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概念

戴望天

  211、辞立其诚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主要讨论的是言辞与道德关系。语出《周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翟□释说：“修其教令，立其诚信，民敬而从之。”后人或将“修辞立其诚”句引申为修辞以诚为本。朱熹《周易本义》又云：“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又进一步把修辞与言事之真实相联系，言事真实而不欺妄，则又是内在道德诚信的自然表现。又《周易•系辞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表明了《周易》非常重视修饰言辞的巨大作用及其社会影响。《周易》中的《文言》或《系辞》，作者是否孔子姑置勿论。但这几段话，托言孔子，有其根据，因为与《论语》所载孔子的一贯思想相一致。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德行与功业，与其“修辞”有关，首先是要重视内在的道德修养，内心充实，焕发出外在的言辞光彩，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但反过来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之言），言辞之文，虽为达意，但辞之“达”又必不可少。言行为“君子之枢机”，指出修饰言辞，可以鼓动天地万物。这种以严肃功利态度对待语言运用的强调，又充分表现出作者对于言辞的重视，所以《周易•系辞下》又云：“圣人之情见乎辞。”古人对于言辞的刻意修饰，出于心中诚正；但内心道德之诚心，又有待外在言辞之文饰与表现。孔子对于“修辞立其诚”的论述，体现了某种审美选择，这也就暗中开启了后代对文学语言的语法结构、艺术修辞等诸多功能进行具体分析的思维道路。如孟子的“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王逸的“引类譬喻，……其词温而雅，其文皎而朗”（《离骚经序》），均可见其影响。更重要的是，后人又从道德与言辞关系进一步引申发挥，涉及到作家人品与风格、文学的文与质等关系，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12、工夫在诗外
古代诗学概念。主要讨论诗歌与现实生活关系。语出陆游《示子遹》诗：“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二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侩？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所谓“诗外”工夫，与“诗内”工夫相对立而言。陆游年青时学诗，曾拜江西诗派的曾幾为师，颇受江西诗派影响，所以自称“我得茶山（曾幾）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其《赠应秀才》）。“诗内”工夫云云，指的是“文章切忌参死句”的诗律句法方面的问题，如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或“无一字元来处”等用事诸法。但是，后来陆游的观点不断发展变化，他投身于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风雨中，火热的生活斗争，激发了诗人爱国激情。在长期的深入现实生活的创作实践中，他终于认识到江西诗派的错误在于脱离现实生活而奢谈“诗法”。针对这种不良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陆游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严肃的批判，提出了“工夫在诗外”的口号，具体的理论内容，可参阅其《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我昔学诗未有得，残饿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铰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撂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对于诗人来说，无论是工“藻绘”，还是图“怪奇”，都仅仅是“诗内”工夫，并没有接触“诗家三昧”——即诗歌创作的关键所在。但是，当诗人投身于炽热戎马生涯，现实生活激发了诗的灵魂，创作热情风起云涌，源源而至，不可阻遏，于是“诗家三昧忽见前”，认识到诗的灵魂存在于生活之中，而不是“诗内”的格律声色等工夫。陆游鼓励诗人，在火热生活中不断积累素材，酝酿创作灵感，不断进行艺术修炼，以饱满的激情，驱驾这“诗外”工夫，于是创作之时，自会左右逢源，妙笔生花，所谓天机云锦，随我剪裁，而皆成珍品佳作。不过，陆游虽然强调现实生活激发创作热情的重要，但是也不一概否定“诗内”工夫一类的诗法。如其《题庐陵萧颜毓秀才诗卷后》诗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要写诗自然有其内在的“法”，但是诗法不能离开诗境诗情而单独存在，脱离了现实生活，专求“诗内”之“法”，犹如痴人说梦，把诗歌创作引入邪路。总之，陆游的“工夫在诗外”，对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个积极的促进与发展。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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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诗品无异人品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诗即人格的体现，学古人诗当首先求其性情神气。语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體（骼），有情性神气，诗之好丑高下亦然。”杨维桢认为《三百篇》、汉魏以至李杜诗，“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而齐、梁、晚唐、季宋之诗，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气可知已”。杨维桢论诗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倡导师古，然又不满意于当时某些人专效古之文辞体格，于是提出“诗品无异人品”的观点，强调汉魏盛唐诗体格高乃其人格高之故，因此学古人诗首先当学古之情性神气，“古者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学诚也尚已，故其出言如云水出文、草木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故摹拟愈偪，而去古愈远”。