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佛山人 发表于 2022-8-19 09:55
这一代知青的研究，与更早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着根本的区别，时代、历史、环境等等。其课题之大，难度之深，背 ...

向邓总问好。祝你身体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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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胡耀邦与“垦荒精神”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总领队

1954年，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农业落后、城市青年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当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将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设想。

此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以城市青年为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同时提出《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同。

当时的青年们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后来担任第一支北京志愿青年垦荒队队长的杨华回忆，1954年秋天，时任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的他出席北京市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了解到“农业发展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农业生产落后，已耕地面积不足”的情况。“大家在讨论时非常热烈，我的心里像着了一盆火，毅然提出远征垦荒的请求。”

1955年6月的一天，《中国青年报》编辑舒学恩和石景山区委秘书周全把正在锄地的杨华叫到区里，告诉他，胡耀邦要组织一支远征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开垦荒地，现在正物色发起人，问他愿不愿意去。杨华立即回答愿意去，并说“国家培养我入党入团当干部，党的需要我责无旁贷，垦荒发起人算我一个，没有任何条件”。

8月5日，杨华联系到其他4名青年作为垦荒发起人。8月12日晚，他们一行5人来到位于王府井富强胡同的胡耀邦家。他们汇报了组织垦荒队的三条原则，胡耀邦一边听一边夸奖。胡耀邦问，你们准备需要多少人啊？回答说先组织60人进去打个家底，以后需要再陆续去。胡耀邦表示同意，并当即说：“我就是你们的总领队，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出发时，我去给你们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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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团中央、北京团市委组织各界团员、青年1500余人为志愿垦荒队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胡耀邦作了题为《向荒地进军》的振奋人心的讲话。随后情绪激昂地说：同志们，因为你们这种志愿垦荒的行为是爱国行为，团中央决定授予你们一面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旗帜。这面旗帜代表了全国一亿两千万青年对你们的希望，请你们不要玷污了这面旗帜。祝你们高举着这面旗帜英勇地前进！

垦荒队到达黑龙江萝北县后，于9月10日，在一处荒地上举行开荒仪式。这里从此成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始地。全国志愿垦荒青年都向往这块圣地，有些青年甚至写血书要求加入。天津女子第三中学在读的沈华珍和纪根健在1955年未能被批准参加垦荒队。第二年夏天毕业时，两人迫切提出申请，团市委不批，两人就直接把申请递到团中央。胡耀邦亲自批准了两人的申请。据统计，从1955年8月到1956年9月，全国共有16个省市的20万名青年志愿参加了各地的垦荒队。

1955年9月17日下午，杨华和副队长庞淑英应邀到达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胡耀邦在会场后台会见了他们。听取了简短的汇报后，胡耀邦要杨、庞两人先不忙着开会，而是立即到每一位垦荒队员家走访，看望队员的父母，3天以后再回来继续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杨华和庞淑英被授予“积极分子”称号，周恩来在设宴招待全体代表时特意向他俩敬酒。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又一次向代表们强调向荒原进军的重要性，指出它的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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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节到来之前，胡耀邦给远离家乡的北京青年垦荒队员们写了一封慰问信，这封信使全体队员倍受鼓舞。他们提出“春节不休息，大干三天”的口号，后来大家利用这三天完成了一项运输木材的任务。

1956年5月4日，位于黑龙江的北京青年集体农庄建立，杨华任农庄主席。

6月8日，胡耀邦来到北京青年集体农庄。正在犁地的队员欣喜若狂：“我们非常想念您，想早点见到您。”胡耀邦也说：“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北京人民也在关心着你们。”胡耀邦在听完杨华等人的汇报后，转达了团中央和全国青年对垦荒队员的关怀，用他惯有的风度，打着手势说：“看到你们的成就，看到你们的精神面貌，很高兴。你们给全国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周总理对你们很关心，没有时间来看你们，让我代表他们向你们问好！”胡耀邦的话顿时被热烈的掌声淹没。稍后，他接着说：“北大荒是个好地方，三江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大有发展前途。开发建设北大荒这个历史重担，要由我们青年一代来挑起，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希望你们多开荒，多打粮，多出人才。”他勉励大家：“要向困难做斗争，千万不能向困难低头，不应该退却，而要向困难冲锋。”吃饭时，他看到队员正就着炒黄豆吃苞米面饼子，动情地说：“你们很苦，也很光荣，我们整个国家都很困难，你们要烧砖烧瓦，盖砖瓦房，要种水稻，改善生活，这一代人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1957年3月，杨华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受到了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听到杨华汇报说垦荒队员的第二代就要出生时非常高兴，叮嘱道：“回去向大家讲，一定要坚持住，会成功的，要用‘忍耐、学习、团结、斗争’这八个字克服一切困难，为后代做好事，坚决不做坏事。千万千万！”

