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岭知青佳作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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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生活着一大批，当年不畏高寒禁区，大兴安岭谱写了很多的故事。值得永远珍藏。

桥工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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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一篇　作者：杭州知青  ASTWXG 发表于2014-4-18
          追忆罗关富岭友
      罗关富岭友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多了。
    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在林区知青大返城的前夜，在知青命运已经出现转机的时刻，他却突然倒下了，他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大兴安岭。
    悲呼! 痛呼!
    多少年了，于情于理，我总想为他写点什么，可每每提笔，沉重的心情使我一再地犹豫，直至现在。
    罗关富同志他为人真诚，待友热心，不喜张扬，做人低调，凡与其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极好相处的人。
    他祖籍浙江萧山县，我与他是邻居亦是同学，也是相处很好的朋友。
    他长得瘦高个，戴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说话慢声细气，看上去显得很文弱，一派书生气的样子。
    说他有书生气，他肚里确实也有点文才。他是很爱读书的人，文革期间，横扫四旧，许多封、资、修的东西被批判，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但是，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暗地里总有书可看，而且看这些书在当时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我曾经在他手中，借看过《封神榜》《二度梅》《三侠五义》《苦菜花》《红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众多中外名著。
    罗关富他脾气也很好，从未见他与谁红过脸。遇到不开心的人或事，坦然处之，很少与人争执。因此，在邻居与同学们中口碑都很不错。
    他也很热心助人，我学骑自行车，还是他教会我的。当年是他从家里拿来自行车，陪我到瓜沥汽车站对面东侧的操场内，一遍遍地陪我练骑。
    他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二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由于上面二个哥哥都已在工厂上班，按当时的分配政策，他铁定是插队支农的对象。
    因此，在大兴安岭林区到杭州来招人时，他见我们镇上许多人在报名支边，他也积极报了名。从而，我们是坐着同一列的火车到了林区，也一同被分到了红林林场，我们之间的关系由邻居、同学、继而又发展为同事关系。
    在红林林场，我分在采伐连队，他分在贮木场。
    我每逢下山，常在他处落脚。吃饭睡觉等是一直麻烦他的，他也从不嫌麻烦。不仅是我，就是与他关系不是很深的人，晚上要是无处睡觉，临时想在他处挤一挤，他一般也能方便人家。
    由于他眼睛高度近视，红林贮木场为照顾他，他被安排在后勤上班。他烧过炉子，运过烧柴、送过水。记得有很长一个时期，他牵着毛驴运烧柴、送水，在新林镇靠近红林的道上，经常可看到他赶着毛驴车的身影。
    罗关富他也是一位极富爱心的人。有一年新林医院夜间在抢救病人，病人急需输血。要求献血的通知传达到红林，罗关富毫不犹豫地献了200cc鲜血。事后我问他，你思想怎么那么好？他也实话实说：思想好谈不上，当时就想着救人了。这是多朴实的心声！
    后来，他与当地的一位东北姑娘相爱了，大约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前后，在新林镇结婚成了家。
    罗关富岭友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前，尤其是在支边时他比旁人吃了更多的苦，为啥？因为他患高度近视，冬天戴着眼镜，严寒所致的雾气常常让他看不清眼前的东西，遭了更多的罪。
    尤其最让人感到痛惜的是，他没有挺到知青大返城这一天到来，知青的洪流最后将他无情地抛弃在了异土他乡。
    在此，我们只能祝愿：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过着好日子。
    数年前，听说他的遗腹子曾到南方省亲。我们也祝愿他的后代幸福和昌盛。
    今天，借助《浙知网》的平台，谨以此文纪念罗关富岭友。

