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岭知青佳作选萃

桥工涛哥

第一百六十九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2-6
            犴达罕从帐篷门前路过
        大约1975年初春，东方红林场三工段的作业地，已延伸到距林场场部约三十公里处，帐篷搭在运材道边。那时木材生产单位的编制叫工段，一个工段人数也就三十来号人，住着三、四顶帐篷，有四、五台J50拖拉机。那些年帐篷里显得宽敞多了，基本不是人挨着人睡，大家用自己的小木箱与别人的床铺隔离开来。
    初春的大兴安岭，冰雪融化，乍暖还寒。清晨，有人听见汽车运材道上有走路的动静，还不时地有人在吆喝着什么。就见伙房做饭的老哥急匆匆地朝帐篷里喊道：“老包！老包！”，老包在铺上披着棉衣正卷着“大哈蟆头”烟，不耐烦地说：“大早晨地吵吵啥？”。做饭的老哥说，道那头有人正赶着一群像牛模样的野兽往这儿走呢，老包一听“蹭”一下蹦下床，站在帐篷外面看了一会儿，回到帐篷里笑呵呵地对大家说，是鄂温克族人赶着一群犴达罕来了，今天大家要改善伙食了，一会儿谁也别吱声，都听我的！
    老包是蒙古族人。蒙古族非常强悍，在世界各肤色种族中叫赤目人，历史上蒙古人的铁骑征服了整个汉族疆域，差点没让汉族换了人种。成吉思汗的铁骑也征服了整个南欧诸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大的蒙古帝国。
    据说，包姓氏在蒙古族是贵族，到大草原上走到哪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尽管新中国解放以后，贫苦游牧民打碎了封建枷锁，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但是少数民族中封建社会的阶级形态还是有一定的势力。因此，鄂伦春、鄂温克族等弱小的少数民族，把蒙古族视为少数民族中的“大哥大”。
    老包，是与我们这些人多年非常熟悉的老工人，身材魁梧，为人豪爽，笑脸中带着狡黠。在头两年还是手工作业时，他是抬木头工人中“老蘑菇头”之一，由于他见过世面有点文化，人也有点玩世不恭，大伙有事儿也爱撺掇着他挑个头。抬木头中他是在汽车上“看楞把式”，就是工人们把木头抬上汽车后，“看楞把式”用扳钩把木头拨弄整齐，使木头装得严实合缝，这在抬木头工人中有威望的人才有这样的巧活。
    木材生产机械化后，老包他仍然是绞盘机装车的“看楞把式”，只不过“原条”（整颗树的木材叫原条）木材装车的“看楞”比原木装车要费劲多了。绞盘机装车是个技术活，一次起吊好几颗原条一大捆，起码有四、五立方米木材。有的时候一次起吊10来立方一颗的“大青杨”（红毛柳树），也能吭哧蹩肚地装上了车。因此，绞盘机装车的“看楞把式”要把悬吊在半空中左右晃悠的原条木材，顺顺当当地安放在汽车大架的合适位置，需要“看楞把式”使出浑身的劲儿用铁扳钩给稳住，有的时候需要调整前后距离，还要“看楞把式”把原条木材扳扯到来回晃悠状态中，然后绞盘机手在“看楞把式”手势的指挥下，慢慢地往下放，在原条木材晃悠到合适的位置时，“看楞把式”一个往下的手势比划，原条木材就稳稳当当地落在汽车大架合适的位置上。那些年，我所看到的“看楞把式”不管是北方人，还是南方知青，个个都是膀大腰圆，身手敏捷，因为“看楞把式”需要体力的灵敏。
    那些年，开汽车的司机很牛皮，特别是开上“斯康尼亚”进口运材汽车，司机们更牛皮了。大兴安岭有套磕，叫做“一等司机开小车，跟着领导混吃喝；二等司机开客车，大人小孩子都有座；三等司机开挂车，站杆柈子随便捎；四等司机开J50，老婆孩子没着落。”我们这些开J50拖拉机的也受到汽车司机的白眼：“就你们这破玩意儿，挂个大饼子，狗都会开。”这时候的山场上，大家嘻嘻哈哈打闹成一片。我们这些南方娃娃想下山，怕看汽车司机甩脸子，就事先跟“看楞把式”打好招呼。“看楞把式”跟司机是一说一个准，就是挤也要给挤着坐下山去，汽车司机还得陪着笑脸。
    当时有句话叫作：“汽车司机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看楞把式”瞎比划。”有时候，“看楞把式”与汽车司机相互治气，就拿原条木材狠狠地往汽车大架上砸，当绞盘机手看到“看楞把式”把高高举起的手猛地往下一划，绞盘机手就会按照“看楞把式”的指令，也会把手闸猛地一松到底，悬在半空重达好几吨的原条木材“叽哩哐啦”地砸在汽车大架上，严重的会把汽车轮胎给砸瘪了气。如果客气点的话，把原条木材在汽车大架上搭“黄瓜架”，给你装个散散拉拉地下山，让你提心吊胆地白跑一趟。这时候，汽车司机会在一旁急得直跺脚，赶紧给“看楞把式”递烟点火，然后拍马屁说：“大哥，有‘站杆’（枯死的木材可烧火用）我给捎带着，我把它轱辘到你家附近的道边，行不？”
    其实，“看楞把式”也有事有求于汽车司机，在互相“拿把”的过程中，达成了一种以工换工的交易。“看楞把式”也会慷慨地说：“兄弟，够意思！赶明儿我让开J50的小子们给你弄几根“站杆”，拽到楞场边上有机会也给自己捎上，好让弟妹和小侄子们有柴禾烧。”那时，木材生产一线工人们取暖用的木柈子，基本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取的，大家互相帮衬着，解决烧材问题，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感情链。
    不一会儿，老包就领着三、四人进了帐篷。这几个人搭眼一瞅就是少数民族，高高颧骨，微凹的鼻梁，罗圈腿，个儿矮小。十多只犴达罕在帐篷院子里圈着，大点的像小牛一样壮实，小点的也比羊大些，有两只长着大大的角。它们的眼睛很大很亮，忽闪着惊慌的眼神，看见有人围着看，就警惕地往里一堆儿靠拢，像牛羊一样温顺。北方人告诉我们这是大兴安岭中个儿最大的野兽，叫犴达罕。有人问：“这些犴达罕咋这么老实呢？”明白的人告诉大家，犴达罕是可以驯养的，据说古时的鄂温克人，把犴达罕驯养成马匹，用来打仗或者作为运输驮货牲口。
    犴达罕是大兴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据《生物学词典》中解释：“学名驼鹿，亦称‘罕’、‘堪达罕’。哺乳纲，偶蹄目、鹿科。是最大型的鹿。体长二米余；尾短；雄的有角，角横生成板状，分叉很多。颈下面有鬃。体色棕、黄、灰混合；四肢下部白色。栖息在森林的湖沼附近；善游泳；不喜成群。这种被称为“堪达罕”的野生鹿，又叫“汗达罕”、“犴大罕”。
    老包，确实有能耐。他正襟危坐在床铺上，用我们听不懂的蒙古语“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这些个鄂温克人在他面前老老实实的，唯唯诺诺地不敢大声说话。然后,老包吩咐我们叫伙房老哥拿来两瓶酒，没什么菜就在床铺上喝开了。不一会儿，这几个鄂温克人就开始摇摇晃晃起来，老包借着酒劲儿，又“叽哩咕噜”了一大通，好像是在骂人，这几个鄂温克人赶紧低头哈腰，嘴上“嘟噜”着听不懂的语言。过了一会儿，两个鄂温克人背着两个半麻袋装的东西进了帐篷。就听老包朝伙房那边喊：“赶快抬到伙房去，中午给炖了！”    鄂温克人摇摇晃晃地赶着犴达罕走了，他们拿着伙房给送来的酒、馒头、咸盐去了该去的地方。他们去哪里我已记不清了，犴达罕肉与我们回赠物品是否等价交换，我也不知道。只有老包像英雄似的骄傲，在帐篷里张罗着中午的犴达罕肉宴。
    犴达罕肉宴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知是伙房清水寡汤做得不好，还是仿佛看见鄂温克人守着“撮罗子”里的老婆孩子，在莽莽大森林里狩猎，那种寂寞无奈的生活，感到食之无味。
    我们在大森林里见过鄂温克人遗弃的“撮罗子”，是用木棍条支起一人半高的尖顶，地面圆形直径一人多长的住屋，非常简陋，与帐篷相比有天壤之差。
    路过帐篷门前的那群犴达罕惊慌发亮的大眼睛，老包那贵族般地端坐，“叽哩咕噜”听不懂的训斥声，印象深刻。

