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贾建设 整理者:许星星 时间:2017年3月10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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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建设,宁波余姚人,1956年出生。1971年浙江省余姚县兰塘公社红联学校(现为余姚市黄家埠镇上塘小学)毕业。1975年插队于余姚县兰塘公社红联大队。1977年参加高(中)考,同年考进宁波地区农林学校(现为浙江万里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学习。198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现在已经是万里学院的元老。2006年开始旅行,现在足迹已遍布15个国家。
一、不能读书的年代 我是1956出生的,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个。我父亲最早的职业是“道士”(做丧事超度亡魂)。文革时被抄过好几次家。说是“破四旧”,但好多与四旧无关的物品也被拿走了。如:我祖母准备做孝衣的白布本来已经染成黑布,也被拿走;我姐姐出嫁前准备了一些做被褥(嫁妆)用的棉花及布料,也被抄去了;反正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连家里的破地板(一楼)也被他们撬掉了。每次看到造反派竖着红旗,敲锣打鼓地过来,家里人都吓得直哆嗦。 那时,我父亲在供销社下伸商店工作,平常有人会把废旧书籍卖到店里,我看到后就挑选其中的小说书看看。小时候,没什么文化生活,家里没电视,也没收音机,就喜欢看这些“借”来的书。那时候书看的比较多,像《林海雪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红岩》,还有苏联的侦探小说《无形的战斗》等等。以前农村很少放电影,我们晚上看电影得跑五里十里地,看书可以说是生活的最大乐趣。 文革的时候抄家抄出很多旧书及“四旧”物品(很多是工艺品),大队里曾烧过两次。后来造反派们觉得烧了可惜,就搞了一个仓库,把抄家抄来的东西放里面,有人就把书往自己家里偷。我就向造反派借来看,像《西游记》、《水浒》、《三国》、《前汉演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能有看书的机会,哪怕是偷偷摸摸的,也算是一种幸运吧。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读书,我多看了一点书,基础知识可能会比同龄人稍微好一点,特别是写作方面。 我在学校里读书时,全校师生都知道我的成绩最好,作文最高分都是我得的。有一次,我们考物理,全班所有同学都是2分(当时是5分制),就我4分。可是学习好也没有继续升学的机会。我读了8年书,读完初中就没得读了。我们公社有两个初中,六年级毕业以后再读两年初中就叫八年级,当时叫八连,不叫班(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军事化管理,称“连”而不称“班”)。71年恢复办高中,我们公社里没有高中,隔壁临山公社高中分配给我们学校不到10个名额,一个大队1-2个,我们居委会2个名额,结果被两个父亲在上海、兰州工作的同学占了。有一个各门功课都不及格的同学也上了高中。但我却就此中断了学业,我的每个老师都替我感到可惜,他们还向临山中学推荐了我,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我最终还是被时代淘汰了。留下的是终身遗憾。我的语文老师不但通过同事向临山中学推荐我上高中,还让她在杭州工作的先生帮忙,想让我进公社五金厂工作。但最后都没成。
二、不得不下乡 我们家是居民户口,吃的是供应粮。1971年毕业后,在家里待了整整六年。70届初中毕业生,有招收到萧山建设兵团的,也有被招工的(如常山轴承厂)。但是7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招工机会了。一开始,我们也不是很在乎,反正年龄还不是太大,就在家里做做家务。但到了74年,上面就开始逼着我们下乡了。 农村的传统观念都是重男轻女的。我是儿子,所以我姐姐就主动做出牺牲。心想她去了农村我就不用去了。于是,她74年去了附近农村(兰塘公社诸家桥大队,离我们家大概两公里)。想不到,75年居民会又来逼我们下乡。好多人都不愿意,就跟他们吵,居民会的人就将国家政策摊了底,说:一户人家只可以留一个居民户口,其他统统下放。我说那我还是可以留下来的。他们却说我姐姐也算居民户口,不能再留。其实我大姐早些年已经出嫁,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不应算在我们家了,但他们说不行。其实是上面有任务,要赶紧逼人下乡去完成任务,所以被逼无奈我只得去了附近的红联大队。 我落户的生产队离我家大约有一公里路,吃饭睡觉都可以回家。我们下乡的时候国家对知青的政策已经相对改善了一些。因为七三年福建的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下乡“知青”的生活困境。毛泽东给他汇了三百块钱并指示统筹解决有关问题。有了这个“最高指示”以后,我们下去时的待遇算是略有提高,各种农具基本是配好的,还发了木头小桌子、菜橱、竹制床铺等一些生活必须品。住的小房子也建了。但是我们这一批下乡的都是本公社的居民户,所以都回家住了,建好的房子就空着给大队用了。 我和城市的知青不太一样,是住在农村集镇上的居民户。我家那个集镇在清朝时相当兴盛。药店、棉布店、百杂店、生产资料商店等各种店铺应有尽有。我曾祖就是因为看中上塘街的市面才从上虞横塘迁徙到这里开豆腐店的。后来因为政府将公社驻扎在远不如上塘的黄家埠才使我们家乡慢慢衰落了。但因为我父母在合作商店工作,还是有幸保有了居民户的待遇。当时我们国家是城乡两元结构:一个是居民户口,一个是农业户口。