄桥进行告别。在来回的途中是有警察隔离的，防备一些人在转念一想后又不愿启程了。和离别时哭哭啼啼的人群不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当时前往新疆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在这样一种愉悦心情的伴随下，我们戴着大红花，在火车上还唱着歌：告别了甬江，高歌进新疆。

　　我们乘坐的列车是现在不容易见到的绿皮列车，当时害怕红卫兵拦劫列车（当时正处于红卫兵大串联时期，即凭学生证免费乘坐一切交通工具前往北京见毛主席），当时还特地用白石灰在列车的外侧写上军用专列四个大字。过了杭州，天气转冷，带队人员便给新疆兵团发加急电报，告知准备好知青的冬装（在火车到达新疆大河沿站--现在吐鲁番站，上级给我们发了棉衣和途中的干粮饼干，接着我们又出发了。）。我们第一站到的是托克逊。接待的兵站提供了类似于面疙瘩的食物，既能填饱肚子，又能暖和身体。当时大家的积极性都特别高，尽管寒夜也主动请求站岗，看守停留的大卡车。第二天翻过干沟到达库米什第二个兵站。第三站我们到达库尔勒，第四站到达的是轮台。第五站我们到达阿克苏，紧接着是三岔口。大部队在新疆地区行走了整整六天，而从宁波到达目的地一共历经十一天，十一月十六号才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农三师前进五场六连，不过后因中苏边境关系紧张就改为了四十五团一连。

　　抵达连队已是夜晚，根本看不到房子，只见人们一个个从土堆里钻出来，敲着各自的脸盆表示欢迎。我们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房顶上，那里的人住的是地窝子，与地面的高度差不多。

　　到达新疆后，上级恐怕大家思想动摇，所以刚开始并不需要干农活，每天给我们灌输愚公移山、白求恩精神这类思想。吃饭则是由黄岩的同志帮忙挑来。一桶饭，一桶菜，随便吃，不需要用粮票购买。刚开始，大家热情高涨，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树立不怕苦的思想。半个月后，一切开始走向正规化，饭票要从我们的工资里扣钱，也要求我们开展少量简单的劳动，比如说打扫附近的卫生，挖垃圾坑，捡柴火取暖等等。但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睡的是大通铺。我们半个月把前人给我们创造好的条件享受完了，就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了。

　　二、学会了多种技能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312\wps2.png　　到新疆，我们学会了许多劳动技能。我们刚去的时候主要是开荒，为了解决瓜果蔬菜的供给，需要自己种菜种瓜，开荒造田，靠人工挑担搬运土方造田。可脚下的土松得和面粉一样，一脚踩下去，沙便灌进鞋子里，来回走得十分难受，于是我们干脆脱掉鞋子光着脚奔跑；为了提高功效，我们不用扁担，用双手提着土箕，搬运土方。收工时，连队统计员来测量土方搬运结果，来评比谁搬得多。开荒后的土地，要等到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开春放水，压碱，才能工作。主要用来种菜种瓜，解决连队生活需求。种菜种瓜全靠人工，主要作物有大白菜，青萝卜，胡萝卜，西葫芦，南瓜，西红柿，土豆，圆茄子，灯笼辣椒，羊角辣椒，豇豆，四季豆，黄瓜，大葱，韭菜，洋葱，菠菜等……