1958年5月，一部分解放军转业官兵和一部分下放锻炼的“右派分子”来到萝北，同年9月，垦荒队作为一个分场与他们合并成立了国营农场。1960年9月，分场党委按照胡耀邦的要求，把这段时间的情况向团中央作了汇报。

10月4日，胡耀邦在回信中说，你们完成了一个极其光荣、有贡献的五年计划。我希望你们再做第二个五年计划，向更光荣、更有贡献的目标前进！信中还讲到：“29位同志结婚了，添了31位小垦荒队员也很值得庆贺。我希望没有结婚而应该结婚的同志们都配起对来，在一起生活了几年，同过患难，同过甘苦，这样结合的夫妇是政治高尚的比翼鸟。”

胡耀邦在信的最后说：“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们。出版机关多给了我两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现在分一本给你们。一本对300多人的队伍来说太少，但是这很有意义，意义就在于它是毛主席对你们当然也是对我们全国人民最好最有用的教育。我想你们那里不一定能够买到。我建议你们轮流阅读，也下个决心在今年年底把它读完。”

1968年6月，东北农恳总局被撤销，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垦荒队所在的农场改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1969年初，杨华担任了十四团十七连指导员。

1973年2月，全国知青座谈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杨华作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他尊敬的“总领队”了，想在开会间隙去看望。会后，他打听到胡耀邦赋闲在家。没想到一见面胡耀邦就不停地问：“你们垦荒队留在北大荒的还有多少人？多少耕地？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杨华一一如实回答。胡耀邦特别入神地听着。听到北京垦荒队员没有开小差的，胡耀邦风趣地说：“是吗？这就好！我还以为就剩下你杨华一个人了呢！”他开心地笑起来。

斗转星移。改革开放后，北大荒的农垦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进入1984年，北京垦荒队开始准备第二年纪念垦荒30周年的活动。

1984年1月，北京垦荒队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汇报了纪念计划。2月1日，胡耀邦批示：“兆国、锦涛、延东同志：请记住，他们明年八月三十日的垦荒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请你们筹备一点礼物送给他们，到时候提醒我给他们题几句话，表示一点心意，但绝不能接受他们送来的任何礼物，请你们先向他们打个招呼。”

1985年5月1日，杨华等5人作为老垦荒队员代表应邀出席“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会上，胡耀邦一眼就认出了杨华，他走近问道：“你们农场现在还有多少人？”杨华回答有2万多人。胡耀邦风趣地说：“呦，2万人，你当一个纵队司令啦！”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起来。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室，胡耀邦和老垦荒队员、新长征突击手围坐在一起，进行座谈。胡耀邦说，今天在座的是老中青三代人。我算老的，杨华你去北大荒时只有23岁，今年是53岁，你们这代垦荒队员算是中年，其他同志是青年。这三代人的青年时代处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老一代人的青年时期是处于创建新中国的开拓时期、播种时期；第二代人的青年时期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开拓时期、垦荒时期；你们80年代的青年正处于建设四化的奋斗时期。不管哪一个时期，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很大的成功因素是靠青年。青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生力军，我们寄希望于青年。

胡耀邦还满怀深情地说道：“我在1955年欢送北京垦荒队出发时的讲话瞿希贤同志给谱了曲，歌名叫《向困难进军》，我们要重新唱起曾经唱响的向困难进军的歌。50年代青年垦荒队所点燃的艰苦奋斗的火把是不应熄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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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归江西共青城

据江西《共青垦殖场志》记载，“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治丧期间，中共中央批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请求，将胡的骨灰深葬在江西共青城富华山的青山绿林之中。”“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骨灰由专机送抵江西。”

在安葬仪式上，李昭代表全家讲话：“耀邦，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你。经过我的请求，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把你送回了革命的发源地江西。这里也是你走向革命生涯的第一站。你在这里和勇敢拼搏的共青人在一起了。安息吧！”安葬仪式结束之后，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于维忠是1955年上海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成员之一。在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后不久，上海青年也积极响应陈毅市长和团中央的号召，开始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工作。陈家楼等青年给陈毅市长写信，要求到边疆开荒，建设共青城，并刺破手背，滴血签名。陈毅收到信后，接见了他们，并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要批评你们，写血书不好，得了破伤风怎么办？我陈毅赞扬你们，我到北京去，一定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后来陈毅与毛泽东谈话时讲到了此事，毛泽东很赞赏青年们的举动，并建议上海青年到江西去，说那里气候和上海接近，吃的是米饭。

1955年10月15日，上海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一行98人奔赴江西。在上海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队员们将团市委赠送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锦旗挂在车窗口，高唱着音乐家司徒汉特意谱写的《垦荒队员之歌》与亲人告别。10月18日，垦荒队来到位于南昌、九江之间的德安县九仙岭下八里乡安家落户。

