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四、少数与多数的问题

说到上山下乡，也许说它错的人还不少，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当初在“文革”中大批去农村的人，很多人是不自愿去的，而这些人在知青中人数是占有较大的比例的，因此出现此论调也不足为怪，但判定一件事的正确与否就一定要看人数多少吗？我觉得不一定。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可能性极大，但也有例外，尤其是说到精神这个问题更有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中是不是大数人都有这种精神？我看未必，因为赞同与有是两回事。既然是少数人，我们为何还要赞同？因为这是一种先进思想，而先进思想也许只能集中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如我们的共产党是先进的，但共产党再先进。社会上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党员。最近我们听到上海老知青徐桔桔与北京老知青贾爱春两人，在退休以后，重回黑龙江省黑河市山河村，走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事迹，不也是少数吗？却感动了许多人，这就是精神！精神说到底，就是社会上有些人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国家与民族需要时能够冲在前面，这些人不可能是全部，只能是少数。习近平总书记现在一直强调要抓住“关键少数”，我想就是这个道理。要想社会上人人都成为雷锋只是我们的一种愿望，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学习赞同就不错了。因此有反对意见并不奇怪，因此我们看问题必须看主流，这才会有正确的结论。

月雅湖

最后我想对如何写知青评论文章，还想谈几点其它的看法，我认为写文章首先要说清理，在这里，坚守一定的原则是必要的，没有原则就没有立场，写这样的文章是无意义的。其次我们要有针对性，知青的议论很多，我们要关注大的方面，也不能勿视具体的问题。有些文章引用大量的经典语录，而忽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我看上去，觉得有点空洞的说教，我并不赞同。还有我们写文章要注意对象，看我们文章的人，很大一部分人是一般的人，我们说的话要让别人听得进，就必须有一种中肯的分析，一味的高调或者扣帽子，不是好办法。最后我们要研究反面的观点，我们应善于从错误观点中找出一些合理的部分，加以肯定与应用。对有些反面的东西要放在社会等客观实际当中去看，也同样不能光凭自己主观上的高标准去判对错，这样人家会不服。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对此我非常赞同。总之，我们写文章对大多数人来说，除了批评教育，目的是去团结人，在说理中寻找一些共同点，慢慢达到一致。我想如果有一、二人能从你写的文章中得到一点启发，我觉得成绩就不小了。

月雅湖

但路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我们要明白，一个人的言行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世界观一旦形成，想要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很难的。因此对上山下乡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不能统一意见，那也没关系，我们有理论自信，我们相信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当性，我们不怕有人质疑，我们的事业就是在不断质疑的情况下前进的。对内部的不同意见，我觉得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在不触犯法律的基础上，对那段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们都不要反对，关键是要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当然我们要警惕的，只是那些少数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喜欢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标准就是“逢中必反”，因此他们也会反对上山下乡。但我觉得他们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真正关心上山下乡的对错，而只是想寻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的论调在这里也许能找到更多的同情者！

    [作者蔡荣华 （网名北风），上海知青， 1968年8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现为《老辰光网》与《黑土情杂志》编辑。]

月雅湖

★ 56、探析知青调离农村的政策发展及其演进

      【《知青问题研究》编者按：知青到底如何“返城”的？有的说是云南农场知青“静坐请愿”“闹”回来的，有的说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召”回来的，有的说是上千万知青“一窝蜂”“跑”回来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近，孙成民撰文叙述了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径，是国家通过“三招”（即招工、招生、招兵）和其他方式陆续招调回城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轨迹。该文尊重历史，梳理线索，直面现实，解疑释惑，正本清源，值得一阅。现特刊此文，以飨读者。】

       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组织广大知青奔赴农村与有计划地开展知青调离农村的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拟从知青调离农村政策的逐步演进入手，探析党和国家致力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发展轨迹。

月雅湖

一、回城渠道的始终开启

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包括着“下”与“上”，有下就有上，上和下的矛盾客观存在。这对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一方面动员城镇知青下乡到农村，另一方面又通过“三招”和其他方式将下乡知青调回，下乡与调回的矛盾及其逐步解决，客观反映这一运动着的全过程。

应当说，从196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组织城镇知青下乡到农村以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安家立业、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对动员下乡的知青，强调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做到本人思想通、家属思想通，思想不通的，就不要下去；下乡的知青必须达到劳动年龄，并且身体健康。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界定知青下乡时间的问题，但还是希望他们把建设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而事实上，下乡知青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锻炼后，除少数由于患病不能继续坚持农村劳动，以及年龄太小不应动员下乡等原因外，也确根据需要安排了一部分表现较好的知青参加当地工矿企业、农村教育、乡村卫生等岗位工作。此时，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种有“下”又有“上”的作法仍在知青中产生了正面效应。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在后来的下乡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统计中，也将其统计口径的时间起点定在了1962年。这说明，知青回城及调离农村从有计划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一开始就有了一定的渠道、方式及统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全国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当时“毕业生分配是一个普遍问题”，工作重点是将400多万积压在城镇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安排到农村去。由于当时“文革”运动正风起云涌，加之部分地方一度出现的“一刀切”“一锅端”等作法，使得一些地方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将大批知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送到了农村和边疆，这也势必从一开始就潜伏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尽管这样，当时不少地方仍在动员对象上强调“身体残疾的”“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独生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如四川省在推行“一律下乡插队”政策后的1969年5月就发出《通知》，规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患有严重疾病”等情况经过一定程序不动员下乡或已下乡的允许转回城镇。

