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百度”资料,“文革”结束后,197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3%。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才给“大返城”创造了必要经济基础。实际上,“大返城”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全国1791万知青的返城是一个逐年积累的过程。在1979年一年就实现1791万知青“大返城”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始末》第166页记载:“1978年末在乡知青共有606万多人(其中插队476万人、农场13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1791万知青在1979年前已经有近三分二的人回城了;1979年前全国291万农场知青,也已走了161万,占了一大半。 1978年末云南农场知青返城形势十分诡异。刘小萌写道:“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青已走了一半。北京和昆明的知青所剩无多,上海和四川知青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 为什么北京和昆明的知青大部分都走了,上海和四川知青却走得很少,难道北京和昆明知青都走的是“后门”?据我本人的经历,1978年北京知青办已经放开了“病困退”的政策。一个大城市之间接收知青返城不平衡的问题浮出水面。上海是我国输出知青最多、最远的城市,由于安置难度大,上海市对知青回城采取“慢半拍”的态度,这是云南农场上海知青返城滞后的一个直接原因。 《始末》第137页记载:“1978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说: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3万,还有8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据《瞭望周刊》登刊的《赵凡讲述云南知青返城》一文披露:“国务院赴云南调查组长赵凡说: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那时刚拨乱反正,上海刚喘了一口气。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云南的同志说,主要是上海的问题,还说上海来了一万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跑到云南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调查组里四川的同志说,只要和云南商量好,四川的知青可以分别回四川,这是最早一个让知青回去的省。”从赵凡讲述来看,所谓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波,主要是上海的问题,不是“盛文”所说的是低层知青受到的阶层歧视而造成的回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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