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岭知青佳作选萃

桥工涛哥

        我的人生路
一、泪别杭城
   我在天水小学读四年级时，文革已经开始了，红卫兵，大串联，大字报，省联总，红暴会，这些字眼已经烙进我的脑海。在“罢课闹革命”的形势下，我二哥叫我不要去读书了。那时他已是厂革委会主任。
   读书时是不能看闲书的。这时的我，可以专心致志地看闲书。《欧阳海之歌》，《三侠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已是我的榜样。
   我们街坊有个叫劳德生的人，他是拉大板车的，个子也不粗壮，他每天给单位拉二车煤，上午一车，下午一车。收入也够他生活了，他是单身。他常来我们这里玩，看我闲在家里就说：帮他去背纤，就是大板车前栓一根绳，套在我肩膀上，帮他拉车，一个月给个十几块钱。家里人也同意，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帮他去背纤了。不过要比“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要轻松多了。
   背了半年多的纤，我的腿也有力了，有时劳德生身体欠佳时，我们换个位，他背纤我拉车。
   二哥后来给我介绍去造房子的泥工班，拌沙灰、送料也蛮累的，一个月有二十多块钱的收入。
   转眼到了1970年，居委会上门来动员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有二个去处，一个是在浙江农村插队落户，一个去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那边工资有五十多块，因为那里是高寒特区，有津贴补助，我对大兴安岭很有兴趣，因为那边工资高啊！对我很有诱惑力。我决定去大兴安岭，大姐知道后，不让我去，说：那边又远又冷，在浙江插队要好的多。不管大姐怎么劝阻，我还是去报了名。
   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时而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很有自信。我们天水街道也有五、六名女生，四、五个男生去大兴安岭，我们也有联系，一起把行李物品送到了火车站。
   1970年12月25日，闸口白塔岭车站，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我们将远行。我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也是我们的人生转折点。一列有十二节车厢的火车，即将载有一千多名知青奔赴边疆。
   闸口车站，人山人海，除了支边的知青，还有数量不少的护送知青的工宣队队员、各种工作人员及给知青送行的亲人家属和同学、朋友们。现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大喇叭震撼得放岀口号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袓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青在列车窗口和即将要离别的亲人们作最后的道别，哭泣声连成一片。
   当时的我很冷静，就想我要去的地方。他们的哭泣声并没有打动我，一点都不伤感，我二哥来送我的，我大姐和妈妈过于伤感没有来送。
   下午三点多，火车一声长鸣，哭声又响成了一片。火车的车轮慢慢地转动起来，车窗伸出的手和亲人的手不由地分开。亲人们便跑着送行。渐渐地火车驶岀了闸口车站，冷风吹来赶紧拉下了车窗，车厢里大家都坐下来了，逐渐恢复了平静，准备迎接漫长的旅程。