桥工涛哥

第一百六十二篇　作者：杭州知青  ASTWXG 发表于2013-2-28
          战斗村安置了位特赦战犯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红林林场东沟的密林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大伙都管它叫“战斗村”。从其称呼上，就能让人明显感觉到其当时的时代烙印。
    我在红林几年，到战斗村仅去过一次。记得去的那次，是在我们二连，有一年夏季搬场到了东沟的28公里处以后。
    有一天，连里要安排一些人到位于林场东端很远的土豆地上去锄草，我也在其中。我们乘的卡车拐出28公路支线，往东方向开去。途中，经过了一个小山沟，见里面有几排木磕楞的房子。我们问这是几连的驻地？
    车上有认识的回答说：“这不是哪个生产连队，是红林林场的战斗村。”
    由于二连近年来一直在离新林镇较近的周边采伐，到较远的采伐点这是第一次，所以连里大部分人只知道东沟有个离场部很远的战斗村居民点，但大都未见识过。
    现在见这就是红林的战斗村，车又刚巧路过，于是车上就有人说了：“下去看看战斗村。”
    此话一说，大家都附和道：“下去，下去，到战斗村喝口水！”
    就这样，我们的车拐到了战斗村。
    我打量了一下这个称“战斗村”的居民点，其实也就是有那么几间破旧的房子，范围小得很。新林镇上的职工住房已是非常简陋，但拿它与镇上住房相比，则更要简陋的多。唯一与采伐连队的区别是在它的房外屋内有了妇女和小孩的身影。
    我听老工人介绍过，这战斗村早年其实是为离场部较远的山上采伐连队的跑腿（家不在新林镇的已婚男职工）家属来林区探亲而准备的临时住处，类似与招待所的性质。后来来的人也多了，有的则长住不走了，渐渐地形成了一个自然居民点。
    这个自然居民点自从有了女人，也就有了小孩，因此也就凝聚起了人气。而在林区一直沿用的是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这自然居民点也就理所当然地纳入了红林的管辖范围，林场给起了个大名叫“战斗村”。
    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知青中的一些人，曾到战斗村上当过老师，教这个居民点上的孩子读书识字。
    就是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林中小村落，它竟然与1975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一个决定有了关联。
    这是个什么决定呢？1975年3月19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决定称：中国政府宣布特赦释放在押全部国民党战犯。
    那红林的战斗村又怎么与特赦战犯联系在了一起呢？事情是这样的：在1975年下半年的有一天，我在场部碰到了在机关工作的知青小李。
    他神秘地对我说：“说件事给你听听。”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们林场的战斗村，安置了一名最后一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真的？有这事。”我惊讶地问。
    此前，我在报刊上看到过报道，登载我国政府释放全部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消息。特赦释放的战犯共计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 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２名，伪蒙战犯１名。
    小李这一说，特赦战犯这么重大的事情，一下子与我们林场有了瓜葛。
    “当然真的！”小李肯定地说。
