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在离开草原以后的近四十年中，许多次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和私下里问我是否信仰共存主义（communism，多数人将之翻译为“共产主义”，我认为翻译得不准确），我都明确地回答：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虔诚的共存主义信徒。我的信仰与许多人不同。许多人把她作为科学来信，我把她作为宗教来信。我的信仰固然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对共存主义的信仰是基于对人性和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之上的。我对于人性的乐观态度主要来自于内蒙古11年的插队经历。

使我建立“人性善”信念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67年到1972年知识青年集体的一段共存主义生活模式的实际经历。在此期间，全大队36名北京知识青年实行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存主义分配方式，由选举产生的一个3人生活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大家的共同财产和劳动收入。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4年多。1972年，考虑到年龄逐渐长大，面临婚姻家庭问题，经集体讨论结束了这种生活方式。共存主义的实现有赖于较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准。考虑到我们当时插队的、绝不算富裕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中学生的教育水平，这项实践的善始善终实在是很不容易。至今，我一直有一个念头：在有生之年，在更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上再进行一次共存主义的试验。凭心而论，如果我可以不考虑收入和报酬，可以不必为生计忧虑，可以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那么，对我是求之不得的。我相信，许多达到一定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的知识分子都会像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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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参加2007年11月17日聚会的筹备工作。来到聚会现场以后，我惊喜地发现，聚会的组织者已经开始考虑组织老知青们实行合作养老的问题。我们当年的许多经验、教训，都可以被合作养老计划借鉴。当年的运作并不轻松。各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不一样，困难的家庭要多寄些钱，条件好的家庭不寄钱。那时候，许多人的父母到了干校、三线。有人探亲到北京，有人探亲要到四川、甘肃、湖南，路费都不一样，都是按需分配。那时，从衬衣到皮袍，都是统一制作。我真希望这个合作养老的计划能够成为现实，并愿意为之贡献一份力量。

关于合作养老计划，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自愿原则，自愿加入。自愿退出。

2、主要的经济活动保持高度透明。避免出现违规行为，也避免出现猜忌和疑虑。

3、民主产生管理层。一个组织没有秩序很难保持稳定。秩序由管理层来维护，管理层通过民主程序产生。

4、代际经济隔离。在加入计划之前，需要先和子女在经济上分割清楚。一旦加入计划，与子女不再发生经济上的联系。

5、注意把好进口和保持畅通的出口。没有把握的人，不能轻易放进来。太麻烦的人，可以请出去。接收和劝退都需要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多数的同意。

6、量力发展。合作计划参加者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能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就难以保持稳定性。因此，只能量力发展。一方面，要竭尽自己的能力多吸收一些成员；另一方面，难免会将一些人暂时拒之门外。

7、作为合作计划的衍生物，开办一些老人免费午餐食堂。面向社会，面向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每日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30岁以前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良知，30岁以后仍然信社会主义是缺乏理智。很难说马克思、罗素、爱因斯坦、毛泽东等至死相信社会主义的人缺乏理智。因此，社会主义者或许可以反驳说：30岁以前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起码的良知，30岁以后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足够的良知。相反，社会主义最坚决的敌人、自由主义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哈耶克(Hayek)却举出罗素（罗素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对20世纪数学的发展产生几乎最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等许多人的例子说明，智力越高的人越倾向社会主义。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偏好是高智商者的一种自负。他的代表作之一是《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 of socialist，1988）》。

伴随普遍生活水准的提高，伴随越来越多的人更看重不仅仅是金钱的“整体生活质量”，一些以前难以实现的理想，今天未必不能实现。一些以前失败的实验，今天未必一定会失败。1958年的“公共食堂”曾经造成灾难。今天，基于自愿的、以自助餐方式实现的“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完全可能成为一些不愿自己烹调的人们的选择。当年欧文未能取得成功的共存主义实验，今天完全可能取得成功。事实上，以色列具有“按需分配”色彩的农业公社“基布兹”已经延续近一个世纪。在我国的南街村、华西村等地的探索中，也在积累着一些建设共存主义社区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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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谢生活给予我快乐

我感谢草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草原给了我淡泊名利的高贵品格。曾在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插队的张静女士曾对我说：“牧民，从骨子里就是贵族”。她的话，一语道出了我对牧民的感受。一个人并不能因其外在的地位而尊贵，一个人只能靠其内在的气质而尊贵。一个高居国家领导地位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可能是俗不可耐；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或牧民，却可能因其高贵心灵而被人敬重。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69年冬天的大雪灾。我们大队所在的额仁草原（即小说《狼图腾》中所说的“额仑草原”），是全内蒙最好的天然草场之一。在这场雪灾中，南部一些旗县的牲畜几乎死绝。额仁草原以自己宽广的胸怀迎接了来自东乌旗其他公社的牧民和牲畜，迎接了来自阿巴嘎旗和东苏旗的牧民和牲畜。尽管这一年冬天我们大队的牲畜最后因为草场被吃光而死掉了一半，牧民们并没有为了保护自己的牲畜而将前来避灾的客人拒之门外。不仅没有拒之门外，而且为这些难得一聚的远方朋友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不同公社、不同旗县的牧民们，在额仁草原上举行了一场长达月余的“冬季那达慕”，渡过了一个狂欢节式的冬天。牧民们这种“快乐胜于财富”的心态，那些生活在市场原则所支配的现代社会中的人，很难理解。牧民们这种淡泊财富的贵族品格，那些崇尚“金钱万能”的暴发户们历经几代也难以形成。