桥工涛哥

第一百七十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4-1-9
          数九寒天的大兴安岭
    今天，是数九寒天的第一天，也就是说，我国已进入一年当中最寒冷的节气。杭州虽然寒风料峭，但还是有不少年青人衣衫单薄，展示美丽“冻”人的青春活力。而大兴安岭则是个冰雪世界，它那山峦、河流、道路都是白色的曲线，弯弯曲曲地谱写大自然的音阶。隆冬的大兴安岭，对于南方人来说应该是异国风情的世界。
    北方流行的《九九民谣》：未从数九先数九，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大兴安岭的九九歌说得邪乎，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三九四九棒打不走。”大兴安岭素有高寒禁区的说法，到了数九节气，大兴安岭的气温普遍在零下35°至零下40°左右，有的时候会下降到零下45°，说明大兴安岭寒冷的程度，到了用棒子撵人走都撵不动的地步。
    大兴安岭最冷的时候，早上八点多了，寒气像雾霾一样笼罩大地，就像冬天的泰山顶峰，寒气似云似雾地飘渺。在森林里的帐篷，刚点火的炉子烟囱里的烟很不情愿地往外弥漫，有时候外面的寒气太强，烟囱里的烟直接往屋子里倒灌。有经验的烧炉工，这时候会往火炉里泼撒些柴油，用旺火把帐篷里的烟顶出去。就是在呼中镇的大街上，寒气弥漫得十米之外都看不见人影，好在那时候车辆不多，人们在影影绰绰之中各走各的路。这种天气，大兴安岭称之为“起大烟泡”，也有人说得更直白“这天冷得冒白烟了”。
    冒白烟的天气，一般要在早上九点以后，太阳才露出红灿灿的脸，冒白烟的“雾霾”才逐渐散去。数九寒天的大兴安岭，除了有取暖的地方外，一片冰天雪地，什么东西都冻得坚硬无比。漫山遍野白茫茫，是冰雪的世界。用毛泽东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来形容，也有过之而无所不及。
    大兴安岭的雪有个性，在数九寒天零下40°左右的低温下，雪像面粉一样捏不成团，而且不融化。天公隔三差五地飘几场雪，雪花飞飞扬扬地落在地上、树上，风一吹，地上、树上的雪花像面粉一样四处飞扬开来，沟沟壑壑填平了，树木身上抖落干净了。这一生态特征，使得大兴安岭森林里树木的树冠，从来不会受到冰雪的压迫。所以，大兴安岭森林里的落叶松、樟子松都长得挺拔粗壮，高耸入云。
    大兴安岭冬天的大地，对于机械化作业来讲，只要道路不超过30°的坡，经人工稍作平整，都是一马平川，连夏天里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成了汽车、拖拉机来回穿梭的木材生产的运输道路。天然的冰雪道路，把夏天里阻碍木材采伐运输的沼泽、河流，经过冬天的冰冻都成了钢筋水泥，汽车、拖拉机可以轻松地进入到林地纵深处，最大效益地提高木材生产产量。所以，大兴安岭的冬季是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也是林业工人最艰苦的时候。
    40年前（1973年），我已从手工作业进入机械化作业，跟徒J50拖拉机。身上的装束打扮是纯山里人，头戴狗皮帽，上穿皮大衣，下穿厚棉裤，手上戴着棉手套，脚蹬棉胶鞋（后改善为大头棉皮鞋）。为了脚部保暖，大家都要穿上毡袜子，毡袜子淡黄色，是用羊毛绒做成的，非常暖和。把毡袜子穿在袜子外面，再套进棉胶鞋里，讲究的话在裤腿上绑上绑带，在雪地里趟就不会把雪灌进靴子里了。老百姓一般也是这么穿着打扮，只是没必要打绑带走路了。
    但是这一身装束进了树林里干活，用不了一个月就成了衣衫褴褛、油脂麻花的叫花子。因为，J50拖拉机集材到了树林里，需要我们背着沉重的捆木头钢索，在齐膝盖深的雪地里，一步一步地趟过去，还不时地推挡开横七竖八的荆棘灌木和树枝，然后趴在雪地里往伐倒在地的木头下面掏窟窿，把钢索穿捆好，指挥拖拉机用绞盘机把木头拽出来。这样的作业条件，就是穿着铁盔甲也经不起钻树林子的折腾，所以当时我的形象，就是臭小子一个，没个孩子样。
    捆木头的钢索绳浑身是刺，一不小心手指就被会被钢索刺扎个血窟窿，棉手套也露出了棉花。尤其是给拖拉机加柴油，需要用吊绳把油桶放入大油槽罐里，像打井水一样打上来，灌入拖拉机油箱。每次加油都会把棉手套弄湿，而柴油不像水可以烤干，手套整天冰冷冰冷的。为了不让钢索绳刺扎着手，不得不戴上冰冷的浸透柴油的棉手套去拖拽捆木钢索绳，很多时候我是用棉手套裹着攥紧的拳头去拖钢索绳。那时，大兴安岭的劳保用品是有计划供应的，一个月也就一双棉手套、两双线手套，我们一线工人根本不够用。而管材料库的人却养尊处优，极少为我们多发些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那时机关工作人员就那么牛皮，他们照样享受与我们一样的劳保用品待遇，可想差距之大。怪不得有的北方工人与工段、林场领导顶牛发牢骚“咱爷们已经在山顶干活了，你有本事把我治到树尖儿上去！”意思是说，我们干的活是林业工人中最艰苦的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师傅和师兄弟们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不得不用拖拉机的威力开辟道路，减少人为的伤害。到了作业林地，先用拖拉机的保险杠撞倒、推开挡道的树木，胸径碗口粗的树，拖拉机油门一拱，“咔嚓嚓”、“咔嚓嚓”地，像一根根竖着的大冰棍儿一样，一片片轰然倒下，荆棘灌木被履带碾压得像牛吃草一样，被钢铁履带吞噬得粉碎。有时为了防止被碾压倒的树木形成“倒茬”，拖拉机开回来时会伤着水箱和油底壳，就用拖拉机的屁股后桥往里拱，小的树木和荆棘灌木也是成片成片被碾压的稀巴烂。这样，我们到林地里边去捆钢索带，就不用披荆斩棘、爬冰卧雪了，很大程度上减轻劳动量和辛苦程度。