    小李又说，报刊上刊载有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政策：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他接着简略讲了讲安置这名特赦战犯一些大致细节。这名特赦战犯是前国民党政府河北唐山市的一名市长，特赦后，有关部门了解到他有一个侄子在我们林场工作，而该职工家就住在战斗村，因此上级将其安置在了战斗村居住。
    小李还说，该特赦战犯现在享有公民权，享受退休职工的劳保福利待遇。
    小李这么有根有据地一说，我估计这事不会有假。这真是条鲜为人知的消息。
    人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灵。红林的战斗村虽小，但它同样也有其趣闻逸事。

桥工涛哥

第一百六十三篇　作者：杭州知青  平心而言（原网名ASTWXG)发表于2014-9-14
      展未来  贺浙知网成立十周年 彷唐诗《将进酒》填词
    君不见浙知网站十年来，同行业内排前位。
    君不见突遭封网勇整改，浴火重生网复开。
    知青命运虽相同，人生足迹各分异。
    天生我材必有用，花甲之年也出彩。
    网友交流且为乐，会玩电脑找自在。
    忆当年，话眼前，展未来，君莫待。
    与君贺网庆，请君为我侧耳听。
    做官发财不足贵，下岗早退莫自卑。
    名利终是身外物，惟有健康好心态。
    写写画画摄摄影，走走游游爬爬山。
    上网可发英雄贴，下载能截美人还。
    鼠标点，键盘拍。
    感谢网站搭平台，与尔同游网络海。

桥工涛哥

第一百六十四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12
            搭帐蓬
    帐蓬文化是知青生活的缩影，帐蓬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比现在学生们的拓展训练深刻多了。
    知青在野外工作和生活过的，基本上都住过帐蓬。条件好的林场，林场机关的办公用房，以及检修所、学校、食堂和小卖店等是砖房。家属区的住房大多是木刻楞房，即用直径20厘米左右粗的原木，横着一根一根往上垒，用钯锔子死死地固定上，然后用稻草合上稀泥把木头缝糊严实，在屋里盘上炕，一家老小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严寒的冬天。
    帐蓬，就没有这么复杂。搭帐蓬一般在秋天或春天，冬天天寒地冻的挖不动土，先在帐蓬的四角和周边挖几个深坑，埋上一人多高的木桩子固定住，帐蓬顶搭上人字架，架上胳膊粗的檐条，用钯锔子或铁钉固定好后，把帐蓬从上到下披挂好，再用钯锔子钉定，野外作业的“窝”就这样婷婷玉立于深山老林了。
    帐蓬搭完后，还有很多活要干。帐蓬通常是有两种取暖方式，一种是地火垅，一种是铁皮炉，有的两种取暖的都有。地火垅的搭砌和铁皮炉的装置，都是北方人干的活，他们一般都干得很地道，因为搭地火垅、铁皮炉是个技术活，关键是要有一定坡度，炉筒子也要有斜度，这样烧着的火会顺烟道跑出去。头两年，连队都安排北方人与南方人同一帐蓬住，怕南方知青不会取暖，那两年的冬天给我热得晚上睡不着觉，打开帐蓬玻璃透气，时间长了，北方老哥就呵斥上了：你这小子怕热上外头去！外头凉快。
    有几个个性强的南方知青，偏不和北方人合住，几个人在帐蓬中间隔拦上一面帐蓬布，过上清凉愜意的日子。记得，初来大兴安岭的日子，搭帐蓬这个技术活，北方人干完后，剩下的小活要知青自己干，如搭床铺，埋上木桩子后，用小锯到树林里找一些根胳膊粗的松木或桦木，截成两米来长，并排码好，用铁钉一钉，铺上毛毡和垫被，就是自己的小窝了。那几个个性强的知青，不知是懒还是治气，找几根桦木杆子往铺子上一搭，就是他的窝了，最好笑的有的竟用三根桦木杆一搭铺上垫被，优哉悠哉，让人大笑不己。他们住的小窝里，经常是浓烟滚滚，时不时要到帐蓬外透气。北方人这时会趴在帐蓬窗帘上大声地调侃他们：小子们！别让烟薰干了当香肠，这地儿晚上可有狼！
    一两年后，这些搭帐蓬的技术活成了知青们拿手好戏，有时候林地作业搬场，南方知青与北方人早已分成两大伙，南方知青娴熟的搭帐蓬技术，以及牢固程度相当地地道，两个小时齐活。往往是帐蓬搭完了，铁皮炉上焖的大米饭也熟了。搭帐蓬按当时的工时计算，四个人一天的活，早干完早利索，帐蓬外是切哩咔嚓劈柈子声，帐蓬里噼哩啪拉的甩扑克声，新的生活又要开始喽，其乐融融。

