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路 · 舒一萍

觉民

口述者：舒一萍

整理者：倪梦莹

时间：2017年3月3日下午13:30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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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一萍，上海人。1955年出生。1963至1969年在上海普陀区就读朝阳八小，1969至1971年上海普陀区就读曹阳五中，1971至1973年直升同高中。1973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宁波洪塘公社，插入当地生产大队进行劳动。1976年因在生产队表现优秀被选中上调到洪塘银行，后上调到宁波江北银行，工作至2005年。

　　一、到老家农村插队

　　我是1973年下乡的，家在上海。当时我是十九岁，正在上高中。当时我们高中都不需要考试的，初中上完直接升上高中，我们一个班都升上去了。那时候，高中读两年就可以毕业，因为是春季班，我们在12月份毕业。毕业后就得下乡，文件下来了必须得去，没办法的。为什么呢？我是家里老二，上边还有个姐姐在工矿上班，所以到我这儿就一定得下乡了。如果不去的话，我两个弟弟就没法分配，一家子都要被我连累，所以必须得去。这是硬条件，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因为我下了乡，后来一个弟弟上完技校以后分配了工作，分到一个工厂，另一个就顶替我妈妈的工作了。

　　以前强调全国山河一片红，所有的孩子都要下乡，到我毕业的时候，政策已经有了些变动，不再是“一片红”，对下乡的知青也有优待。当时动员我们说最好回自己老家，有照顾。在我之前下乡的，是去黑龙江或者江西，很远，生活也很苦。原来我也需要在这两个地方里面挑一个下乡，但后来文件下来了，规定可以自行插队，说最好到自己的老家，有亲人可以照顾一下，不会受很多苦。我老家在宁波，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宁波，而且那个时候宁波还可以，所以我就干脆选择到宁波自己插队落户了，就这样我来到了宁波的洪塘公社。

　　冬天毕业以后，我就下了乡，姐姐还送我一只杯子。我下乡的时候已经有了优待知识青年的政策，所以过得还可以。当时有这样明确的一个政策规定，就是我12月份下乡，可以算一年，做满两年可以上调，相当于锻炼两年就可以回城。为什么有这个优待政策呢？那时候不是有一个知青的家长写信到中央了吗？毛主席就就专门发了通知了，要优待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就没吃什么苦。政策要求当地的生产大队一定要给我们提供一处住房，住房里要有烧饭的灶、水桶、劳动工具之类的。另外，劳动工分不能低于六、七级，不管你会做不会做。劳动工分最高是十级，像我们女的最低不能低于六级，男的不能低于七级。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就能和当地的农民一样，有七级十级的工分拿，所以生活有保障，没吃什么苦。

　　在洪塘和我一起的有宁波知青，也有上海知青，大概一共有十来个人吧。那些宁波知青大多是统一学校分配的，不能决定自己分配到好地方还是坏地方，有些就会分配到不好的生产大队，我是因为有亲属在自己选择的。当时有一排知青房子，专门给我们住，一人一间，前面烧饭后面睡觉，中间隔开。我因为家在上海，所以一年回一次家，宁波知青每周都能回家。如果农闲的话随你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我有时候会给家里写信，但都是报喜不报忧，问问好就好了，不会说有什么困难之类的。我在宁波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实都已经离世了，只有我妈妈的姐姐在这边，有时候给我送点儿东西。

