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06】岁月如歌 · 杭州女知青 殷辛龙

大乌珠

岁 月 如 歌

——我的知青生活

殷辛龙

报  名

       我六岁上学，八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毛主席的红小兵。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怎么革命就怎么革命。但做梦也没想到两年后，也就是到了1968年底，伟大领袖大手一挥，我们这些人转眼间改变了命运。12月2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下乡运动的序幕。紧跟着报刊、学校、街道居民区纷纷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舆论铺天盖地。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又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

       当时的我还不到十七岁，是一个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多初中的女孩，面对着头上的政治压力、身后大潮涌动、耳边工宣队的鼓动（说我们是到黑龙江中苏边境去当亦兵亦农的武装基干民兵）和自身脆弱的心灵，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复杂心理下报了名去黑龙江农村。报完名后我就回家与我母亲说明我的志向，并极力拉拢我哥让他把关系转到我校，与我一块去黑龙江虎林县。当时每个学校去的地方是不同的，兄妹在一起总要好些。经过我母亲的反复权衡，让我哥去浙江境内的建设兵团。在那个年代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家家户户都有下乡的人，即使有一些坚决不去的人，他们后来的日子也是够煎熬的，不是被居民区叫去办学习班，就是父母在单位或居民区挨批挨整。留在城市里只能天天夹着尾巴做人，居民区里只要有个大事小情就会去找他们。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觉得要走就走的远些，好像这样更革命、更听毛主席的话，不仅如此，我还帮工宣队领路到同学家去做动员工作，甚至于把我最要好的同学都劝到了去黑龙江的行列。以至于她的母亲在多少年后，每见到我母亲就说:“是你的女儿把我的女儿劝到黑龙江去的”。 报完名后，经过上级批准，我们就开始迁户口，领服装被褥。记得当时发了一套颜色不正、做工也不地道的黄军棉衣和一条同样颜色的棉被。多么光荣啊，发的是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基干民兵嘛，而且还是武装的就心满意足了。能获得上级批准，我感到很庆幸，有的同学因为政审不合格还不让去呢！

       多么天真的一代人哪！

大乌珠

        殷辛龙是原杭州吴山中学68届女初中生，1969年3月8日与我们同一专列支边北大荒虎林县插队，如今却生活在了山东淄博。她的坎坷一生，从她的这篇回忆录中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做“知青”的不易！

      

觉民

走就走得远一点！－－当时我也这么想的，可是命运没有让我远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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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别

       家里抓紧时间给我们准备远征的东西，一时间母亲既要送走女儿到边疆，又要送走儿子到农村，那心情会是怎样呢？我的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是个单亲家庭，我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痛苦，如果不是处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承受不住的。

       那时的黑龙江是个什么地方，是个自古以来犯人流放的地方。可当时我完全着了魔，执意要去，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理所当然嘛。

       通知下来了要我们一月份走。后来电台里传来黑龙江珍宝岛在打仗的消息。珍宝岛离我们要去的虎林县很近，它就属虎林县管辖。上面下来通知说等战争形势稳一稳再走。这样我们又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在等待出发的这些日子里，我也想象着黑龙江的情况，冷啊、苦啊、远啊、干什么活啊、扛枪是什么滋味啊等等。终于通知下来了，可以走了。我们是杭州市第一批到东北的下乡知青，约有四千多人，分三天走，我们到虎林县的是第一天走。

       3月8号出发那天，我们在杭四中门口集合，敲锣打鼓一派壮士出征的气概。当时有的家长问在哪个火车站上车，工宣队说保密，怕送行的人太多不好维持秩序，汽车把我们一行人拉到了那个临时上车点好像是在南星桥的什么地方——一个连个站台都没有的铁路边。我们看到已有一辆列车停在那里，有许多解放军手拉着手挡在车厢的警戒线前，车上已有很多别的学校的知青。铁轨两边站满了人，有送行的、有告别的、有维持秩序的。我跟着别人上了车，列车两边的窗口上全都重重叠叠趴满了往外张望的人，双眼扫视站台上杂乱的人群，寻找着来给自己送行的亲人。我因为个头小根本没有可能挤到窗子边上，只是默默地淌着眼泪，忽然有同学看到了我的家人，家人在车下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同学们赶紧把我叫到窗户边，让开一条缝隙让我挤进去，我看到了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姨妈姨父、表妹表弟，好像在杭州的所有亲戚都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打听到我们上车的地方的，又是怎样赶过来的。我大声地哭喊着，亲人们也都在流泪，不时地送过来几句关照的话。整个车上车下哭声连成一片，此时连老天爷也被感动的下起了绵绵细雨，车下的人都全然不顾被雨飘湿了头发衣服，他们和车上的人都共同地在经历着一场灾难，这点雨算什么。生离死别的感觉在那一刻体会得淋漓尽致。