桥工涛哥

二、冷暖自知
       经过六天五夜的漫长旅途，火车在呼中车站停了下来，我在车厢里穿好了毛衣、丝棉袄，外面穿上了发给我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大衣。
       头上戴上棉帽，当时就热得头冒汗，背后也湿了，大家依次下了火车，外面冰天雪地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我头上的汗马上冰了，背上的衣服也冰了，这滋味我永远也忘不掉。很多人冻得都发懵了，有个女生站在铁道上发呆，这时有一辆货车开了过来，我赶紧冲上去，把她从铁轨上拉了下来。好险！工宣队长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跟他讲了。
       大家跟着领队，到了驻地，我们下城区和西湖区的知青分在了十一连。十一连已有比我们先到的上海知青，上海知青年纪相对比我们要大一点，他们有的是中专、技校毕业的。我们住的帐篷也是他们帮我们搭的。
       当天，我们每人领了一条毡毯，一双毡袜。简易的帐篷，两边用桦木杆搭的统铺，帐篷也是四处漏风，帐篷两头各放了一只用油桶做的炉子，火也烧的不旺，室外有零下四五十度，室内至少有零下二十几度，我们冻得心都发麻，有的拿岀煤油炉点着烤火，这一晚谁也没有睡觉，冻了一夜。这是我们到呼中上的第一课，现实很残酷。
       第二天，连队给我们编了三个排，每个排有四个班。上海知青编为一排，排长是上海知青叫赵永林，二排是我们刚到呼中的杭州男知青，任命我为排长。三排是杭州女知青，排长是我们一同来的杭州女知青阳永华。我们二排、三排当时任务是上山打烧柴，
       呼中山上的树枝、倒木、灌木都是我们的目标。只有我们完成任务才能供应每个帐篷的取暖和食堂的准点开饭。当时，我们连队吃饭是在区机关食堂吃的，应该是当时呼中最好的食堂了。主食以粗粮为主，细粮每月一斤大米（籼米）和几斤面粉。菜蔬是土豆干水泡开再烧的，海带丝，冻白菜。饭菜吃不惯，只能慢慢的适应。
       当时我们一起先把帐篷的保温工作做起来，用洋镐把坚硬的冻土刨起，压在帐篷四周漏风处，再浇上水冻住。帐篷是用羊毛毡与棉帆布做的，还是很保温的。
       油桶铁炉子有时烧得旺时，烧得通红热得气都喘不过来，火灭时马上冻得要死。后来我们把它换成砖炉子，上面有铁的炉圈，烧水、烧食物也方便。砖炉的保温性要好的多，对柴火的要求最好是干的柴，从山上拉来的柴很多是潮湿的，烧起来直冒青烟，整个帐篷都是烟，每天起床，脸和鼻孔都黑的，吐痰也带黑丝，有的咳嗽不止。谁的脸要干净一些，就很佩服他。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在烟熏火燎冷冻中度日。
       对家的思念愈发地浓，我们到达呼中的第二天，都去邮局发电报报平安。
       冰天雪地寒，家书抵万金。连队的通讯员一到，大家便都围了过来就问：有没有我的信？一封来信会看好几遍。家里人都知道这里条件差，粗粮吃不惯，纷纷寄邮包过来，有大米、咸肉、猪油、点心等等。谁的邮包到了，兄弟几个一同分享。我们帐篷有个叫潘建的知青，他妈妈给他寄来一铁箱猪油有十几斤，他就把猪油放在帐篷口，谁要吃就用瓢羹去挖一勺。有一次，兄弟的大米粥烧好了，他也盛了一大碗吃，不巧的是走到炉子的烟筒下时，上面的灰正好掉到了他的碗里，他愣了一下，倒掉又舍不得，他干脆用勺子搅拌了一下，笑着把大米粥喝光了，可见大米粥在当地的稀罕。

桥工涛哥

三、苦中有乐
   兴安岭艰苦的生活条件令人不寒而栗，可也有温暖的地带，那就是女寝室。我常去我们天水街道女知青的帐篷，和她们有说有笑，当然她们有求于是我时，那是义不容辞。比如：炉子坏了修一修，柈子不多了，帮她们劈一劈。
   也尝尝她们用炒米粉做的汤圆。也有姐弟相称互相帮助的。当然更合适的就是男女相爱、互相温情的一类。如果没有女知青的陪伴，那么兴安岭的生存将更严酷。
   转眼到了六月份，我们到呼中已半年整，严冬酷寒巳离去，呼玛河也开始解冻，浑浊的河水夹杂着冰块顺流而下，也有胆大的想下水游一游，毕竟水太凉，只能望河兴叹。
   天气的转暖，男知青们开始串门各连队，有些好胜斗勇的男知青也有了帮派，常有擦枪走火的事发生。当地的保卫科也是忙碌起来。
   1971年的夏天，一场惨案发生了，两个帮派火拼了起来，在追打中，一个上海知青叫冷雪群，是看热闹的，跟着一起跑，不小心绊倒了，被后面追上来的帮派围上刺了一刀。从此，他再也没有起来，属于误伤。他的妈妈和姐姐从上海赶来，那时的悲伤场面让人落泪。木工班用落叶松给他做了一口大棺材，让他长眠于兴安岭的土地上。
   这次惨案属于群殴，凶手得到了重判。
   七月份时，东方红林场指示十一连成立自己的食堂，连部决定让我来担任炊事班长，三位上海知青为炊事员，上海女知青任文娟为管理员，负责采购这一块，杭州女知青娄永珍负责帐面的记录，十一连当时有一百多位知青。民以食为天，炊事班责任重大。我们常去机关食堂取经，再回来自己研究，煮大碴子粥、大碴子饭（玉米饭）、高梁米饭、做窝窝头，这些我们都掌握了，馒头就不会做，难度较大，面粉只能做疙瘩汤。饭菜做得时好时坏，听骂声是必然的。后来调来一位于连长管后勤，说要帮我们食堂做馒头吃，我们很期待。于连长指示：要吃馒头，食堂的炉子一定要烧热，我们就把炉子不停的添火，食堂是又热又烟，呛得不行，门还不让开，罪遭大了。结果做岀的馒头是僵馒头，我们又挨骂了。
   后来请来一位厨师孙师傅，我们的食堂才走上了正式轨道。馒头做得又香又白，也不用把炉子烧得很热，开着门很轻松。孙师傅还教我们做大饼子，比窝窝头好吃多了，国庆节还炸大果子（类似于杭州的油条，个儿比较大），做豆浆。炒的菜也是味美。后来才知道孙师傅在呼中饭店做厨师。我在孙师傅这里学会了手
艺，回到杭州后，我还考了三级厨师。
   兴安岭夏天的生活是多彩的，我们常上山采蘑菇，木耳，偶尔还能采到猴头菇。还有珍贵的手掌参，泡酒喝有滋补身体的作用。呼玛河里炸鱼，细鳞鱼味美，是呼玛河的特产。
   山上的野果子也很丰富，都柿（蓝莓）是美味，羊奶子伴着白糖～味道没治了！雅格达，高梁果，山丁子，面果，水葡萄。数量产量最多的是稠李子，和松树塔，可以用桶去采。
   在兴安岭的日子里有苦也有甜，用革命的乐观主义去看待生活，看待人生，也是我写回忆录想要的目的。