　　二、在农村的日子

　　我们生产队是女知青多，男知青少。女知青晒完谷子，就由男知青挑走，种地、插秧拔秧之类也是男知青在干。不是什么事情都大家一起做的，只有冬天会在一起做年糕。在农村我没吃到什么苦头，除了“双抢”的时候。“双抢”是早稻要收上来，晚稻要种下去，所有人都要劳动，包括公社的党委书记。就是要抢在7月10号之前把稻子收上来，不然就要烂了。“双抢”要抢一个月，很累，但是没办法，为了生产嘛。这一季不种下去，粮食就没啦，你必须得种下去，必须得苦一下。农民“双抢”的时候有自己准备好的咸菜吃，我们就没有了。我们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去做工，做到晚上八点钟回家，太累了，还要做饭。因为我们是插队落户，不是像兵团那样专门有人烧好饭给我们吃。我们一天工作下来没有精力烧饭吃，而且这种饭我们也烧不来，大灶也不会用。就只能单单煮米，烧熟了就用米醋、酱油拌一下，当晚饭吃了就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再起床去“双抢”。当地农民也很照顾我们，他们有时候看我们没饭吃，也会把他们烧好的饭给我们吃。这个时候是大家都苦，农民、知青，都很辛苦。但是苦归苦，“双抢”完了生产队会给你工分，不会叫你白干的。

　　至于说到报酬，我们公社经济条件还可以，所以我们的待遇都还不错。有些条件差的大队一个工分只有一毛钱，我们一个工分有一块钱。我做会计是另外有工分算的。就是说，除了我干活的工分以外，我做会计也有额外的工分拿，大概占了我一年三分之一的收入吧。一年下来，除了自己吃、穿、用和回家的钱，还能省下一部分给家里。在乡下钱没地方用，像我是女孩子也比较能省钱，所以钱就能省下来。

　　文艺活动也会有，主要是团支部搞的。一般是下了劳动或者是农闲的时候，会给我们看一些戏剧电影之类的，都是那个年代的东西。像《红灯记》《白毛女》之类的样板戏，或者唱革命歌曲。像现在这种流行歌曲很少，大都是歌颂毛主席的文艺作品。电影相对比较少。农村没有什么电影放，我唯一记得看过的就是《闪闪的红星》，别的就是样板戏了。看电影也要公社有条件才行。农闲的时候，收入好、经济条件好的公社就会请来放映队，天气好的时候露天放映。公社条件不好就没办法看了。

　　知青个人也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唱歌跳舞之类的。我本人不会唱不会跳，就只能在台下欣赏，实在没人的时候充个数。除此以外，个人的文化活动很少的。像我干完农活回来以后，一般累得直接睡了。偶尔也会看看自己带来的书，但是更多会看会计方面的专业书。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当会计了，要算账、做账，其他文学类的书就没有时间看了。

　　三、我接触过的富农

　　我在洪塘的时候，农民们都很照顾我的。我这个生产队很多都是富农，讲成份论的话这里的阶级斗争应该很厉害。但是这些富农很照顾我。我有做不动的农活啊，挑不动的担子啊，都帮着我做。我田种得慢了，他们会帮我接着种去；劳作的工具拿不动了，就给我轻一点的，很照顾我的！有人说下乡地的农民会对知青怎么不好的，都没有，都很好。有的时候知青自己搞得下乡地一塌糊涂，那么换做是谁都要恨的嘛。

　　我下乡的公社富农很多，但也没什么很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形势已经稍微好一点了。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富农他们是没资格开的，是站着被批斗的。不管你是再好的富农，不管开什么会，你都只能陪着站在上面。但其实也没怎么批判，就是我们开我们的会，他们站他们的。但是有的大会，比如政治大会需要传达文件什么的，他们就没有资格参加。在劳动方面，富农也没有做没什么不好的事情。后来我待了两年以后，就七六年的时候，我也上调了，四人帮被打倒了，这些人都可以脱帽啦，都解放啦，就和贫下中农一样了。

　　关于富农，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里，有一家富农很照顾我，经常会帮我干活。当时因为成份的原因，他们不敢明着帮，就在晚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来帮我。比如帮我挑挑不动的水，吃不下饭的时候给我送来他们烧好的菜。我上调的时候有好多杂物要拿，他们也来帮我。那时候政策已经有点松动了，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帮我拿东西。我很感激他们。

