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育革命”与知青运动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事业(这里主要指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当然也不排除成人教育,其中包括干部教育)的目的,绝非仅仅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它必然地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政治思想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连上文提到的毛泽东曾“批评”的孔夫子教育,都并非纯文化教育。孔夫子培养的“七十二贤人和三千弟子”,就是要让他们到当时的各诸侯国去做官主政,为推行他的“礼制”思想和“仁政”政治主张服务。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从来就与相应的举官制度结为“孪生兄弟”,除了秦代以前的“分封制”外,从汉代的“察举制”,再到起源于隋朝、完备于唐朝、改革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消亡于清朝的“科举制”,都是地方上先从“秀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初级“学历”或带有学历性质的“职称”,且容笔者把它叫“学历职称”)开始,逐级向上推举相应“学历职称”的各级官员。可见,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制度,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即使是贫苦的普通平民,通过科举制的层层考拔,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以“读书做官”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本质目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教育的政治性质更加鲜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就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不同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过去历朝历代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目的就是要“知识青年”从小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避免培养出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做官不知为民的封建仕途知识分子,或“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即使是改革开放30年多了,至今这个方针后半部分始终没有变。 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执政党,从建国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全民教育事业,除了成人扫盲外,所有学龄儿童都进入社会主义的学校读书(现在更有《义务教育法》保障),国家不惜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拨出巨款,兴建大量的学校,并且实行最低学费制度。一首根植于当今五六十岁的整整一代人心底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难以忘怀,其中有这么几句歌词:“我们感谢敬爱的毛主席,建设许多美丽的学校”,尽管真正美丽的学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现的,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诚然,解放初期,这些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有很多是从旧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其具体教育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时从西方引入的教育方式,再加上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读死书、死读书”现象十分普遍;而老师给予学生的目标引导,也无非是通过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成名成家”。笔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小学读到初中,特别是考入全国红旗学校和全市重点名校“一初中”后的第一天,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报告至今记忆犹新:“你们考入了一初中,一只脚开始跨入省常中(同样是尖端名校),另一只脚已经开始做好跨入清华、北大的准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能说老校长的话有什么错误,但它反应了“文革”前整个教育界普遍的教育目标引导,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间的差别。 又诚然,尽管那时的学校内外到处都写着党的教育方针的大幅标语,但是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除了每学期由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农村或者工厂去象征性地“学工、学农”(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是参观一下)外,除了技校,基本上是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事实上,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至今也很难找到真正相结合的好方法,“学校就是教好书”的观念在所有教育工作者中根深蒂固,这似乎也没错。 但是,正如“红军有三大任务,除了打仗外,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样,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带头造旧教育制度反的毛泽东,其思维和看问题的角度始终与众不同。他对于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担心,因此他给出的判断大意是:十七年(1949~1966)来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样,在“让群众在运动中教育干部”和“教育自己”的指导思想下,他就要让学生群众起来造一造学校和老师的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从校园里的“第一张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的原因;然后由工人阶级进驻学校,接管教育大权;最后让学生群众到农村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接受“再教育”,从而最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在1968年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年的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这一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现在的常州工学院前身,就是其中之一。 紧接着,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大、中、小学校和机关事业单位。首当其冲的是清华大学:在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的工人代表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园,制止武斗整顿秩序;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提出,各地应仿照北京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做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整顿教育。具体做法是:“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人中已经实行了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抽调工人参加宣传队,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的1/10。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从本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组织学生复课闹革命”。 笔者和全班同学就是在1968年9月被召回学校,“复课”不久又在工人代表毛菊仙师傅的带领下到国棉三厂学工劳动、到青龙乡去割稻半个月的学农劳动,次年3月就开往苏北农场;本人后来又赴煤矿、工厂,走了长达20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尽管后20多年并未直接在工农群众中度过,但关注他们命运的“工农情结”矢志不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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