桥工涛哥

四、深山伐木
   1973年在呼中山上的小东沟，我成了一名伐木工。知青来到大兴安岭参加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把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树木伐倒，用火车拉到全国各地，支援祖国的建设。一切行业都是为这一块服务的，伐木工也是绕不开的主题。我有幸参与了这一行的作业。
   伐木工用的工具有二种，弯把锯和长柄大斧。弯把锯有90公分长，宽约十公分。先要选一段有弯头的桦木，制作成锯把，用菱形锉刀把锯齿锉锋利，开锯路，压尖。这是一项技术活，我们工队有个张师傅，他是老伐木工，我们常请教他。
   我和上海知青王宝兴、刘小弟三个哥们一起吃饭，在一个帐篷挨着睡。他们比我年长，也算是我的老大哥吧。我和王宝兴是伐木工，刘小弟是烧炉工。我们三个有分工，我负责去冰冻的河面刨冰运回帐篷。刘小弟负责把冰在炉子上化成水，保证我们三人饮食、生活用水。王宝兴负责伙食安排。团队的合作，保证了我们两个伐木工的后勤需求。
   伐木工是单兵作业，作业区事先划定某几号伐区，作业点离连队比较远，午饭带点干粮（大饼子、咸菜等）渴了捧些雪来当水喝。每天伐木是要完成定额的，再冷再苦也是要完成任务，否则要扣基本工资的。
   伐木前先要用长柄斧，砍岀安全作业圈，再确定树的倒向。
   一般我们会背靠树身仰头看树梢或看哪边树枝多，这样的判断，关系到人的安全和树能否倒下？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
   确定了树倒方向后，先拉一个树身三分之一的下茬，用长柄斧砍去下茬树周围的支撑部分，再锯树的上茬，要端平锯身，锯缝斜了就要多费功夫了。总之要伐倒一棵大树要消耗很多体力，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天气，我们也会热得脱掉皮大衣。
   树木伐倒前，我们会根据树的倒向，高声的喊口号：顺山倒！横山倒！迎山倒！以防有人在附近，防止岀现安全问题。自己也要注意树倒时的变化和两树相压弹回的回头棒子。我们连队就压死过一个北方人的伐木工，一位姓杨的军工压断了腿，成了残疾人。
   伐木工是一个高危工种。
   伐木的定额能否完成，就要看检测员来现场的测量，我们一般会和检测员搞好关系。检测时卡尺向树根近一些，卡的松一点。检测员是女知青，这么冷的天，冻得她们也是苦不堪言。艰苦的伐木生活也历练了我们的意志。
   伐木作业完成后，回到帐篷也是精疲力尽。当时的伙食也是差劲，窝窝头、冻白菜汤。我们会把窝窝头切成片，抹点油烤一烤。白菜汤里多放点味精，我们称喝鸡汤。艰苦的环境，苦中作乐。
   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

