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知青口述

觉民

　                   　

         我们宁波知青与浙江万里学院前几年合作做了一档《宁波知青口述》，今年六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趟过岁月的河流》－－宁波知青口述实录书名正式出版，即日起我在这里逐渐转发，与知青朋友和读者一起分享。

觉民

往事如昨
口述者：金佩佩
整理者：虞佳莉
时  间：2016年10月27日
地  点：海曙区国医小区

　　
       金佩佩，1948年8月出生，1964年8月20日前往慈城白米湾大队插队，1973年进入宁波师范（今宁波师院前身）学习文科语文专业。1975年8月任慈城慈东公社红心学校高中语文老师。1978年8月任慈城中学初中语文老师。1984年10月任宁波酒厂职工初中语文老师。1993年8月任宁波市李惠利小学总务主任和语文老师。1996年8月任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语文老师至退休。
　　一、故事的开始
　　我是宁波慈城人，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是大妹、弟弟、小妹。一九六四年年七月，我初中毕业，然后就等待分配工作了。那个时候居委会是负责分配工作的，我们去居委会问什么时候分配，结果他们说，现在没工作，你们先到农村去锻炼三年以后，才可以安排工作。因为那时我妈妈是居委会里的小组长，她就为我报上了名，第一批去支农。当然也可以用“身体有病”等原因不去的（好多精明的家长就是这么做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还失去了一个机会，我爸爸是在浙江省第一监狱里工作的，那个时候他们刚好要招一批女狱警，爸爸已经替我报了名，办好了手续，就等他回到家带我去体检）。可是等爸爸来家，我已经收到支农的通知了。
宁波市最早的一批支农比我们还要早，是六四年还是六三年，具体我记不清了。是到宁波江北区的庄桥邵家。我们六四年的是慈城的第一批。
　　记得是六，七月间，我们还是在校生的时候，老师和居委会的人带我们去听一个报告（其实作报告人叫赵阿三，是白米湾的大队书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插队去的地方，但是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赵书记说：“你们来，我们表示欢迎。”他说，我们农民是做半年休息半年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晒晒太阳，做做年糕，没事情干的。我们这些人一听，咦，这个书记说话怎么这么有趣，我们又没跟你说过我们要来你们大队，你和我们说这些做什么。后来，事实告诉我们下乡插队就是在他们的村。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乳臭未干，又从未去过农村的孩子来说，对晒太阳，做年糕，做半年休半年，这一切都信以为真。
　　八月二十号是我们支农插队的一天。那年我才16周岁（同去的有冯宜云，女21岁；徐楚栋，男20岁；叶民荣，男19 岁；周根弟，女18岁；鲁金妹，女18 岁；苏娟娟，女18岁；应叔婉，女17 岁）。那一天我们八人（六女二男）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到解放桥边早就等待着的船上。乘上船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好在掌船的阿三书记我们见过一面，他告诉我们说是到白米湾，大概离慈城十多里路。当时慈城周边的乡下有哪些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去过。我们这八人也互不认识，这当中有两个的高中毕业的，也有是小学毕业后在家待业的，还有几个是和我一样刚放下书包。（到了九月份又来了陈娟娟，女18岁；林慈芬17岁。第二年又来了孙曼芳女24岁，和一个上海男支青俞祖丰，比我还小一岁，一共十二个人。仅半年小俞就吃苦不起逃回上海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此后一直就剩我们十一个人了）。
　　我们去的那天很好笑的是，那里的农民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是什么“工作组”，（那个时候工作组很多的）他们站在村口，敲锣打鼓，还直叫我们“下放同志，下放同志”。
　　二、泪水与汗水
　　我们住在白米湾过去的地主洋房，这在村上算好房子了。我们是集体插队，住的在一起，吃在一起，分散到各个小队里劳动。我们几个人分散到九个小队，我在第九小队，队长叫章忠华。