其门人吴复就此加以解释道：“君子（指杨维桢）论诗先性情而后体格，老杜以五言为律体、七言为古风，而论者谓有《三百篇》之馀旨，盖以性情而得之也。”（《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以诗品与人品相比拟的观点由来已久，《吕氏春秋•音初》云：“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扬子法言•问神》云：“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白居易《读张籍乐府》云：“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这些观点显然对杨维桢“诗品无异人品”之说有影响。但是杨维桢论诗“先性情而后体格”，并非不重视体格，既然“诗品无异人品”，诗格高是人格高的体现，那么诗品、诗格还是非常重要的，学古人诗便不可不学其高古之体格。故他于《赵氏诗录序》又写道：“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末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可见杨维桢是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论者，既求人品、人格之高，又求诗品、诗格之高，颇有辩证艺术因素，而与理学家重道轻文，认为有德者必有言的观点有别。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14、文人相轻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云：‘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曹丕认为，文学要获得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有正确的批评与指导，进一步又要求文学理论批评家，树立公正客观的态度，正确地分析与评价作家作品。曹魏时期，是“文学自觉”开始萌芽的时代，“文人相轻”，一方面反映了文人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因其错误的批评与态度，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曹丕针对当时文坛“文人相轻”的传统陋习，分析其产生的认识根源和历史原因，加以严肃的批评：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善于自见”而无视他人的成绩，因而常以己之长，而轻人之短；而对于自己创作的缺陷，却又闇于自见，讳莫如深，即使是自家的一把普通扫帚，也自以为值千金之价，文过饰非，高自标榜，故难以改正错误，以求更大的进步。而不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怎能迎来作家辈出、群星璀璨的自觉时代和文学创作的丰收呢？另一方面是创作技巧和各种文体艺术特点的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读者千千万万，各有自己的嗜好要求，有的喜欢诗歌，有的偏爱散文，有的热衷辞赋，这是很正常的。但作为文人，他的艺术创作很少有可能兼擅众体，有的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但在散文辞赋方面则表现一般；有的作家，辞赋堪称大家，诗歌却平平如也。文人或批评家如果以己所长而轻人之短，以为文坛一片黑暗，到处都是缺陷，又怎能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呢？据此，曹丕提出克服的办法：“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他写《典论•论文》，基本上就持这一公正客观的批评态度，对于建安七子文学优劣的比较研究，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于是“仰齐足而并驰”，迎来了时代的文学高潮。在文学批评方面，曹丕“文人相轻”之说，颇有影响，如清尤侗《牧靡集序》：“盖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文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未可执此而弃彼，举一而废百也。……若既有一代之人，则自有一代之文。假令班、扬、潘、陆、颜、谢、徐、庾诸子聚一堂之上，分毫比墨，有如宫商相宜，丝竹迭奏，唱予和汝，相视而笑者，虽有韩、欧在座，必不蛆龋而诋讥也。”（见《西堂杂俎二集》卷三）。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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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美刺
古代诗学概念。“美刺”之说，成为系统理论概念，是汉儒之事。但追溯源流，则早在先秦时代，已见影迹。《诗经•魏风•葛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运用诗歌武器，对于社会不平现象作出讽刺和批判。《诗经•大雅•蒸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小。”穆，和美。意谓尹吉甫作诗歌颂，其和美犹如化养万物的春风，让人受到感染。《诗》三百篇，诗人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美刺并用，爱憎分明。但当时重在具体运用，而没有及时对“美刺”作出理论总结。直到汉初，《毛诗序》（包括大、小序）才提到理论上来概括。如《诗大序》在解说“六义”时提出了“美刺”概念：“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是“刺”。在《毛诗》小序中，更是具体运用“美刺”理论来具体分析诗歌作品，被后儒视为典范。其实，汉时何止是儒家古文学派的《毛诗》，即儒家今文学派的三家诗，也曾广泛运用“美刺”理论来分析《诗经》作品。如《关雎》之诗，薛君《韩诗章句》曰：“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张楫《齐诗》以为《伐檀》是“刺贪”（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这是“刺”。《汉书•董仲舒传》载其对策：“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后世称诵，至今不绝。”董仲舒习《齐诗》，一样称“美”。