　　一九六七年，大部队转场去新一连，拖拉机与人工配合开垦大片荒地，种植冬小麦，玉米，棉花等大地作物，这些作物都是机械耕种，基本上采用拖拉机条播，棉花和玉米需要定苗，每行距离六十公分，每株距离十四公分，我们蹲不住，就在地上爬着走，从一窝像豆芽菜般大小的棉花苗里面去挑选，一窝里面选出一个最好的棉苗，拿掉剩下的。棉花在采收期也是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的，记得当年我们拾棉花，条田很长，差不多有二里地，棉花白茫茫一片，望也望不到边。拾棉花是体力活，必须得弓着腰，像南方采茶一般，前面挂了一个像袋鼠模样的兜，捡好的棉花都放在兜里，越来越重。我们从早晨开始到中午拾完一边，中间捡满了还要去倒，晚上天黑之前又要拾回来。当时人都是非常重视自己颜面的，不甘于完不成任务。很多本完不成任务的同志起早摸黑，提前出工。比如说平常大家五点钟开始他四点半就去捡了。并且拾棉花定要趁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晨间的露水是湿的，棉花和叶子还未粘住，这个时候捡的棉花是比较干净的，你不需要二次劳动再去将棉花和叶子分开，这样就节约了时间。所以我们常常六点钟就出门了。清晨天气寒冷，大家只能专门织手指头露出来的手套，既能给自己保护，防止锋利的叶子割破手皮，又能保暖，还不影响行动的灵敏性。捡棉花对我们来讲是苦活，整天低头，弯腰，双手不停采摘。胸前挂个大布袋。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割麦子的劳动力需求也比较大，不过也还算可以，毕竟比较机械。最辛苦的还要算掰老玉米。我们的玉米一般比人要高一点，一株玉米上面结两个棒棒。长在杆子上面让你去掰，就像猴子一样。且掰的过程中还需要协调能力，很多知青掰了背不动之后便倒在地上。我们掰玉米的流程是这样子的：第一天搬完玉米，第二天砍玉米杆，第三天拖拉机来了，然后一背篼一背篼的放进去，是比较苦的。我们种菜的比较精细，一个人管理十二亩地，小麦一个人管理三十亩地，棉花用工比较多，一个人只能管理十五亩地，老玉米最多也只能管二十亩。这些国家都是有定额的，你不能偷懒。但是超额也没有钱拿，却能评先进个人作为精神奖励。假如你干得好，兵团就给你发喜报，寄到你家里来。这个奖状可能几分钱就够了，但是我们以精神为主，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这是为国家为新疆做贡献。当时的我们想法简单，干活从不讨价还价，更不要钱。那时理想就是我在新疆干一辈子能吃饱饭；到退休的时候能拿一百块钱。

　　我还学会了种菜和果树栽培。我在新疆待了十年，春夏种菜，管理果树；冬闲忙着喂猪，牛和马。蔬菜全是人工种植，我们那边是条播的，大白菜四十公分的行距，拿蔬菜籽就这么洒，均匀地撒种。六八年新一连种大白菜，叫我过去洒种子，由我一个人洒种子。种大白菜，行距四十公分，搂一条浅沟，把菜籽顺着沟均匀洒下，然后盖土踩实，用耙背淌平。我一个人整天来回跑，出了很多汗，跑得裤子跟屁股都粘得一块儿了。这个撒种，是我跟老农学的，和别人一块儿劳动，我常常问人家这个白菜怎么种，那个萝卜怎么种，所以学得比较好，洒得比较均匀。后来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参加了业余夜校，学习果树栽培这门课。当时，我们去上夜校连队是有照顾的，在收工之前可以提前买饭。上夜校要走十几里地，起码一个多小时。当时的作息是我六点钟下班，吃饭半小时，走路到达上课的地点已经七点半了，听两节课，结束回来已经九点半了。夜晚行走有时靠着月光，有时完全是摸黑回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下雨天常往地面的亮处走，不知道地面发光是因为水滩反射月光，因此常走到水坑里去。后来我就用学来知识去管理果树，等于又掌握了一门技术。

　　我还学会了做针线活。刚开始我是不会做针线活的，更别提缝被子了。有一年，我经常在冬天打杂工，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冷，旁边就放一个炭盆，衣服掉到炭盆上，被烧出了一个大窟窿。当时在新疆没什么衣服穿，平常军装都当宝贝一样的。为了遮住大窟窿，我就带一个袖套。过年的时候，我有个在新疆支边的邻居叫我到她那里去玩。这位邻居是作为社会青年去的，年龄比我大，我叫她小姐姐。我在四十五团，她在四十三团，挺近的，便答应了。到达小姐姐家做客的时候，小姐姐笑道：你看你过年来做客，怎么连袖套都不脱掉。我当时是极为不好意思的，便讲道：衣服烧坏了，只好带一个袖套，遮一遮丑。最后还是小姐姐给我缝的衣服。后来觉得针线活也得学一学，不然还会有这种让人不好意思的事，所以就向连队里一个会缝被子的大个子学做针线活，后来缝衣服缝被子的活我就自己做了。