　　下去的第二天（二十一号）我们就开始劳动了。那个时候正是农民最紧张的夏收夏种“双抢”结束，接下去就是耘地。什么是耘地呢？每人要穿着短裤跪在泥水田里，爬过去把稻苗周围的草拔掉。要知道我们女孩子从来没有过穿短裤到外面去过，而且还要赤脚在又窄又滑的小田埂路上走路，实在太难了。我一边走，一边摔跤，还未劳动就已经是满身的淤泥了。耘地时，前面的人刚刚把粪便撒过，我们就要跪着趴在这个上面一边前进一边把草一根一根拔掉。阵阵的粪臭味，随手可及的大便，让人恶心不已，刹间眼泪滚落下来。到稻苗稍微大一点了，它的叶子是很锋利的，划得大腿上一道道全是血，膝盖跪得又红又肿，走路一拐一拐的钻心地痛。那个时候我辫子很长，每天去劳动只能将它在头颈上盘几圈，才可下田。放工回来，头上身上都是汗水，泥水和被蚂蟥叮过的血水（蚂蟥就是水稻田里的吸血虫）。为了方便劳动我毅然地把养了十多年的长发剪了。耘地尽管辛苦，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哭诉过。大家默默地忍受着，为的是我们心里有一个盼头：就是三年。再苦三年就可以回城里去工作了，那就咬牙挺着吧。
　　到了割稻的时候了，原以为它比耘地要轻松，其实不然。割稻也是非常艰苦的，头顶着烈日，你在前面割，后面有几个大男人追着打稻，你供不上稻，他们就会催你赶快割，催得你不能有抬头的时间，更没有伸腰“偷懒”的机会，就这样从早上到中午，从下午到傍晚（中午吃饭约半小时），天天如此。那一天，我累得实在不行，右手拿的镰刀簌簌发抖着，怎么也割不下稻子，于是就一咬牙使劲一拉，谁知这一刀就拉破了我左手中指的半个手指，鲜血喷涌，顷刻湿透了一块手绢，我真想大哭，可是我没有，我想到可以休息几天不用割稻了，反而感到不怎么痛了。有一次，生产队长要我到慈城去买五十斤化肥。我想这个事情可能比割稻轻松，就欣然答应。于是挑着一对空箩筐（约十来斤）出发了。可是才走到一半路我已经感到两个肩膀很痛了。等买好化肥一压上肩膀，我明显感到要完成这个任务是那么地不简单了。肩膀肿起来了，根本放不下扁担，我把箩筐叠在一起用绳子拉着走，多么希望有人能帮我一下。因为是山路，行人稀少，我害怕极了，我一边拉一边伤心地大声哭了起来，此时的艰难真可比红军过长征。我从来没哭得这么伤心过。去时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回来竟然走了八个多小时！到村子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而且这只能拿半天的工分（折人民币约是一角钱）不管劳动是如何艰苦，从来不和爸爸妈妈说，就怕他们会难过。
　　老农民也怕夏收夏种的“双抢”，更不用说是我们了。早上两三点钟就要起床，在睡梦中摸着黑到水田里去拔稻秧，任凭蚂蟥叮，任凭蚊子咬，身子几乎浸泡在水中，浑身湿透。拔好秧，天一亮又得去种。弯着腰，要把一行六株稻秧放得正，种得直，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个多月的“双抢”让人瘦了一大圈。书记不是说双抢之后下半年没事情做了吗，不是可以晒太阳了吗，可以做年糕了吗，其实都是瞎说，农活一年到头都是那么忙，那么苦重的。冬天的劳动主要是掏河和修水库。先说修水库，拉山上的泥土来筑大坝是主要劳动。一车大概好几百斤，我们要拉着车子顺着山路跑。上坡下坡，两个人满满一车山泥，犹如两个壮实的男劳力。来回一次几公里，一天一刻不停，脚底起泡了，鞋子不能穿了，肚子饿得不行了，还得照拉。你不拉车子就去垦土，一个土箕至少七八十斤，我搬不动，那就只能拉车。到了晚上身体就像是散了架。冬天去挖河，要背着行李走到十多里外的地方（叫江北大河）。晚上用稻草一铺，打开自己带的棉被，就在在草房泥地上睡觉。早上河面上都是冰，没有套鞋赤脚到河里去，脚被冻红了，被冰割破了，还不能叫一声，怕被人笑话。这么辛苦的劳动，要问报酬有多少？我每天的工分是二点五分，按十分为一工，每工是八角，也就是说，我每天是二毛钱，那一年加上兼职的小队会计，我一共得了三百工分，计人民币二十四块，年终结算，我是“倒挂户”，一年的口粮还要自己再掏钱去买。经济上仍然靠家里的支撑。
　　生活上，我们十一个人，大家轮流烧饭，十多个人吃用一口大锅，烧的是稻草。我们不会烧稻草，一顿饭烧下来不但弄得灰头灰脸，而且饭还不熟，底下焦了，中间生的，上面糊的。没有办法，大家都胡乱吃一点。后来还是叶民荣发明了“糖精泡饭”（就是把半生不熟的饭，再放些水，倒些糖精，后来我们称他为糖精师傅。）这样既好吃，又可以省了菜。我们的菜是到家里去拿的，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拿一次，其实想想也知道，无非就是一些萝卜干、咸菜、咸带鱼这样的咸东西。从家里来回一趟大概有二十多里路，那时候没有车子的。单走一趟就两个小时。我不太会走山路，要走两个小时多。烧饭的水要自己到约千米远的河里挑来，倒到水缸里用明矾沉淀后饮用。一担水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我们女孩子是断断挑不动的，只能是半桶半桶地挑。或者是两人抬。上级领导为了给我们做典型，给我们买了两头猪，让我们养。我们这些人哪会养猪，人家一年养的猪出栏时至少有一百多斤，而我们养了一年半还只有三四十斤。其实猪也如同我们一样有一顿没一顿的，如何长得大！尽管生活上也那么艰苦，但是我们还是能在苦中寻乐。洋房里有知青在，村里的年轻人就喜欢往我们这里跑，我们成立了宣传队，徐楚栋会拉二胡，下雨天不用去田里干农活，大家就很开心，他拉拉二胡，我们唱唱跳跳排练排练，晚上去邻队演出。

