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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知青》31期(电子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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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30 09:3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知青岁月

不能忘怀的母亲之爱

刘昌明
  母亲和我们姐弟永别34年了,可是我还时常梦见她,母亲慈祥的声音和慈善的容貌如今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回想我和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其实不是很多,掰着指头认真算起来其实不满18个年头。不过,让我感到慰藉的是,从1951年10月我出生到1969年2月我离家当知青,幼儿及少年时期的我还是充分享受了母亲的慈祥和疼爱,虽然我去插队后较少回家,但是能回忆起来的事情都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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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9年2月7日笔者上山下乡那天全家合影时紧紧偎依在母亲身旁)
  我懂事较晚,记事也迟。懵懵懂懂的到了五、六岁(即1956-1957年)时,我才开始懂点事、长记性了。印象较深的是我帮带1957年出生的最小弟弟,那天母亲大概在外间忙碌,吩咐我帮着照看小弟一会儿,就是揺晃小睡篮,让躺在婴儿篮里的小弟睡得更好,母亲才可放心地去洗衣做饭。可是,我不晓得掌握推揺力度,出力不均匀,才揺几下就把婴儿摇篮搞翻了,熟睡中裹着襁褓的小弟被甩出来滚落在地板大声啼哭,我当时吓坏了,心想这下肯定要挨母亲的打骂。可是,母亲听到她最小儿子的啼哭声,马上冲进房内,赶紧把小弟抱在怀里左右摇摆、前后走动,哄他安静入眠。她没有显出责怪我的脸色,虽然没有挨打挨骂,我还是吓得不轻,这是我懂事起第一次感受母亲的慈祥。
我上的幼儿园离家比较近,出了家门右拐大约20多米就到,现在不记得那两年母亲是否天天接送过我。进入小学以后,学校距离我家有不短的路程。母亲每天都要亲自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到了三年级,才让我独自往返学校。想起我读一二年级时,母亲她整天心系着刚刚上小学幼年的我。遇到刮风下雨,我没有戴斗笠上学,母亲她总是撑着雨伞,再带着一顶斗笠,早早赶到学校门口等候。下课铃声响过,我走出教室,就看到个子不高的母亲正垫着脚尖挤在一堆家长群里翘首以盼地张望着,我大声呼唤着母亲,赶紧上前紧紧依偎母亲身旁,母亲给我戴上斗笠,紧紧牵着我的小手,带我回家。记得有一次傍晚放学又逢大雨,母亲担心我在校门口等不及,忘记带上斗笠,就撑着雨伞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接到我以后为了不使没有戴斗笠的我淋到雨,她弯下腰,把雨伞的大部分偏向我这边,可是一路上,她几乎都在大雨中护着我。到家后母亲的两袖及肩膀衣衫全都被淋湿了。在我小学读书的时候母亲风雨天来学校接送我是记忆深刻的事,如今回想起来,那时母亲经常遮风挡雨的呵护我往返学校,我至今仍深深感受到慈祥的母亲,她是多么的疼我爱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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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最波涛时段,母亲十分注意我的动向。1966年下半年,全国红卫兵都在争先恐后大串联,我虽然没能加入红五类出身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但也有参加到不红不黑之间的红卫兵外围战斗队。