觉民

　　三、开发脸盆的功能
　　在新疆的生活条件很简陋，我们到连队的那一天，老职工是敲着脸盆欢迎我们的，这个时候脸盆就是鼓和锣，我们后来又开发了脸盆的很多种功能。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发五斤面粉和三斤肉，但是却没有烹饪的工具。刚出学校的我们并不会包饺子，即使有能力也没有包饺子的工具和调料，比如案板，筷子等。于是我们就想出了个妙招，首先挖一个高质量的土灶坑，用盐碱块支撑，这样不容易坍塌。新疆的土层除了沙土便是厚且坚硬的盐碱层，不易燃火，所以可燃火的坑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挖出来的。挖坑后，就用一把小小的刀和一个脸盆开始做吃的，这个多用途的脸盆，不单单是洗脸、洗脚的盆，还是用作煮食物的“锅”和“盖”。
　　说起脸盆，我还用它煮过瘟猪肉呢。有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后勤保障，他们吃的菜是我亲手种的，他们吃的肉，是我冬闲时，去养的猪。猪其实挺好养的，只需要冬天的时候给它烧点热猪食便可。早上一趟，傍晚一趟，一天两次就好，所以我的工作是比较自由的，把这些猪伺候好就行了。猪和人一样，一到开春，季节交换就容易生病。开春时节的某一天我去喂猪，看到猪“呼呼”、“呼呼”喘着气，吐着白沫，像是得了猪瘟。当时我们连队是没有兽医的，只有团部有，加上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之后猪便死了。这是一头花猪，身上是一坨一坨带花的圆形，比现在的大白猪好吃多了。连队规定人是不能吃死猪肉的，把人吃坏了不好办，所以便在下午走到离连队较远的荒漠中挖深坑掩埋。埋猪这个事情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也就喂猪的我加上两个挖坑的。但当时食物稀缺，大家都吃不饱。埋好猪，我们就都在打这头死猪的主意，想着晚上怎么样把这个死猪肉弄回来吃。我叫来一个同我关系较好的政治班长，两人一起去挖猪。当时我们是部队化的生活，晚上九点钟便熄灯了。但是我住的地方是后勤宿舍，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离马圈、羊圈却比较近，和他们大部队是完全隔离的，具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虽然我们大家当时都晓得这头猪吃不得，但是都挡不住肚子咕噜咕噜作响的叫唤。晚上便凭借着月光去寻找了。由于挖过坑，沙地表面的植被显得不一样，方便寻找。找到以后，我们当时带有一类似于匕首的东西，便把四个腿给卸下来，把皮和毛给剥掉了，把皮和毛扔进我们新挖的坑里，毁灭罪证。肉割回来之后，便是一个脸盆当锅，一个脸盆当锅盖地煮了。然而又怕吃了之后生病，便自我安慰道高温多煮煮就好。煮熟以后没有酱油，我们便拿肉沾点盐巴，美滋滋地下肚了。当年在新疆的时候还披星戴月地把病猪挖出来吃，真是饥不择食啊，可见当时的条件有多苦。
　　脸盆还可以做炭火盆。那时候连队里一个月放一次露天电影，但内容光是样板戏，没什么别的。冬天很冷，我们就利用这个多功能的脸盆，把它变成炭火盆。食堂做饭是要烧柴的，我们干后勤的比较熟门熟路，就到后灶弄点碳，踩在这个炭盆上面腿就不太冻了。但是经常会遇到看着看着，发电机没油了，电影放了一半便看不成了的情况。这时大家就喊谁家有汽油，支援一下。职工家拿来的汽油都兑过机油的，加进去的效果并不好，电影便看不成了。这场电影，第二天一般会重放，重新把汽油拿来，发电机发好，所以我们为了看一场电影，常常挨两个晚上的冻。当然平日里你想看电影也是可以的，跑上几里地。因为一连放完，便组织去二连放。而且都是露天电影，前面能看，后面也看。看反面电影的机会在如今真的是少的可怜了，都是正面的啦。