桥工涛哥

第一百六十五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大兴安岭有多少人住过帐篷？
    我的印象和理解，帐篷生活，一般有四类人员在居住。
    第一类是森林调查设计人员。他们是除了少数民族狩猎以外，森林调查人员是首次进入原始大森林的客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对森林的储藏量进行调查，规划各木材生产单位的布局和运输道路的设计，对机械化作业的区域，划分集材道、楞场，甚至对可以采伐的树木都逐棵作了标记。
    那些年，我在进入森林作业时，经常会看见用红色油漆涂在树上，或者用刀砍破树皮的痕迹。红色油漆所标的沿途树木，是拖拉机集材道的走向；刀砍的树木是指此树可以采伐。森林调查队在设计时，一般要求五十米距离之内，要保留两—三棵母树，以保证采伐过后有足够的播种再生机遇可能，这种采伐方式叫“择伐”。而我们在具体操作时，油锯手往往是“剃光头”式“皆伐”，即把胸径碗口粗的树木全部伐倒，这种杀鸡取卵的采伐方式，极大地破坏了森林再生自然规律，实在让人痛心不已。
    森林调查设计人员的生活是最艰苦的。他们真的是在荒无人迹的原始森林里，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任何生产生活用品包括居住的帐篷，全靠人背、马驮，因此有了“倒背”的运输方式。就是用人力把生产生活用品，从几十公里以外的供应点，一点一点地背负到居住作业点。
    第二类是筑路工人。他们按照森林调查设计的运输道路要求，最开始都是用人工伐倒搬运树木，开辟道路。夏季是筑路黄金季节，大量工人每天要在距离帐篷十几公里，甚至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段，从事肩挑镐刨的重体力活，“挑土篮”是其中最典型的体力活。“土篮”是用柳条编织，用来装土石用的小筐，两“土篮”装满土石大约百十来斤，从路基旁边几十米外挑到路基上，每个工人的劳动定额大概是六立方土石。在筑路大会战中，一个路标段经常有几十人来回穿梭，劳动场面很壮观。那时候，筑路工人的生产生活用品，也是靠“倒背”作为运输方式，用人工到几十公里外把物品背负到生活的帐篷。我们在木材生产延伸到下一个作业点搭帐篷时，路基边上到处是废弃的“土篮”，我们把它们捡来作为点火用的干柴，印象深刻。
    大约在1973年以后，才陆续装备了B80推土机、翻斗汽车和油锯，筑路工人体力劳动的强度有所缓和。我们在夏季作业时，J50拖拉机陷在沼泽地里，靠另一台J50拖拉机拉不出来时（夏季时J50拖拉机一半以上都去大修了），就向附近的筑路连队求助。他们的B80推土机很威风，马力很足，而且车辆保养很好，三下五除二就把J50拖出沼泽地。顺便也求他们把我们的帐篷驻地推推平整，把装木头的楞场扩展平整一下。这些活对于B80推土机来说，也就是多踩几脚油门的事儿。招待推土机师傅的是猪肉、鱼罐头，这是林区最好食品，我那时还不够陪客的资格，因此也蹭不着酒菜吃干瞪眼。师傅们当中也有上海、杭州知青，我上前去搭讪几句，可能是门户之见，或者不怎么熟悉，也可能是我们这些J50拖拉机是钻树林子的，浑身是伤，破烂不堪，没有B80推土机那么威风，这些师傅们对我们带理不理的，我很尴尬自卑。
    第三类是架桥工人。架设桥梁也属于开路先锋，也是需要经常变迁工作地点的劳动群体。我没有见过架桥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因此也不敢写。但是我在卡玛兰大桥（呼中镇附近的大桥）附近，看到帐篷居住过留下木头桩子的痕迹，所以我想架桥工人也是帐篷的主人。
    第四类是采伐工人。大兴安岭的采伐工人是居住帐篷人数最多的群体。就以我所在的东方红林场为例，东方红林场下属四个采伐工段，大约150人左右；一个清林段有50—60人，就是北方籍干部工人的子弟中的待业青年，集中在一个清森段中干活，清林段也有木材生产任务，但机械化程度只配备油锯；一个检尺队，专门给“马套子”检尺；一个检修所30多人。再就是林场下设的党政办、政保股、生产股、财务股、材料股、后勤股、调度室等行政工作人员，以及学校、卫生所、食堂等，大约50—60人左右。真正住帐篷的大约200人左右，占据林场干部职工的三分之二。
    东方红林场有沪杭知青120人左右，仅有不到20人在林场从事管理和后勤工作，而且以上海知青为多，有的甚至不用干活，上海谓之“混格子”。从那时候就看得出上海知青比杭州知青会来事儿，因为到1975年以后，只有我在林场当团委书记，还一个杭州知青刘淮担任一工段工段长，都是从苦脏累的生产一线中熬出来的。其他上海杭州知青分布在四个生产工段、检修所和检尺队，但奇怪的是真正从事油锯手，特别是拖拉机手的人没几个，而且只有我一个自始至终跟着一个师傅，与北方青年厮混在一起的杭州知青。其他南方知青有的今天跟油锯，有的明天跟拖拉机，有的后天在楞场上装车，到处打游击。为什么很少有人始终跟着J50拖拉机干活，原因只有一个，除了累和危险外，还有一个是脏。因为到了机械化生产的后期，人们对机械使用已经到了野蛮的地步。有的J50拖拉机为了保证木材生产的需要，一个冬天都不熄火，而且长期带病作业。有个大老粗工段长对我喊到，刚换完履带的车，怎么就上不了山呢？其实他还真不知道，机械最核心的是引擎，履带无非是机械的脚和手。
    按照呼中林业局当时不完全的统计，上海、浙江等地南方知青约有10000人左右。如果以东方红林场为例，居住帐篷的人大约占南方知青总数的85%，以此推算，仅呼中林业局上海、浙江知青居住过帐篷的人，大约在8000人左右。而北方籍的林业工人，应当在10000人左右。那么，呼中林业局总共有接近两万人，是居住帐篷的群体。
    推算这个数据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在于居住帐篷的人数是否能成为一个群体，因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又有十多年、二十来年的历史，对形成帐篷文化应该具有足够的研究价值。
    请感兴趣的网友，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数据推算的是否准确。最好能解剖一个林场，或一个筑路单位，有四、五个基本单位的推算数据相同，就能测算出居住帐篷人数的准确数字。也算是网友们在黄昏时节磨牙的借口。