上海垦荒队安顿下来1个多月后，1955年11月，胡耀邦到上海检查工作，知道了上海垦荒队已在江西安营扎寨，当即决定前往看望。他和随行人员赶到南昌后，先乘吉普车后搭拖拉机，于11月29日到达了垦荒队驻地。一下车，他就沿着山间小道登上荒坡，一一查看队员们住的茅草棚。

当天，胡耀邦和大家就着咸萝卜干、黑豆泥一起喝稀粥。胡耀邦边吃边聊，问：“茅棚还住得惯吗？”“住得惯。”一位队员补充道：“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这时另一位队员兴奋地喊了一声：“茅草棚万岁！”胡耀邦笑着说：“茅棚是临时的，我们只能叫它3岁，不能叫万岁，将来要盖更好的房子，用上电灯电话。”

当胡耀邦问队员们有什么要求时，垦荒队长说：我们这儿还没有名字。胡耀邦沉吟片刻，说道：“那就起个名字吧，叫共青社怎么样？”队员们齐声叫好，纷纷要求胡耀邦为他们题写社名。可是，有纸有墨却没有毛笔。有位队员急中生智，找来一支竹筷，用菜刀劈开一个口子。夹上一小团药棉，再用线缠住。胡耀邦一边称赞这支笔有创造性，一边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他还应队员们的要求，分别在每个人的笔记本上题词签名。傍晚临别时，胡耀邦勉励队员们：“战胜困难，多想办法，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

回北京20多天后，胡耀邦给共青社寄去了书籍、二胡、唢呐、三弦、篮球和一台闹钟。他在信中说：“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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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社先后经历了50年代初创、60年代徘徊、70年代起步、80年代大发展的不同阶段。尽管大多数队员因各种原因离开了，但留下的垦荒队员经历了各种风波而痴心不改。当年垦荒队的发起者之一陈家楼此间曾被错打成右派，停发工资，开除党籍，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垦荒的信心，一直坚守在共青社。后来有记者问陈是否后悔，陈坚决地摇了摇头：“没有当年艰苦卓绝的垦荒，就不会诞生现代化的共青城。”1984年2月，陈家楼和几名老队员兴奋地将一封厚厚的信件发往北京中南海，收信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信中他们这样写道：“希望总书记在视察江南，路过江西时，再来看一看我们，我们今天的共青社，不仅是有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我们有一座生产车间，一万多个平方米，七层大楼，并且还有三栋小别墅，空调加地毯。”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来到阔别29年的共青垦殖场视察。他高兴地听取了上海第一批志愿垦荒队员、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关于“共青”发展的汇报。随后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工厂、果园等。他感慨万千：“今天是12月12日，历史上有过西安事变，张学良是有志者事不成。如今不同了，你们是有志者事竟成。”在当年为于维忠题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日记本上，胡耀邦写上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题词。胡耀邦和留在共青城的17名老上海垦荒队员一起合影留念时，说道:“17个加我1个，共18个，18棵老松！我们是‘垦友’，是‘棚友’。”此行胡耀邦题写了新名：“共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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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东海大陈岛

2006年8月2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到大陈岛考察。在看望老垦荒队员时，习近平特地提到，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倡导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发建设大陈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大陈岛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沿海，与一江山岛相邻，由上、下大陈两主岛和10来个小岛组成。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盘踞在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队，于2月12日仓皇撤逃，次日大陈岛宣告解放。蒋军撤逃时，将岛上居民全部劫持离去，把一切军事设施和民用建筑全部炸毁，大陈岛变成了荒岛、死岛。

1955年11月底，胡耀邦到浙江考察青年工作时，得知大陈岛迫切需要重建。于是，在青年团浙江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在痛斥国民党军队灭绝人性的破坏后，提议在大陈岛解放一周年来临之际，组织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大陈岛，建设大陈岛。当时，出席会议的共青团温州地区两位负责人深切感到，这一任务应该由温州广大青年来承担。于是在会间休息时，他们提议：“耀邦同志，你刚才说的组织青年垦荒队去大陈岛的任务，就交给共青团温州市委来完成吧！”胡耀邦听了非常热情地说：“好，你们把队伍组织起来后，立即告诉团中央，团中央将在《中国青年报》头版上发表消息，派代表到温州送贺信、送队旗。这面旗绣上‘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十个字。”

当这个消息在温州青年中传开后，广大团员与青年热烈响应，在短短几天里，就有800多人报名要求参加。经过遴选，一支227人的“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很快组成。

团中央得知后，《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用通栏标题作了报道，并用大幅照片刊出了队旗、贺信，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等报纸向全国乃至国际发布了消息。1956年1月28日，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垦荒队员代表在会上庄严宣誓：“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誓把青春献给大陈岛！”