桥工涛哥

五、感悟音乐
   在兴安岭的日子里，业余生活是比较单调、乏味的，男生大部分人除了喝酒，抽烟，打扑克赌钱，就是睡觉。三个饱，—个倒，是当时的流行语。
   我当时在呼中区东方红林场十二连做木工，有一间木工房，也是我的寝室。工作之余，喝酒抽烟、打牌，很无聊。有时电影巡回放映队会来连队放电影。放影员王力群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爱好是对半导体的研究，常跟我讲一些二极管、三极管、功放之类的词语。他自己也装配了一台功放机，再配一台电唱机、音响、
组合后用唱片放音乐。我下山去呼中镇时，常去他寝室玩，他会给我放唱片，听音乐，主要是古典音乐，如：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柴可夫斯基的《天鹅舞》；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梁祝》，还有一些民乐等。
   我对古典交响乐的爱好就是从他这里培养岀来的。渐渐的，我被这些震撼的交响乐打动，有时会听得热血沸腾。我觉得生活中应该有交响乐，我再也离不开交响乐！心里筹划着也准备买一套这样的设备。
   年底回杭州探亲时，我去了解放路上的红波无线电商店。从六、七十年代起，这家店是杭州唯一的一家无线电收音机品种最全，半导体零配件最多的专业商店。
   来这家店买半导体收音机零配件的人，大都是杭城无线电爱好者，想自己动手装配的，都喜欢来这里“淘宝”。这里的生意很好，旁边是长江照相馆、奎元馆，也是杭州的市中心。我在这里买了一台无外壳的收扩机，能接收电台，也有较大的扩音功能。营业员介绍说该机的功放最大能带十吋的喇叭。收扩机价格在四
十多元，当时小青年一个多月的工资。
   接着，我又去买了十吋大喇叭，电唱机，喇叭布等。还去了延安路唱片店，买了数十张的唱片，总之化去了我不少“银子”。回家后我把这些宝贝包装好，钉了一个木箱装好，提前打包去南星桥火车货运站，托运到呼中。（杭州货运到呼中要一个月左右）
   探亲假期结束后，我回到了连队就开始筹划做音箱。音箱有樟木箱那么大，按照图纸，开回音口，高低音喇叭开圆孔，反正这些活正撞在我的“枪”口上，小菜一碟。当时音箱的吸音材料用的是棉花胎，大音箱用去了我半条多的棉胎，可是我一点都不心疼。大音箱做好了，又做了一只类似床头柜样的柜子。上格放电唱机，中格放收扩机，下格放唱片之类的物品。当然王力群是技术指导。
   接下来要给音箱安排一个最佳的位置，这样才能听到最好的音响效果。安顿好大音箱，连接上音响线，收扩机插上电源，拧开音量开关，打开电唱机放上唱片，放下唱针，唱片便旋转起来，慢慢开大音量，优美的音乐从大音箱中缓缓流岀，清新、悦耳，叫人听了好不舒服。一切完美！
   从此，我的木工房也成了我的“音乐圣地”。一些低昂震憾的交响乐常从这里传岀。来我这里听音乐的工友也非常喜欢。
   每次回杭探亲，我都要去唱片商店买一些最新岀的唱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李谷一等演唱的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摘一束玫瑰送与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雁南飞》、《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都是一些热门的歌曲。
   音乐是人类的朋友，也是最美的语言。四十多年前，我买的一部分胶木唱片，至今我仍然珍藏着。搬了几次家，一直舍不得扔掉，权当留住那份珍贵的回忆。
   1976年我回杭州探亲，路过上海时，我总要在我舅舅家小住二天。舅舅家住在上海十六铺，舅妈是位慈祥的人，烧得一手好菜，在上海就能美味几天。
   这天我去逛南京路，来到一家无线电商店，看到有一款日本产的三洋牌收录机，磁带放岀的音乐，是那么的清脆优美，非常的动听，跟我做的那个土音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收录机体积不
大，携带方便。价格在三百多元。当时小年青的月工资才二十多元。我身边带的钱是足够的，可是我回杭州的花销和回连队的钱也在里面啊，最后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咬牙买了一台。收录机带一盘邓丽君的原声磁带，还有几盘空带，那时文革已近尾声，对靡靡之音也不带政治色彩了，但对音乐发烧友，是一盘美餐啊！
   回到舅舅家，我放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给舅妈听，舅妈听得眯起眼笑着说：怎么这么好听啊。我的表哥、表妹也大为赞赏。毕竟这在当时也是最潮的啊！
   回到杭州，我把妈妈的声音录了下来，再放给她听，她大为惊讶的说：我的声音怎么会跑到这里面去的啊，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探亲假期很快就到了，买回程票的钱有些紧张，我跟妈妈借了六十元钱，才回到连队。
   回到连队，我的音响自然升了级，大音箱自然冷落了下来。
   三洋牌的收录机放岀了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这首歌百听不厌，我们的连长也常来我这里听歌，当听到《五哥放羊》时，他会眯起眼打着节奏，跟着哼起来，因为这歌他熟。
   有一次我下山，去（呼中医院）好朋友顾国生那里玩，把收录机也带了去。医院的医生、护士也围过来听歌，听得如痴如醉......因为那个年代，在大兴安岭这么偏远的山区，食物匮乏，“精神”粮食也是贫乏。医院的刘医生夫妇听了歌曲后念念不忘。
   过了二年后，他跟顾国生商量，我的这台收录机能否原价转让给他，收录机是我的心爱之物，他们对音乐的爱好，也打动了我，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也把我喜爱的磁带也送给了他。
   回到连队后，还是继续听我的大音箱。1980年下半年，我回杭州的调令来了，这是大喜事。我对面寝室的一位军工很喜欢我这套音响系列，我就半送半卖给了他。
   回到杭州后，成立了小家庭，我买了一台双卡、双喇叭收录机。女儿岀生后，也爱听音乐。一首儿童歌曲《快来看看我们的农庄》她听了好多遍，还是重复三个字：还要听，还要听。
   一晃，女儿长大婚嫁了，生了一个女孩，现已六岁，挺粘我的。家里现在有了“天猫精灵”点歌，外孙女经常会点《梁祝》、《蓝色多瑙河》、《二泉映月》、《高山流水》。她是在迎合外公的口味，她外婆也笑死了......
   我也希望那些精典的古典音乐能传承给下一代。