大家都各显神通上北京等地革命串联,我也悄悄准备着,炒了好几斤的猪油拌面粉,打算在开往北京33夜的火车上,不用下车自己也有干粮充饥。可是母亲考虑我个儿弱小,独自在熙熙攘攘、人挤人的火车上难保安全,更担心那时传言不少大串联的红卫兵带回流行性脑膜炎等,三天两头叨念劝阻我等长大些再外出串联去。我就慢慢地不再积极地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争取串联车票,虽然还时有心存念想。后来全国停止大串联,我的梦想最终也成了泡影。这样,文革我都在家里,没有外出串联。至今想来,文革的公款旅游这个“全国大福利”,我居然没享受到,反而也要为那年代“买单”,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我被“毕业”了,作为老三届,送去乡下务农10年后才回城。
    1969年初,上山下乡开始了,我执意要和大家一起报名,准备去往闽北农村插队落户。母亲她心里是非常舍不得的,可是她仍然静悄悄地为我做了各种准备。我印象最深的是,临行前半夜里我醒来,睡眼惺忪地看到母亲在15瓦灯光下,戴着老花镜为我手工做枕头套。她用平日里做针线活舍不得丢弃的碎布头细心裁剪成豆干大小的三角形布料,然后连夜缝制。这五颜六色小布块拼缝的的枕头套,一针一线都饱含着母亲她关爱我、疼惜我的舔犊深情。从此,这个枕头套就日日夜夜陪伴着我在闽北农村度过难忘的知青岁月,偏僻的山乡,躬耕之余的我始终枕卧在母亲温暖怀抱里进入梦乡。(2018221


知青岁月


烟云往事 从插队务农说起

刘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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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2月我去了建瓯小松插队,分配在渔村路后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秋天晚稻收割后,生产队里一户社员家里嫁女儿,请全队18户人家都上他家喝喜酒。我们8个知青作为一户,和社员一样只需带2元钱的红包贺礼前去凑热闹。新娘子的哥哥曹其瑞很高兴做了小舅子,他喜滋滋地手拿“丰产牌”香烟,一桌桌、一个个、一支支地给客人敬烟点火。我们队里除了那个女知青,7个男知青手上都不容推辞地接过一支丰产烟,记得“丰产”烟是1969年起福建农村常见的新牌烟,才9分钱一包。酒宴还没开席,男社员都在抽烟攀谈,我们或是拿在手里把玩,或送到鼻孔使劲闻一闻,虽然价格不足一角钱的低档烟,对于山区农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了。
    酒席上我和林知青禁不住好奇和诱惑,不由自主把香烟叼在嘴边,要了火柴点上了。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吸了一口,还是蛮有香烟味的嘛,但是没敢把烟吞进喉咙,只含在口腔里即刻就张嘴吐出烟雾,觉得好玩。接着又吸了一口,这下太用力抽,没来得及张口吐出,弥漫在嘴巴里的那股烟立刻把我呛咳,就不敢继续抽下去,但是又舍不得扔了,还夹在手上,然后看着那些老烟民们,那么怡然惬意地抽着,丰产烟满足了他们烟瘾。
  这是我第一次抽烟,刚够上服兵役的岁数,成年了。自从这次的喜宴酒桌上尝试了吸烟,我不再存有儿时对香烟的好奇和神秘猜想,也消除我了对吸烟的担心畏葸。刚下乡那年,在春耕、夏耘、秋收和冬种的日子里,我都坚持跟随社员们上山下田干农活,期间总是看到有抽烟的男社员不论老小,一晌午劳作中都歇停2次,只为了抽烟。女社员当然就没这个待遇了,还得低头弯腰继续干活。我们知青没有抽烟也不会抽烟,因此只能和妇女儿童一样不停地干活,徒有羡慕抽烟社员吞云吐雾在享受。随着各生产队知青互相走动串门后也了解到,全大队各村出工参加集体生产时都有这习惯,知青想要获得这个短暂的歇息,只有跟着抽烟,才能在繁重的劳作时放下农具,获得身心片刻轻松。于是,我把上山下乡离家插队前父母特意叮咛“在农村别学抽烟”的交待抛到九霄云外,跃跃欲试想抽烟了。下乡头一年的冬天,建瓯县农业学大寨高潮正轰轰烈烈,路后生产队为全力以赴完成公社、大队层层下达的种植冬小麦生产计划,12月初社员们就冒着严寒的霜冻大清早出工送肥下地、挥锄整畦、撒播麦种,我们知青刚学农活不够老道,只能和妇女及没上学的半大孩童们,被队长分配去挑那拌着草木灰的牛屎猪粪给麦地施放底肥。紧张忙碌的种麦劳动并不影响那些老烟瘾抽烟休息,许多男社员歇停下来,从腰间拔出烟杆就抽烟。看着我身旁的那个曾经在大队部当过通信员的鄢姓年青社员慢悠悠地卷着土烟,我就向他讨来一撮土烟丝和半张旧日历纸,无师自通地卷起纸烟,然后坦然地同他们坐在地头抽烟,为自己捞到了休息机会,从这以后就开始了我的烟云往事。