    按照规范的森林采伐技术规程，必须按照森林调查设计的集材线路，先由人工开辟集材道，清除阻碍拖拉机作业的树木。然后，油锯手把采伐的树木朝集材道方向倒伏，拖拉机在集材道上，就完全不用披荆斩棘地在森林里横冲直撞了。而“文革”中把这些技术规程作为阻碍生产力的陈规陋习，全都省略了，采伐工可以随意地让木头漫山乱倒，倒地的木头到处搭“黄瓜架”。拖拉机集材道要拖拉机手自己开辟，哪儿方便就从那儿拽木头。在当年这种无序的林业生产作业环境下，林业工人只好以牺牲机械，牺牲森林再生资源和植被保护，在森林里横冲直撞来换取自身的人身平安。有的拖拉机把保险杠都撞掉了，就用拖拉机的屁股后桥拱树木，拱到后来，拖拉机的搭载板也撞歪了，搭载板的液压装置起不了作用，就利用履带后退的转动用粗木棍把搭载板顶起来，来完成把木头背上搭载板。长期的野蛮使用机械，拖拉机驾驶室东凹西凸，挡风玻璃全碎了，有人戏谑开J50拖拉机的“你们这些个破车，除喇叭不响那儿都响。”所以，我当初没有留下与朝夕相伴拖拉机的合影，因为它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虽然是在零下40°冰天雪地里干活，由于不停地在雪窝子里爬冰卧雪地干，每天都要出几身汗，身上的热气往脖子脸上冒着水蒸汽，皮帽子和眉毛胡子都冻出雪白的冰凌子，只有眼睛和嘴是在活动的。为了抢生产进度，师傅们会经常催促我们抓紧干活，时不时地喊着：“撒楞儿地磨蹭啥！快点儿干，别让其他车跑我们前面去！”师兄弟们也是互相摽着劲儿，争先恐后地捆钢索，给拖拉机指挥拖拉木头。干活干到兴头急眼时，大家互不相让，稍有一些不如意，就开始大嗓门骂开了，那个粗野劲，除了不污辱人格的话，什么脏话都从嘴里溜达出来喽，你一句我一句地把寂静的森林搅和得欢歌笑语，全然忘却了森林里的冰天雪地。
    如果采伐的木头倒向一致，而且都是树木的树梢倒地同一方向，返回装车楞场又是走下坡路的话，拖拉机一次拖上10几根大原木（10多立方米），是不成问题的。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跟着车下山就行，另一个人继续在山上给木头捆钢索带，盘算好下一趟拖拉机拉木头的路线和顺序。一天顺当的话，拖拉机能拉下山50——60立方米木材，一般情况只有30——40立方米。等到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这帮小青年，坐在拖拉机上穷嚎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返回宿营的帐篷。刚才那些“嘴不啷叽瞎吵吵”变成了相互递烟，相互打听晚饭吃点啥场面，就像刚才没发生什么事儿似的。在帐篷里大家伙边烤着火，边撺掇着说谁有好东西不拿出来吃。有的北方朋友，从家里带来的冻梨，把冻梨放入凉水盆里化着，冻梨从开始在凉水里像个铁疙瘩似的冰砣，等它化软乎了，大家一边烤着火炉，一边啃着酸甜的冻梨，那个好吃劲儿，没得说。据说新疆人有边烤火边吃西瓜的习惯，这种吃法用别有风情来描述再恰当不过了。
    大兴安岭劳动的过程是辛苦的，劳动的场面是粗野的，劳动的结晶是美好的，劳动最光荣！
    我在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里干了5年苦力，在零下40°的高寒禁区里多少也创造些财富，应该是值得骄傲的资本，今生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可喜的是，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人，有人总是拿着疑惑的眼光看我，说你这个文弱的人，怎么会把家务活干得这么利索，自已一个人连只整羊都敢在家里给炖了？殊不知，在当年天寒地冻的森林里，师傅和师兄弟们相互吹胡子瞪眼睛地催促干活，抓紧干完活后就可以回到帐篷里暖和。在这种长期的原始野蛮般的激励作用下，那种求生本能的磨砺，那种以最简便快速完成任务的信念支配，自然形成了“马不扬鞭自奋蹄”的劳动习惯，让我终身受益。
    今天，我坐在温暖的屋里，回忆40年前数九寒天大兴安岭的木材生产往事，应该是幸福的，因为我挨过冻、出过力、流过汗。而今天的大兴安岭人民也是幸福的，他们已告别开发大兴安岭的年代，转入养护森林保护阶段，现在除有少量的木材生产还在继续外，绝大部分人都已居住在以城镇为中心住宅区。大兴安岭特区所在地——加格达奇，这几年拆除了大量的棚户区，居民们搬进了政府统一建造的安居房。我想，我们作为知青，当年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动机心态，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参与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如今在当年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里，矗立起一座座新城，至今仍有一群热爱大兴安岭的人幸福地生活着。想到这里，如果我们有感慨的眼泪，流到嘴里的至少不是苦水。