　　后来，四人帮倒台，他们是第一家“脱帽”平反的。说是“富农”，但其实他们也没什么“富”的，就是按照当时的成份论，他们家往上数三代的祖宗田多了一点，所以他们就成了富农。当时政策规定是几几年到几几年为止、几岁以上全部算富农。最小的一个儿子，他爷爷奶奶被打成富农的时候，他才十岁，也算富农了，开会的时候也只能消极地站着。但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享受到什么，完全是被牵连的，其实人很好的。

　　那家富农的儿子跟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很好，我们现在说就是两个人“找对象”。但是当时是不行的，一个是贫下中农，一个是富农，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的，当时是七零年。家里不给他们户口办结婚证，后来两个人胆子也挺大的，就私奔了，还生了个儿子。一直到后来1976年四人帮打倒了，他们才终于领了结婚证。可惜现在这家人我已经找不到了，洪塘那边现在已经没有村庄了，被改建成了旅游风景区，人都搬到不知哪里去了。

觉民

四、从农民到职员
我在农村表现不错。有的知青下乡以后，把户口迁到农村就回家了，都不劳动、不做工的。像我就是365天，天天在农村做工。会做不会做是另外一回事，我做工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对我来说，既然进了农村，就得干农活，没必要叫苦连天。就像工厂要做工，在农村就要做好农活，这是一个人的本职工作。我每天上工，认认真真做了两个月之后，他们叫我当了会计。当会计轻松多了，下地时间少了，给农民知青分东西、算算账就行，赚的工分也多。当然，我能这么顺利当上会计，可能也和我的学历有关。当时大队几百个知青，像我这样上了高中的还是少数。因为有了当会计这段经历，我后来联系回城也很顺利。回城是也有政策的，我符合政策，有证明可以拿出来：我外公外婆、直系亲属在这里，并且下乡做满两年，就有回城的资格，没有人可以压着不让我回的。后来我第一批上调，而且是唯一一个被银行挑走的，就是因为有这段经历。
我上调的过程也挺顺利的，主要是有当时的政策支持。像我没有在当地结婚，就可以第一批上来，比第二批早两年。有些结过婚的第二批才上来。后来政策开放了，是知青就都可以上城，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影响了。我被调到洪塘的镇银行，是因为我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经历派上用场了。银行有优先权，可以先挑人。一看我做过会计，就挑了我上来，而且只挑了我一个。后来我在洪塘镇银行做了两年，表现还可以，就把我又调到宁波江北的银行里，之后就一直在江北银行工作了。
既然我在宁波已经有了工作，在国家单位、有城市户口、吃国家粮票，我就不能回上海了。因为当时政策规定，一定要在乡下的知青才能回自己的城市。如果我晚两年上调，可能已经回上海了。在银行工作，相当于国家已经给我安排了工作，就已经算是国家的人了，不算知青了。要回上海就需要辞掉工作，把户口再落到农村去，那就可以根据政策回上海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两年工作了，做得也挺好的，没必要这样。
况且回上海去的人很多，这些人的工作没办法一下子分配好，有的人只能做扫垃圾、倒马桶、带游客之类的工作。而且，上海太小、太烦，住处小，人却多，反而不如宁波。宁波当时的条件还可以，单位也挺好的，权衡之下，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宁波。要说遗憾，现在也没有多大遗憾了。现在比较起来，觉得这个选择还是挺对的。上海太烦了，地方小人多，还没宁波干净，工资也不如宁波高。现在宁波发展也挺好，有各种优惠政策、劳保之类的。据我所知，留在宁波的上海知青还是很多的。宁波离上海也近，两个小时就到了。和我一起的上海知青，我知道的有一个也在银行工作，有一个到镇海最大的发电厂去了，工作也挺好的。还有几个是铁路局的，也有做了医生、老师的，在大学里做会计的也有，总体来说生活都不错。