后来汉末大儒郑玄学兼今古文，他在《诗谱序》中明确提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认为诗歌“美刺”，反映了诗人对于所反映事物的立场、态度和评价，或是歌颂美好事物，作为榜样，加以敬仰和学习；或是讥刺丑恶的事物，作为反面教材，加以无情的讽刺和鞭挞，号召人们反对它、抛弃它。当然，汉儒之“刺”，是有局限的，《毛诗序》所谓“主文谲谏”，郑玄释为“咏歌依违，不直谏”，孔颖达释为“不直言君之过失”，要求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这又会削弱“美刺”理论的现实性和斗争性。但总的说来，“美刺”理论对后代古典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如杜甫、白居易等，无不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就像史家褒贬历史一样，针对现实斗争，积极干预生活。直到今天，文学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16、讽谏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内涵主要是概括了以文艺为手段，力图委婉曲折地干预政教、批判现实的创作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汉书•王褒传》引西汉时宣帝语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后来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也提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渝，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主张。所称“讽谕”，系由《诗大序》中的“风刺”之“风”演化出来的。其实，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辞斌时早已具有“讽谕”的精神，只是他用“风谏”之称而已，《史记•司马相如传》云：“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汉人对于以辞赋为代表的文学，不管是批判或颂扬，所称“风谕”之旨，“风谏”之义，大同小异，均明显受汉代儒家经学的薰染。因此，以儒家正统诗学为源头而发育成的“讽谕”概念，在两汉时代，就基本确立了。对“讽谕”之义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谓“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说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他不仅创造了“讽谕诗”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体制系统中的特有品类，而且还指出了讽谕诗创作的内容、目的、功能、方法和它同儒家人生观、价值观的密切联系，从而把“讽渝”的义蕴系统化，或者说建构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讽谕诗”理论。其集中阐述这一理论的代表作品，《与元九书》之外，还有《新乐府序》、《策林六十八——文章碑碣词赋》、《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等论文和《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采诗官》、《读谢灵运诗》等诗篇。其内容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强调作品内容的批判性。他一再申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二是要求作者敢于仗义直言，无所畏俱。所谓“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不俱权豪怒，亦任亲朋讥”；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都比《诗大序》中提倡的”主文而谲谏”，具有更鲜明的态度，更积极的精神。三是主张讽谕诗也要发挥诗歌艺术感人的力量。因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诗歌创作的根本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所以他认为张籍古乐府诗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可讽放佚君”，“可诲贪暴臣”，“可感悍妇仁”，“可劝薄夫淳”。四、他还把讽谕之作的特殊规律概括为“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总之，白居易的“讽谕诗”和讽谕诗论，把从儒家正统诗学中演化而来“讽渝”概念的理论内涵，极大地充实发展，并予系统总结。白居易之后，历代论诗、谈词而言及“风”、“讽谕”之义者，无不受其理论影响。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17、诗时为事而作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白居易《与元九书》：“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谓文章歌诗之作，应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教化服务。信中回顾历代诗歌发展，认为《诗经》的优良传统，在《楚辞》和西汉苏、李诗中已开始有所亡缺；屈原、宋玉、苏武、李陵皆失职不平之人，其作品只为抒发其悲哀抑郁之情，不暇顾及其他。晋宋以后，谢灵运诗多溺于山水，陶渊明诗自放于田园，其他作者更等而下之；《诗经》传统已渐渐衰微。梁陈间诗更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虽秀句迭出，绚丽可观，但略无讽劝美刺之意，《诗经》传统尽失。于唐代则赞颂陈子昂《感遇》、鲍防《感兴》之作有讽谕之旨，而批评李白诗虽才气横溢，奇之又奇，而“索其风雅出兴，十无一焉”。杜甫诗可传者甚多，尽工尽善，然而如“三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那样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者，亦不过三四十首而已。因此他为诗道崩坏而愤发痛伤，乃创作讽谕诗，希望能起到裨补政治的作用。其《新乐府序》云：“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意亦同。