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第三篇  顺应民心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继续惯性推进。1978年12月结束的全国和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确定把知青工作重点从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置上来，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转折点。

一、创造解决知青问题的条件  

  随着拨乱反正的进程，知青工作中很多棘手的问题开始理清思路。而要根本解决上山下乡中的问题，则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也需要从多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对知青实行集体安置，既是解决知青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又是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内容。省委要求，对插队的知青要建立青年点，积极试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推广“厂社挂钩、对口安置”的经验。到1977年12月底，全省集体安置知青人数达到21.56万人，占应集体安置人数的48.65%，全省有62个县实现了知青安置集体化。

继续有计划地抽派带队干部，配合当地党政做好知青工作，是这一期间稳定知青情绪、发展安定局面的重要措施。到1977年12月底，全省先后有2.35万名带队干部，既承担着动员地区的重托，又担负着安置地区的责任，在知青的教育、管理、保护以及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消息发出后，激发了四川数万知青的热情。省委要求，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鼓励符合条件的知青报考大专院校，并统筹安排他们的生产和学习。省知青办推广了郫县组织知青进行高考复习的经验。仅在1977、1978两年间，全省通过招生调离农村的知青就有4.65万人，占同期全省大中专招生录取人数的35.4%。这样良好的氛围与导向，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条件。

在这期间，充分发挥知青在新长征中的生力军作用，是知青工作的重要着力点。1978年2月16日，新华社以《四川省60多万知青活跃在农村》为题，报道了四川知青为建设新农村发挥作用的情况。开江县组织知青向科学种田进军，在全县136个大队办起农科队，集中安置1700多名知青，仅1977年就搞了110个科研项目，成功65项。重庆市北碚区组织动员单位帮助147个知青场队办起小工业52个，仅一年时间，小工业的纯收入即达46万多元，相当于这些场队农业收入的10倍。

    与此同时，四川加紧知青问题的调查研究，从多方面提出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形成《关于我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报送国务院知青办公室，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及其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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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政策统筹安排知青就业

1978年12月16日，四川省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刚刚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结合四川实际，讨论并提出了调整知青政策，改进传统作法，进一步解决好四川知青问题的具体措施。

根据四川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会议提出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积极地有计划地把在乡知青安排好，并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前插队知青的问题。

首先，对知青留城政策、下乡范围作出重大调整。从1979年起，渡口市、阿坝、凉山、甘孜自治州、一般县城和小场镇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地区辖市原则上要继续组织上山下乡，但有条件能自行安排的，报经批准，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成都、重庆、自贡市和需要继续动员上山下乡的地辖市，对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其次，改进安置形式，妥善安置下乡知青。成都、重庆、自贡市的下乡知青，在本市郊县进行安置。主要安置在工矿企业、机关等单位自办的农工林牧渔场和改建为知青农场的“五·七”干校，以及已办的又有发展前途的知青场队；还可兴办集体所有制的城市造林队，不下户口；对安置知青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制定扶持政策。

再次，广开就业门路，统筹安排在乡和留城知青。主要通过发展商业、工业、交通等集体企事业，组织参加城市和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扩大大中专院校招生和参军规模，做好在职职工的退休、退职的子女顶替，适当放宽对下乡知青的招工年龄和扩大招收女知青的比例等办法，进行统筹安排。

随着“一揽子”改进措施的实施，知青下乡范围大大缩小，很多地方的动员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与之相联的知青安置，也仅限于在市郊扶持办好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等，此时知青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城乡广开门路，统筹安排知青回城就业，全省知青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以安置就业为主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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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全国和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以后，四川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的遗留问题，并贯穿于这一时期知青工作的始终。

在优先解决老知青回城问题上，省委强调，在安排上要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在一两年内逐人落实；要下达专项指标，不受年龄、性别、婚否、文化程度的限制。经过从上到下的努力，全省在1977、1978两年招调知青回城40.2万人的基础上，1979年前11个月又统筹安排了知青16万余人，其中1972年底前的老知青安排了5.7万余人，占1978年底在乡老知青的78.7%。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插曲，就是1978年底前后在云南西双版纳垦区发生的支边知青“请愿”风波。四川作为动员组织知青到云南支边建设的重要省份，高度重视农场知青的诉求，率先提出全面解决支边知青回川的6条办法。到1979年12月底，四川赴滇支边知青中已回成都、重庆的有2.7万余人，占1978年底在滇支边知青人数的97%。