五、成家与立业
我八零年成家，是上调之后工作几年以后认识的我丈夫。我女儿出生在两年以后，就是1982年。我的爱人是宁波本地人，不是知青。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政策有照顾，可以不用下乡。我一般不和他讲下乡的事，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也体会不到。女儿也是，我们有代沟，听得不是很懂，也不想听。就算讲了他们也是像听故事一样，听过就好了，所以也不和他们讲。
我成家的时候是27岁，其实有点迟了。像我这一代知青，小孩都差不多大，都是很迟结的婚，除非下乡的时候就跟农民结婚了。一般是上调回城后做几年工作，再找人成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做农民的时候不可能考虑结婚，工作的时候又一门心思工作，所以相对结婚迟。像我是因为在银行工作，银行里面基本上都是女的，接触的男人少，成家更迟了。再说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也大都也不敢自己找对象，基本上都是长辈介绍的，比较传统。但这样的婚姻特别稳定。我们这一代离婚的很少，拉不下脸面去离婚，像是什么丑事一样。一般另一半不是特别坏的话，也就是这样凑合着过下去了。我的婚姻还是很不错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是能互相信任、互相包容吧，今天吵了明天就好了，不记仇。吵架是正常的，两个人思想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因此这种包容实际上很重要的。
结婚之后要上班、要管小孩子，油盐酱醋米，忙都忙不过来，也没有什么时间浪漫，但我对工作一直尽心尽力。我刚开始在洪塘镇银行工作的时候，农民存钱都是几块、几毛的，不像现在几百几万的存。而且当时存钱都是硬币，或者快发霉的钱存进来，真的都是牙缝里抠出来，一点点存进来的。农民经历了各种运动，对国家没什么信任感，不相信银行，也不愿意存钱。那就需要我们每天挨家挨户去动员、讲道理，告诉他们把钱藏在家里是要发霉的，动员他们存到银行里。有些时候也碰到过特别不合作的农民，就只能苦口婆心地跟他说，同他讲道理。存过一次以后，吃到了利息的甜头，就会自己来存了，所以说万事开头难。那时候银行也没有什么强制任务，我们都很自觉去做八小时以外的工作的，主动加班。我们以前认为，八小时以外的工作是应该的，就算没有一分钱的，也是心甘情愿的。现在的银行就有强制性任务了，有奖励，为了钱而付出。不像我们，是真的为工作奉献，不会说苦的。
我在银行工作主要靠自己努力。一开始被调上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公社里做会计跟银行里做会计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两种类型。一个是计算生产成本，盈亏数字，一个是固定的一整套系统，需要你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把数字套上去。银行出来的不一定会做企业的账。所以在银行工作，我还要再重新学一套，根据它的程序重新学做账，做每个月报表，对一下数字。我当时觉得工作里面最难的就是做账，后来有电脑了又要学电脑，这个最难。因为电脑是九十年代刚出来的东西，我们年纪大了，学不过下面七八十年代的人。我们学电脑更辛苦一些，反应也慢一点，那时候的系统也比现在的难。但是公司做账都用电脑了，你要在银行工作就必须得学会。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不知道能不能学得会。后来逼着自己学，狠下功夫，最后也学会了。
我知道工作靠别人是没用的，一定要靠自己，如果弄错了账，是要自己出钱赔偿的。所以我们银行出来的人都有一种职业病，就是仔细。今天的帐今天一定要做出来，一毫一厘都不能差，弄错了，那就只能自己负责。大家给我的评价是叫我办事很放心。因为严谨已经变成了我的办事习惯，成了我的“职业病”了。做事情必须得认认真真的给你办好，这是银行职工的一种职业精神。