对于任何民族、任何地域，婚姻嫁娶都是一桩大事。在乌珠穆沁草原上，财富几乎丝毫不能为姑娘和小伙子增加身价。牲畜遍野的大牧主的女儿不会因其富有而得到更多小伙子的追求，长工的儿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清贫家境而在魅力的较量中处于劣势。在草原的情感世界中，个人的内在魅力远远胜过外在的金钱和权势。

从北京到草原，11年后又从草原回到北京，巨大的反差使我真切地感受到，被“市场原则”主导的现代生活与被“快乐原则”主导的草原生活，属于两种完全不同文化。

在离开草原的近30年的时间中，我经历了几次大的人生坎坷。面对这样的人生坎坷，我基本能够泰然处之。对此，许多人感到惊异。我自己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平静地一次次走过坎坷，一次次重新建立起自己生活和事业的框架，是由于我受惠于草原，受惠于牧民。我清楚地知道，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得不足喜，失不足悲。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其外在的名利标签，而在于其内在的品格和能力。

草原给了我信念，草原给了我快乐。这才是我感谢草原、感谢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我经常想到，如果没有草原11年的生活，我在对名利的追求上可能有更多的斩获，但我可能一生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一生也不能领悟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草原11年的生活，我可能很富有，但我可能一生也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快乐，仅仅属于那些摆脱了名利桎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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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点点快乐﹐仅仅属于个人。草原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从此再也无法平静地生活。看看今天进城民工的处境并不比我们当年下乡知青好到哪去，看看今天多少贫困地区的穷人家女儿沦为妓女，对比我们作为知青时的精神状态（重义轻利）和今天社会上的普遍精神状态（唯利是图），我对“十年浩劫”的说法缺乏共鸣。2000年前后，北京市曾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保护北京人就业，限制外地人进入一些行业。部分知青是这些保护政策的受益人，北京政府也确实为保护这部分知青做了实事。当时，我却感到有愧于曾接纳了我们的老乡。我固然不想站在“知青白领”的立场，但也不想站在什么知青的立场。在底层生活了11年，挣了11年工分，我已经习惯于底层的视角，对于那些“吃商品粮者”关于失去某种生活待遇和教育机会的抱怨，我已经缺乏共鸣。作为一个公民，我希望国家强盛，希望百姓富裕，并一直在为之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大声赞扬知青这一代人曾经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希望在经过20年拜金主义扫荡的中国人的精神废墟上，清理出哪怕一小片静土，播下几粒真情与高尚的种子。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每当我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三届”们汇聚一堂，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的艰苦岁月”，豪情万丈地时候，我会想起那些下岗在家的，在边远乡村的，乃至已长眠地下的以及众多的已成为普通百姓的知青们。因为，这毕竟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1600万知青中，功成名就的能有几个人呢？与那些在今天默默无闻、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的返城知青相比，究竟谁是多数，谁更有代表性呢？

    这道简单的算术题有另一种算法：比起至少5亿农民在几十年时间中所承受的，1600万知青在平均大约5年中所承受的，能算很大的苦难吗？值得在几十年之后还要呼天抢地地去抱怨吗？看看今天北京、广州、上海那些从事建筑、环卫、卖菜、早点、卖报、保母等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下岗”是个假问题。

     至今，在关于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中，在网络上，当年的知青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们，仍然在为“青春有悔”和“青春无悔”而激烈地争论。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到内蒙牧区插队的知青，清一色地都是“无悔派”。无论是个人的快乐﹐还是从此再也无法平静地生活﹐都应该归功于草原，归功于牧民。锡盟阿巴嘎旗北京知青孟晓青在她写的《永远的大草原》一书中说出了许多牧区知青共同的心声：“没有抱怨（no complain）”。是的，对于草原，我们不仅没有抱怨，而且充满感激，感谢草原，感谢牧民，感谢生活。

                                 （本文完）

https://v.qq.com/x/page/q0301ixkq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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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小庆，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测验专业委员会理事。曾长期从事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研究工作；主持开发了广泛应用于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持开发了“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曾受国家语委委托主持“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的命题工作。作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持的“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的开发工作。作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共同主持的“汉语能力测试（HNC）”的开发工作。近年来的关注焦点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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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我写山西知青史