桥工涛哥

第一百七十一篇 今天起发一个系列连载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22
           支边那会儿
     41年前11月5日，是我从杭州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支边的日子。知识青年应该是个政治概念，像我这样初中时期大多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去黑龙江时刚过16周岁，因为泛指这个时代的城镇青年，被冠名为知识青年，其实是城镇待业人员。
    这是国运如此。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大约有近3000万城市待业人员，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到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各城镇安置了大约5000万返城知青及其家属。经济学家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战略决策，其结果是反而增加了城镇就业人员安置的负担。就是站在现在时空来看，这一代人除了出现诸如习近平、李克强、卢展工为代表的政治家外，几乎很少出现科学家、理论家的人材。如果是战争年代，肯定是枭雄辈出。现今，这一代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城镇的低阶层，他们在憧憬和向往的默默无闻、无奈中走向暮年。
    我算是幸运的，上过学提过干，后来冠冕堂皇地携带家眷返乡了。但在大兴安岭工作、生活的15年是铭心刻骨的。
    我支边工作的地方是呼中林业局，茫茫林海中的一颗明珠。它位于大兴安岭北段最高峰——伊勒呼里山（大兴安岭山系）。大白山，是伊勒呼里山主峰，其最高海拔1528.7米，山势南陡北缓。由于海拔高，气候严寒，积雪期长达8—9个月，山顶白雪皑皑，故名“大白山”。山系北坡永冻层达1米以上，有人称大兴安岭是高寒禁区。山麓生长茂密的原始森林，多兴安落叶松、樟子松和杨、桦树等。有黑熊、野猪、鹿和松鸡、飞龙鸟等禽兽。 大兴安岭的自然景观是现代人向往胜地，夏天气候温和，空气清鲜，尤其是站在高处远眺，苍茫翠绿起伏的林海，蜿蜒曲折的河流，无处不是景观胜地。 自然景观的观赏在当时是一种奢侈意识，最多的想法是解决温饱问题。当分到一点绵白糖，用来拌着高粱米饭吃时，就奢望能天天吃白糖拌饭是何等的幸福。
    当天空下雨在工棚里雨休时，大伙儿嘴里都念叨着：“今天雨休，一道杠溜直（一道杠指出工给发工资的标记）”。有的甚至歇斯底里地喊：“奶奶的，下它个七七四九天，我才高兴呢。”心里盼望着多下几天雨，不干活也拿工资。其艰辛只能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忍”。但有几件事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饿煞吃
     刚到大兴安岭的那些年，吃饱饭是最奢望的，干的是力工活，定量54斤，其中细粮只有9斤。有一次，食堂做饭师傅玩了克扣馒头分两的把戏，二两一只的馒头只有一两多点，就是没文化的人，馒头分量够不够，傻子都知道。那天我看馒头太小了，一不高兴就啰嗦开了“还让不让人活了，这点粮食能够吃吗！”。第二天早晨6点多，天刚矇矇亮，我正在油槽罐上冻得咝咝哈哈地给拖拉机加油，只听见林场刘场长喊我：“你这小子尽挑剌儿，人家做饭的不容易，你凭啥说馒头大了小了？”我一看林场一把手急赤掰脸地在跟我发脾气，我一下子也没了魂，心里一横想，去他妈地乐咋地咋地！嘴上却心平气和地说：“刘场长啊，我啥也不说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完带理不理地开车就走。
    事隔十多天有了爆炸新闻，食堂做饭师傅因偷粮食下山，被人逮了个正着。原来做饭师傅是刘场长的亲戚，他怕有人起哄，就在刘场长跟前咬了挑拨离间的舌头，刘场长看我这个杭州小娃娃也敢挑剌儿，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了我。哪知这事儿不光是我有意见，其他工友们也盯着呢。做饭师傅一做手脚，立马就抓了现行，被撵下了山，这事儿搁在现在根本不算个事。好在刘场长是个是非分明的领导，事后对我这个知青堆里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娃娃，在一些场合用另外的方式表扬了我，在他任场长的期间，我被提拔当了林场团委书记。
    20来岁的我，正是吃啥啥不够的年龄，以至于自己把自己塞撑着了。初中同学宓健至今还在贬侃我，说我一顿吃十个包子给撑坏了。确有其事，是我在大家开玩笑中坦白的。记的是在秋天，林场食堂的晚饭是菜肉包子。当一天疲惫中闻到香喷喷的肉味，人马上兴奋的哼起了小调，手里拿个大饭盆，心里盘算着买两斤包子，晚上吃六只，明天早饭吃四只。
    包子确实好吃，雪白松软的白面，新鲜白菜猪肉馅，六只包子下肚后仍食欲不减，那么再来一个，于是又来一个......当只剩下最后一只包子时，肚子已经很饱了，我犹豫了一会儿，眼瞅着一只包子孤苦伶仃地躺在大饭盆里，白晃晃的煤油灯下已没了刚才热气腾腾的诱惑。干脆吃了算了，省得它寂寞。两斤面食是我当时一天半的定量，我一顿就给吃了，这给撑得一晚上都没睡着。第二天对谁都没敢说，麻溜地去干活了，怕别人笑话我。
    在后来的日子里，听当过兵的工友们说部队里的笑话，说农村来的新兵蛋子，为体现吃饺子填到齐脖子根才算吃饱，把一个个新兵蛋子喂得像填鸭似的，以博得老兵们一乐。我想我就是其中的新兵蛋子，把杭州人的脸面都丢尽了。至今想起这一情景，笑话当中的辛酸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饿煞吃是人的本性的无奈。