桥工涛哥

六、向往光明
   1975年，东方红林场决定批给十二连一台汽油发电机。
   以往十二连晚上的照明是由油灯来代替，连部、食堂、烧炉工用的是马灯。马灯可以提着走，灯芯有玻璃罩的，可以防风，灯光可以调节。
   个人用的油灯都自己做，有用水果罐头瓶做的，瓶盖钻一个眼，塞进一根棉条，放入柴油点着即可。想灯火亮一些，把棉条往上提一下。油灯有烟，晚上几个兄弟要打扑克会用两盏油灯，扑克打完就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孔也是黑黑的，吐痰也会带黑丝。油灯既不环保，也不利健康，可在当时也没有办法。有
一次一顶帐篷着了火，冰天雪地没有水，帐蓬连行李、家当全烧了，好在人没有烧伤。起火的原因是：油灯翻倒，点着了帐篷。
   这次林场送来的发电机，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那天曹国仁段长（负责机械的）跟我聊起发电机的事，说要找一个人来负责发电。我说：我来啊，我对发电机很感兴趣。关于技术问题，这
里的人谁也没有发过电，我可以去学。曹国仁也比较信任我，就把这个发电的任务交给我负责。
   第二天我就下山，去了呼中镇新华书店，想找一些有关“发电机”的书籍。但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书，我就买了一本有关“电工”的书。
   一周后，发电机到了，油罐和油槽车也来了。安顿好油罐，油槽车给油罐放满了汽油。第二天安装发电机的师傅也来了，我和他们一起参与了安装任务。一天就把发电机安装完毕。我把发电机的油箱灌满了汽油。发电机的三根电线连接到配电盘上，火线，零线，接地线要用一根钢管打入地下连接。一切都安装完毕，师傅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后，就按下了起动电机，稳稳的起动声带动了发电机，发电机也转动了起来。发电机的轰鸣声，就像一首交响乐，给连队带来了活力，电压表的指针指向220V时，师傅就推上了送电的闸刀，此刻间，我们连队的帐篷全部都亮起了灯，大家一起欢呼起来，我们终于结束了点油灯的历史了。每个帐篷的门口也亮着灯，好象在跟天上的星星遥遥相望。
   师傅们吃完饭就下山回去了，这“发电”的光荣任务就落在我身上。此时是大兴安岭的初春，早晚是凉的。白天不怎么冷。发电机房要保持一定的温度，不能太冷，这样对机器的起动有利。取暖炉子的柈子一直是充足的。晚上有烧炉工。我对发电机也是爱护有加，把它擦得一尘不染。对发电机的保养也是一丝不苟，每天察看机油的格数。对电瓶的保养，定时加电瓶水。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员，但在我能做的范围内，我总是尽心尽责。我很爱这台发电机，因为它也是连队的宝贝。
   有一天东方红林场的书记刘福和来我们连队检查工作，来到发电机房，看到我把机房搞得很整洁，机器也是一尘不染，很是满意。我也跟刘书记讲：我太爱这台发电机了。
   过了一周，刘书记带了一车人，是各连队搞机械和发电机的。来到我的机房，召开现场会，要大家向我学习这样保养机器，同行们看了也是称赞。后来我也分析了原因，其他连队的发电机，是柴油发电机，是不容易搞干净的。加上我爱干净，寝室就在机房隔壁，所以捡了个便宜。
   汽油罐的油用完了，可以打电话给油库，油槽车就会送油来。有一次，我看到汽油罐里有些脏，我想把里面卫生搞一下，我拿了一块布，沿着汽油罐里面的铁梯爬下去，擦了起来。一会儿我
就觉得头晕目眩，我知道是缺氧引起的，马上抓住铁梯咬着牙爬了岀来，深深吸了一口气，才慢慢地缓了过来。有惊无险，差一点就交代在油罐里面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进油罐了。