虽然本人并不是一个专业修史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但整理、编撰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却是近几年来一直就有的愿望。这不仅因为本人曾两度作为“知识青年”赴边疆、到农村对这段经历有着深厚的情结，也缘于在对父辈的历史资料整理过程中（父亲曾作为山西省政府分管领导，主持、管理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前后达十多年），有幸接触到较多有关山西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史料，很觉珍贵、难得，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些史料系统地整理出来，谨以告慰先者，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保留一些佐证。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历经20多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城镇，牵动城乡亿万人心，可谓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主导、动员组织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广，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重大社会实践。虽然，这个事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上，也只是一个局部的、边缘的部分，但是对于与共和国几乎同步成长、亲身经历这一实践的一代人来说，不管其主观评价如何，都是一段铭心刻骨、难以释怀的情结。在祖国的召唤下，广大知识青年以青春年华在贫瘠农村艰苦奋斗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为祖国分忧、为时代承担的一种奉献，而且通过亲历生活底层的磨练和直接体验中国最基本民众——农民的生活，由此形成的价值观、人生观及思维方式，对其后个人的生活、工作、成长、境遇以至所担负的社会职责，都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自己的子女、后代，产生着“跨时代”的效应。因此，不可不为这段历史作一些必要的、真实的追述和记载，以保存其真谛，挖掘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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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发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30多个年头，但至今仍为不少人关注并引发各种不同的评说。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历史史实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其发生、发展，也一定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真实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尊重历史，以科学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事实求是地运用、分析和研究史料，是编撰此书的主旨。

    山西省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部分；但因本省的客观经济社会条件，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其运行过程，既可体现出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全局的一些基本情况，也可从一定层面更深入地反映出整个事件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性。为了忠实地反映历史真相，自己先后查阅了山西省档案局收存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跨度达 30多年、共计500多份历史资料，并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梳理。同时，为了更多理解当时的大环境背景，了解当前的研究基础，自己先后拜读了百余份、近百万字的有关历史文献和国内外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专著、论文，以多方面吸收和借鉴有益的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编撰整理了这本《历史如是说——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录》（后简称《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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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录》采用了编年史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形式，对30多年间涉及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料，作了记载和粗浅的概括评述。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践的历史跨度很大，期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随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点。本书按照山西省知青上山下乡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主要背景、形式、特点，分五章进行了叙述，最后概括了本人通过梳理、分析史料，所获得的一些粗浅认识。同时为便于史料的查询，主要按年度的相关大事、要事，编辑整理了《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作为附件。本书编撰的范围，以山西本地省级（含办事机构）的工作、活动为主，并考虑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大环境影响，为叙述事件的完整、连贯，也适当选编了中央及有关部门的一些相关重大决策文件、史料以及本省基层的相关事件、资料等。

    由于不同时期有关上山下乡的提法有所变化，在引用的材料和相关文件中有一些特定环境下的“历史语言”。为力求忠于史实，《史录》记述中基本采用了当时环境下的特定“历史语言”，保留了引用资料和相关文件中的语言风格、格式和提法，真实反映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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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为省区域性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料的专著，在全国还为数寥寥，而本人又没有从事过专职的社科研究，为严谨起见，在《史录》的编撰过程中，自己曾有意向省内外社科界的一些专家请教、征询意见，并吸纳了很多知青朋友的积极建议。从着手搜集资料、编撰直至付印，在多方人士的帮助、指导下，经过反复的斟酌、审读、调整，几易其稿，该书终得面市。

    无须讳言，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目前社会评价中有着多种声音；仅就知青个体而言，因其自身的体验与思想方法的不同，也存在迥然不同的认识。以山西为例，自己编著《史录》本旨并不在于辩理，而在于尽可能地厘清历史事实，客观、公允地认识历史，全面、真实地反映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所幸，自己编撰本书的基本态度和思路，得到了社科界一些专家、部门的理解和认同。

    山西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郭寅祥同志，是偶然经亲友推介、帮助本人审阅初稿的一位资深老报人。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职业敏感，初步接触书稿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评判意见。他在《史录》前言中以《真相最有权威性》为标题，指出，本书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务实求真的精神，还原那一段已被许多人们忘却的历史，给它一个明白和公道。”还指出“这部书在写作上的特点：一是让历史说话。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真相作了全面详细的记录，有因有果、有根有据、有始有终、有声有色。很真实，可信度很高。”“二是让典型说话。作者立足于全局，着笔于山西，通过具体解剖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典型，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从而把发生在全国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说得一清二楚。”“三是让良心说话。作者始终坚守自己的人生底线，做到实话实说。这部书，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以史为鉴，以正视听；公正无私，明辨是非；尊重事实，服从真理。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书上写的都是良心话。”“读后令人心明眼亮，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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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史录》的题材和内容属“重大课题”之列，曾报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读、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在审读意见中指出：“作者以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重点，对这一事件较为详尽的剖析，资料翔实，并作出基本肯定的评价。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是党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之一，是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充分体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不能低估，对农村和边疆的经济建设所做的贡献不容抹煞，对农村文化和科技的普及推广应予充分肯定。作者还用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练中得到提升和成长，并逐步形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评价尽管没有党的文献支撑，党也没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出比较系统的评价，但书稿总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符合党客观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和‘两个不能否定’的要求。”

    今年（注：2016年）恰逢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发表60周年。如本书能使曾为建设祖国边疆、农村而奉献了几年、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知青朋友们聊以宽慰；能为今后更深入研究知青历史提供或保留一些可用的史料和线索，就算了却了自己这个老知青的一个心愿，承付了作为一个共和国同龄人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