月光曲

记得当年连队有个哈尔滨一米九的大个子男青年，拖拉机手，三两一个的大馒头吃了11个，才打着饱嗝满意的回宿舍了。

桥工涛哥

谢谢月光曲互动鼓励！下面继续：
第一百七十二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23
            支边那会儿（续）——差点破相
    1973年，我们已从手锯、斧砍、肩扛的手工作业，基本进入油锯、拖拉机、绞盘机、汽车的机械化林木作业。我开始跟徒J50拖拉机山场运输木材作业的活。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使用的坦克之中，就有J50拖拉机这样的机械模式。中国的机械制造在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中，基本是在苏联的援助下，按照苏联模式仿制的，无非是现已改装为民用而已。它在崎岖的山地中能爬40以下的山坡，钼钢铸造的履带碾压在树枝灌木丛中，势如破竹，开上它有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
    大兴安岭的寒冬滴水成冰。在林地作业中就怕出现机械故障，其中最怕的是拖拉机履带断了。J50拖拉机撖面杖粗的履带针（连接履带的钢棒），在崎岖的森林中作业，稍一使上别扭劲，冻脆了的履带针就“咔嚓”断折，我们几个人就在荒无人烟的深山沟里爬冰卧雪，使上吃奶的劲，才会把履带连接上。由于冬天是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连续几个月摸爬滚打，我记得自己已没有一个孩子模样了，穿件破皮袄，腰上系根麻绳，油脂麻花的，浑身长满了虱子，自己都感到恶心可怕。
    有些从山下机关来帮助木材生产大会战的北方人，看到我这个模样，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忍不住夸我说，在知青堆里极少看见。那时我想，豁出去了，真有“处处青山埋忠骨”的悲壮情怀。所以，我曾说过，我们这代人，当年要是发生战争，我肯定是打起背包就出发的人之一。
    记得那年初春，3月3日上午9时左右，寂静山林在春日的阳光照耀下，白皑皑的雪地散发出淡淡的松树脂和隔年青草的芬芳，暖洋洋的春日和机车引擎的温热暖和着我，驾驶拖拉机起伏在横七竖八树木丛中，发出“吱溜、吱溜、吱溜溜”履带碾压在冰冻树木上打滑的声音，保险杠撞击横倒在地树木的树枝，“咔、咔、咔”脆亮的树枝断裂声悦耳动听，就像摇篮般舒适。
    我小心翼翼地开着拖拉机，前面有一根胳膊粗的树枝迎面而来，心想这不是小菜一碟嘛，慢慢地用保险杠抵住后一脚油门想把它别断。但意想不到，树枝在阳光的几小时的照射下，由冰冻得像冰棍脆裂变得柔韧不折，只见树枝从保险杠猛地划过，扫进驾驶室，我下意识地头一歪，但树枝的末稍还是毫不留情地抽在我的右眼眉骨上，心想完了、完了。血从捂着伤口的手流出，我偷偷地松开手掌试着用右眼看了一下，还好能看见东西，紧缩的心一放松，就冲天一喊，闻声赶来的师兄弟解云龙、袁仁友驱车送我到了林场卫生所。
    苍天有眼，就像老天预感到我要受伤似的，这天正巧有一支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巡回医疗队，他们千里迢迢巡回到林场。几个年轻的医生细声慢语一边和我交谈，一边静静地检查我的伤势，说除眉骨外伤外，右上眼的眼睑内裂伤口有点麻烦，让我不要紧张。我在安静的气氛中全然没有一丝的恐慌，就见他们用很细小的针作了缝合。几天后，他们又在林业局医院为我拆线，工友们都说这么细小的伤口如同缝合内脏，在县级医院是没人能够缝合的。
    工段长王全海从家里端来了饺子，让我感受到上面有人罩着似的体面。
    这些年除了眼睛上的伤口有些酸感，基本无大碍，让我能体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遗憾的是我少不更事，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不知如何感谢是好。但愿幸运之神如同当年眷顾我一样，眷顾这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和他们的子孙后代。