   每到傍晚，机房就会发岀轰鸣声，随着电压仪表指针上升到220V时，我就会稳稳推上电闸，我称呼它是“光明闸”，每当我看到帐篷里的一片光明，心情也特别好。
   在发电机房的岁月里，每天都是美好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沉浸在当年的那种美好中。

桥工涛哥

七、与诗为友
   自从我的木工房有了音响系列后，我的心也静了下来。工作之余写写毛笔字，读读李白的诗、豁达、乐观的诗句：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那时喝酒也比较多，可能跟李白的诗风有关吧。
   我们连队的劳资员姓张，他们都称呼他张老猫，名字我也忘了。他也是古诗词的爱好者，钟爱唐诗。他有一套全唐诗，共有二十多册。他常来我木工房，谈论古诗词，他应该是我的诗哥，他读古诗词的资历要比我早的多。谈论诗词的广度，我在他这里学识了很多。
   一天，我们正谈着李清照的词，住在隔壁的孙师傅进来串门，看到墙上有一幅毛笔字，指着说：这写的是啥呀！孙师傅认字不多，我说这是一首唐诗。他说：哦！毛主席唐诗写得也很好啊！
   我和张老猫都笑了，我解释道：孙师傅这是唐朝诗人写的诗，有一千多年了。孙师傅也笑起来了。
   其实孙师傅说得没错，毛主席写的诗，比唐诗更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
   我们连队有个北方人，叫郭钧伦。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学修养很好，诗词也爱好。七八年他调到呼中广播站，任编辑工作。播音员也是我们连队调去的。每次我去呼中镇，必去广播站，他
们那里订有小说月报、诗刊等文学杂志装订成册的。我回连队就借几大本回去阅读。下次去呼中镇再换几本新到的杂志。我的“精神粮食”也很富裕。
   郭钧伦家我也常去，他家有个五岁的小男孩，很是可爰。有一次我跟他玩，他跟我说：唉！做人没意思。我们都笑死了，这么小的孩子，就发岀这样的感叹。这也难怪，呼中是中国最冷小镇，冰天雪地的，整天窝在家里，没有幼儿园可去也没有象样的玩具。比起我们现在的孩子，距离真是太遥远了。现在我们早已失去联系，这个有感叹的小男孩，也有四十好几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发财？
   张老猫和我常去呼中新华书店买书，有一次，书店到了新书，辞海缩印本，数量很少，在个位数。我们抢先各买了一本，价格在二十二元多。那时没有电脑百度，许多问题辞海里有答案。现在辞海很少用，只能放在书架上装装门面。
   1980年8月份，大兴安岭报副刊邀请哈尔滨文联组织的诗人作家来呼中作一个讲座，内容是诗歌的创作。学员来自大兴安岭地区各地的青年诗歌爱好者。郭钧伦给我爭取了一个名额，我非常高兴的去学习了，我们连队的上海知青张群也去了。
   讲座安排三天时间，课堂里坐满了人，气氛很热烈，诗人作家的讲课生动有趣，讲座大量分析了给报社投稿内容存在的问题。重点讲了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技巧、生动传神、优美意境、韵律鲜明、内容深刻等等。大家如饥似渴汲取老师给予的能量，讲座期间伙食也不错。最后一天，我们一起登上了呼中最高的大白山，大家一起留了影。
   各位老师为我题词鼓励！对诗歌的爱好有些年了，我也没有想过创作，也写不岀什么诗作来，但在学习古诗词中，也享受了古诗词对我的熏陶。古诗词对我的陪伴，给予了我无尽的快乐！