六、对知青运动的看法
我们这一代，思想已经给彻底洗干净了，当时说到要下乡，我就觉得是应该的，没什么想法。每一届都看到有人下乡，知道会去什么地方。这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也宣传了很多年，所以我们都已经做好下乡的心理准备，轮到谁就是谁，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现在来说，也说不好这个运动到底怎么样。现在困难的知青也确实很多，看不起医生的，连自己的坟地都买不起的知青都有。这种知青一般在农村就过得很苦，调上来之后也没有好的工作，再碰上什么下岗啊，意外啊这一类的天灾人祸，没钱赚，就会变成这样。像我们这一代人也确实运气不好，每个运动都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革命、下乡、下岗、工资改革……整个国家最糟糕的那些事儿全都遇到了。吃了很多苦。
但你说知青运动完全没有用，也不对。有些知青调上来之后，什么苦活累活他都能干，那也是知青运动锻炼出来的。有一种精神肯定是在的，最起码如果你曾经奋斗过、努力过。没有知青时代的锻炼，哪里来的这种精神呢？后来遇到的一系列事情，你能熬得过来吗？
现在有些知青，一下子思想还转不过弯来，还是觉得自己受了迫害、受了压迫，持这种观点的知青还是很多的。有的人实在是苦，实在是过不去这个坎，想不开。我想开了，我生在这个年代、这个国家，遇上了这个政策，没办法去改变，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但是人生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像我吧，知青生活就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知道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我以前碰到一点困难都退缩，现在知道必须迎难而上。我当时到农村刚好是晚上，乌漆嘛黑的，也没有光，路又小，一不小心就摔到田里去了。当时我就想，这什么地方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我一定要靠自己努力跳出这个地方，不能一辈子在农村。所以两年以后，我就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了。我能被银行挑走，是我确实在农村干会计干得好。靠父母走后门，就算能调回城，能有我这样直接被银行挑走好吗？什么人都靠不到，靠天靠地靠父母靠农村不可能的，必须得靠自己走出去，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况且，社会和国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尝试、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要说苦，我们的长辈比我们还要苦。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等过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可能也会对下一代说自己很苦。我们那个年代在大的社会形势之下，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其实这里也还有一个人的主动选择，有的知青做了国家干部，做了老板，成为了国家社会发展的栋梁。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也是知青，他比我们还要苦呢，在黄土地没有吃的，一根红薯能吃一天，跳蚤咬得人没法穿衣服。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一大半靠的是当年我们那批知青呢！一部分人活得不好，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牺牲品吧。
当然，我说的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也不一定准确，有的人也不一定认可。但我认为无论做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耍小聪明、耍心机。现在网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但是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耍小聪明都不长久，要踏实做人，自己努力就好。