1956年1月31日，离春节仅几天，垦荒队员登上大陈岛，受到驻岛部队的热烈欢迎。从此，由队长卢育生、副队长王宗楣率领的200多名青年垦荒队员开始了重建大陈岛的艰苦创业路。

1957年3月，青年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分发了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书面发言。在会议暂短休息时，胡耀邦约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王宗楣。28日，会议刚刚闭幕，王宗楣就接到团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得知胡耀邦要再次接见他。晚上8时，他被接到胡耀邦的办公室。胡关切地问：“垦荒队员生活得怎么样？还有人想回家吗？”王宗楣急切地把埋藏在心中的欢乐与苦恼、疑虑和思索都说了出来。胡耀邦听了之后，伸出两个手指说：“团中央组织过两支垦荒队，一支是去北大荒的，一支就是你们。要告诉大家，要自力更生，不要向国家要什么，再奋斗几年，会好起来的。”他随即要秘书拿来一架望远镜：“这是我战争年代使用的，现在用不着了，送给你们吧，再给大家写封信让你带去。”他略加思索，伏案挥笔，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鼓励青年扎根大陈岛的信。

青年垦荒队员没有辜负胡耀邦的期望。经过5年艰苦奋斗，到1960年，在全岛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被誉为浩瀚大海上的“东海明珠”。

垦荒任务结束了，但胡耀邦对老垦荒队员的关心没有结束，对弘扬“垦荒精神”没有结束。1960年3月，胡耀邦寄来一封1000余字的信，肯定与表扬了垦荒队的艰苦创业的精神，并明确指出：“在完成垦荒的历史任务后，要进一步担负起建设的新任务”，“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做好妥善安排，继续发挥垦荒队在建设中的骨干作用。”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在我们的青年中，有好样的，也有差劲的，要教育他们坚持下来，对那些安不下心来的，让他们回去吧！”在信中他亲切地提议：“在垦荒队组织撤退后，我提议你们开一个大会，给每个人发一个纪念章，要在报刊中进行宣传报道，还可以出一个小册子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胡耀邦的信，又一次点燃了垦荒队员心中的青春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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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1983年5月29日，原大陈岛青年垦荒队陈萼亭等31位队员联名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汇报大陈岛垦荒队员27年来在岛上发奋图强、艰苦创业重建大陈岛的情况。胡耀邦接信后，于6月27日作了批示：要好好宣传一下这一类不畏艰苦的创业事迹，鼓舞人们特别是青年奋发图强。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老垦荒队员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的消息和胡耀邦批示的主要内容。

1985年12月29日下午，胡耀邦专程来到大陈岛看望垦荒队员。他首先来到老垦荒队员叶荣华家。早在1958年11月，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叶荣华就曾出席大会并见过胡耀邦。27年后再次见到胡耀邦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胡耀邦微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问他家里人可好，经济收入如何，叶荣华一一作了回答。临别时，胡耀邦送给他一本封面印有“中南海”字样的挂历。这天下午，胡耀邦先后看望了4户人家。他走在路上，逢人便点头、挥手致意；有时遇到驻岛部队人员，也一一表示慰问。

在第二天上午召开的老垦荒队员座谈会上，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胡耀邦满怀激情地说：“大陈岛的昌盛，第一是解放军的功劳，第二是你们老垦荒队员的功劳。所以，今天不是你们欢迎我，而是我们三家中央、省、市联合起来欢迎你们呵!”

2007年6月6日，一群来自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在王宗楣的带领下，到北京探望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老队员们送来了大陈岛垦荒队50周年纪念章，说：“开发建设大陈岛，也有耀邦同志的努力和辛劳，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这个珍贵的纪念章一定要送来给您一枚。”李昭激动地收下了这份厚礼，并和老队员们一起畅谈，回顾过去的艰苦岁月，欣慰于今日大陈岛的欣欣向荣。

2013年1月6日，胡耀邦铜像在大陈岛揭幕。胡耀邦倡导的“垦荒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本文作者系胡新民，摘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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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上山下乡并非“文化大革命”产物

“上山下乡这件事，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肯定……。对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边疆事业中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充分肯定，对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对那场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终结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长期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1981年，国务院做出上述定性和评价。
　　自1955年12月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始，截至1980年年底，25年来，中国先后有1700多万名城镇知青通过插队、支边、到国营和知青农场等方式，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倾洒在了祖国广阔的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知青运动的各个历史时期，河南都紧跟形势，近百万河南知青全面经历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岁月。
[核心提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山下乡”就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的青年，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提出来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党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只不过此事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声誉遭受损害，才给人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偏颇和错觉。
　　上山下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最初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呈现了怎样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