    那时知青日常生活非常艰苦,参加劳动所得的收入要等到年底生产队当年农作物收成结算后,扣除口粮和特别预(借)支款,分红所得只区区几十元钱,有的甚至倒欠生产队口粮款。知青平时大多是靠家里汇款才有零花钱,大部分人每个月手头紧巴巴的几张毛票,买邮票给家里写平安信才是第一重要,没有多余的钱买香烟,要抽烟就只能去蹭有抽烟社员带的土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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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们腰间斜插的那管烟杆很感兴趣,抽烟人都要先挖一管笛子粗、尺把长的小竹根,然后在竹根头钻个指甲般大小的凹洞,再用粗铁丝放在碳火上烧红,打通各个竹根关节,就可以装上烟丝点火抽烟。接着再锯一截约莫2吋长的小竹管,削成烟丝筒,雕刻两个挂耳,弄根细绳穿吊起来系在烟杆中间,平时都斜插在腰间随身带,烟瘾来了就拔出来,往竹根头的凹洞里塞入一撮土烟丝,大拇指压实后点上火就吧嗒吧嗒抽上了。
  那年我刚开始抽烟,不会自制竹烟杆,只能用每天撕下的日历纸手卷土烟抽。一张日历纸对折可以撕成两小张(那时候农村常用的365页挂历每页就只有巴掌大),刚好可以卷两次。手工卷烟那是挺费功夫的,将烟丝摊在小纸上,左右手指配合,慢慢卷出头大尾小成喇叭状的卷烟来,然后伸出舌头,在烟纸封口边沿舔上口水搓卷好,再轻轻揉捻几下,这样卷烟才不会散开,当地人戏称喇叭烟。我后来卷喇叭烟越卷越好,烟友们都很佩服,我也颇为得意。不过,别的知青抽烟也玩出我不会的绝活。首先是深深地吸一口烟,含在口腔须臾,再从鼻腔缓缓吐出两缕青烟,犹似一双小青龙穿出山洞。有的更老练,会在他人面前吞云吐雾表演吐烟圈,我是甘拜下风的。传技者也不保留耐心做给我看,就是抽烟时大口地猛吸一下,然后抬头向上嘴里轻轻地有规律地吐出一圈又一圈的烟雾,有水平的更是吐出大烟圈套小烟圈 ,小烟圈钻大烟圈,花样表演吐烟雾。当然,农家的土烟抽不出这效果。要买好的香烟,卷烟纸也必须上乘,燃着的烟灰呈白色,夹在手指中,一大截烟灰许久都不落。总之,要好牌、名牌、贵的香烟,烟丝燃着均匀,吸进吐出,才能玩出五花八门。为了模仿这一手绝活,我那一阵子天天买烟、抽烟,腾云驾雾,学得不怎样,夹烟的食指和中指却熏成黄褐色,每次回福州探亲前都要使劲搓洗去掉痕迹,才敢回家,否则又要挨父母亲责怪“没学好”,我爸爸一辈子都不抽烟,我们家兄弟四个,只有我在外脱离父母的约束染指香烟。
  勤俭的山民多是抽自己种的烟叶,青黄不接了只好等赶墟时去买摆摊烟农的烟叶。记得我们插队那时建瓯小松当地的烟叶价格是根据烟叶成色、质量等级,每斤出售1.20元、1.50元和1.80元不等。每年九月,烟叶收成了,烟农就要趁着晴天抓紧摘收金黄的烟叶,一叶叶地铺晾在如单人床铺那么大的竹蓆上,让大太阳猛晒几天后就可以了。要抽烟前就拿二三张干烟叶叠起来,塞到床板枕头位与下面板凳中间一二天,压实后放在长板凳上,上面垫块硬竹片,脚掌用力踩在上面,右手横握柴刀柄、左手捏紧柴刀头,对着那扎实的小捆烟叶,一刀一刀慢慢地、细细地切下来,落在板凳上整团的土烟丝,用双手十指叉进去抖一抖,就做成了松散的土烟丝,社员们命名为“柴刀”牌香烟。十来岁起开始抽土烟的山村老烟民,就更讲究了,还在刚切下的土烟丝上喷几口高粱酒或薄荷之类香精,说是这样特殊调制的烟丝格外有味,抽起来特别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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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是不能长久地去蹭社员的烟丝,虽然只是土烟,那也是他们每天的当家烟,谁也没有义务天天给我提供土烟丝。