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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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七：《决议》没有否定知青上山下乡

有人以“文革”10年动乱来否定“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实际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支持这种观点。

该决议指出：“正是由于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历史再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与此同时，该《决议》在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贡献中，还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等思想，充分肯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认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评：很显然，党的历史决议对“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广大知青给予了高度评价。1968年12月前后开展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及同时展开的“四个面向”分配“老三届”中学生的工作，对“文革”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动乱”起到了限制作用，促进了由“大乱”到“大治”的重要转折，同时也使一代知青受到了锻炼，发挥了作用，为改变农村、边疆面貌作出了贡献。

据《“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记载：1969年基本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这一年工农生产总值比1968年增长了23.9％。1970年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一年工农业总生产值比上一年增加了25.7％，其中农业增长11.5％，工业增长30.6％。

知青上山下乡和“四个面向”展开后，迎来了教育事业的整顿和发展的契机。据《新中国50年》一书公布的“文革”期间普通中学招生数字：1965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是299万，高中招生人数是45万；1970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是1176万，高中招生人数是23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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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知青奔赴农村、边疆，储备了大批后备力量，充实了边防第一线。1969年是中苏处于全面军事对抗的历史时段，边疆的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大战一触即发。组建以知青为主体的生产建设兵团，百万知青历时八年，屯垦戍边，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尊严，发展了边疆生产建设，助兴了国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外交基础。1978年12月，党中央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广大知青“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设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评：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中，经过艰苦锻炼产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批人懂农村、宽视野、知中国，这批人有正气、有毅力，和人民群众有感情，有复兴中华的远大目标，又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这批人中的精英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和顶梁柱。他们掌握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他们强力反腐、精准扶贫，开创了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后继有人，是党和国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中取得的一项最重要成果。

（作者陈清，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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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从梁家河看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来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地方——梁家河，让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经受过不同磨砺的老知青再一次找到了相同的感受：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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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青年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付之中国革命实践，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中国革命才会取得最终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入农民群众当中，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论著，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光辉论断。他又亲自走到安源煤矿工人群众中间，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人武装。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开辟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之所以犯“右”的或“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就是严重脱离工农群众，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当教条。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对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对的。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内提出和倡导、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内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量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实践无不证明，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就是看他是不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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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需要而实施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成立的。她宣告了中国人民备受西方列强压迫、欺凌的百年屈辱历史的终结，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临的不是金杯美酒，更不是歌舞升平，而是饥不裸腹、衣不遮体，是一穷二白！还有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战争叫嚣！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我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堵、封锁之中。我们非常明白，他们是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是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就是要重新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怎么办？是把千百万革命志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重新仰人鼻息，重新当他们的奴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回应了他们的挑战，坚强地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从1955年毛泽东同志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示，到1962年党和国家把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作为一个方向的决定，涌现出一大批象董加耕、侯隽、邢燕子那样的有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党和人民担当起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历史重任。正如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现状，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用我们的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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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50年前，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高度提出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我们这些学生娃，到了农村，通过艰辛的劳动生活，才找到了自已与农民的差距，才认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些最基本的国情，才明白了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再教育”促使我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就是一所大学校，贫下中农就是我们的好老师。习近平从一个不到16岁的知识青年，成长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无不是在艰难困境中磨砺出来的。这为他成长为我们党的领袖，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是艰难困苦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了升华，使广大知青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和压舱石。说明“再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非常重要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对青年干部的锻炼和培养。全国各级党组织选派一批批青年干部到基层一线担任“第一书记”，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农业创业就业、到边远地区支教，都是党中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具体体现。虽然，今天的上山下乡与当年我们的上山下乡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党坚持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方向是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上山下乡，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锻炼和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

我们坚信，坚持和发展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后继有人，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献身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一定会实现。这是我在纪念毛主席“再教育”指示发表50周年之际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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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龙正平，广西柳城县洛崖公社寨隆大队插队落户知青；现为全国知青文化产业联合会柳州联络站站长、广西柳州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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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上山下乡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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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返乡务农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将地主阶级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翻身解放的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为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缺乏文化知识，对于完成土地改革进入新时期的生产建设显得不够适应，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来承担中国农村变革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时候，新中国第一代高小毕业生应运而起，成为新中国农业兴起的领头人。

1950年刚刚高小毕业的徐建春回到家乡担任了互助组组长，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带领的互助组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被评选为劳动模范。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社论，社论表扬了徐建春，以及蓬莱县潮水乡、荣成县海崖乡等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们，说他们的事业是“最有出息的一种事业”，他们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先进典型。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成为劳动模范的初中毕业生吕根泽、高小毕业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劳动中推动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成为青年的榜样。社论强调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国青年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潮。

据1952年统计，建国以来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万人；中学生则多出124.7万人。到1957年，全国小学生已有6000多万人、中学生近600万人以及约40万大学生。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增加了这些中小学生就业安排的难度。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意识进行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的问题。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的青年，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使之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年10月，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万人，占不能升学毕业学生的68.5％。据吉林省统计，全省高小毕业生有6.88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大多在互助组里担任各种职务。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实。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带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