　　四、饥饿造就的智慧
　　我们去的第一年还供给我们从四川运送过来的猪肉，第二年国家就不养活你了，得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了。有段时间吃的东西很少，大家就开始动脑筋搞吃的。比如冬天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去逮麻雀吃，还常常打赌吃老鼠肉。这个老鼠，不是想象中的家里那种小老鼠，是田里面的田鼠。怎么逮呢，你得去观察。经常出入的田鼠洞是有脚印的；没脚印的窝肯定已经是废弃了的。然后便提上一桶水去灌。一灌，水一呛，田鼠就跑出来了，把它摔死。摔死之后便砍去它的头、扒去它的皮，弄上五六个，拿饭盒带到食堂里去蒸。人为了解馋、为了求生存而做得这些异想天开的事情你是想象不到的。
　　肉呢，连队里一年只能吃两次。夏收的时候，比较苦，一个连队宰一头猪是不够的，要宰两头猪。但是冬天的宰猪量更大，原因是冬天水都结成冰了，只有冰化成水才能做饭、洗衣，水资源短缺。因此人想喝到水都相当困难，那牲口喝的水更加有限了。所以天冷的时候要大量宰猪。宰猪也是一门技术活，需要块头相当大的人来完成。因为猪的心脏在腋下，跟人心脏位置差不多，一定要扎准，你一扎不准猪就跑了。但宰猪却有一些小便宜可以占，即可以拿脸盆接一点猪血，猪血它是不计分量的，多了少了上级都不知道；猪大肠又肥又好吃，也是可以“贪污”的，你割掉十公分、八公分的也没人注意。我们常拿玉米面调点水，灌在猪肠里面，而猪肠的两头拿绳子扎着，弄个饭盒，拿到食堂蒸去。蒸出来的猪肠油份十足，配上玉米面的味道，真是美味极了。当然，如果你实在想吃猪肉，也是有点小窍门的。猪的肚子是剖开的，稍微从这里割那么一溜溜，管库房的，倒也是不会观察这么仔细的。如今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猪肉吃得少了，牛、羊肉反而吃得多了。因为我们家是回民小学，楼上住着回族人民，我们尊重着他们清真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后来连队条件慢慢改善了，养了一种叫白来客的鸡，是上海姑娘养的。考虑到卫生问题就将鸡养在离营区比较远的地方了。我当时是看守果园的，前往果园的路上都会经过这个鸡棚。有一次我们去连队看电影，回来路上正好经过鸡棚，大家听见鸡棚里面鸡的叫唤声，便想是不是可以去鸡棚里面摸个鸡，改善改善生活。鸡窝木头比较少，门的材质也非常简单，就是用根圆棒棒，拿钉子钉一钉，整个框。养鸡的姑娘下班以后，拿铁丝锁一下就好，主要是为了防止黄鼠狼闯进去把鸡叼走。那次我们便走进鸡窝，把草扒开了点儿，拿掉顶门的铁锹，大家赶忙钻进去。这拿鸡是有技巧的，动作得快，要不然鸡要受惊的，一个叫唤，其他的就稀里哗啦的都飞了。我们一进去，将鸡脖子一捏住，一转弯，压在翅膀底下，来一个秒杀。然后就夹着鸡到果园去了。果园里我们有炉灶，果树修剪下来有树枝，便有了柴。接着到渠里去取点水，烫毛。十几分钟就把这个程序给弄完了。煮熟以后，大家“咝咝哈哈”吃完，也不在乎烫不烫。然后把骨头、鸡毛集中，挖个坑一埋，给果树当肥料。第二天听见养鸡的小姑娘说--咦，怎么鸡少了一只？猜想是不是昨天晚上黄鼠狼来了。我们心里偷偷笑着说是我们干的。有句笑话说—出门在外，不偷不抢对不起爹娘。我们虽然没那么坏，但是确实是好事也干，坏事也干。
　　我们也偷过西瓜。还种了六十多亩地的蔬菜和瓜果，种西瓜要打掉多余的侧蔓，只留一到两个；种哈密瓜要打顶，留两三个叶片，培养两到三个侧蔓结瓜。种耐盐碱的沙枣树，枣树可以防沙，枣子可以酿酒。种着耐盐碱的红花，红花籽可以榨油，可食用。到五月底的时候，连队里就派人看守，但看果园是看果园的，看瓜地是看瓜地的，看菜是看菜的，职能不同都是分开的，这也体现着我们的专业化。但是我们种果树的是占有优势的。我们是在果树下面套种西瓜，太阳光受限，瓜不像人家熟得那么早。我当时和一名农大的大学生关系特别好，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做他的技术助理。我觉得大学生的脑子是真好使，有天我们想去搞一个熟瓜，但去瓜地要过一个水闸。我们去瓜田的时候，先把闸门提前放下，一个人淌水到对岸，之后另一个人再将闸门打开，就不会轻易让人发现。不过虽然这样做了，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保不被人发现，因为我们晚上各拎着一个马灯蹚水，看瓜的人可以通过两个马灯轻易地辨别出人数来。大学生说，你下去拿瓜，我一个人拿两个马灯，从远处看还是两个马灯；我又想了一个好办法，像挑担子一样，双臂伸开，前拿一个马灯，后拿一个马灯，从远处看过来还是“两个人”拿。接着我就下地摸瓜去了。摸瓜也是需要技术的，西瓜成熟之后，瓜蒂是没有毛的；并且每一个花纹中间都有凹槽。倘若摸的这个瓜毛烘烘的，那肯定没熟；光溜溜的，也是不熟的；只有摸起来一棱一棱的，才是熟了的。还有一个判断西瓜是否成熟的方法，便是用手挤一挤瓜，若是瓜“兹兹”地叫了，这个瓜定是成熟的，不过这一招有些“狠”，瓜挤了以后，通常是放不住的。所以以我们的经验，一般运用第一种判断方式便可行了。当时我们连队礼堂里面有个大舞台，舞台有个化妆间，我和这个技术员住在化妆间，这为我们偷瓜成功创造了必要条件。生活在大班，若是想偷瓜，铁定有人打小报告。而我们就两人，行动比较自由。巧合的是，当天晚上看瓜的人也来吃夜餐。吃完夜餐已是十二点过后了，看我们的灯仍未熄，便来串门，看见我们的瓜还夸赞道：你们西瓜咋这么好呢。我们笑而不语，其实正是他瓜地里拽的，偷了邻居家的瓜被撞见了还没被发现。你看，像这种偷瓜的小事情也还是有的。这说明当时我们食物资源的的确确是非常匮乏的，大家都吃不饱啊。

