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概念

戴望天

275、别裁伪体
古代诗学概念。反映作者有关古代文学遗产批判继承的观点。语见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
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首论诗绝句，说明轻薄之徒，非议前贤，全盘否定，态度是错误的。前贤各有其值得师从学习的地方，但学习和继承离不开鉴别，对于那些毫无生命力的“伪体”之作，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和剔除。所称“别裁伪体”：别，指区分、鉴别；裁，裁汰、革除；伪体，伪者不真之别名，指的是那些违背了《诗经》以来优良的风雅传统和现实精神的作品，它们模拟沿袭，陈陈相因，诗中无我，性情失真，当然就不会有艺术的生命力。这些“伪体”如果不加指出和批判，没有经过严格的抉择，就可能鱼目混珠，美丑难分，贻误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所以别裁伪体，去伪存真，指示学习的途径，无论是对于诗歌创作或理论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指出当日诗坛的一种风气：“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杜甫的“别裁伪体”之论，正是针对这种不良倾向而发。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云：“‘伪体’云者，不真之谓。其沿流失源，甘作齐梁后尘者，固不免于伪；即放言高论，不能虚心以集益者，亦何莫非伪体乎？’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各执一端，两无是处。”革除诗歌“伪体”的目的，是要把文学创作纳入“风雅”正常轨道，保证其健康发展。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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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转益多师
古代诗学概念。指的是诗人学习前人的途径。见于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
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汝师。”
对于古代文学遗产及今人的创作成就，杜甫认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做到
“不薄今人爱古人”。
也就是说，时代无论古今，诗人不分贵贱，只要其诗歌创作有某些优点或可取之处，那么都应该一视同仁，拜之为师，好好地加以学习和借鉴，博采众长，以作为发展自己创作的必要营养。这就是“转益多师为汝师”。多多学习，能者为师，目的不是永远做一个出不了师门的“学生”，而是为了超越前人，超越老师。这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有点类似。学习古典文学的众多大师，目的是为了发展新时代的新诗章；学习同时代人的优点，正是为了加强自己那富有独创精神的艺术生命。杜甫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精神，闪烁着“转益多师”的光彩。唐元稹《杜工部墓系铭》评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宋秦观《韩愈论》发挥说：“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竣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见《淮海集》卷二二）通过“转益多师”的正确途径，广泛学习古今各家诗人诗体的优点，进一步消化汲收，自铸伟词，杜甫终于成为一个集大成的“诗圣”，成为后人的榜样。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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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翡翠兰苕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四：
“才力应难跨数公，
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
未掣鲸鱼碧海中。”
翡翠，鸟名，羽毛美丽，有蓝、绿、赤、棕等色，可为饰品。兰苕，兰花。郭璞《游仙诗》有
“翡翠戏兰苕，
容色更相鲜”
之句。此以喻诗歌风格之小巧美丽。鲸鱼碧海，则喻才力雄健，境界惊人。这首诗承前三首而言，谓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非当今凡庸者所可企及。小才修饰文采，或亦有可观；而未见有雄才巨力如掣鲸鱼于碧海之中者。故杨绳武《论文四则》于“翡翠兰苕”、“鲸鱼碧海”二句释云：“呜呼！此古人所以必严文章流别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论妍媸，先别高下。果其根柢盘深，气骨厚重，笔力坚刚，虽间有未醇，无伤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词丰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纵完好可观，不登上乘。”杜甫所提倡的是富于“鲸鱼碧海”壮阔境界的独创精神，而对安于纤小娟媚的”翡翠兰苕”的小巧之致颇有微词。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278、鲸鱼碧海

见“翡翠兰苕”。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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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万取一收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云：
“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
语不涉己，
若不堪忧。
是有其宰，
与之沉浮。
如渌满酒，
花时返秋。
悠悠空尘，
忽忽海沤。
浅深聚散，
万取一收。”
尘，空中浮尘；沤，海中水泡。悠悠空尘而舒缓无穷，海沤忽忽又为时无多，自然景象，同具含蓄之态，而有久暂浅深之分。如郭绍虞《诗品集解》所说：“尘与沤之浅深聚散，形形色色，博之虽有万途，约之只是一理，要均归于含蓄而已。含蓄则写难状之景，仍含不尽之情，也正因以一驭万，约观博取，不必罗陈，自觉敦厚。”由此可见，司空图的“含蓄”，已经不仅是指诗歌的一种艺术风格，而且涉及到诗歌创作思维的问题。“万取一收”之说，对后来诗歌的形象化及典型化手法，是一种有益的启发。诗人驱驾形象思维的过程，不是自然主义的翻版，而是必须进行一番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工夫。诗人在无限丰富、变化万千的感觉材料面前，既不能仅仅是拾取其中的一鳞一爪，又不可能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他必须博观约取，“万取一收”，既广泛地留心各种事物，挑选其中最具特征而又富有代表性的生活现象，同时又从其他纷繁的生活现象中去汲取有用的材料。然后加以概括与提炼，通过艺术想象，重新整理和集中，统一为完整的诗歌艺术形象。这样创造出来的诗歌形象，含蓄曲折，意义深邃。所以孙联奎《诗品臆说》解释云：“万取，取一于万，即不著一字；一收，收万于一，即尽得风流。”诗歌之“一”，源于生活之“万”，可见诗歌艺术的形象化、典型化，植根于深厚的现实生活土壤。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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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稽古日新