觉民

　　四、从农民到职员
　　我在农村表现不错。有的知青下乡以后，把户口迁到农村就回家了，都不劳动、不做工的。像我就是365天，天天在农村做工。会做不会做是另外一回事，我做工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对我来说，既然进了农村，就得干农活，没必要叫苦连天。就像工厂要做工，在农村就要做好农活，这是一个人的本职工作。我每天上工，认认真真做了两个月之后，他们叫我当了会计。当会计轻松多了，下地时间少了，给农民知青分东西、算算账就行，赚的工分也多。当然，我能这么顺利当上会计，可能也和我的学历有关。当时大队几百个知青，像我这样上了高中的还是少数。因为有了当会计这段经历，我后来联系回城也很顺利。回城是也有政策的，我符合政策，有证明可以拿出来：我外公外婆、直系亲属在这里，并且下乡做满两年，就有回城的资格，没有人可以压着不让我回的。后来我第一批上调，而且是唯一一个被银行挑走的，就是因为有这段经历。
　　我上调的过程也挺顺利的，主要是有当时的政策支持。像我没有在当地结婚，就可以第一批上来，比第二批早两年。有些结过婚的第二批才上来。后来政策开放了，是知青就都可以上城，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影响了。我被调到洪塘的镇银行，是因为我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经历派上用场了。银行有优先权，可以先挑人。一看我做过会计，就挑了我上来，而且只挑了我一个。后来我在洪塘镇银行做了两年，表现还可以，就把我又调到宁波江北的银行里，之后就一直在江北银行工作了。
　　既然我在宁波已经有了工作，在国家单位、有城市户口、吃国家粮票，我就不能回上海了。因为当时政策规定，一定要在乡下的知青才能回自己的城市。如果我晚两年上调，可能已经回上海了。在银行工作，相当于国家已经给我安排了工作，就已经算是国家的人了，不算知青了。要回上海就需要辞掉工作，把户口再落到农村去，那就可以根据政策回上海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两年工作了，做得也挺好的，没必要这样。况且回上海去的人很多，这些人的工作没办法一下子分配好，有的人只能做扫垃圾、倒马桶、带游客之类的工作。而且，上海太大、太烦，住处小，人却多，反而不如宁波。宁波当时的条件还可以，单位也挺好的，权衡之下，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宁波。要说遗憾，现在也没有多大遗憾了。现在比较起来，觉得这个选择还是挺对的。上海太烦了，地方小人多，还没宁波干净，工资也不如宁波高。现在宁波发展也挺好，有各种优惠政策、劳保之类的。据我所知，留在宁波的上海知青还是很多的。宁波离上海也近，两个小时就到了。和我一起的上海知青，我知道的有一个也在银行工作，有一个到镇海最大的发电厂去了，工作也挺好的。还有几个是铁路局的，也有做了医生、老师的，在大学里做会计的也有，总体来说生活都不错。
　　五、成家与立业
　　我八零年成家，是上调之后工作几年以后认识的我丈夫。我女儿出生在两年以后，就是1982年。我的爱人是宁波本地人，不是知青。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政策有照顾，可以不用下乡。我一般不和他讲下乡的事，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也体会不到。女儿也是，我们有代沟，听得不是很懂，也不想听。就算讲了他们也是像听故事一样，听过就好了，所以也不和他们讲。
　　我成家的时候是27岁，其实有点迟了。像我这一代知青，小孩都差不多大，都是很迟结的婚，除非下乡的时候就跟农民结婚了。一般是上调回城后做几年工作，再找人成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做农民的时候不可能考虑结婚，工作的时候又一门心思工作，所以相对结婚迟。像我是因为在银行工作，银行里面基本上都是女的，接触的男人少，成家更迟了。再说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也大都也不敢自己找对象，基本上都是长辈介绍的，比较传统。但这样的婚姻特别稳定。我们这一代离婚的很少，拉不下脸面去离婚，像是什么丑事一样。一般另一半不是特别坏的话，也就是这样凑合着过下去了。我的婚姻还是很不错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是能互相信任、互相包容吧，今天吵了明天就好了，不记仇。吵架是正常的，两个人思想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因此这种包容实际上很重要的。
　　结婚之后要上班、要管小孩子，油盐酱醋米，忙都忙不过来，也没有什么时间浪漫，但我对工作一直尽心尽力。我刚开始在洪塘镇银行工作的时候，农民存钱都是几块、几毛的，不像现在几百几万的存。而且当时存钱都是硬币，或者快发霉的钱存进来，真的都是牙缝里抠出来，一点点存进来的。农民经历了各种运动，对国家没什么信任感，不相信银行，也不愿意存钱。那就需要我们每天挨家挨户去动员、讲道理，告诉他们把钱藏在家里是要发霉的，动员他们存到银行里。有些时候也碰到过特别不合作的农民，就只能苦口婆心地跟他说，同他讲道理。存过一次以后，吃到了利息的甜头，就会自己来存了，所以说万事开头难。那时候银行也没有什么强制任务，我们都很自觉去做八小时以外的工作的，主动加班。我们以前认为，八小时以外的工作是应该的，就算没有一分钱的，也是心甘情愿的。现在的银行就有强制性任务了，有奖励，为了钱而付出。不像我们，是真的为工作奉献，不会说苦的。
我在银行工作主要靠自己努力。一开始被调上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公社里做会计跟银行里做会计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两种类型。一个是计算生产成本，盈亏数字，一个是固定的一整套系统，需要你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把数字套上去。银行出来的不一定会做企业的账。所以在银行工作，我还要再重新学一套，根据它的程序重新学做账，做每个月报表，对一下数字。我当时觉得工作里面最难的就是做账，后来有电脑了又要学电脑，这个最难。因为电脑是九十年代刚出来的东西，我们年纪大了，学不过下面七八十年代的人。我们学电脑更辛苦一些，反应也慢一点，那时候的系统也比现在的难。但是公司做账都用电脑了，你要在银行工作就必须得学会。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不知道能不能学得会。后来逼着自己学，狠下功夫，最后也学会了。
　　我知道工作靠别人是没用的，一定要靠自己，如果弄错了账，是要自己出钱赔偿的。所以我们银行出来的人都有一种职业病，就是仔细。今天的帐今天一定要做出来，一毫一厘都不能差，弄错了，那就只能自己负责。大家给我的评价是叫我办事很放心。因为严谨已经变成了我的办事习惯，成了我的“职业病”了。做事情必须得认认真真的给你办好，这是银行职工的一种职业精神。