在当时，下乡一年就调离农村的知青并不多，因除通过当兵才有可能被调离农村外其他机会极少。1970年6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大学招生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各地在此时间段前后亦相继启动在下乡知青中的招工工作，如四川省革委（1970）135号文件中提出“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以上的城镇下乡知识青年中表现好的”，通过推荐可以招收到工矿企事业当工人。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将“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推荐招收一部分，作为计划招收固定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下乡知青通过“三招”方式调离农村的渠道陆续全面疏通，一大批经过锻炼一年或两年以上的知青被先后调离农村。

1973年4月毛泽东亲笔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统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其中对纠正“三招”中“走后门”不正之风，以及对不动员下乡的几种类型作出明确规定。此后，全国各地知青通过“三招”等方式调离农村的人数进入稳定发展状态。除1974年全国调离农村的知青为60.35万人外，1975、1976、1977年均在100万人以上，其中1975年为139.79万人。以四川为例，1975年至1977年三年间，全省通过多种渠道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计33.65万人。与此同时，知青留城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动员下乡人数逐步增多，据四川省知青办公室1978年6月的调查报告，全省知青下乡面即应下乡人数占动员对象人数的比例，由前5年平均80%左右下降为1977年的43.4%，同期的留城面（包括病残、独生子女等）即应留城人数占动员对象人数的比例，也由过去20%左右提高到56.6%。

这些情况说明，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以后，知青回城渠道不仅继续开启且逐步扩大，并与知青留城范围继续拓宽且增多相结合，使在乡知青人数逐步减少，也使不少在乡知青感受到了政策的回归和回城的希望。

月雅湖

月雅湖

二、两次较大的调离高峰

知青问题实质上是个就业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城镇就业问题影响极大。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对下乡知青有过两次较大的调离高峰，都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

第一次是1971-1972年期间。从1967年至1969年底，全国已累计下乡知青467.06万人，大多数“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已到了农村、边疆，其中也包括少部分1969年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1971至1972年期间，这批早先下乡的知青大多已陆续有两年及以上的劳动锻炼时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性发展，1970年按照国家拟定的“四五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下乡知青被招调回城成为现实并达到第一个高峰期。据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统计，1962年至1973年间，全国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计401.35万人，占同期下乡人数934.57万人的42.9%。由于1962年至1970年间全国在下乡知青中实际招收职工并不多，而1973年又因“三突破”原因国务院决定停止招收职工，因此，在这期间被招调回城的下乡知青大多数是1971年至1972年离开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

四川是这期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较多的省份之一，1962年至1972年，全省动员城镇知青下乡共计88.45万人，而同期招调知青回城为30.08万人，占同期下乡人数的34%。也就是说，四川当时已有1/3的下乡知青被招调回城，其中大多数是“老三届”下乡的知青。这批主要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知青，基本上都安排进了当时的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可以说，这些首批回城的知青比同时下乡且仍在农村的知青来说，应该是幸运者；与同龄还未下乡的青年相比，也应该是幸运者，因为他们既有下乡的经历，又几乎较早地被招调回城。而此时，除尚在城镇应下乡而未下的青年外，经批准确定为不下乡的青年一般仍未安排工作，即或后来作了适当安排也仍相对较差于已下乡知青的回城安排，因为当时的政策导向总体是鼓励下乡、计划调离。

月雅湖

月雅湖

第二次是1977-1978年期间。从知青调离农村的绝对数来讲，1977年并不算多，全国仅为103.01万人，比1975年的139.79万人、1976年的135.25万人的调离都少。由于1977年底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后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计算在次年，且随着招工、征兵等其他方式调离知青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故1978年全国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当年就达到255.32万人，从而形成知青调离农村的第二个高峰期。之所以将这个高峰期的截止时间定在1978年底，是因为这年12月10日结束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将知青工作的重点由知青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此后的知青回城安排是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必然结果，与此前的调离知青回城安排在指导思想、政策措施和工作力度上都有较大的差异。

四川的情况也大致相近，1977年至1978年两年间，全省调离农村的知青共计40.55万人，占全国同期知青调离农村人数358.33万人的11.3%。仅1978年全省知青调离农村的就有28.2万人，其中招生3.43万人、征兵3.37万人、招工20.29万人、提拔国家干部1045人，因病残、特困等迁回8165人，其他原因1890人。与1977年相比，在调离农村的知青中，招生人数增加了1.8倍，其所占比重由9.88%提高到了12.16%，征兵人数增加了3.8倍，其所占比重由5.7%提高到了11.95%，[10]而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仍占大多数。由于通过各种方式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有较大增加，也由于动员下乡的知青人数大幅度减少，故1978年底全省在乡知青人数为25.6万人，其中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为7.3万人。[11]

两次较大的知青调离农村高峰期的出现，是在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总体基本稳定、局部逐步调整中进行的，加上其他年份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到1978年底止，全国调离农村知青人数已达到1095.07万人，占同期下乡总人数的62.5%。[12]也即是说，全国已有近2/3的下乡知青已通过各种方式调出了农村。在未调离农村的知青中，安置在国营农场的知青占1/3左右的比重。这些，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随之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作出新的抉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月雅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