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一《总论》：“始于稽古，终于日新。”稽，考究，研习。说明诗人从事创作必先经过一个学习古人的阶段，然而最终又须以追求创新为目的，要求诗人创作，必须学古与创新、继承和发展相结合。这种观点早为前人提出，《文心雕龙•通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谓”因”，“变”谓“革”，强调文学创作学古、求新不可偏废。皎然《诗式》卷五：“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返）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说明诗歌创作应该复而能变，既能符合诗歌的基本规范，又不陷入“相似之格”。毛先舒稽古日新说与前人这些思想是一致的，同时，它又是针对现实的诗风提出的救弊主张。他在同一条诗话里，不同意如下一种看法：“夫诗必自辟门户，以成一家，倘蹈前辙，何由特立！”他认为，诗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体既屡变，备极范围”，主要的体裁格式都已经具备，后人写诗，想超越这些范围，完全“创发”新义，自成一格，是徒然无益的愿望。他批评晚明骛新求异的诗人“哆口高谈，皆欲呵佛”，其实他们自己的创作缺点很多。有鉴于此，他强调学古的重要性，希望人们“思古训以自淑，求高曾之规矩。”毛先舒以上批评主要针对公安派及其追随者。由于他受明、清之际思想学术正统化思潮的影响，文学思想的某些方面趋于保守，对公安派富有革新意义的诗学倾向评价很低，这暴露其文学观的保守性。但是，公安派一度不重视学习前人优秀的文学遗产，艺术上存在俚陋的缺点，这在其追随者中变本加厉。就此而言，毛先舒上述批评又有合理之处。他反对写诗完全阻断“前辙”，“自辟门户”，却同意“因变成化”。这种变化建筑在学古的基础上，犹如蜜蜂先采花后酿蜜，冶工先取矿后熔金。稽古日新说正体现了他对二者关系的辩证把握。刘熙载说：“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艺概•诗概》）虽与毛先舒稽古日新说强调的重点略有差别，在要求兼有因革方面，他们的观点适相一致。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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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尊古卑今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是对于复古文风的批评与概括。语出《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勾指而受者必众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音也。”针对汉代经学兴盛，儒家复古思潮的弥漫，作者指出，能文通士很多，不一定就是古代圣人孔子墨子的同类。新时代的作者，其心意有所通于客观事物，于是作书喻意，抒写襟怀，同样获得人们的理解与接受，就应该尊之为“新圣人”，何必一定要托之于古代神农、黄帝、孔子、墨子而为说呢？但是世俗之人，由于受“尊古贱今”传统心理的影响，他们以是否合于“古”来衡量文章的是非美丑，因而今人之作，也往往假托古圣人之名，才能得到人们的信奉与崇拜。《淮南子》揭示这种荒谬心理所造成的错误批评，重压在文艺之上，严重影响了诗歌文学的发展。后来两汉之际的桓谭在《新论•闵友》中继承了《淮南子》的观点，一方面称颂同时人扬雄为“才智开通、能人圣道”的新圣人，一方面又严厉批评了当时汉儒“尊古卑今”的复古文风，说：“世咸尊古卑今，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者，必以（扬雄）《太玄》次五经也。”他热情歌颂了当代文人扬雄著作中潜在的创新精神，并用它来作为反对复古思想的理论武器。桓谭的理论，后来又被东汉初的王充发扬光大，如《论衡•齐世》：“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论衡•案书》又说：“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王充坚决反对这种厚古薄今的不良倾向，认为文章无论古今，批评标准只有一个，即善恶是非美丑，所以说“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论衡•案书》）。王充又根据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事实，指出了今胜于古的必然趋势。社会在发展，文学也日趋进步，“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彩，禹目当复重瞳”《论衡•自纪》），是没有道理的，俗儒“尊古卑今”之论，是错误的。因此，他极力提倡文学讴歌当世，称誉同时的文人如班固、傅毅等为“文雅之英雄”（《案书》）。汉人对于“尊古卑今”的批评，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影响深远。如曹不《典论•论文》及葛洪《抱朴子》，均可见其痕迹。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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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贵远贱近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是对于复古文风的又一批评与概括。语见曹丕《典论•论文》：“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贵远贱近”，是两汉以前早就存在的一种厚古薄今的不良倾向，它“向声背实”，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所以曹丕认为是错误的并加以指责。他因此呼吁人们抛弃这种复古主义的批评标准，要求从文学实际出发，“审己以度人”，确立公正而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古今作家作品，才能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其实，对于“贵远贱近”之论的批判，并非曹丕创始。东汉初桓谭曾慨叹时人对于扬雄这一当代文豪的轻视，他批评说：“世咸尊古卑今，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见《新论•闵友》）王充也发挥桓谭之论，云：“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见《论衡•齐世》）曹丕的“贵远贱近”之论，即源自桓谭、王充“贵所闻贱所见”之言。不过比较而言，汉时“文学”，兼指学术。