大乌珠

更是一部知青人的辛酸史！

觉民

　　五、有人逃离有人坚守
　　当时生活的条件那么艰苦，有些人受不了苦和累，就打算逃跑，可是跑出去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属于麦盖提县，我在新疆十年都没有进过县城，可想交通是多么的不方便。而且我身为奉化人对奉化的县城都没有十足的方向感，更何况初到陌生的荒僻地呢。四周的路都显得那么相似，根本就辨别不出到了哪里。当时上级已经警觉到大家有想要逃跑的念头了，便在三岔口这块地方拦截。其实他们更怕你逃出去后根本就生存不了，因为从三岔口到阿克苏大概是二三百公里，荒无人烟，很难找到可供饮用的水源。要走出去除非拦截汽车还有可能到有人的地方。可是那边的交通并不发达，汽车也很难拦到。弄得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但是也有逃跑成功的，比如有个温州知青，很机灵，也很有智慧。温州知青逃跑那天早晨起床，装作身体不舒服，声称得去团部看病。他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让人无法察觉他有什么别的想法。他非常平静地搭顺风车前往团部。当时的顺风车，就是看见哪个司机路过便招招手，让他搭你一程。如果顺路，通常情况下司机会让你坐顺风车的。因为司机也怕寂寞，一个人开车去乌鲁木齐有三千多里地，路上有人陪聊也是好的。有的人是这么走掉的，比较顺利。但大部分人是在三岔口，被边防军和兵团内部的军人给拦截了。被拦截的通常是一群人，能成功出逃的往往是一两个单独行动的人。政府拦截后不是通过武力压服的，而是一直给你做思想工作，劝说你留在这里稳定边疆。一日不通，二日继续；日复一日，劝说到你愿意返回单位为止。
　　后来有些宁波知青选择的逃跑方式是探亲后不返回。用现在的话说便是耍赖皮了。当时的探亲政策是一个班十个人，两个人为一组回家探亲，探亲假期为两个月。刚开始时两两一放，后来连队发现情况不太对劲，有些人回去了却不愿意回来。如此，新疆这边的劳动力就不够了。毕竟一个班少一两个人没有多大关系，但是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劳动力便明显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连队采取了新的政策，不让知青们回家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和苏联打仗了。这场战争结束后，知青的编制又进行了改动。本来是农场的农业工人，变成某师某团某连中的一员。战争爆发后戍守边境的人员吃紧，连队便卡紧了回家探亲的人数，即一个萝卜一个坑：两个人回去之后必须返回，接下来的两个人才能走，这样就把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块儿了，毕竟前两个人不回来后面的知青就会有意见。由于新政策的影响，三年内即有一次探亲机会的保证未能轻易兑现。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在第四年--1970年才返回故乡探亲的。后来我又按照规定的期限返回新疆，继续我的知青生涯。我在新疆一共待了整整十年，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70年，一次是73年。有许多因过度思念家乡怕吃苦受累的女同学在探亲后并没有选择回去。为了解决个人问题，进疆时，男女比例是平衡的。我们宁波五中（也就是现在的效实中学），前往新疆的同学是二十六人。男女各一半，男生十三人，女生十三人。但现在有些女同学不愿回去后，平衡被打破了。以前有种自行车的牌子叫“飞鸽牌”，还有一种“永久牌”，打从女同学不愿返回新疆的情况愈发厉害后，连队里常常开玩笑，男生为“永久牌”，女生一部分成为了“飞鸽牌”。
　　1968年，连队转场，我曾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库房（地窝子）里，看守菜窖和逃回南方战友的箱子。新疆的冬天简直是酷寒，收获的白菜、萝卜必须埋在土堆里面；沙漠中昼夜温差极大，萝卜在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中冻得好像铁疙瘩一般。凡是冻过的菜味道就不似原来那样美味可口了。所以当时我的另一个职责就是将胡萝卜、青菜等埋在地下防冻，大白菜埋在地窖中储藏起来。每天我都在老班长家中用餐；晚上取暖，我就在库房的中间挖了一个大坑，放上柴火，烧柴取火。柴哪里来呢？找牛棚，猪圈废弃围栏的树木，扛回来当柴烧。或者是去扛做篱笆的树，在沙地中挖一个坑，将砍下来的树皮填进坑里点燃。燃烧的树皮烟气是极为呛人，但是为了取暖再刺鼻的烟也得忍受。那段时间我是孤单地守在这里，直到开春，新的驻地一弄好，我赶紧就回到大部队，跟大家在一起了。