与此同时，四川还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涉及知青经费清理、解决已婚知青安排、办理知青子女户口、处理病残知青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知青工龄计算，以及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这些成为解决知青后续问题的基本依据。

1980年9月6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原则同意后，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1981年12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划分留城和下乡的界限，也不再划分动员城市和非动员城市的界限。至此，在巴蜀大地进行了27年之久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落下帷幕。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四川151.47万知青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奔赴农村、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见证了四川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四川的艰辛曲折；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改变四川农村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胡耀邦1979年所指出的：他们是令人起敬的，要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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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于2017年荣获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本文分载四川省委刊物《四川党的建设》2016年第4、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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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知青时代：一场浩大的文化交流

    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经典中，更渗透于人们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之中。知青上山下乡，不管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主观认识如何，但无意插柳，他的客观存在是一场文化交流。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将城市工人的那种守纪律、努力学习的精神带到了农村，与中国农民那种朴实、刻苦耐劳的精神相互融合交流。他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与底层民众建立起一种难得的人文情感联系，就好比某些知识需要在书本中学习，而更广阔的社会知识和人文素养，只能在实践中磨砺、提高。
    大批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深入穷乡僻壤和边疆，必定会引起农村的变化，但更重要的，也为随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今天的农民工，当年农民的后代，他们的血液中都不乏当年知青和他们父辈交流后形成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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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乃至当今，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为有了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使“知青一代”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对世界发展趋向也有一定的把握。尤其是他们当年在深入农村后，怀疑长期被灌输的思想观念，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而正是有了这些思考，才为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做出了人才准备，以致于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是知青或曾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一代”当年在农村得到的经验，对他们今天的观念、行动都有重要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我作为知青的当事人，对此有深刻的体悟，我所接触的知青，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下乡这段岁月是对他们人生道路的铺垫，值。要我给知青一个评价：知青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也恰恰是几十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为我们今天城市化做了心理准备，做了文化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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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宽甸县杨木川乡三年，我们把当地的风土人情都感受到了，同时我们的思想文化也感染了当地的农民。

       当地农民给姑娘找婆家，有自己的一套看人的方式和方法。他们在订亲之前，先打听好这户人家在哪居住，然后就以一个过路人的身份到这家去要水喝，这样就可以知道这家是怎么接待一个陌生人的。其实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它包含了每户人家做人处世的方式，也是俗话说的一个家庭的门风。常遇到的是，有的人家，很热情，让你进门，给你舀一瓢凉水；有的人给你现烧一壶热水；偶尔还有的，把你请进柴扉，在院落的葡萄架的树荫里，摆一张净色光亮的四方形梨木桌，盛上饭菜让你吃。然而，有的，对你却不理不睬。农民们的文化有时候也透着一种机智，比如说有时候他们骂人，我们就曾被他们骂过。如果看到你剪头了，他们要骂你就会给你讲一个故事。说车道岭子上一辆马车拉着一车柴禾，走到岭子顶上车老板抽烟，不小心点火把整车柴禾点着了，这样就把马卵子烧了。我们被他们骂了还不知道，还问这个马车是哪个队的，直到社员捧腹大笑我们才知道他是在编故事骂我们。有时候他们也会两个人配合说一些话，一个人先说赞扬的话，说某某人甩得开，另一个马上说贬义的话：大鼻涕啊。这些都是他们独有的。

       这三年，我伐过木，干过大田，打过石头。我还记得夏天在林场捞木头的情景：伐下的大树，截去树冠，捞原木，要从一座山头捞上去，再下去，向上捞，肩上挎着钢丝套子，就像拉纤一样。原木的一端向泥里扎，每迈一步就象老牛耕地，喘着粗气，大滴大滴的汗珠像下雨似地向地上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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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读书是我最大的享受，也是我的奢侈。到处打听，谁家要有书我都想方设法弄到手。有一家说有几本书在顶棚上，他们不愿意给我找，我硬是找来梯子自己爬到顶棚，在那布满厚厚灰尘的板壁间摸索，终于找到了几册线装书。我满身满脸全粘满了厚厚的灰尘，我却不管这些，拿起鸡毛掸子到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把这几册书的灰尘掸尽。下乡三年，我只回了一趟家，春夏秋冬，那间茅屋，多少个夜晚，捧读着自己费尽心思找来的书本。
    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就了农民，也成就了知青群体。岁月会流失，知青与农民思想的融汇，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不断传承，影响着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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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钟祥斌，系大连市企业文化研究会会长；本文原标题为《知青时代：一场浩大的文化交流，成就中国城市化的心理准备》；来源于“钟祥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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