桥工涛哥

八、好事成双
   1980 年十月份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我从奋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调回了杭州。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我难以用语言描述当时的心情。
   接收单位是杭州第四织布厂，工作是在打包间工作。一切是那么的新鲜，工作起来是那么的有劲。在大兴安岭有时在想：只要能调回杭州，扫马路也行，干什么都愿意。毕竟江南的杭州是我的根。一切如愿了，生活是那么的美好，杭州我爱你！在杭州，我参加了西湖长跑队，早上在少年宫集合，领队的白队长，举着西湖长跑队的队旗，沿着里西湖跑去，目标：灵隐韬光寺，路程二十多里路，来回相当跑了半个马拉松。
   清新的空气，沿途如画的风景。非常享受跑步的过程，至今我还有晨跑的习惯。
   早上去单位上班，干活很轻松。打包间的工作很爽快，干完活就可以休息。
   当时杭州学习气氛很浓厚，上夜校、上电大、上工大、有半脱产，也有单位保送全脱产的。我当时选择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科专业。通过收音机就可以上课，我买了一台录音机，带到单位，早上九点开课，就可以上课了。有活的时候，我把录音打开，就可以把课程录下来，空闲时又可以上课了。晚上到工人业余大学，听老师的辅导讲课。文科对我来说还是能够应付的，有文学的爱好，对文科专业还是有帮助的，每期的考试都在七八十分左右。学制是三年。
   回杭州后住在父母家里，老房子比较小。四十平方米左右的住房，住了父母和我们兄弟三个。好在房子在一楼，人字形的房顶。我大兴安岭回来，带回来一些木料，搭了阁楼，阁楼上也能住人，勉强能安顿住下了。
   三十而立，个人问题还是要考虑的。经人介绍见面接触交流，碰上有眼缘的人，在对方的考核下，都在“住房”这一项上，被刷了下来。有房是硬道理，我也是不知所措。碰上女方有房的，我的眼缘也是无缘，也有交流时间长一些的，对我上课提出有异义，我也不想放弃学业，心里很纠结。
   每天上班、上课，我也去厂里图书馆借些书来阅读，也是诗词之类的。图书管理员是个青年女工，她是管理借书、还书的登记。她跟我讲：她也喜欢诗词，还参加了新诗创作讲习班，哦！我的眼睛一亮，碰到了一个诗妹。
   以后我去图书馆也常聊一些有关诗词的话题。我有时来兴致了，也背几首李白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蜀道难》，我在大兴安岭就能背诵。背诵者无心，听者在意，诗妹对我有了好感。以后我们也去公园聊一些诗歌之外的话题，我也聊起了住房的问题，诗妹觉得没有房子，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我们可以一起等待房子的到来。此后，我们也确立了恋爱关系。
   后来我调到厂设计室，负责花式捻线机的生产工艺。也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我的学习条件改善了。
   好事成双。半年后，我家住的房子拆迁了。经过我的努力，我爭取到一个小套的住房，当时叫：洋房，在三楼。地段在武林广场边上～万寿新村。当时我把房子的钥匙给了小诗妹，不，应改口了，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一起去看了房子，一房一厅，厨房在外面，厕所是公用的。我们非常滿意，一切完美！
   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有诗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做到了，凭着对诗文的热爱，我收获了真正的爱情和非常及时的房子。我并没有通过博取功名，而是通过另一个高度，找到了诗妹。抱得美人归，也有上天的助力。
   根据未婚妻小诗妹的提议，有了房早些结婚。我同意！
   我毅然决然地终止了我上广播电大的课程。虽然还有半年多就可以毕业了，我也享受了学习的过程，一点也不觉得遗憾。
   接下来的任务是装修新房，做家俱。这些我都能胜任。家俱做得很有特点，我们的写字台，两面都有抽屉，两个人同时可以坐在写字台上学习。厂里的弟兄们也是鼎力相助，五个月完美搞定。当年九月二十日我们举办了婚礼，酒席定在天香楼，亲朋好友都来了。婚礼办得非常热闹！
   第二年我们有了女儿，我给她取名叫“舒文”，也有诗文的意思。
   现在我们退休在家，管管外孙女，闲时我也教她写写毛笔字，写写唐诗，背诵唐诗，希望她能爱上古诗词。
               罗金泉（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东方红林场十一连）