　　六、每十年转一次弯
　　我是72年开始通过组织办理调动手续，最终76年才得以离开新疆。时间拖延主要是兵团不放人，因为有影响啊，你也走，他也走大家便都想走了。当时我爱好农业，参谋长就劝说我，既然在连队的发展潜力不大，给我调到团部去管理果蔬和花园就不走了吧？不过后来我想了想还是得走。
　　76年，我以投亲靠友的理由到了银川附近农村插队当农民。离开新疆的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天周总理逝世了。1月8号晚我先到了三岔口，后又多赶了三百多公里路才停下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心情是很沉重的。我在路上搭了七天的顺风车，到吐鲁番后托运了行李。我记得临行前，和我关系不错的河南老班长，他是从乌鲁木齐兵团皮革厂下放到我们农场的，送了我做皮大衣的染色羊毛皮领子。我便在团部皮革厂加工，做了一件绿草羊皮大衣托运带回了银川。当时火车票是十分难买的，我只买上了后天到郑州的车票。碰巧的是第二天我碰上了一群回黄岩的知青，我闲着没事便同他们上了火车，后来并没有下车，一路坐到了兰州。兰州的雾特别厉害，早上八九点到中午十二点的雾都是灰蒙蒙的，空气污染相当严重。那时为了省钱，火车到站了，我不去找宾馆住，睡在电影院里。第二天十点多到的银川，又遇上给周总理开追悼会，全市公交车停车。火车站离老城区很远，我穿了一件破棉袄，自己走了十几里地回家。
　　我还记那时候临近春节，我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度过春节，后来便下乡到银川市郊区良田公社盈南四队当社员。我被安放在银川氮肥厂的一个知青点。这里与兵团不太一样，俩人一间屋，睡火炕。不仅如此，还要自己做饭吃，休息的时间也不一样。以前在兵团，我们是吃完早饭再出工，这里是先干一趟早工，天刚亮队长就吼着叫我们上工，大概两个钟头的劳作之后再让我们回来吃早饭，再出工。
　　刚过年那会儿是冬闲，队里搞副业烧砖，队长是监工，社员和知青背砖头装窑。头披麻袋，社员一次能背三十多块，知青一般背二十多快。背够约六百块，才算完成任务。而队长站在那里，抽着烟，你背一趟给你一块牌子，凭牌子结算工钱。一开春，我们就开始播种春小麦，旱地活比较轻松。过了清明，开始育秧，五月开始插秧，忙到端午才插完秧。插秧比较辛苦，得站在冰冷的水里，面朝黄土，弓着腰，拉着身子。大家集体插秧的时候，假如你慢了没赶上大部队，队长便会冲你吹哨子，拉你的绳子，冷水会崩你一脸。
　　现在想想我本来是兵团的工人，去银川插队后，生活艰苦了很多。当时我工作不固定，常常在农闲的时候搞点副业，比如烧砖，进城在小区盖煤房，帮银川毛纺厂拎运羊毛；又或者是农业学大寨，参加公社统一平整土地的活动，挖渠……我到处跑着干。当时每位下乡知青都有一辆自行车。我花了一百多元，这笔钱是我从新疆带回的辞职费的三分之一左右吧，凭票买了一辆加重“飞鸽牌28”的自行车，我的日常出行变得方便起来，也节省了很多时间。我今天在这里修渠，明天在那里种地。当地的知青他们每星期回家都能吃到现成饭，而我不一样，我是投亲靠友的。亲戚家的米缸、面缸都已经吃得底朝天了，我当然要好好劳动了呀。我们那时十几个知青合伙有一块自留地，种着小麦。我当时便想着赶紧把麦子给割了，人家却说不着急。后来遇上毛主席逝世，紧接着唐山大地震，日日下雨，麦子和绿豆都长芽了、变青了，磨不出面来。本来一百斤麦子可以磨七、八十斤的面，现在只能磨五六十斤。你说下半年得多苦啊，简直没有粮食可以吃了。
　　回忆过去，感到可怜的事情还有很多。我是个老知青，比他们的岁数都大，比较老实。生产队平常还是照顾我一点的。比如说我们挖排水沟，排水沟时间长要清淤。我们当时抽烟需要烟票的，我不抽烟，就拿烟票买好烟，送给队长，和队长搞好关系。队长便少给我一点任务，可以少挖一点淤泥。但是当天还是必须要挖到底的，不然第二天水就漫上来了。中午吃什么呢？一人一份高粱米饭，没菜的。其实新疆兵团还是挺好的，至少是拿工资的，刮风下雨都有钱。但是当老农民就不一样了，一天才四分钱，当时冰棍5分一个，也就是说干一天活连买个冰棍都不够。