正因为这样,我从蹭烟很快升级到买烟。我调大队耕山队继而畜牧场工作后,经常去大队部边上的供销社代销店,买“丰产”牌甚或“鹭江”牌香烟,出工和社员一起抽。手头偶尔宽余时,还会买包“水仙”牌香烟,我都是和生产队烟友们有福同享。不过,那可是抵得上3包丰产烟的价钱哦。后来,为了盼望能早日跳出农门,给渔村大队头头们有个表现好的印象,凡去大队部拿信、开会、办事,我就买好的香烟带在身上,瞅准机会很巴结地请大队支委们乃至大队长、支部书记他们抽,目的就是拉关系、结人缘,一旦上级有招工、上大学指标分配下来时,指望他们为我说好话,投我赞成票。当然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况且,别的知青也都这么做,他们买送的香烟可比我档次高更级了。记得有次大队开会,自己狠下心来买包0.33元的“海堤”牌带去,会前就悄悄来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办公室门口,犹豫了有一会儿,才轻轻推开房门,发现里面已经坐着另一知青,互相打过招呼后,我壮着胆子掏出海堤香烟递给副书记一支烟时,尴尬地发现他的右手早已夹有一支燃着的香烟,不过他还是客气地伸出左手接过我敬给的“海堤”烟,我瞥见到桌面上的那包香烟,他抽的可是0.40元的大前门哦,真让我大丢面子。那位先来的知青正悠哉地抽着大前门,显然他是比我有本钱、也更舍得下本钱来跑人际关系、上层关系,懂得寻找先机靠近大队、公社领导。我的窘迫样让我再也不能站边上,勉强搭讪两三句后赶紧离开副书记室。当知青时我不懂香烟是人际交往的最基本媒介,更没经济条件运用到插队生涯中,那年代只苦没钱买好烟跟有话语权的头头套近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幸运地从建瓯山区招工到厦门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工作。不久,改革开放的政策让厦门率先走向海外,厦门人的生活开始丰富多彩,鹭岛自然而然花花世界。7980那两年,我在厦门航管分局船舶修造厂当学徒,师徒平常互相请烟都是买水仙香烟。工资刚发到手那几天我也不讲节省,买了0.39元的“友谊”牌或“银球”牌香烟,找机会请班组长和车间主任。81年后我到新单位去做会计那些年,几个要好的外海船队船员朋友,走香港航线,航海归来,总会带“良友”、“健牌”和“万宝路”等香港烟到我的财务办公室来,让我开开洋荤,我自然很高兴,肝胆兄弟不推让,有滋有味地抽起来,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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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不论我在哪里工作,只要同事往来、朋友聚会就免不了互相递烟,请烟者会振振有词,烟酒不分家嘛,接受者半推半就、到手就抽。餐桌上众烟民飘飘欲仙,“饭后一支烟,胜过当神仙”。 那时也不在意香烟里含有焦油、尼古丁什么的,仗着年轻身体好,今日有烟今日仙,浑把青春赌明天。当然我在刚结婚成家那两三年有被戒烟一段,后来很快就又烟灰复燃了。
     说来也怪,我始终都没有抽上瘾,来厦门后常买烟随身带,只是朋友交往互请,自抽不多,退休两三年后我就不再抽烟了。(201711

知青岁月

魂归大漠

一段感人至深的知青故事

陶靖


  一个绝对真实的感人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新疆的一个农场的生产连队里当会计。连队里当时有一个上海支边青年排,排长是一个身材挺拔,相貌堂堂的年轻人,名为陆大为。那时候上海支边青年中很少有结婚成家的,只有他不但已成家,还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名字叫娜娜。他的妻子名叫杨惠,也是上海支边青年。一家人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