桥工涛哥

第一百六十六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30
            蚊子苍蝇围着帐篷转
      大兴安岭的夏天是美丽的。劳动之余，站在山坡上向远处眺望，在一片翠绿中，山峦峰叠，层林尽染。山峦的上部分是落叶松墨一样的黛绿；中间是樟子松绿叶下挺拔着的金黄色的树杆；河流环绕着森林，河滩边的那一片片红毛柳婀娜多姿，顶冠红色的树叶，像红枫叶一样，把大森林点缀的色彩斑斓。
    如果大兴安岭不那么遥远，她那夏日时暖和而湿润的气候，应当是避暑胜地，休闲怡情的理想之地。
    夏日里风情万种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含情脉脉，鸟语花香，柔风轻雨，丽日雾绕，还有那湍流不息河流的歌唱和大森林特有的弥漫芬芳。撩开她神秘的面纱，没有狰狞的魑魅魍魉护佑，只有蚊子、苍蝇，伙同小咬、瞎矇、草扒子、蚂蚱、蜜蜂和蝴蝶等小蝼啰，充当无处不在的小卫兵，像森林一样粗犷，像花草一样无羁，劈天盖地地保护它们的家园。
    森林里吃露水长大的蚊子，其个儿大得像小蚂蚱，在头上盘旋着，张牙舞爪地伸张着它粗胳膊长腿儿，嘴上那根像绣花针般的尖刺，如果作为远距离视觉比似，像美国“黑寡妇”P-61战斗机，一个俯冲就能把你扎个跟头。特别是在密林中伐木头时，这些蚊子见到外敌侵犯它们的领地，成群结队无休止地轮番攻击，让人们不得不穿着长衣长裤，用毛巾扎住脖子干活，还不时地耸起肩膀拱拱脖子上的痒痒。这些年，北京人说了些俏皮话“蚊子腿儿再细，那也是肉；虾皮虽小，那也是海鲜”。这话放在大都市里是调侃，若是比喻大兴安岭的蚊子是真实，那时就有人开玩笑说，大兴安岭的蚊子，顺手一抓就能抓一大把，放在锅里撮上些咸盐，那是山珍汤。此话有些夸张，但夸张得说明蚊子实在大的可怕。
    但是，大兴安岭的蚊子很乖，它在大森林里可以为非作歹，却从不入室施虐。帐篷好像是一道天然屏障，即使帐篷门、窗帘都开着，只要铁皮炉烧着火，蚊子苍蝇宁可在帐篷四围的边上转悠，或者在床铺下面的帐篷角落缝边“嗡嗡”着，而人的生活区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像狼看见火那样害怕。人们可以在帐篷里悠闲地干着自己的活，在寂无声息的大森林里，除了人与人的感觉，只有这些小精灵们在眼前的飞舞，林业工人们才感到这个世界有了伴侣般的生气。
    大兴安岭并不是养大爷的地方，只有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大兴安岭有“夏伐冬运”林业作业的规律，就是说在夏、秋季节是木材采伐的时节，到了冰天雪地时，所有的沼泽地、水流都变成了平坦坚实的道路，森林里堆积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运下山。那些年，我亲身体验到，如何科学采伐是人类对木材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性。冬天里采伐木材，由于木头冻得像冰棍儿那样脆，三、四十米高耸入云的落叶松，有相当部分树在轰隆倒地时，有的拦腰对折，有的摔成几截，白花花的树碴子就像摔碎了的头颅，呲咧着白花花的牙齿，即使是败家子儿看着也心痛。
    头两年，我们是完全手工作业。老林工们简单地指点采伐的要领后，就当是对南方知青培训了。我们先是依样画葫芦，学着“伐歪把锯”，歪把锯是单个人采伐用的手锯。伐锯是个技术活，除用锉刀锉磨锯齿的锋利外，夏季采伐与冬季采伐的锯齿，其锯齿的宽度与长度有区别。夏季一般要求锯齿宽度和长度要比冬天的锯齿，要宽、长些，而且锯齿有大约5°的斜倒钩，这样既能让歪把锯吃上力，又能避免锯木头时不让树浆夹住锯面。