　　于我而言，在公社和在新疆的兵团大不一样，因为我的岁数已经大了，表现不好是不行的，所以相当安分守纪，为了就是能早点招工上去。就这样我在宁夏当了一年的农民，第二年遇上了招工，这个时候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当时是铁路招工，人家看我年龄偏大，不接受，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一年过后，我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因为我父亲是宁波棉毯厂的，于是我便被安排去了棉毯厂当修理工。我们南方人比较聪明，虽然我初中文化水平，技术原理可以说是看不懂的，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我都知道。我姑妈的一位同事是医院里的护士长，她的爱人是北京冶金研究院下放下来的，于是每次有技术问题我就请教他。
　　我们下乡过的人胆子都比较大，见的世面也广，人也比较要求上进。我一到单位，领导问我敢不敢去兰州白银采购纺织配件，我说有啥不敢的。之后领导顾及我的安全，便派了一名同志随我一同前去，这件事情我给他办得比较漂亮。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在厂里站稳脚跟了，主要还是因为我有技术。我不像他们都是党员，我是连团都没有入呢，这么多年啥也没干，就学点技术。半年以后我就开始管理车间了，一个车间大概二十个人，我就等于车间主任。后来又过了一年，大家开始跟风，要求民主选举。当时我的想法是管你民主选举不选举，我到农村换大米去。南方人喜欢吃米，城里凭证供应的都是白面，我便骑车带着面到农村换大米。说来也巧，那天大米给撒路上了。农村的路不好，我骑了半天骑不动，便靠在路边休息，不小心装大米的口袋给树刮了一个小洞。等我休息好继续上路的时候，感到越骑越轻，回头一看，大米撒了一路。第二天我去厂里上班，人家说昨天民主选举了，我的票最高。我心里想最高就最高吧，我也不当作一回事。接着便是书记找我谈话，因为我票最高，让我当副厂长，管技术，于是我便开始搞起了纺织技术。但是当副厂长压力也很大的，因为纺织工厂经常着火，一着火消防队就找我们。有一次为了节能，晚上为了省电，看门老头去关电闸，这个电闸推得越快，就越不容易产生电火花，推慢了，便起了火花，结果车间的玻璃全掉了。工人跑到我家把我叫了去。当时因为书记到西安去了，所以责任便都落在我肩上了。我到现场后，消防同志跟我讲：大火已经扑灭，你们自己值守，防止死灰复燃。于是我们就继续提水往冒烟的地方灌水，一直忙到天亮。
　　后来沙书记，也就是我们厂的厂长，调走了，我便当了厂长，就调来了杨书记。工厂的效益不好，责任又重大。刚巧银川市蓬布沙发要引进懂得管理，会维修机械的人员，我便辞职要求调走。城区计经委却不肯放人，把我安放在农村城区计经委供销公司，叫我当副经理。供销公司一共才五，六个人，我当时想到可以暂时当跑腿的供销员。一年之后我托关系调到银川蓬布沙发厂去开发新项目“席梦思”弹簧软床垫。还跟随着领导去深圳考察。回到银川后又带领七位工人到深圳相关工厂培训操作。在生产线投产后，我遵循上级领导的指示开始担任车间主任。一九九九年企业改制，科里又分来一位大学生。当时我心想，人家大学生的文化程度比我高，我便请示上级，让这位大学生当科长，我自己当科员。不久之后我辞职买断工龄，下岗回家创业。与夫人共同经营改改商店，做小学生的生意。
　　我新疆工作了十年，纺织工厂又工作了十年，又到席梦思做弹璜软床垫，等于家具行业又工作了十年。后来我下岗，下岗十年间我开过小商店，在小学门口摆过小摊。所以我的工龄十分复杂。我在新疆买断工龄十年，一九九九年在银川再次买断工龄是三十三年。我这四十四年的工龄是两次买断工龄加起来的。我这个人命运比较曲折。人家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是十年一拐弯。在兵团待了十年，当了十年农民，纺织工人当十年，家具行业做了十年，又下岗十年。现在退休了，回到宁波，银川的工资要比宁波少很多，经济方面比较紧张。我最怕在这里生病，因为医保不互通，往返报销太麻烦，也不知国家能不能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觉民