    这夫妻俩有一段曲折浪漫的恋爱史,在附近的上海支边青年中曾经广为传颂。原来他俩在上海时就已深深相爱,但由于两家的条件相差悬殊,遭到了杨惠父母的坚决反对。杨惠是家中的独生女儿,原不在支边的名单上,可是为了陆大为她依然抛弃了一切,万里相随跟他到了新疆,在连队里当了名普通的农工。
  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聪明,漂亮,健康。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件事不但无情地毁掉了这个幸福的家庭,也在许多人心目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天。那天早上夫妻俩早早地起来,将娜娜寄放到我们家后,就带上干粮,水,绳索等工具,拉着一辆手拉车进了沙漠。他们是利用这个休息天到沙漠里去打梭梭柴。那时候农工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大家平日里烧的柴特别是冬季取暖,全靠到沙漠里去打梭梭柴来解决。我们连队紧靠沙漠,大家每年都要进出沙漠十来次,早已经是熟门熟路了,所以谁也不把进沙漠当做是什么大事,他们自己更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梭梭柴
  打梭梭柴一般要进入沙漠八九公里,因为近处的梭梭林早已被采伐一空。他们那天大约是在进入沙漠八公里处找到了一小片适合采伐的梭梭林,但此时却发现手拉车的车胎没有气了,而且糟糕的是,他们忘了带气筒。夫妻俩商议后,决定大为留下采伐梭梭柴,杨惠回家去取气筒并顺便照看一下小娜娜。
  杨惠走前大为还歉疚地对她说:“都怪我,一时疏忽,连累你来回要走这么远的路。”杨惠笑着回答:“没关系,我不是也忘了吗?今天阴天,路上凉快,多走点路累不着。你抓紧时间,等我回来咱们就装车,天黑前误不了回家。”
  这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对话,杨惠这一走,陆大为就再也没有见到她。杨惠是拿了气筒再进入沙漠的途中迷路的……
  后来分析,那天阴天,下午沙漠里刮起了风,致使地面上的各种脚印,车印都变得模糊不清。杨惠大概是赶路心急,又想不到自己会迷路,就被路上这些模糊的印记引错了方向。如果她意识不到这点,继续往错的方向走,最后就会有迷路的危险。
  我们连长是一个有丰富沙漠经验的人,接到报告后立刻带着一支精干的搜寻队伍,骑着马连夜进沙漠进行寻找。我们在那片梭梭林附近的几个沙包上燃起六堆熊熊大火,杨惠如果在距离火堆五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可能在黑暗中发现这些火光。接着我们又分散开来,大家都以火堆为中心,在能够看得见火光的距离之内,从各个方向分头寻找,但是整整找了一夜,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一点踪迹。
  第二天我们扩大搜寻范围继续寻找,场部和附近的连队闻讯后也组织人员参加搜寻。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搜寻的范围一圈一圈扩大,参加寻找的人员不断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第七天上午,我们在偏离火堆西北约11公里的一个沙包上发现了那把气筒。气筒斜插着,木把指着西南方向。木把上密密麻麻刻着许多字,估计是杨惠用自己的发卡刻上去的。凡读过木把上这些字的人无不伤心落泪。这是杨惠在饥渴难忍中用自己的心血刻的,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几句话:
  “大为,我迷路了,今天是第3天。我已经坚持不住,决定朝木把指的方向走,你要是能看见,就快来找我。”
  “大为,娜娜,我的亲人们,我真想想你们”“大为,我要是死了,来世我们还做夫妻,说定了,我等你。”
  气筒的钢管上也有字,但不是很明显,仔细辨认,却都是同一个字:“水,水,水,水……”
  陆大为看到这些后,手捧气筒“扑通”一声跪在沙包上放声痛哭。他发疯似的用头撞地,恨自己没早几天找到这里来。我们将他劝起来后,他立刻就要到西南方向去寻找,谁劝他他都不听。后来我急了,一巴掌打过去,冲着他喊:“陆大为,你冷静点!要去也得先回连里,带上足够的水和食物。你要是这样就去,还想不想回来?”
