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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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又与新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不同阶段上山下乡工作的出发点及其任务、政策和措施等，自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上山与“文化大革命”后的上山下乡，更是有着明显区别。作为上山下乡主体的知识青年，由于受不同时段理想追求、价值取向、锻炼环境、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家反思那段历史，感受不一、认识各异，也就在所难免。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当年都在青春的岁月里打上了知青的烙印，都曾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都在那困境的磨难中积累了宝贵的历练财富。也正是那段特殊而又平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情结和烙印，使我们知青这个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始终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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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一转眼，我扎根宝坻50多年了，其间在窦家桥务农就有18年，并任了9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刚下乡时，窦家桥粮食单产不过100公斤，发展到60年代末刚到200公斤。1970年我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有3名知青也先后进了支部班子。大家齐心协力，带动社员群众响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习雷锋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发扬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气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老天连旱3年，我们奋斗3年，把全村1700多亩盐碱地都改造成高标准园田，并实行了科学种田。从此，窦家桥不仅告别了低产的时代，改写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大。到1974年，全村粮食平均单产超千斤，当年就向国家交售余粮15万公斤，贡献最多的1976年，全年交售的爱国粮就达到了21.5万公斤。再加上我们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大办工副业，也把贫穷的窦家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尽管现在回头看那点成绩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看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自己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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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知识青年需要就业、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长需要锻炼，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应该说，当年将这些难题结合起来解决的探索，还是有价值的，我为自己能参与这一探索，感到光荣、自豪，无怨无悔。

       如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历史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当年的知青都已步入老年，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各自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大家心系乡里的那种情怀，忧国忧民的那份忠诚，始终没有变。因为老知青们终生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一切为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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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的历史，知青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笔沉甸甸的宝贵财富，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为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一代人的贡献，尊重为国分忧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重视民族的宝贵财富，就是保护社会的有益资源，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今天的我们，面对历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评头品足地议论上几句，但每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上深加探究，唯有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公允的。《四川知青史》正是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系统展现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可以说，四川知青史既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我相信，这部《四川知青史》的成功问世，对于全面记载、客观评价、正确反思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必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感谢孙成民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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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侯隽，女，1943年3月出生，北京人，1962年7月高中毕业后自愿下乡插队，是全国先进知青和著名劳动模范、党的“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80年脱产，历任天津市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县（区）政协主席。

（本文摘自作者为《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作的“序”；该书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获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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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谈习近平的知青岁月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放到当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格局中来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三个最”，就是：他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知青；他插队的陕北是全国插队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队知青中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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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他是“年龄最小”的知青呢？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时候，年龄最大的老高三即高中66届学生一般是二十一二岁，年龄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届学生一般是十六七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属于老初一学生，上山下乡时只有十五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知青，在当年400万“老三届”知青中，年龄无疑是最小的，人数自然是相当少的。

       之所以说他插队去的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需要从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地点和安置方式说起。当年“老三届”上山下乡，从安置地点来说，有跨省安置、本省内跨地区安置、本地区内跨县安置、本县就地安置四种。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而且大部分是就地安置。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浙江、四川、江苏等人口稠密省份，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辖市、本省安置插队外，还被安置到外省、区。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绝大多数安置到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吉林、云南等地，其中2.6万多人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习近平总书记就属于到延安插队的这一拨知青。

       从知青安置方式来说，那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林场、农场、牧场、草场等单位当农业工人。另一种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同样是上山下乡，到兵团等单位的知青和插队知青的境况有明显差别。兵团知青，身份属于国营企业农工，每月拿固定工资，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而且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享受部分劳保福利，物质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所以到兵团成为知青的首选。但是，兵团接收知青时政审标准比较严格，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知青很难进入兵团。插队知青，要靠自己挣工分吃饭，多数知青的日工值只有几角钱。因此，一半左右的插队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需要父母接济。我当年插队的地方，条件算比较好的，一年干下来，扣除口粮钱一般有几十元收入，马马虎虎能够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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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地处黄土高原，无疑属于全国插队知青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前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去过梁家河，那里山大沟深，交通落后，土地贫瘠，降雨很少，自然条件很差。知青插队那个年代，这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劳动用的还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老镢头，老百姓吃水、烧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难。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我曾问过当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窑洞住了六年的北京知青雷平生：插队时梁家河一个工日值多少钱？雷平生说，刚下去的头一年即1968年，每个工日值是一角一分钱，到了1969年是一角二分钱，涨了一分钱。我们也是插过队的人，可以想到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15岁少年，孤身来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劳动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难、多少问题需要他去面对、去解决！

       还有一个“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农村一待就是七年，属于全国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当年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在农村待多久。除了有些知青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外，绝大多数知青在心底里并不情愿在农村待一辈子。好在到了1969年冬天，我们那里开始有知青应征入伍，使广大知青对未来看到了希望。1970年以后特别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过应征入伍、招工进厂、推荐上大学等多种方式走出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多，到1972年底基本上都离开了农村。我在农村待了差不多两年半后，招工进了工厂。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农村却待了七年，这在“老三届”知青中绝对是很少的。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延安北京知青的材料，了解到1969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老三届”知青共26200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到1972年共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上学648人，病退、困退回京1188人，这样共走了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上学11709人。1974年，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招工、招生250人，回京455人。这样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仍待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有590人，占26200名北京知青的2.3%，而且这590人中不少知青是因为已与当地农民结婚而留下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1974年就剩下他和雷平生两人，雷平生1974年10月被推荐录取上了延安大学后，整个大队就只剩他一个知青了。他不仅是梁家河大队插队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也是延川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北京知青中离开农村最晚的极少数人之一，到1975年10月才被推荐录取上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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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校友，或入伍、或招工、或招干、或上学、或通过其他途径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地走了，自己却仍然留在农村，昔日热闹的知青宿舍变成了冰房冷灶，那个心情的确是挺复杂、挺焦虑的。我们从梁家河的知青和村民中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仍然是该干活干活、该读书读书，仍然是执着地一如既往地申请入党，不仅入了党还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种从容，这种坚韧，这种任随“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淡定，让我们这些当年插过队的人由衷地感佩。

      “年龄最小、地方最苦、时间最长”，这“三个最”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生涯的鲜明印记。总书记这七年知青岁月，是他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无疑对他后来的成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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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毅亭，陕西省汉中一中初中学生，1968年12月至1971年4月在汉中市铺镇公社姜埧大队插队。1971年5月招工进入汉中通用机械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本文摘自2017年3月17日《学习时报》，原标题为《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