    我单个上山采伐只干过两次，实在吃不了伐木的苦，讨饶不干了。单个采伐必带的工具是，歪把锯、大斧、铁锲子、羊皮膝垫和水壶，还必须戴上柳条安全帽，以防“吊死鬼”（树冠上的枯枝）落下来伤着人。当被检尺员领到指定的作业林地时，四周不时传来“顺山倒喽”的喊山声，接着是“咔、嚓嚓”、“啪、啦啦”的木头倒地声，此起彼伏，唤起我雄心壮胆“别人干得了，我干不了？”。我先挑了颗小木头试试锯子，按操作规程，在木头的倒伏下方的树根底部拉三分之一的切面的“下茬”，然后在下茬的背部一拳头高处拉“上茬”切面，两个茬口合缝时，木头顺着自身的倾斜度倒下了。这时，人已累得软塌了，浑身汗水淋淋，头上成团成团的蚊子，黑呼呼地盘旋着，脖子上好几处被蚊子咬的红疙瘩热燥燥地痒，才想起来我这是在深山老林里：“会不会有什么野兽？”，身上的热汗被凉风一吹变成了冷汗。
    大兴安岭的夏天，中午时分最热。太阳照在密林上空，只见星星斑斑的光线在树叶间闪烁，森林里密不透风，地上很凉，空气却窒息般地闷热。单腿跪着的羊皮膝垫，已被松软的湿露露的苔藓浸透，两个裤腿都湿透了。我艰难地来回拉锯伐着第二颗大树，它胸径有40多公分，但根部却有与锯身长的长度，而根部的木质相当坚硬，并且不停地渗透出树的脂浆。好不容易拉完下茬，当上茬拉到一锯深时，厚厚的一层褐黄色锯沫浆把歪把锯给黏住了，我按老工人事先的指导，用水壶里的水浇在锯面上，稀释黏在锯齿和锯面上树浆，又艰难地拉了一锯来深。忽然一阵山风吹来，只听树身“嘎吱吱、嘎吱吱”地晃了晃，歪把锯让树给死死地夹住了，我使出浑身的劲，使劲儿地拽，歪把锯夹在大树里仍旧纹丝不动，再把铁锲子用大斧砸进半根深，还是巍然不动。整整耗费了两个时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黑压压的蚊子不停地骚扰我，连手背上凸暴的青筋也血迹斑斑。我第一次感到绝望中放弃的无奈，如同遇到灭顶之灾时那种悲壮。这种无奈的心理在暗示着我，自己安慰自己说明天再来吧，然后灰溜溜地扛着大斧蹽下了山。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伐木的作业地，团团转了半天，说啥也找不到昨天那个半拉“山剩子”，我怕迷失在森林里，荒不择路地逃回了帐篷。我即使找到那半拉“山剩子”，它也远远不够一个伐木工人一天的劳动定额。就像胸径40公分（指树木与人的胸部高，其直径长度）的落叶松，倒地后也就一个立方的木材，而一天劳动定额是7个立方。有些老林业工人，一天放倒树木20多立方的有的是，超额部分按计件工资定额计算工资。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同样一人一把锯，我连一颗树都放不倒，反而差点没把人吓着了。那时候我在想，劳动确实是像牛耕地，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实在的了，也像当年北方老哥们侃大山时说：“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垒的，大树不是风吹倒的------。”
    后来，我听老林工说，类似这样的“夹锯”，在夏天里要用大斧把下茬的锯口切面的上斜部全部砍掉，等到稍有山风刮起时，大树就会自己找平衡，恢复原来的姿势。铁锲子在夏天里如同吃豆腐般地“锲”在树木里，起不到“千斤顶”的作用，只有在冬天里树木冻僵硬了，铁锲子才会起作用。按照现时，伐木这样危险性很强的野外作业，没有一、两年时间师傅带徒弟的实践，新手是不能单独上山作业的。那年头，这些人胆儿咋这么大呢？好在第二天有人伐木中出了小事故，连队领导就不让我们这些个南方小崽儿们伐木了，通通都去树林里“吊毛”，就是两个人一伙，把一些两个人能抬动的木头，用“掐钩”吊拖到路边，以一平板汽车为一堆。抬木头这活，我干了有一段时间，装车也只能装些小木头，这样从干力工活逐渐过渡到机械化作业。
    那时，知青们对大兴安岭景色没有观赏的闲情逸趣，每天只巴望着回到帐篷里躺着，是最舒坦的了，甚至可以拿根树枝儿逗逗窗帘外面的蚊子苍蝇，以打发漫长的夏日白昼(大兴安岭夏天白昼最长达20多小时)。蚊子苍蝇很知趣，它们很悠闲地在帐篷周边“嗡嗡”地转悠着，对树枝儿的挑逗并不烦恼，只是扑腾、扑腾翅膀挪了挪屁股。当年最无聊的日子，大概是最自在的时候，其中就有逗蚊子苍蝇玩儿，而那些围着帐篷转悠的蚊子苍蝇是那样地温顺，也是那样的寂寞，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那年，我十八岁。