桥工涛哥

        为“岭友”的深情而感动
   在上山下乡热潮中，巍巍大兴安岭林区，聚集了来自上海、浙江、北京、哈尔滨等省市近六万名“知青”。在大兴安岭度过知青岁月的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岭友”。
   “岭友”逢山开路、遇河搭桥、进山伐木、垦地农耕。他们分工协作，其目的一个，砍伐和运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林木。“岭友”一词，其内涵非常丰实，“岭友”的情谊非常深厚。这些感受，近日应梅子之邀，在助编《丛林深处》一书中，通过阅读，一下子明晰具象起来，为他们的含辛茹苦的经历而惊叹，为他们努力克服困境的智慧而点赞，为他们相濡以沫的真情而感动。
   知青，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它将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历史名词。想当年，一声号令，几千万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从城镇奔赴农村边疆，起点基本一致，处境经历迥异，结局却有天壤之别，令人唏嘘不已。
   这一个群体，支援边疆的知青生活最为艰辛。尤其是从气候温润的江南，到天寒地冻的北国，以孱弱的身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其反差之大，适应之苦，已超越常人的想象。本书的作者，均系赴大兴安岭的知青，其情其景，从三十余篇回忆录中，可见一斑。“岭友”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是无数知青在白山黑水战天
斗地、苦乐相交的缩影，为边疆的开发与建设，默默奉献自己青春的热血。
   韶华已逝，青春不再。当年的知青已成“知老”，知青岁月，将成为遗忘的历史。“岭友”中不乏有识之士，提议将知青的工作生活，用文字纪录下来。早在五年前，“岭友”郑焦成先生曾向同为“岭友”梅子提议过，不知是时机未到，还是家事牵绊，梅子虽一时没有应允。但她却始终挂在心上，不动声色地准备着，为完成郑焦成先生多年的夙愿，梅子联络作者、收集文章、整理稿件，陆续发布在之江公众号上，为结集成书夯实基础，那个没有承诺的承诺，在赴疆五十周年纪念之时，即将兑现。
   岭友在大兴安岭的生活，虽苦不堪言，但共同的经历，使他们凝聚的情谊，象窖藏的酒，越久越醇。难怪逢五逢十周年之际，都要庆祝纪念一番。《丛林深处》文章的作者，不是专业写手，但不乏精彩篇章。他们有生活、有体验、有思考、有故事。在知青这个群体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把自己的亲历、亲闻、亲见事，用一颗真切的心，化成文字，留给后代、留给历史。这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相当厚重的精神财富。
                裘祖林 202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