       突然火车汽笛长鸣一声，轰隆一下徐徐地开动了，这一刹那，大家这才意识到了要与亲人分别，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城市分别了，又好像突然明白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大声地哭喊了起来，有几个胆大的欲跳窗逃下去，可是又怎么可能呢？车下送行的人们全都追随着列车往前走着跑着，好像这样能使列车开得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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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闸口是个货车小车站，地处杭城的西边，靠近钱塘江大桥，当年列车是不停靠的。杭州政府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这段历史，如今在这个站台（车站征用撤消）不但保留了原有的一段车站面貌，还摆放了一列老火车头及几列绿色车厢（可拍照留念），并建造了小火车可供游人乘坐。      
       此文所述她们是第一批去北大荒之说，这肯定有误。1968年12月23日这才是杭州学生第一批支边黑龙江（抚远）的知青，1969年3月6日是第二批到同江，3月8日第三批到虎林，3月9日第四批到富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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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

       列车飞快地开着，哭泣声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一直到了南京才慢慢地止住。列车整整地开了一星期。八千里路啊！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而我们才十七八岁呀！

       一路上总算平安无事。火车已进入牡丹江地区了，吃晚饭的时间，火车在牡丹江的某一个小站停了下来，知青们都下车去领盖浇饭吃，我们吃完了饭，等了很久火车还不开，大家觉得奇怪，有几个年纪较大些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上来说：下面正在闹事，好像是某个护送的工宣队员说漏了嘴，说我们一行人到黑龙江虎林县不是去当什么武装基干民兵，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人感觉是受骗了，不愿去了，于是就和护送的杭州市革委会领导发生了争执，据说还打伤了人。火车上的人都下来了，火车没法开了，怎么办呢？三月份的黑龙江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天色已黑下来，冻坏了人怎么办，一群南方来的伢儿，从没经过这么冷的天。这时又是解放军起了作用，开来了一辆辆军用大卡车，把我们这批人一车车拉到一个什么党校。里面正在办学习班，有的是大通铺睡觉的地方，学习班成员统统让铺位给我们。而我们也正好成了他们的教育对象。拉我们的列车在第二天下午，在停了整整二十二小时后，拉着我们的一车皮行李开到虎林县去了。火车不能再等我们了，因为当时据说列车如果停运超过二十四小时就要上报国务院，杭州市革委会担不起这个责任呀。我们这帮人在学习班成员的教育帮助开导疏通下，一批一批陆陆续续都到了虎林县。到此，负责护送的杭州市革委会成员和工宣队成员完成了使命，交了差回去了。

       虎林县革委在县城的一个礼堂开欢迎会，记得一个好像独眼龙的革委会领导把我们狠狠地批了一顿，然后各公社各大队的马车就把我们一车车地拉走了，拉到了白雪皑皑、人烟罕见的北大荒农村。到了此时我们这帮人完全像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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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订正笔者文中所说的到了牡丹江某个车站，其实当时专列就是停靠在牡丹江车站，确实部分知青得知自己去不了边境一线，聚众与杭州市革委委派的护送工作人员争吵，其中还把一位姓洪的（后来得知是同住一个市委大楼的）负责人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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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校的四十八名知青被统一分配到新乐公社兴隆大队，我们四男四女八个人被安排在第五生产队。每个队都是男女均等的，既然是扎根，就得男女均等，多么人性化呀。

       我们五队的八个人由队长领着，两人一伙到农户家吃饭，坐在炕上，趴在小炕桌上。农民倒是很热情，也很好奇，从没见过来自这么远的城里人。屋里没有电灯，炕桌上点着煤油灯，桌上没有菜，只有一小碟豆瓣酱和一大盘黄灿灿的苞米面大饼子，房东端上来一碗碗玉米碴子粥。大饼子黄得象杭州的蛋糕，我们经过这么多日子的折腾已是又累又饿了，拿起大饼子就吃，因为心里想的是蛋糕，所以就专挑大的拿，可是一吃到嘴里就咽不下去了，粗粗拉拉地好像吃了一嘴泥沙，只好强咽了下去，倒是玉米碴子粥还好喝点。手上的大饼子攥在手中假装拿回去吃，到了没人的地方就扔掉了。因为是第一顿饭，所以印象很深。以后的许多日子，我们都只是喝粥，常常饿得眼发黑。吃完饭，我们回到队上给腾出的一座一共三间屋的房子里，四男四女分各居一间屋，中间一间是烧饭用的。