月光曲

   记得刚去的那一年，正好是秋天，蚊子特别多，从食堂打饭到宿舍，两只胳膊上落满了蚊子，拍了一层又一层，索性随它去了。   弄了几只特别大的随信寄给了远方的闺蜜，告诉她就是这些蚊子叮了我很多大包。闺蜜来信告诉我，已经把那些蚊子烧成灰了，谁让它叮我的好朋友！
   哈哈，现在想起来，趣事一件......

桥工涛哥

谢谢月光曲互动鼓励！下面继续：
第一百六十七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1-27
             帐篷门帘用水沾
     当年，大兴安岭林业工人住的帐篷，草绿色，帆布面，毡毛里子。一般情况下，帐篷的长度大约16至20公尺，宽大约6公尺，高约2公尺多，能住30来号人，可能与部队的编制有关，是一个排的编制。帐篷的门，大多设在帐篷的“房山”两头。冬天，为了保暖，有的帐篷只留一扇门。帐篷的门帘也有的用木板钉上毛毡，装上合页钉在木柱子的门框上。
    大兴安岭的冬天，至少有六个月。一个冬天下来，帐篷的门往往破损不堪，有时为了应急，扯下一块毛毡浇上水，直接往木板门上一帖，毛毡马上被冻得粘在门板上，门的破损处立马严丝合缝，所以有了“帐篷门帘用水沾”的说法。
    到了隆冬时，帐篷门口两边，也鼓起两个冰包。一般情况下，冰包大的说明这是南方知青住的帐篷，因为南方人用水量大，也是为了贪图方便，晚上的洗脚水直接望门口这么一泼，时间长了就鼓起了冰包。如果门口的冰包是黄白两种颜色的，说明这肯定是南方男知青住的帐篷。因为，寒冷冬天的晚上，有的男知青怕冷，就直接在帐篷的门帘边往外“嘶”尿，北方人称之为“尿冰”。
    起初几年，南方知青往门口尿尿，轻者受到北方老哥的严厉呵斥，重者骂你“耍流氓”。后来几年，南方知青与北方人基本不住在一个帐篷，所以，帐篷门口的景观就分出了南北界线。经常有帐篷的门被门口的尿冰冻住，第二天，门打不开的时候。这时，一边呼唤别的帐篷的人把门口的冰刨开，帐篷里面的人用烧烫了的洗脸水，往帐篷门下浇，这才把帐篷里面的人放了出来。
    刨尿冰，往往是烧炉工的任务。稍有点岁数的北方老哥，对在门口尿尿反感之极。一边刨尿冰，一边嘴里唠叨着：“这帮南方娃子太不讲究，就是狼崽儿也不会在自己的窝边拉屎撒尿的”。南方知青就是听见这话，也装着没听见不去理会，心里还偷着乐：“狼是为了防止天敌的侵袭，才把屎尿拉得远远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的森林里，到处都是我们宿营地”。1975年以后，有不少北方小年青就业，加入了林业工人的行列，这帮小青年可能是受南方知青的影响，在冬天也是晚上懒得到帐篷外去方便。这时候，南方知青装大哥哥样开始训斥小青年了，“你这小子到处尿尿，老子赶明儿碰见你爹，不告你状才怪呢”。现在回忆这些往事，只有小孩子淘气和任性的感觉，至今丝毫都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负疚感，那时不把尿尿在床铺上才是最童真的了。在荒芜人烟的大森林里，20来岁的小孩子能把自己吃饱、不冻着，是当父母的最大心愿。
    但是，有些事确实是南北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和观念的区别。记得是刚到大兴安岭的头两年，我清晰地记得在东方红林场12连的驻地，有一次，一群北方人在连队领导的督阵下，扫荡了女知青的帐篷，把搜出来的十几只痰盂罐，像“文革”中扫“四旧”一样，集中在空地里砸了个稀巴烂，引来女知青帐篷里哭声一片。这些个痰盂罐可是爹妈们像陪嫁的嫁妆一样，送给自己女儿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有时候比自己脸面都重要的生活用品。“痰盂罐风波”引起男知青们义愤填膺，认为这是北方人对南方知青最大的污辱，除了口水仗外，还发生了不大不小的自卫反击战。吃亏的当然是南方知青，南方知青与北方人的恩怨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当初，南方知青对这件事感到十分地不可理喻，有人猜测这是北方人对南方女知青隐私的探密行为，极为下流。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笑释了北方人无礼的做法。我无意中来到呼中林业局招待所的厨房，看见案板上放着一大溜痰盂罐，每个痰盂罐里盛着酱油、醋、油等，大师傅们在炒菜时，用大勺不时舀起各种调料，那个挥洒自如的粗放劲儿，是那样的潇洒和便可。原来，在生活用品极为缺少的年代，用痰盂罐盛放炒菜的调料，确实是理想的盛具器皿，为什么痰盂罐不可以拿来做调料罐呢？据说，驻扎北方军队营地的伙房，用来盛装调料的器皿，也是清一色的痰盂罐。北方人这种思维定势认为，南方女知青用痰盂罐来方便，是对北方人的一种人身亵渎，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来捍卫传统的生活习惯，完全是个观念上的误会。
    试想，两群不同生活环境长大的人们，一群是生活在广阔天地里可以随意方便的农村人群，一群是生活在蜗居里，平日里小心翼翼惯了的城市人群，他们的生活起居各有不同的方式和习惯。北方农村人在洗脸时，可以随意地“卟噜、卟噜”地打响鼻儿，南方城市人连洗脸都轻手轻脚，生怕惊动了邻居。对于痰盂罐上下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在当时社会信息相当封闭的年代，如同看待回族人吃猪肉这么严肃的问题，没打死人算是幸运的了。在物质生活用品丰富多彩的今天，“痰盂罐风波”实在是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所以，当年听到北方人到南方知青家做客，当蹲在抽水马桶上拉不出屎来，这绝对不是传闻中的笑料。
    这些年，我们与当年一起工作的北方人聊天，他们普遍认为，南方知青到北方工作生活，文化交流是绵延流长的，对他们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大家共同认识到，原来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逆向的，北方人当初听不懂南方知青的方言，南方知青对北方的马大哈式的“粗鲁”，后来如同鸟语花香，与56个民族的语言异曲同工，成为唤醒了中华大地春天的时代强音。