桥工涛哥

第一百七十三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24
            支边那会儿（续）——鹦鹉学舌
    我干了5年苦力活，大多数时间是在工棚里度过的，其中和东北工友们的生活较为密切，他们的生活习俗与南方人的生活习俗在潜移默化中交流溶合。除喝酒的豪爽气度外，我最喜欢与他们语言上交流。东北土著熟语很有意思，这些土著熟语一向被视为“下里巴人”之类的俗语，让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语言表达有了一种惊奇的感受。
    广袤的大东北，自古大荒之中，雪域茫茫，游牧渔猎民族凶猛剽悍，清代闯关东移民来的大批的关内人及其后裔承袭了寒地黑土的民风，同样也变得粗狂野性。但语言的俗，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通，语言就通俗了，就像我这样的南方娃娃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使沉闷的工棚生活有了生鲜的趣味。东北人中有些人的爱好，就是耍嘴皮子，碰到些小事儿就开始磨叽了，也有对此嗤之以鼻谓之嘴“骚”的慌。如几个小年轻用歇后语是这样磨叽的：你这小子怎么是豁牙子啃西瓜——净道（歪主意）!
    那你这小子是肚脐眼放屁——咋想（响）的？
    那你别猪鼻子插葱——装象。
    那你也别水仙不开花——装蒜。
    这么说你是被窝里放屁——能文（闻）能武（捂）喽。
    你这小子说话也是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
    我这是裤裆里放屁——臭雀(碰巧)了，也看得出来你小子是巴掌上长毛——老手。
    今儿个我是黄鼠狼掀门帘——露一小手。
    那我也是喝酱油耍酒疯——咸（闲）的慌。
    我算是寡妇生孩子——有老底儿，你这是光屁股撵狼——胆大不害臊。
    你才是光屁股拉磨——转圈丢人，你也是窝窝头踹一脚——不是个好饼。
   我看你是厕所边上摔跟头——离屎(死)不远了。
    你也别厕所里扔手雷——激起民粪（愤）。
    你真的是大粪缸里练游泳——不怕屎（死）。
    我跟你吃冰棍拉冰棍儿——没化(话)。
    话赶上嘴边上容易走火，旁边起哄的人会看腮相，稍一劝和，几个人嘻嘻哈哈又闹在一起了，因为本来就是耍嘴皮子玩的。对南方人他们也有形象语言：上海娃娃罗圈腿儿，白衬衫小裤腿儿。这样的描述，按南方人欣赏的角度看，东北俗语是对物的描述，而不是对人格褒贬，又形象地反映南方青年衣着时尚的现实，南方知青对此是笑而不语。所以，朴实的语言和形象的表述，是融合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桥梁和纽带。
    东北俗语对物的描述还有其它的表述，如东北四大怪：“面包像锅盖、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大烟袋、黄瓜当肉卖”。这四句把东北原生态的冬天生活习俗形象地反映出来：天寒地冻的冬天，农民们有足够的粮食做很大的面包；窗户纸糊在外，既不让屋里人的哈气融化了窗户纸又挡了寒风；大姑娘在猫冬的时候和一大帮大老娘们，抽着旱烟嗑着瓜子在扯闲片儿玩呢；黄瓜在原生态大东北的冬天可是个稀罕物，比肉贵多了。
    大兴安岭也有四大怪，比较好理解：电报没有平信快，火车比汽车跑得慢，吃水用麻袋，一年四季吃干菜。我和工友们在冬日里，会在远处望着火车在山腰里喘着粗气，汽车在岭下欢快地跑着的景象发呆，或者每天到河里凿冰块灌麻袋后，跟在拖拉机后尾踮儿踮儿地撒欢，生活在其中觉得怪不出奇。
    其它还有一些俗不可耐的，如：四大黑——呼延庆、包文正、铁匠的脖子、老驴腚。
    四大白——头场雪、瓦上霜、大姑娘屁股、白菜帮。
    四大红——山庙门、杀猪盆、大姑娘裤衩、火烧云；
    四大嫩——茄子苞、嫩豆角、大姑娘妈妈、小孩的雀；
    四大舒坦——穿大鞋、放响屁、坐牛车、上老丈人家去；
    四大祸——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下山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等等。
    这些俗语虽不入流，它毕竟反映了东北农村和农民们的习俗，在老百姓嘴里一咕噜，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工棚里就会有人哼起了“二人转”小调，比起现在酒桌上荤段子要文雅的多。这些俗语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是对人世间的事物，要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观察、判断和处理。
    东北俗语我会说一些，有时候嘴上把门不严也会弄得啼笑皆非。前两年我岳母看我干家务活很利索夸了我，我一高兴就把东北俗语溜达出去了，我说：那是，我是光屁股奶孩子——撒楞手。我岳母装没听见红着脸走开了。后来我跟我老婆一学，我们俩哈哈大笑一阵。
    我不光会说而且会练，如东北四大炖：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酸菜氽白肉、鲶鱼炖茄子，是我的拿手好戏。    东北炖菜堪称最为经济实惠的了，其炖法多半带着原生态的野性，其中粉条炖猪肉号称根深蒂固的“东北第一炖”。东北的土制的粉条子是最扛炖的了，粉条子的纯度特好，过去东北自己养的笨猪肉味纯绿色的香醇，虽然过去东北比较穷，猪一向是过年才杀的。但凡杀了猪、灌了血肠、炖一大锅烩菜，左邻右舍都邀来吃猪肉，真的是“不亦乐乎”。
    至于小鸡炖蘑菇则是乡风与山野合二为一的产物了，东北山上的蘑菇是寒地黑土质地一流的。大兴安岭的夏季“空山新雨后”，从山野拾拣回家的各种榛蘑用线串好挂在屋檐楞头上，晒成上好的蘑菇干，用小笨鸡大火宽汤炖蘑菇，或是大鹅炖土豆，吃着十足地过瘾。
    酸菜氽白肉可谓红火至极，是东北人的主灶。秋渍的酸菜，黄里透白，晶莹剔透，加上油花花的白肉片，看一眼就食欲大涨。这些年，酸菜在南方也已大为流行，就象香菜、大蒜和辣椒一样受人喜爱。
    还有，东北老话有“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有人写道：“东北黑龙江境内盛产鲶鱼，这鱼吃一口满嘴流油。早年间的渔夫们，小渔船上架了火盆，用东北的江水炖江鱼，拿出掖着的酒瓶子仰脖就喝，再抽上一袋够辣够劲的关东烟，悠然游哉，“江风渔火”爽也。东北人性子直，干啥都那么粗放，甭管啥东西拿过来就大火大汤地乱炖，但炖而不乱，炖得天寒地热，炖得痛快舒服，炖得老酒飘香，炖得一盘叫“大丰收”的菜五彩缤纷。”
   清代的《宁古塔纪略》说：“将猪肉头、足、肝、肠收拾极净，大肠以血灌满，一锅煮熟，请亲友列炕上，炕上铺油单，一人一盆，自用小刀片食，不尽，余不送人。”足见东北炖菜的历史悠久，为东北人民所喜爱。