       从此，我们开始了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涯。

       我们每天清晨四点来钟就要起床，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跟着队员去地里干活，庄稼地离村庄有十多里路，扛着锄头走十几里路已是一身汗，肚子瘪瘪的，一干就是一上午，中午在地头吃中午饭，休息一会就开始再干，一直干到太阳快落山才回家，回去又是十几里路。黑龙江的地大，地垄长的一望无边，常常一天干不到头。我们因为从没干过农活，费的力气不少却干的又慢又差，别人已经在休息了，在吃饭了，已下班往回走了，我们还在干，因为分到的活是一样多的，必须当天完成。起初是没有人来帮忙的。常常干完了回到家天已漆黑，还得挑水做饭。屋里冷冷的、炕上凉凉的、人是累累的、肚子空空的、心情凄凄的，那个滋味呀！

       农民的孩子和我们干的是一样活，可他们有家，有父母的呵护，有热饭热炕头，他们土生土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我们真正是在脱胎换骨，这个苦呀。

       国家每年拨给每个知青六百斤玉米，粮食是够吃的，可是没有菜吃。在黑龙江只有到秋季收获时才能吃到菜，种类也就是土豆、芸豆几种，别的时间就是吃自己做的豆酱、酸菜、秋季晒干的芸豆干。起初我们在农民家吃饭还能吃到这些东西，后来我们自己做饭连这些东西都吃不到了，只好在粥里放点粗盐和酱油，有时在粥里放点从杭州寄来的猪油，就很香了。偶然也能吃到从杭州寄来的咸带鱼，那是农民们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更奢侈了。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地我们学会了农活，干得不错了，感情上也和农民接近了，日子似乎有了点意思，干活时要好的农民姐妹有时也会过来帮一把，吃饭时她们也会分一点咸菜给我们吃，逢年过节有人会给我们送几个煮好的鸡蛋来，或叫我们到他家吃顿饭。能吃上一顿有菜的饭，真让我终生难忘。这以后礼尚往来，我们就把家人从杭州寄来的东西，如霉干菜、炒米粉、围巾之类的送给他们。慢慢地我们也有了农民朋友。这些朋友至今我们还有来往。

       由于我被社员们认为干活肯卖力气、出勤多、不娇气、为人朴实，虽然人小力单但是干活麻利，质量也好，所以评工分时总是要比别的女知青高出零点五分，一年下来我能分到一百几十块钱，要比别的知青多几块。也因此，我曾经有幸被队长赏识派去喂猪、放猪、做豆腐、卖豆腐、夜里看场院，这些活似乎比下大田要轻松些。我学着老农的样子手中拿着树枝做的鞭子，嘴里喊着喽喽的声音赶着猪在地里跑，很像那回事的。做豆腐每天两三点起床，磨豆浆、烧火，做好了豆腐就和老保管拉着爬犁到村庄里去卖，吆吆喝喝地很有一种自豪感。一般是上午做豆腐，下午挑水，我一个人要挑二三十担呢！东北的井很深，有三四十米深，打一桶水很费劲，有时把水桶放到井里，水怎么也进不到桶里。两个盛水的大木桶直径足有一米，高度和我差不多。只有在农忙时节才做豆腐卖，平时谁舍得吃啊，即使有豆腐卖，很多人家也是舍不得买了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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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林县新乐公社总共有四个大队，即新乐大队（在公社所在地，紧靠牡丹江通往东方红火车道边），兴隆大队（一座名叫石青山的山脚下），新民大队（本人就被分在此大队，离新乐12公里），再就是富荣大队（与我队相距8公里）。在这四个大队中，都分到了数10名杭州各校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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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看场院，还真是创了个先例。秋收打场的时候，场院里全是粮食，我们的队长是个很精明的人，他知道如果用农民看场少不了有瓜田李下的疑心，用知青不会往家拿，而且用男知青浪费劳力，不如用女知青合算，于是就让我来看场院。场院一般都是在村庄外边的，从日落打场的人收工，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来人干活，这整个的夜晚就我一个人在场院里，既要警惕有人来偷，又要担心自身的安全，有狼，有坏人呀。记得那天，队长试探地问我敢不敢干？我是个要强的人，又比较单纯，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不知道用女孩看场院在当时完全没有先例。