桥工涛哥

第一百六十八篇　作者：杭州知青  好堵又堵 发表于 2013-12-3
            铺上铺下两重天
    大兴安岭林业工人，包括筑路工人住帐篷是很普遍的。而机械却住的是“木刻楞”房子，因为拖拉机、推土机等，在冰天雪地的寒冬，在它不出车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暖，由于“地火垅”等取暖设施过分简陋，帐篷很容易着火，所以把机械请进了“木刻楞”房。在林业生产一线工作过的人，搭眼一瞅就知道，帐篷里住的是人，木刻楞里住的是工人们的机械伙伴。
    呼中林业局位于大兴安岭北坡山麓，是大兴安岭最寒冷的区域，在山地阴面的植被下面就是冰冻层，长年不化，所以大兴安岭有“高寒禁区”之称。
    帐篷作为经常要搬迁作业的木材生产需要的生活用品，是林业工人的屋，比吃还要重要。帐篷里一色儿两米长、一米来宽，用小胳膊粗的木棍拼搭起来的床。这个床是我们睡觉、吃饭、写信、箱柜的世界，帐篷世界里的火炉和床铺唱了主角。在木棍床上铺上毛帖垫和垫被，铁皮炉烧得通红，帐篷里暖烘烘的，别有一番滋味。白天劳作一天，把湿露露的毡袜往帐篷顶上檐条上一夹，棉胶鞋挂在铺前的铁丝上，第二天就“响干响干”的了。两年以上的老帐篷，铁皮炉就自然往下沉，形成了帐篷中的凹陷，这是因为铁皮炉把地皮下的永冻层给烤化了。
    有一年秋天，我在山场作业时，经常喝山涧里流下的水，就落下跑肚拉稀的毛病，乘机称病回家探亲了。在杭州吃了无数的药都没治好，反而闹了胃病，人整天没有胃口，脚后跟还长上了冻疮，裂开了长长的血口。钱花完了，心想也不能老在家啃父母，过完春节只得返回大兴安岭。没过几天，在暖烘烘的帐篷里吃着高粱米饭，胃病也好了，脚上的冻疮也不治而愈，心想我这人就这么命贱，该着是住帐篷的命。
    帐篷床铺下面就是大家的贮藏室，天然的冰箱，什么好吃的往床铺下面一放，一年四季不带坏的。南方知青每人都有从家乡托运来的食品，用纸盒存放在铺下顺手一取，比现时的冰箱还要方便。记得有一年，家里托运来的食品中有一小瓶半斤装的麻油，我一直舍不得吃。几年后等我调到林场场部工作时，还舍不得吃。后来和我谈恋爱的老婆一起开伙，当麻油瓶露底时，只见一公分厚的沉淀物中有一只大蟑螂，我老婆问我这是什么？她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蟑螂，我怕恶心着她，悄无声息地扔掉了瓶子。调到杭州工作以后，看到了生活中的大蟑螂，我老婆才回忆起这是多么腻心的东西。其实，当时我就心酸地联想到，在物品如此缺乏的年代，父母把家中仅有装麻油的瓶子寄给我，他们是倾其所有在惦念远方的儿子，我是否更应该自食其力了呢！
    我在帐篷里生活了五年。后三年，我基本是和北方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与解云龙、袁仁友是J50拖拉机的师兄弟，师傅叫马福贵。解云龙长我一岁，内蒙赤峰人，英俊高大，眉宇间透着英武和智慧，为人和善正直，勤劳吃苦肯干，不善言辞，说话急的时候，有点口吃，是个英俊帅小伙子。袁仁友小我几岁，山东莱芜人，个小精干，像个小老虎似的肯干，见人说话急了就脸红，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他们开拖拉机的技术和集材的本事都比我强，尽管后来我们都各开一台车，他们会在附近山林里照应着我，一个招呼，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我有时在山上把车给整灭火了，启动不着的时候，有时履带脱落掉链子了，我和其他小青年整不动的时候，他们都是抢先赶到，趴冰卧雪地帮着抢修，从来没有一点怨言。当时每台车都有生产任务指标，我从来没有任务观念，因为这些事我不用操心，只要晚上做伴儿回帐篷就行，他们早就把我的生产任务捎带上了。因此，我们几个驾驶的J50集材拖拉机，年年都被评为“青年红旗手”称号，是东方红林场木材生产响当当的旗帜。
    在帐篷里，他们严谨的生活习惯倒让我感到汗颜。我有段时间累得浑身油脂麻花的，师兄解云龙到是经常里穿白衬衣，外面一件草绿色的皮大衣，从没见到他油脂麻花的时候。别人在帐篷里说些东北俗语俏皮话，他从来不搭腔，到时候还数落这帮人“扯犊子”。师弟袁仁友顽皮些，他说刚到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人唬弄他，让他用舌头舔一下寒冬里的铁棒，天真的他差点没把舌头皮给粘掉。结婚以后他说话开始调皮了，有一次我问他生了男孩还是女孩，他用山东腔调说：“一摸一溜沟，原来是个小丫头”，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还逗我们说：“进庙看见和尚笑嘻嘻，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姨子。”师兄解云龙这时会板着脸说，别没正经的，尽说流氓话！这些俏皮话至今还深刻地记忆在脑海里。
    有一年春节，我和师兄弟及食堂的几个小青年一起在帐篷里过年。解云龙作了很好的安排，专门开拖拉机到场部拉来了酒、牛羊肉和蔬菜，通通堆放在床铺下面冻着。并带我们到河里凿冰块，装上麻袋后用拖拉机来回倒腾好几趟，堆放在帐篷边，储备好春节生活用品，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欢度春节了。春节后陆续上山工作的工友们说，你们都胖了，气色红润润的，这年过得不错嘛！这个春节，是我唯一有记忆的帐篷春节。这一年开春不久，我就调到林场场部工作，师兄解云龙徒步送我下山。从此只有电话联系，至今相敬如宾。
    我在撰写此文时，才明白当年师兄解云龙陪伴我们过春节的意义，他是有意识地陪伴我们。我在后来的岁月中，看到他在呼中区建工处当政保干事的哥哥，在呼中区医院当医生的姐姐，也是这么和蔼可亲。当年，他比我大一岁，却像大哥哥一样照料着我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亲热。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想这不是自作多情，而是那岁月默默不语的折磨。
    师兄弟他们以无私奉献的情感，辛勤劳动的成果，把荣誉的光环罩在我的头上，送我走上体面的前程。他们却仍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莽莽的密林深处，从没有向我讨个好处。这些年来，我一直邀请他们来杭州游玩，只有应声没有来期。我默默地等待着。
    师兄弟是好样的。师兄解云龙，几年后当上了工段长，东方红林场副场长、场长，呼中林业局副局长，直至大兴安岭地区林管局副局长，至今还在俄罗斯搞“外采”作贡献。师弟袁仁友后来也当上了东方红林场副场长。可以欣慰地说，我的师兄弟俩是标准的木材生产一线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基层领导干部。他们的荣耀与贡献，是木材生产一线工人们的骄傲，应当载入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光辉史册。
    帐篷的床铺上下两重天，仅是帐篷生活的特征。而同一帐篷工作生活的工友，战斗生活的情感和友谊，似火一样灼热，鲜血一样稠黏，冬去春来轮回般地思念。
    我想把《铺上铺下两重天》一文，作为献给师兄弟解云龙、袁仁友的礼物，他们应当成为帐篷文化组成部分的重要人物，他们是北方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