由其对历代诗的评论看，为时为事而作的理论，具有要求诗歌内容充实、关心现实的合理方面，但是，一味贬抑排斥文学的审美愉悦作用，又显得狭隘机械。白居易鼓吹此种理论时态度偏激。其实，他也写了不少吟玩情性的闲适诗、随感而作并不直接服务于政教的感伤诗，和“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的杂律诗。在其他场合，他也曾发表过不少诗可以释恨佐欢、怡情悦性的言论；对陶渊明、李白也作过很高的评价。即在《与元九书》中，也说到以“新艳小律”自娱的情形。故为时为事而作，只是反映其诗歌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18、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古代诗学概念。是唐白居易关于诗歌特点的表述。其《与元九书》云：“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强调诗歌具有重大的政治教化作用，是圣人感动人心以达到天下和平的最好工具，因为诗有其特点：根情，指诗本因情感激动而作，又以情感打动人心，情为诗之根本；苗言，指情动而发为言辞，言为诗之苗；华声，指诗的语言富于音乐美，易入人耳，声为诗之华（花）；实义，指诗之归宿在于通过动人的情感、悦耳的声音，使听者了解其意义，义为诗之果实。凡有生之物，都有情感，都爱听悦耳的声音，故都容易为诗所打动。白居易极力夸张诗的政教作用，甚至说三皇五帝之所以能“直道而行，垂拱而理”，就是因为以诗为“大柄”、“大宝”所致。又强调为发挥此种作用，须重视其固有特点，即情感和音乐性。在其他文章中他也多次表达这一观点。如《策林六十九•采诗》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反之，通过听诗、读诗，可以了解人情之哀乐、风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同时，统治者让在下者借作诗以泄导其情，如同“善防川者，决之使导”，而不致壅塞成患。又如《新乐府序》自述其诗的特点，除“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外，还有“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即力求流畅通达，希望能配乐歌唱，以求易入人耳，增强感染力量。白居易此种诗歌理论，大体上继承了《礼记•乐记》、《诗大序》等儒家音乐、诗歌理论，而又针对现实，有为而发，推动了古典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19、言直而切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白居易有关诗歌艺术风格的论述。语见其《新乐府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篇序言，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理论纲领。“言直而切”，意思是说，诗歌语言应该质直坦荡，直抒胸臆，切中时弊，而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借以掩盖现实黑暗。这不仅是语言艺术风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紧密联系着反映现实、批判人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问题，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诗风的斗争精神和鼓舞力量。这一理论锋芒，直接批判了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白居易不满意儒家那“怨而不怒”、“主文谲谏”含蓄不露的诗风，认为它不利于诗歌反映现实和批评时弊。因此，他不仅强调诗歌的抒情特征，而且在情感抒发方面，提倡一种“意激而言质”（《与元九书》）的激切直露的愤懑之情，以便“惟歌生哭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从积极方面改造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化中心说，使诗歌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联系得更为紧密，更富于现实的理论意义。比如说，“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与元九书》）。新乐府一类的讽谕诗，用质直的语言，抒发激切之情，不仅事实明白，而且态度鲜明，“欲闻之者深诫也”，以收到“直谏”的效果，从而促进了古典诗歌现实精神的发展。参见“辞质而径”、“事核而实”诸条。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

戴望天

220、事核而实
古代诗学概念，原是唐白居易对诗歌内容提出的艺术要求。语见其《新乐府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事核而实”，是就新乐府讽谕诗的思想内容而言，意思是说，诗歌所描绘的故事，句句真实，绝无谎言，经得起事实检验，可作为治政者的借鉴。这是根据司马迁的“实录”和王充的“不虚妄”等理论而加以发挥。在唐代的新乐府运动中，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比兴美刺和劝善惩恶，以便为改良封建政治服务。为了实现诗歌的这一积极社会作用，必须重视作品内容和题材的真实性。他认为只有“其事核而实”，才能使人相信，作为历史镜鉴，传之久远。诗歌作品能使人认识政治社会的真实面貌，进一步产生改革现实的要求。这与其《策林•议文章碑碣词赋》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感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指出“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可作为“事核而实”的具体说明。白居易所作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所描绘的故事，大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根据，并非凭空杜撰，正是这一创作思想的表现。但白居易固然强调真事与核实，同时也并不完全排斥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其讽谕诗的不少细节描写，就明显出于艺术想象。后世不善学者，一味强调真实“事核”，则可能因违背艺术特征而引人创作的仄径。参见“辞质而径”、“言直而切”诸条。
――摘自《中国诗学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