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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24 21:23:31 格鲁米
董之林：“世变缘常”
来源:<书城>2009年1期
董之林：“世变缘常”——关于叶维丽和马笑东口述史《动荡的青春》1
《动荡的青春》是两个人的口述史。讲普通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民俗’也可以成史”2 的意味。而一旦得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文革”和“文革”前的生活，又会觉得书里所写的，与那种布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
现代生活，或者更直接地说，1949年后，在政治运动频繁、政治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有没有日常生活？如果有，能不能产生新的民俗传统？产生一种新旧杂陈的生活方式？激进的社会形态，为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提供了哪些不可忽视的要素，并潜伏在意识形态的底层，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影响至今？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口述史显示出撰写者看待历史的独到之处。如该书“前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同时，她彰显了一种学术立场：“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
（一）
“目前发生的改变过去发生的事—— 至少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我这里引述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话，并不是说，参加过“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撰写者，在冷战结束后，试图改写自己的过去，对那一代人历史上的失误文过饰非；而是想说，撰稿者之所以写这本书，与她在海外生活多年，特别是“目前发生的事”有重要的关系。叶维丽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关于这本书的缘起，她书中有明确说法：
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由此，她和马笑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约定，以口述史的形式，回应那一段已经被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历史，也是有关她们个人的成长史。经数年努力,在马笑东因病无法继续之后，叶维丽作为统一撰稿人，这部口述史于2007年最终完成3 。
如果由于上述叶维丽“质疑西方某些人”的话，就以为这是一部为了反驳冷战思维，给五六十年代生活大唱赞歌的历史书籍，那么读过之后，无疑会让习惯于单向思维的读者感到失望。关于“文革”中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云之死；市委干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惶惑、但求自保而表现的冷漠；单位的造反派可以随便查抄所谓“走资派”子女的日记，捏造罪名，并偷偷放进孩子个人的档案，等等。这些事件通过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一五一十地展示出来，无不令人发指、胆寒。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一部“伤痕文学”似的历史。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反驳冷战思维的方式，不是那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也不是那种“全民共忏悔”的方式。经过某种严格的史学训练，作者摆脱了以往有关“文革”叙事的框架，尽可能摒弃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当然，这里并不缺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口述者对细节的重视，使得那些事件，就像是由大量日常生活元素汇聚而成、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中个人责任是无法回避的，也经过她们认真的核对和深刻反省。但“个人”和“个人行为”并不是被虚拟出来的神话，而是经由许多习焉不察的事物，被某种文化或不同文化的冲突“塑造出来的”，从而具有普遍价值。
口述史的风格一如两个女人聊天，你来我往，明快而畅达，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但其中包含的历史因果关系，却异常复杂。善恶、美丑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往往因既是果，果也是因。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社会发展到今天，那些特殊时代的文化因子，没有随时代变迁而宣告“终结”；它们像一股暗流，仍悄然作用于当下现实。
（二）
细节有一种深刻的力量，使宏大的历史产生亲和力，透出真实可感的光泽。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对已经“圆满的历史”横生枝节，对原有的观念是一种耗散和消解。但正是这种消解、而不是毅然决然地背叛过程中，因其“宏大”而显得大而无当的观念，却因经过细节化和个性化的处理，变得令人刻骨铭心。比如口述者的父辈，青年时代受西方思想影响，由追求社会公正，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博爱，到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过程，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知识阶层十分普遍。但是他们这种经历，又与当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苦大仇深的工农阶级才是革命中坚力量，有很大区别。这使得父辈人由原来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开始，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备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抚今追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懊悔青年时代的选择。
关于这一点，叶维丽是从她爷爷那一辈人的生活说起。她的爷爷早年弃官经商，由安徽至天津做银行总经理，同时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中兼职，“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但他家里的生活完全是“封建主义的”：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得我爷爷的宠爱……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
我奶奶在去世前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上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的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我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叶维丽的众多叔伯属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社会上层，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生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不解之缘，追溯起来，也都有反抗旧式家庭的背景渊源：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关于解救劳苦大众，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认识：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
叶维丽和马笑东的父母都是“三八式”（抗战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家庭背景不同，投身革命的动因也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一点，在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局中，他们都是觉悟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铲除“社会的不公”，才能结束国家的满目疮痍，实现平等、博爱和公正的理想。马笑东的父亲原在山东老家当教员：
我父亲抗战前读的书里，有鲁迅的杂文，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书对我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问过他为什么抗战爆发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说：“国民党太腐败。”他举了一个当时老百姓讽刺当官的巧取豪夺的顺口溜为例：“省长刀子刮，县长剃刀刮，乡长老爷箅子箅。”
从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她们的家庭也随之列入当初革命目标所指的社会上层。当小学生马笑东第一次走出商业部宿舍大院，到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同学家串门，发现这位平民子弟一家住的房子那么低矮、阴暗，十一二岁和她同龄的孩子，要担负做饭、照顾弟弟妹妹、洗衣服等诸多家务，她感到非常震惊。和这些同学朝夕相处，她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在战争结束、却还有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如何继承父辈传统，实现社会普遍的理想？
为调整这种生活的反差，她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学习、工作、劳动事事争先；二是压制自己的欲望，选择一种近于“苦行”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从她上小学五点钟起床做班级值日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直到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云南农场劳动，来例假从不休息，照样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干活，同伴还以为她从不来例假。她做这一切，没有丝毫的伪饰和做作，也是伪饰和做作装不出来的。马笑东把“革命”确立为一种信念，而不是生活中一个具体的指向，因此，在她的青春辞典上，应该像《牛虻》中的亚瑟那样“吃苦而不诉苦”；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那样，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遗产，都向“革命”的聚光点汇集，形成她坚强的性格。她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似乎都在为“革命”作准备。为了有意磨练自己的意志，她放弃了许多几乎不带任何奢侈色彩的人生享受，自然也摈弃了温情和儿女情长。
尽管“革命”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但那种在信念中生活的意志力却成全了她们。马笑东和叶维丽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分别到云南农场和山西农村，像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农工和农民那样生活了五年，五年之后，她们分别重返城市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又先后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她们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经历，特别是马笑东的经历，那种不让须眉，在人生困难面前不颓唐、不退缩的言行举止，为老中国“灰色的”人性画布，留下醒目而富于震撼力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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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16 13: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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