桥工涛哥

第一百七十四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25
           支边那会儿（续）——感受大城市的气息
    杭州距大兴安岭的路途遥远，大约有七、八千里路。虽然我们这些知青有可能成为大兴安岭戍边垦荒人。但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探亲假是自由的，尽管要坐火车硬座四、五天的长途跋涉，却是知青们的钟爱而乐此不疲。
    探亲途中是一种享受，那些年我曾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天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游玩，把行李往火车站寄存处一放，就撒丫子到处溜达。哈尔滨的松花江畔、秋林公司，沈阳中街的老边饺子和双喜牌高压锅，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探亲途中，往往知青相互搭伴，有时遇有不凑巧自己耍单儿时，搭识探亲途中上海杭州知青一起，也是途中不寂寞的愉快。有一次，我想家了，凑不好搭伴，在火车上碰见七、八个上海杭州知青，有几个仅是一面之交。到天津换乘时，大家在火车站附近饭店吃饭，要了一桌菜，这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菜。牵头点菜吃饭的是一位上海知青，整天笑嘻嘻地，绰号叫什么“拐儿”的，非常热情。当年，天津的物价真便宜，我估摸着大约多少饭钱，饭后我背着人把两元五角钱塞给了他。他笑着夸我懂事，其实我仅在小时候听说有“敲瓦爿儿”聚餐的说法，这次一实践，获得了懂事儿的夸奖，自己给自己鼓了掌。
    北京的烤鸭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1975年的春天，我在游览北京故宫、颐和园后，花5元钱在全聚德吃了四分之一的烤鸭，喝了一瓶啤酒，心想吃饱了走人，店里又给上了一碗鸭骨汤。我问旁边的服务员，我说：“伙计，咋会事儿，我没点哪？”，伙计说：“师傅，汤不花钱，是送的。”就跟赵本山演小品“卤子不花钱”的情景是一样一样的。
    上海到大连的轮船是我南北往返的最佳路线，有“锦、绣、河、山”四条7000吨位大轮船。三等舱15元，四等舱12元，36个小时两个夜晚一个白天，每人一个铺位很惬意。五等舱9元钱，在机舱最下面大通铺又闷又热，知青们不象现在的民工，是不屑一顾的。有一次与初中同学宓健、蒋银海、金美祥一起坐船回北方，途中9级海浪大风，他们三人还没到餐厅都晕倒了。唯我在廖廖无几就餐的餐厅里，吃完饭像傻子没事儿人似的，等了很大会儿，到船舱一看他们全晕吐了，至今宓健还在数落我，说我久经风浪考验的人没照顾好他们。
    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上海人的“腔调”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国粹之一。走出上海火车站，上海人特有的精神焕发气质扑面而来，男男女女清清爽爽得得体体，闹市街上人来熙往，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自居杭州人骄傲的我，像是小和尚到了大寺庙没了底气，倒有几分“瘪三”的自卑。杭州知青与上海知青的交情很浓厚，尽管杭州知青不服上海知青的傲气，几个“出檐朋友”有时候还想在上海知青头上“起上手”，终究敌不过上海知青足谋多智，占不了便宜。
    我们清河中学的同学在知青堆里算是规矩的，一直和上海知青保持友好关系，有两个女同学还嫁给了上海知青。王根红、颜世平是上海知青中的俊才，担任过呼中林业局的领导，很受杭州知青的尊重。其实上海知青受杭州知青尊重，多数是感受到上海人的热情厚爱，相互走近了他们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呵护有加，毕竟他们年长老练谙达世情，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到上海城隍庙吃灌汤包、生煎包，南京路、淮海路上“兜踏一圈”，第一百货公司“白相、白相”，是我年少时期享受到的高规格待遇。有些上海朋友由于老房子搬迁至今杳无音信，我还没有“礼往”呢，总觉得欠了很大的人情。
    杭州知青对上海知青最大的帮助，是从杭州火车站发送食品托运包。别看上海物品充足，但由于大城市交通量大，限止民间的铁路货物托运。因此，上海知青的一部分大米、卷面、盐肉等食品，委托杭州知青铁路托运是常有的事。我们回杭州探亲，有个特殊任务就是给上海知青托运食品。记得有一次探亲回去后，把托运单交给杨姓上海知青，当他看到还有书面的物品和价格明细时，夸我办事牢靠，伸手相握表示感谢。我受宠若惊忘了摘手套就伸手，他就笑着批评我不懂礼数。这一批评让我记了一辈子，在以后日子里待人接物变得世故起来。

月光曲

呵呵.....

