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到农村去初衷是解决城镇学生就业困难
    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年。
    “那时，由于扫盲运动和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多高小毕业（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的农村青年大量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的就业出现了紧张。1953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萌芽。”刘君福，今年70岁。作为上世纪60年代初郑州一名老知青，关心时事的他侃侃而谈。
　　刘君福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是1953年12月该报刊发的《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内容是号召在城市上学、老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城市就业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记者查档发现，在1955年4月青年团中央（注:此表述依照当年档案记载）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1954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210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这个“动员”，因青年团中央发起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1955年8月初，为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3868万亩开荒任务，北京青年率先响应青年团中央组建远征垦荒队的号召，许多人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10天就收到近7000元捐款。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这五位北京郊区青年代表，还受到了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很快，这支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男队员48人、女队员12名）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垦荒队。
　　就在北京青年远征垦荒活动如火如荼之际，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指出当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而农村正在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这篇社论，在倡导知识青年回乡生产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问题。”刘君福说。
　　《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青年团中央组织的一场垦荒活动，被视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但真正开启上山下乡运动闸门的，却缘于毛泽东那句振聋发聩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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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乡援建郏县知青引来领袖著名批语
　　时至今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是包括广大知青在内的许多中年人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这八个浓缩成经典的台词式字句，是从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三句话里提炼出来的，原文是“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被收进1955年12月出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他为该书中的一篇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做的批示。
　　文章中的“一个乡”，指的就是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即现在郏县广阔天地乡。1975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曾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光辉指示20周年活动，并在《河南日报》刊发长篇通讯，热情讴歌战斗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的光荣事迹。
　　如今，被誉为“知青文化发源地”的广阔天地乡，已成为河南中西部地区一个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展览室陈列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演变历程，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地方曾经的辉煌。
    “一个乡”究竟做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重视？几乎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55年，郏县几名高中毕业生自愿回到大李庄乡，参加农业劳动，推进合作化进程，后来此事写成经验上报，从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的这个批语，实际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迅速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叫响并流传开来。
　　遗憾的是，记者几经努力，终未寻找到当年自愿回乡的几名高中毕业生。档案中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青年学生自愿回乡务农，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尚的感染。”刘君福说，虽然那时报纸不如现在普及，但学生们可以通过校方的党组织学习讨论，政治氛围非常浓厚，加之领袖批示“推波助澜”，自然成为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那个时期，因政府尚未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河南到底有多少城镇知识青年回乡劳动，已无从考证，相关档案也没有此方面的数字，档案中只有“到1957年底，全国城市下乡青年已达7．9万多人，回乡的更多”这一简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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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误会”上山下乡并非“文化大革命”产物
　　事实上，知青上山下乡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萌芽，除了当时中国城乡人才供求矛盾突出和舆论的宣传引导，一部分青年的主动请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5年8月，北京青年“下乡垦荒”行动得到肯定后，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档案记载:“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人参加远征垦荒。1956年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时河南没有组织大规模的青年垦荒志愿队，但是城市的中学甚至大学生已出现了“回乡干革命”的苗头。
　　关于上山下乡的起源，许多受访知青认为来自“文化大革命”，记者查档发现，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事实是，“下乡上山”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出现在1956年1月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当时，愿不愿意上山下乡，成为考验知识青年是否有社会主义理想，是否有革命觉悟的试金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61年，刘君福大学肄业回乡务农。这一“回”，就“回”了46年，至今没有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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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乡知青学校“放了长假”就此扎根农村
    “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句话，出自《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发表的有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第三篇社论。
　　此篇社论的发表过程有个细节:1957年3月，刘少奇视察豫、湘等中南五省，他沿途调查了城镇不能升学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后，提出“必须动员一部分人到农村去”。《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的这个意见，发表了两个“主要”的社论，从此，全国兴起城镇知青回乡、下乡高潮。
　　然而，这个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由于农民大量进城，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猛增到4750多万，回乡、下乡活动停止。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到来，城市的2000万职工被动员回乡，知青上山下乡又被提上日程。
　　这种变革同样波及城市高校。1961年秋天，正在郑州建筑工程学院（后该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读大三的刘君福，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全校停课放假。“同学们都感到很意外，好好的为啥要放假？校领导开大会说，停课是因为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知识青年应回乡参加劳动，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刘君福说，他班上有56个学生，一大半家在农村的人统统返乡，不走也得走，户口都由学校迁回了原籍。
    “我们这批人属回乡知青，是带着把自己的所学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任务回去的，跟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有本质区别。”刘君福回忆，当时学校说放假一年，一年后再返校。可是没想到，1962年学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容纳不了所有学生，又出了“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回校，农村户口的学生留乡”的新政策。“我那年23岁，大学还没毕业，也不可能托关系走后门返城上学，只好办了肄业证，扎根农村了。”家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公社尖岗大队的刘君福叹了口气，说他在这件事上最对不起父母，“他们在世时老问我咋不回校上课，我骗他们说放长假了。这个假真长啊，一放40多年……。”
　　刘君福回乡后，当过大队会计、公社干部、工厂厂长，但农民身份始终没变。“没上完大学，是挺遗憾，可我在农村干得也不错，也没啥后悔的。”刘君福说，他在农村办夜校、搞发明，培育的科技田受到过省领导的赞扬，带领的乡村集体化工厂红红火火，他还曾经作为河南化工专家出访俄罗斯。如今，年届古稀的刘君福晚年生活舒心，儿女们事业有成，家有三部汽车和三套房产，“只要有知识，愿意干，农村就是个广阔天地，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哈哈哈……”老人爽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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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网-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本文来源：大河网，摘自：人民网，网络配图。）