       记得有一次夜里下起了滂沱大雨，又是闪电又是打雷，我没处躲藏，只好爬到停在场院里的一辆拖拉机里躲着，真是害怕呀！我为了壮胆，大声地唱着革命样板戏。打更时晚上不能睡觉，偷了粮食可不行，再说露天地里怎么睡呀？我想了个办法，在麦秸垛底下挖了个能藏进半截身子的洞，上半身钻进去，下半身用挖出的麦秸盖住，这样既可休息又能御寒，来坏人还不容易发现我。记得有一次队长指导员来查岗都找不到我。总算在我值夜期间没有丢失什么。后来听说别的大队也效仿起我队来，用女知青看场院了。事后想想真是后怕。村子里谁家会让自己家的女孩去干看场院的活呢?那个队长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干的，他应该知道那是有危险的。

       农忙过去了，我们也就干些别的活，修路、挖沟、盖房子。挖沟修路是要用大力气的，我的棉衣常常被汗水弄得里面湿湿的，外面是一层硬硬冰壳，甚至棉胶鞋里都能倒出冰雪来，可能是冷热交替产生的。给公社盖房子，派我去当小工，在脚手架上，运灰浆、搬砖头、打下手，干得蛮起劲。我恐高，但必须克服。

       干农活也是很有技巧的，一开始锄地时，锄头在手中一点也不听使唤，明明是要锄草，却不知咋的除掉青苗，队长看到是要骂的，于是赶紧把苗用土培好，当时还看不出来，等到队长检查质量时，苗已蔫了，我们没有少挨尅。于是我就边干边琢磨，终于琢磨出了点道道，既干得好又干得快了，锄地就成了一种乐趣，每干到地头回头看看自己锄的地，土块被锄得松松细细的、垄面平平的、苗直直的，和农民干的没有多大差别了，心里就美美的。割庄稼是要注意把茬子留得短短的，由于我们不会用劲，镰刀又不快，留的茬子很高，回头一看与别的地垄一比真是难看，不用别人说自己就已难受了，于是我们就跟老农学磨镰刀，学割地的技巧，农民们乐意教，我们乐意学，慢慢地活计干得好了，与农民的感情也接近了。

       我们身上的娇气越来越少，农民们就越来越看得起我们，在队里我曾两次被评为五好社员，也就是在队部墙上的红纸上有了我的名字，就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说明我已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干活是要不怕脏的，不扑下身子去干，农民们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播种点粪时要用手抓着粪点，到吃午饭时没有水洗手，农民们用土搓搓手就吃起来，我们也学着用土搓搓手抓着饼子吃。渴了，农民们喝着地垄沟里的积水，我们也学着用手捧地垄沟里的水喝。不过有一次我们找水喝，找到了一个大坑，里面有水，水面上有很多孑孓，我们喝了几口，回去告诉也在找水喝的农民，他们过去一看，没喝，回来说那是一个坟坑，怪不得那水有点怪怪的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有点不舒服呢！

       不是农忙的季节，有时收工也很早，我们也有我们的娱乐生活，收工早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搭伙到十八里路外的县城去看革命样板戏的电影，遇到没活儿的日子，有时也到县城去吃一顿，吃一碗水饺或吃一盘粉条炒肉。在等吃水饺的时间，我们大大咧咧地跑到人家的厨房里要给人家包水饺，一帮南方伢儿怎么会包饺子呢？吓得厨师直撵我们，在我们的缠磨下他们只好让我们包了，就是这样我学会了包水饺，它让我享用到现在。有时晚上，我们没事干就在一起唱歌，吹笛子，吹口琴。吹着、唱着，我们想起了什么，开始哭泣起来。哭声渐渐漫延，一会儿，哭声连成了一片，惊动了大队书记，结果挨了一顿批。

       由于卫生条件差，我们睡的炕上跳蚤虱子实在太多，常常被咬得半夜醒来，没有电灯，点上油灯也看不清捉不到，身上的疙瘩一批又一批像长了疥疮一样，被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跳蚤屎和血迹。半年能洗上一个澡就不错了，用一口大破锅，用砖头把它放稳才行。除了的这些还有思乡之愁，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于是只要有空我们就给家里写信，信中不能尽诉生活劳动中的困难，但是流露出来的情绪家人是能体察到的，我母亲常常安慰我既来之则安之。有一次她终于对我的身体情况担起心来，写信告诉我，实在不行就回来吧！当初我离杭时，我母亲偷偷给了我两百元钱，告诉我实在呆不下去就逃回来。农忙时节请假，队上肯定不会同意，于是我就坚持了下来。

       就这样我在黑龙江干了三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