  他这才清醒过来,于是我们立刻纷纷上马,将他围在中间,一路扬鞭飞奔跑回连里。连长听完我的报告后仰天长叹,说:“晚了,这样的热天,她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很难坚持到第5天……陆大为呢?他现在有什么情况?”
  我说:“连长,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回来,他现在正在做出发的准备,不让他去恐怕拦不住。”
  连长想了想,说:“陆大为是个重感情的人,他们夫妻间的情义非同寻常,还是让他去尽一下心吧。”
  于是,连里给他调拨了一匹马,马背上驮着足够人、畜10天所需的水,食物,草料,以及一条毯子,一把铁锹,一支大号手电筒,两只指南针,一张场部签发的通行证,一张详细的新疆地图等进沙漠去的必需品。连长对他说:“陆排长,杨惠不但是你的妻子,也是连队的职工,现在我批准你代表连里去找他。”
  接着他打开地图,指着图说:“从那个沙包往西南方向约200公里就能走出这个沙漠,你每天边搜寻边前进30公里左右,要确保7天内走完全部路程。无论找到与否,都不能从原路回来,因为那样太危险。走出大沙漠后就是独克公路,你可以骑马或乘车往南到奎屯,再绕道石河子回家。”
连长走后陆大为将我叫到他家中,交给我一封寄给杨惠父母的信和他家中的全部钥匙,对我说:“陶会计,你我朋友一场,我拜托你两件事:第一,这段时间娜娜就请你们多多关照了。第二,如果10天内我回不来,请你将这封信寄出去,杨惠父母收到信会来接娜娜的。她是他们家中唯一的外孙女,为了娜娜的将来,她应该回到外公外婆的身边去,这是她最好的选择……”
  我一听,他这好像是在交代后事,就劝他说:“大为,你别胡思乱想了,你带有足够的装备,方向又明确,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你可别忘了你还有小娜娜,他不能够再失去父亲了!”陆大为泪如雨下,紧抱着女儿亲了又亲,然后将娜娜交回给我岳母,转过身就向门口走去。
  “走!”他在门外大吼一声,跳上马就向大漠的方向走。根据连里的指示,我带着5个人骑马送他到那个沙包,又和他一起往西南方向搜寻了约20公里。接下去他要一个人走了,我们和他一一道别后,目送着他独自向沙漠的深处走去。
  陆大为走后第9天,我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原来他已经走出了沙漠,正在独克公路的一个镇子上。他打电话的目的是想了解这几天有没有杨惠的消息。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期盼会有奇迹发生。显然,他这一路上也没有找到她。我告诉他实情并安慰他说你已经尽心尽力,找不到是没有办法的事,还是按计划早点回来吧,小娜娜每天都在哭着找你呢。
  我在电话里听到他哽咽了几下,接着他说:“陶会计,我不能让杨惠独自留在沙漠里,我决定还是再回去找她……”
  我一听对着话筒大喊:“什么?陆大为,你疯了?再回去必死无疑,你不能这样做!
  他说:“我知道,但是杨惠以前为了我能够抛弃一切,我现在为了她也准备抛开一切。我要一直找下去,找到她我就背她回来,找不到她我也许就回不来了……”
  那一头,电话断了。我拿着话筒发了一会儿呆,放下电话就去找连长,把陆大为的话都告诉了他。连长听后沉默良久,才感慨万千地说道:“陆排长,陆大为,你这哪里是人回到大漠去,简直就是魂归大漠啊!杨惠啊杨惠,你有这样的丈夫,我看天下的女人都不如你,你可以瞑目了。”
  从此后就再也没有了陆大为的音讯。 ……
     3个月后,杨惠的父母亲一起来接小娜娜,她走的时候全连的人都出来相送。可怜的孩子,祝你一路平安!长大了你可千万要回来一趟,到大漠里去看望一下你的父母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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