鹰飞

知青人，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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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情缘·孙成民


       [编者按：1969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孙成民、李莉，从相识、相知到恋爱，前后经历了5年多时间，最后牵手走在了一起，今天迎来了他们40周年的红宝石婚纪念日。这段姻缘只是数千万知青婚姻中的一小片浪花，而其绽放的青春火花，披露的知青经历，折射的历史轨迹，也为丰富知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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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下旬，地处川东红岩坝子的油菜花正在盛开，曾参加过四届人大会议的重庆知青李莉，来到我插队落户的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农科队。
这次拜访，可以说，既是我早有的相约，又是她迟到的应邀。我们俩都曾是1967级初中生，都于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在地处大巴山南麓的四川达县地区农村。但也有诸多不一样，她在重庆4女中就学，我在开江中学读书；她在邻水县农村插队，我在开江县农村落户。不同户藉、不同学校、不同下乡地点，我们能相约会见，可见其关系不一般。这些，都得从几年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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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3年4月中旬召开的达县地区第一次团代会期间，而双方互知其名、互晓其事，却要追溯到1971年初。

当时，中央关于加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1970）26号文件正在各地传达贯彻，达县地委对一批在农村作出一定成绩的下乡知青进行了表扬，其中李莉和我则名列其中。两人同时受到地委的表彰，也基本同时通过本地会议精神的传达而第一次知晓了对方的一些情况。

正是在农村的较好表现，李莉受到当地农村干部群众的好评。在下乡的头两三年，她不仅学会了基本农活技术，而且每年饲养两头肥猪，还选为生产队会计，被称为“红管家”。当时，我在农村参加农科试验活动，推广良种良法，并坚持读书学习，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俩作为下乡知青团员代表，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其后召开的地区团代会。     

达县地区当时辖11个县，各级团组织正在恢复和发展中。从1969年到1972年间，全区已接收安置来自重庆和本区的下乡知青3.39万人，不少人在农村入了团，干出了成绩。在这次团代会上，全区知青团员代表就有37人。说来凑巧，也可能是“缘分”，在预备会的第2天中午，我所在的开江代表队正在达县市相馆照集体像，突然听到有人喊“李莉”，我回头一看，一位佩带代表证的女孩回应着。我试探着问她“你是邻水的重庆知青？”她微微地点了点头。久闻其名，今日偶遇。她穿着朴实大方，一个农村姑娘的打扮，比较健谈、热情。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预备会以后，李莉和我一同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开幕式的主席台再次相遇了。没人介绍，也不用寒暄，我们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又几乎同时伸出手来握在了一起。接下来，参加主席团会议、大会发言交流，以及同时当选为团地委委员，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就多一些了。一切都很自然、随和，也不时荡漾起当时不少知青都有过的心灵激情。

月雅湖

                          

       （第2排左2为李莉，第3排左2为孙成民）

二、邀请合影

照集体像是当时参加知青会议不少代表的心愿，以至一些县、区、社的参会知青代表也喜欢去照上一张集体像留作纪念。无独有偶，我与李莉又一次相遇在了达县市相馆。

那是1973年8月上旬，达县地区知青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各地正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精神，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得到了加强。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各方面代表共1056名，重庆市作为对口地区也派出了代表团和市杂技团前来祝贺。

8月7日，也就在大会结束前一天的中午，我所在开江县代表团在相馆集体合影留念。而后，我所在的红星区参会代表也准备照个集体像。这时，我看见李莉正与她的伙伴们在相馆。这不是一个与先进知青合影的好机会吗？一股无形的冲动，促使我立即过去邀请她前来合影，李莉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在这张集体合影中，她站在我的前面，我站在她的后面，她欣喜地微笑着，我木呆地平视着，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与李莉见面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了。我们一同接待重庆知青慰问团、与铁七师官兵同庆“建军节”、共商知青“倡议书”、参加知青党员座谈会等。我们交谈的内容涉及到了劳动锻炼、科学试验、收入分配、学习体会、思想感悟等，双方的了解和印象也在逐步加深。

还有就是，这次大会主席团中既有先进知青代表，还有其他方面的代表，我父亲孙仁煜作为知青家长代表也上了主席台。殊不知，在这特别的场合，李莉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名送两个儿子下乡的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