而魏晋以后，开始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因而曹丕之论，则由批判复古学风，逐渐转人文学批评，其“贵远贱近”，主要针对当时文坛流弊及诗文著作方面的复古文风而言，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参见“尊古卑今”。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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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词必己出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唐韩愈讨论创造性地运用文学语言的问题。语出其《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樊绍述诗赋文章）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在这里，作者借为樊绍述（宗师）写墓志铭的机会，标举“词必己出”的宏论。如果结合韩愈的其他文章来读，则其理论意旨自明。其《答李翊书》云：“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在有关艺术形式、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方面，“惟陈言之务去”与“词必己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务去陈言，是从反面着手，扫除文学创作的一切陈辞滥调，如写美人则柳眉杏眼、西施王嫱；状景物则春花春鸟，秋月秋蝉。彼此沿袭，相互剽窃，沾沾自喜，不以为耻，文坛积弊，由来已久。”从汉迄今用一律”，慨叹无觉悟指迷之人。而“词必己出”，则以觉悟指迷自任，从正面着眼，从积极方面强调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即其《答刘正夫书》所称“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但是，穷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文学语言一“久”，又会因久生弊，代代相袭，不见自家面目而令人生厌。所以韩愈又有“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何其难也”的慨叹。因此所谓“己出”，就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强调文风的个性化，从而进行新的创造。“词必己出”，光景日新，既是艺术上的独创，也是诗歌创作的生命力之所在。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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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自家真态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文艺创作不雷同、不拟袭，能保持一己独特的风格。语见元胡祗遹《跋元李诗轴》：“大抵我辈自有胸中之妙，古人笔法自当遍修，直至自成一家乃有真态。”“真”为文学审美的基本概念，因所论角度、范围的不同，其具体所指，时有变化。《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云：
“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
争信安仁拜路尘。”
此以自然为真，以诚为真。王充《论衡》：“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邵雍《诗史吟》：“诗史善纪事，
长于造其真。
真胜则华去，
非如目纷纷。”
此以虚夸为伪，以质朴、写实为真。胡祗遹所谓的“自家真态”则不同于此二者，乃是以富于个性特色为真，强调文艺作品必须形成自己一家的风格。这是对真的深人一层的认识。其立论乃是针对宋金季世师古拟古的流弊而发的。其《跋遗山墨迹》云：“诗文字画不学前人则无规矩准绳，规矩于前人陈迹则正若屋上架屋。”《今文之弊》云：“记问辩博，掇拾铺张之学易；沉潜体认，深造自得之学难。今人下笔数千言尽非己意，不过剽窃掇拾，解红为赤，注白为素而已。”宋元之际随着对师古拟古流弊的批判，对文学艺术个性特征的认识有所加深。稍前，王若虚《论诗诗》云：
“文章自得方为贵，
衣钵相传岂是真。
已觉祖师低一著，
纷纷法嗣是何人！”
对真的看法与胡祗遹相近。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85、模拟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又作“摹拟”。是根据已有的艺术模式进行临摹仿写，没有创新，循规蹈矩。《北史•魏收传》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诗歌的模拟，是指对前人或同辈的诗从立意、技巧、格调、语词等方面进行模仿。对于习作入门者，模拟如小学生练字时的临帖，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长期如此，则会走向艺术的负面。钟嵘《诗品》评江淹：“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如：“江淹拟汤惠休诗
‘日暮碧云合，
佳人殊未来’，
古今以为佳句，然谢灵运
‘圆景早已满，
佳人犹未适’，
谢玄晖
‘春草秋更绿，
公子未西归’，
即是此意。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初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辞，其弊亦然。”（《诗人玉屑》卷八）模拟，是有本可依，亦步亦趋。明代何景明批评李梦阳：“稍离旧本，便自杌陧，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与李空同论诗书》）如李梦阳《艳歌行》第一节：
“晨风出扶桑，
照我结绮窗。
绮窗不时开，
日光但徘徊。”
首两句即模拟《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
照我秦氏楼”；
末句模拟曹植《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
流光正徘徊”。
“模拟”与“偶合”不同。“偶合”是自出己意，偶同前人；“模拟”是绝无匠心，近于剽窃。吴乔《围炉诗话》说：“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蹈袭偷势亦是贼。”明屠隆批评前七子的诗文创作云：“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也。”（《文论》）又说：“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也。夫鲜自得，则不至也。”（《论诗文》，以上均见屠隆《由拳集》卷二三）“模拟”与“自得”截然相反。“自得”是自出机抒，匠心独运，空诸依傍，前无古人。“模拟”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依样画葫芦，弃却朴真。元好问说：“眼处心生句自神，
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
亲到长安有几人？”
（《论诗绝句》）强调的就是诗歌创作贵在自得，不能模拟。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