　　七、回望远去的青春
　　回头想想那段经历，如果今天问起知青“青春到底是有悔还是无悔”，我想我基本上是无悔的。首先，我们当时不像现在的你们可以选择。打个比方，假如你现在毕业了，你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去经商；或者去当公务员，走官路，做什么都是可以由你自己来选择的。然而我们当时社会变革以后，是没得选择的。再加上我们接受的是正统教育：学雷锋；学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其次，当时的上海在六四、六五、六六年早开始支边了。上海的知青已经下乡过两三年了，知道新疆的真实情况并不像宣传中的那么好，便不愿再去了。但是中央给上海的名额是规定的，而在上海名额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中央便将上海的指标给了浙江省。因此我们这批人算是顶替上海人前去下乡的。最后一点，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要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后来，你要是不去是有人天天到你家门前敲锣打鼓逼着你去的；你不去父母的工作将会被停职的。所以你没得选择也没办法后悔。
　　2012年，我们重返新疆的时候深切地感受到，知青期间我们辛辛苦苦开辟出来几千亩地是真实存在着的。变化也很大，之前是人海战术，靠人力开荒造田，现在已经看不见什么人了。我的一位老班长现在已经埋在沙漠中了，他承包了八十亩地。那年我们前往新疆去探望他的家属，我主动提出帮他们浇灌，仍想体验一把往日知青的生活，却发现已经不用人去浇灌了，采用的都是从以色列引进的滴灌技术。原来我们是农渠、斗渠，需要从水库里引过来，扒一个口子漫灌，水也浪费；现在是用蓄水池先沉淀一下再灌，很省水。山上的水不是太清，不沉淀怕滴灌时管子被泥沙堵住，因此需要沉淀。现在棉花种植采用精量播种，一个窝就播种两个，另一个备用，让它自己生长，十分科学。而当年没有机器，靠的就是我们的双手。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当年的开垦，今天也不能变成这个样子呀，所以说我们的付出还是有价值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只希望大家要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的父母都过于关心你们了，要学会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