桥工涛哥

谢谢月光曲互动鼓励！下面继续：
第一百七十五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26
            支边那会儿（续）办案多嘴
    1982年，我在呼中区检察院工作。有一次，办案人员不够，由我承办一件不起眼的流氓案。区公安局以流氓罪报请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几个中学生，这几个学生经常在学校和回家路上拦截同学，辱骂和动手打人，学校为此报告公安局。
    我仔细查阅案卷，提审被告嫌疑人，总的感觉这几个学生虽有可恶之处，但其过不应受刑罚处罚。主要理由是，他们主观上寻欢作乐，并不是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较严重的人身伤害，受侵害的家长反响也并不强烈。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罪名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几个学生虽有“寻衅滋事”的情节，但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入刑获罪节点，这是罪与非罪案件定性的关键。
    我与承办此案的公安局警官商议，提出不批准逮捕的想法，承办警官表示很难接受。业务上我爱较劲，这些警官在业务上是老手，也不敢怠慢他们。即与大兴安岭地区检察分院分管批捕案件的领导汇报，提出我的意见。领导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意见是：流氓罪是个“口袋”罪（俗称流氓罪是个筐，夯不浪当往里装），当司法机关碰到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社会反响较大不法行为的问题时，有不问青红皂白就入刑于流氓罪的倾向，具体情况由我根据案情实际酌定。
    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从“文革”社会秩序混乱环境中长大的，深知一些社会混乱事情并不出于一些年轻人的恶意，他们更多的是以寻开心方式来打发寂寞无聊的岁月。知青中也常有一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如果他们有丰富的业余生活，有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谁有心思来寻开心？几个调皮倒蛋的中学生，也是这个时代与知青年龄相差无几的青少年，他们同样更多需要的是人文关爱，感受慈悲为怀的扬善教义。
    既然检察分院的领导也无法做出明确的定论，使我的意见更趋强硬，便再次与公安局承办警官商议。当承办警官再次表示难以接受时，我提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要件，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公安机关是否可以考虑在不批捕的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劳动教养行政处罚的意见。承办警官当即表示同意，我也算松了口气。不久，在呼中区电影院召开的公开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大会上，看到这几个中学生被公安机关处以两年劳动教养的处罚。劳动教养两年是劳动教养行政处罚的上限，这帮警官也真会用权！我当时就有一种负罪感，是不是我多嘴了，提出劳动教养的建议害了他们？这几个中学生即使定了流氓罪，最多也就是判处三至六个月的拘役，也不至于劳教两年，这不就等于判了两年徒刑吗！
    事实上公安局在报请批捕这几个中学生前，已经实施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他们不作处罚等于是公安局办了错案，他们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国的法制社会走到今天，我当年的恻隐之心有了报应。1997年，流氓罪的罪名被全国人大废除，目前废除劳动教养行政处罚条例的呼声，已经到了事实废除的阶段。现在回头看看对几个中学生的处罚，有了外孙的我，舔犊之情于心不忍。但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心无愧也罢了！
    此文谨献给大兴安岭的工友和同事们，他们给了我生活的乐趣和美好的回忆。

桥工涛哥

第一百七十六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3-15
                    知青的话题太沉重

    去年社会各界对国家领导人的知青经历大为赞赏，在高兴之余总感觉知青无非有贫下中农出身的影子，有劳动人民本份的底子，但是对天下知青有什么政治或者经济意义呢？心里不痛快，于是有感而发：

    当全国“两会”即将结束，人们对当选为国家四巨头欢呼时，特别咂舌于口的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是知青出身。我怎么又有一种鲁迅笔下阿Q那种“赵老太爷是本家”自我炫耀感。我想，人们怎么就不说习近平、张德江是工农兵大学生，以此引以为荣呢！非要以知青为荣呢？

    工农兵大学生，给人的印象是走后门、拍马屁的角色。他们不是正儿八经考上大学的，社会上对此嗤之以鼻，表明对工农兵大学生历史现象好恶的评价。显然，政治家们是忌讳工农兵大学生这段经历的。

    中央领导有知青的经历，没给知青丢脸应当是件体面的事，但社会对知青待遇的不公正，不能因为出了几个政治家，知青就成了皇亲国戚了。知青返城以后，只享受一种待遇，就是知青的岁月可视作连续工龄计算。有的知青在原单位担任的领导职务一搂到底，在新单位里算是白丁一个。理由是知青返城属商调，既然是商量着调，你以前的官职概不承认。据我的印象，在当知青期间当官的，在知青中属出类拔萃的。但廖若晨星，可以说是在当地属横刀立马似的干将，怎么地也比走后门的工农兵大学生强。

    我返城以后当上了干部，人家总打听我是哪个部队转业的，当听说我是大兴安岭知青时，人家就从原先的疑虑变成了惊讶——知青怎么也当上了干部？好象知青就不应该升官发财似的。部队转业的干部，到地方按照在部队的职级，下调一级——降半格使用，这是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所以有人疑惑也属正常，因为军队是正路子，知青属野路子。

    知青的野路子吃香了，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不是戎马半生的军人出身，虽然隐讳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却郑重其事地打上知青的鲜红烙印，引起社会舆论的阵阵涟漪。似乎知青扬眉吐气的年代到了，该为知青正名了。

    我在2012年11月的微博中，对马未都老先生的博客《知青》一文评说：“马未都的‘新一代领导人的知青历史虽是国家的一道伤疤。却也是他们的荣誉，实实在在，无可粉饰’。马未都老先生博文的说法，正应了古诗句“一将功成万骨枯”，知青的代价在和平年代实在太大了。3000万人出了廖若晨星的大人物来印证毛主席老人家的英明，这样的概率有何科学根据？我所看到的知青，95%以上的人生活在当今社会低阶层，几乎没有科学家、理论家，几乎荒芜了一代人。出了少数几个政治家，来评说知青的历史功过，是对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亵渎。”最后，我对马老先生说了句不恭的话：马老先生是个酸文人。虽然言词有些尖刻，却表达了对知青轻描淡写的说法的一种不满。

    知青是个沉重的话题。知青一直是肩负着垫脚石的历史使命，在“三年自然灾害”挨过饿，在“文革”中是遭受社会冷落的最大群体，知青又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也是企业下岗人员中最大的群体，知青至今是沉默于憧憬未来的无奈者。他们把忧伤埋在心里，他们忍受着世间的酸苦，不张扬、干实事、肯吃苦，让阳光灿烂谱写脸上，与世无争地沉浸在授人繁花似锦的余香之中。社会舆论把知青的烙印打在新当选中央领导身上，最终认可知青是真正的“正路子”的人，知青40多年的修行有了正果，这就够了。

    其实，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与知青或者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把中国发展生存的领导权，交给了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手中。恰逢这一代人有知青的经历，有工农兵大学生的印记。这是赶上了，那么谁赶上了就是谁的，谁也不要计较。

    没必要津津乐道于知青荣耀，它仅仅是历史的烙印，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谁都知道，知青的政治光环没那么灿烂，只不过是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同一个级别，政治家戴上他有用。对老百姓来说，知青不是骄傲的本钱，与涨工资、评职称，或者干部提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今后知青的退休工资中，能有一毛钱是“知青津贴”，那知青的话题就会轻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