　　六、对知青运动的看法
　　我们这一代，思想已经给彻底洗干净了，当时说到要下乡，我就觉得是应该的，没什么想法。每一届都看到有人下乡，知道会去什么地方。这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也宣传了很多年，所以我们都已经做好下乡的心理准备，轮到谁就是谁，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现在来说，也说不好这个运动到底怎么样。现在困难的知青也确实很多，看不起医生的，连自己的坟地都买不起的知青都有。这种知青一般在农村就过得很苦，调上来之后也没有好的工作，再碰上什么下岗啊，意外啊这一类的天灾人祸，没钱赚，就会变成这样。像我们这一代人也确实运气不好，每个运动都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革命、下乡、下岗、工资改革……整个国家最糟糕的那些事儿全都遇到了。吃了很多苦。
　　但你说知青运动完全没有用，也不对。有些知青调上来之后，什么苦活累活他都能干，那也是知青运动锻炼出来的。有一种精神肯定是在的，最起码如果你曾经奋斗过、努力过。没有知青时代的锻炼，哪里来的这种精神呢？后来遇到的一系列事情，你能熬得过来吗？
　　现在有些知青，一下子思想还转不过弯来，还是觉得自己受了迫害、受了压迫，持这种观点的知青还是很多的。有的人实在是苦，实在是过不去这个坎，想不开。我想开了，我生在这个年代、这个国家，遇上了这个政策，没办法去改变，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但是人生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像我吧，知青生活就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知道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我以前碰到一点困难都退缩，现在知道必须迎难而上。我当时到农村刚好是晚上，乌漆嘛黑的，也没有光，路又小，一不小心就摔到田里去了。当时我就想，这什么地方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我一定要靠自己努力跳出这个地方，不能一辈子在农村。所以两年以后，我就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了。我能被银行挑走，是我确实在农村干会计干得好。靠父母走后门，就算能调回城，能有我这样直接被银行挑走好吗？什么人都靠不到，靠天靠地靠父母靠农村不可能的，必须得靠自己走出去，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况且，社会和国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尝试、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要说苦，我们的长辈比我们还要苦。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等过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可能也会对下一代说自己很苦。我们那个年代在大的社会形势之下，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其实这里也还有一个人的主动选择，有的知青做了国家干部，做了老板，成为了国家社会发展的栋梁。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也是知青，他比我们还要苦呢，在黄土地没有吃的，一根红薯能吃一天，跳蚤咬得人没法穿衣服。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一大半靠的是当年我们那批知青呢！一部分人活得不好，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牺牲品吧。
　　当然，我说的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也不一定准确，有的人也不一定认可。但我认为无论做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耍小聪明、耍心机。现在网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但是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耍小聪明都不长久，要踏实做人，自己努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