所谓居民户口,一般是住城镇的,吃供应粮,归国家管,这些人是由国家来负担的,粮票、油票什么的都由国家分配。而农业户口国家只负责收公粮,其他什么都不用管。比我们更不幸的是“下放居民”(俗称Gei社户),他们在所谓的“困难时期”就被下放到农村,成了农业户口了。国家不再配给粮油,也不得享受下乡知青的各种待遇。就连后来的顶替政策(父母退休后接替其单位工作)都没得享受。 当时,居民会的人隔三差五的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做下乡“动员”工作,有的人家干脆把大门锁上避而不见,但居民会的干部更加干脆,你不见可以,但他们干脆就把你的户口划到农村去了。所以要想躲是躲不了的。我们那条街有户人家,家里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知道反正逃不了,就“主动”报名去了附近农村,这样一来还成了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发言表态: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后来没过几年就把农村的根给拔了。 不过也有例外。我父亲的供销社里有个小青年,是个正式工,他父母亲都过世了。这个小青年在商店里待腻了,就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其实没人要他去,他有正式工作,不在动员范围内),踊跃报名去黑龙江支边。那上面当然欢迎(这样对公社来说是额外消化了一个指标)。后来又冒出来一个女的,她是下放居民,也不在动员范围。当时正暗恋那小青年,提出要跟他去支边。听到女儿要去支边,她的母亲就哭(她父亲早已过世),死活不让她去。那女儿就说她妈妈破坏上山下乡。她母亲怕死了,只得同意她去支边。她不是知青,户口也不是居民户口,公社里居然也同意了。两个人跑到黑龙江后,那女的看到山外有山,又将那男的甩了,跟另外一个余姚城区的支边知青结了婚。最后那女的跟随夫君招工到了余姚城区。那个男的在黑龙江待了好几年,回来后还在供销社工作,白白受了几年苦,最后找了个本地农村女人。你说荒唐不荒唐。 我一辈子要感激的是我二姐。她是为了保我才下乡的。后来七六年政策放宽,父亲退休子女可以顶他的职。二姐想我一个男的,一直在乡下也不是个办法,就主动提出让我去顶职,她留在农村里。但是当时我下乡还不到两年,政策不允许,因而没能进商店工作。虽然这事没办成,但我还是一辈子感激我二姐的。后来她的商店黄了,就整天在外面摆地摊。我看看也不是办法,就帮她办了提前退休,领起了劳保工资,并将她一家连同我母亲安排到宁波生活。日子过得比在余姚老家好多啦。我父母亲过世后,老家房子处理后的所得,我都给了二姐。当时我大姐已经36岁,我就动员母亲病退顶了她的职。
三、做知青的日子 下乡后,自然得干农活。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是从来没干过农活。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说要支援农业生产,每年要交给生产队几十公斤草,我父母就会出钱向人家买草上交学校。所以从小就没劳动过。到农村后,就必须得干农活了,对我来说最轻松的活是施肥。那时候不用化肥,把泥土翻过来,用粪便做有机肥,春天的时候把它们一块块扒开来,扔到田里去,很脏。有时候需要到三公里以外的公社所在地把肥料从商店挑回来,去的时候是空担子,回来是满担子,一百斤左右,挑起来虽然很累,但感觉还是比干其他农活轻松。最忙最累的时候是农村双抢的时候,早稻割完以后,马上要将晚稻插下去,有时候一晚上要把收过来的稻谷脱好粒,早上一早又去插秧,我曾干过好几个通宵。 我们知青干农活肯定不如农民。生产队里的工分全劳力是男的十分,女的八分,我只有4.5分。后来上面政策下来了,说对知青不能太严,工分一定要和农民差不多,但生产队也没照办。想想也是的,你政府把知青下放到他们这儿与他们争食,政府有没有补贴给生产队?一年干下来就分点粮食一点油,还欠生产队的钱(这叫倒挂)。我们街上有个上海知青,常被农民笑话。说他“做做大人生活,拿拿小赤佬工分”(就是“干的是大人的活儿,拿的是小孩子的工分”)。我们那儿有几位69年前后来的上海知青。因为上海离浙江比较近,我们家乡早年跑到上海去做生意或做学徒的比较多,他们的子女为了避免到黑龙江等地去支边,就到老家来投亲靠友,或者在农村找个对象突击结婚。结婚对这些知青来说实在是个悲剧,女知青嫁的老公都是那种在农村找不到对象的人,好一点的人家不要她们,因为上海人从小娇生惯养的,又不会干活。最后大返城的时候多数女知青走掉了,把农村的老公抛弃了。只有个别人留了下来。 我村里有一个上海女知青,挂靠到远房亲戚家里了。那户人家儿子比较多,就暗中打算让女知青给他家二儿子当媳妇。女知青就吃住在他们家里。有一天,那女知青跑到我家向知青朋友哭诉(我家也住着一知青,亲戚),说昨天晚上被那家的二儿子强奸了。后来,那男的父亲说,事已至此,你就同我儿子结婚吧!如不同意也行,就把这么多年在他家吃住的花费结算给他们。她没有钱,最终无奈之下就成了亲。 在插队的农村里,我和农民的关系挺好的。因为插队的地方就在附近,我父亲就在大队商店里工作,所以都是很熟的。大家看到我干农活十分吃力,很同情我。我父亲跟我相差四十岁,我支农时二十岁,可我父亲已经六十岁了。一想到这些,我思想压力真的很大。不要说成家立业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父亲已经衰老了,我以后会不会饿死啊? 我思想压力很重,也想过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那个大队里政治上还是挺先进的,有一个高音喇叭。当时有一个活跃分子不太想干农活,就跑去跟支部书记说想去大队广播站里工作,后来大队居然同意了。因而经常可以听到那人进行一些广播报道。我不知怎么的,居然就有了写广播稿的冲动。晚上收工后,就随便写篇通信稿,今天说一说任劳任怨的生产队长,明天夸一夸不让须眉的妇女主任,有时也报道一下抢收抢种的进展情况。没有想到的是,这番写作为以后的高(中)考练了笔,加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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