觉民

　　三、生活的转机
　　应该说，我还是算幸运的。一年半后，大队里要一个半耕半读的老师，我有幸被选中了。但是毕竟是半耕半读，所以每天上半天课，其他时间还是要去地里劳动，一年给一百个工分，虽然不多，但是我已经很满足。学生有大有小，小的仅七八岁，大的有二十四岁。二十来个学生是一班，我教的是拼音和识字。因为满足所以工作得很认真。我在耕读小学大概做了半年多一点时间。白米湾公立小学缺少老师把我叫去了。就这样我在正轨的学校里当上了老师。虽然一年只给三百工分，虽然暑旱假还要去地里劳动，虽然晚上教师要开会学习办公，但这对于我们同在一起的这些知青已经很羡慕了。
　　随着每年大批知青的支边支农（我大妹在七零年支边黑龙江），我们要回城找工作的念头早就打消了。我在白米湾小学做民办老师一直到七三年三月。这时 宁波市政府在恢复高校招生前发了一个文件——从民办教师中招生，以充实宁波的教育。
可以报名去考师范了。那时候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当时的民办老师很多，我也没什么背景。第一批报名的，我们公社里有十个，经过考试他们都没有考中被退回来了。第二批又将送上去十个，这个时候我心动了，我想去试试看。经过党支部讨论，在贫下中农会上征求意见后，报公社党委批准，5月1号我参加了考试。好运再次降临于我了。经过政治审查，经过语文，政治考试，经过体检，在宁波地区一万多人的报名中，一千多人参加考试，最后只录取三百人中，我被录取了。当五月十号我去报到时，我流着泪悄悄地走了，我怕我的开心会给我的“洋房人”带来伤害。因为我是第一个跳出农村的人！两年多的师范学习真的很用心，因为我很珍惜，我也很需要！
　　四、教书与退休
　　按当时毕业分配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竟想不到毕业后我又回到农村去了。七五年八月，我被分配到慈东红心学校当高中语文老师。中专毕业当高中老师有点笑话，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晚上自编教材，白天上课，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
红心学校依山而建，离我们慈城大概也有十来里路吧，它和白米湾形成了一个三角。学校共有教师十来个都是民办的，唯有我是公办老师。安排给我的宿舍，是牛棚粉刷的，旁边还是牛棚。生活上还是很艰苦。自己烧饭，菜也没地方买，每个礼拜必须翻山越岭回家去拿。不过有三十块五角一月的工资可以拿，经济上再也不用依靠家里了。在红心学校任教三年，由于学校调整布局七八年被并入慈城中学，我任初中语文老师。三十一岁的我结婚了，爱人在宁波市里工作。当有了孩子后，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矛盾八四年十月，我调到了宁波酒厂担任职工教育初中语文老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政府给职工补习文化的时机。我也安安心心地在那认真工作着。九一年后企业不景气开始走下坡路,职工教育基本上也结束了。这期间我边工作，边在中央党校读大专班经济管理。之前在慈城中学时我本科的现代汉语已经读了两年多。幸亏有了这些学历和经历，九三年我又考入到江东区的教育系统。这个时候我已经四十七岁了。李惠利小学有二十四个班级，我担任了总务主任，语文老师，校长助手，还有班主任，工作量之大，任务之重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三年里我没有节假日，没有暑寒假，因为疲劳过度我病了，吐血了，两次住院。随着家庭的搬迁和身体的原因，三年后我又调到通途小学（现在的行知实验小学）当时是宁波市最大的小学，有四十个班级，（现在有四十六个班级了），担任语文老师一直到二零零三年十月退休。
　　返城大潮后，我们这几个“洋房人”也陆陆续续回到了城里，冯宜云进了“老三进”鞋店（去年已逝），徐楚栋进了塑料厂，应叔婉，陈娟娟，叶民荣进了副食店，周根弟进了农村信用合作社，鲁金妹成了镇计生委的公务员（前年已逝），苏娟娟嫁了个残废军人，被照顾安排到杭州半山钢铁厂，曼姐由民办老师转正，可惜是百病缠身，行动困难。他们也都是爷爷奶奶的人了。每年我们总会有两次的相聚机会，去慈城的徐楚栋唱呀，跳呀，说呀，笑呀，犹如当年年轻模样。在退休后我的生活也很充实，除了照顾外孙，还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为年轻人做做义务红娘，至今已成功了四十三对有缘人！
说句良心话，知青支农插队是时代带给我们这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灾难。但是经历过支青生活的人也确实不怕难苦，这是被逼迫出来的。女儿给我总结了两条：一是妈妈你再有钱也很节约；二是妈妈你是最勤劳最不会享受的人。

大乌珠

请教周兄，怎么有个新版与旧版之说的，哪你送给我们杭州知青的，即上面图片中的是旧版吧？

觉民

我思考了一下，虽有点变化，但总体架构没变，我还是去掉那两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