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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二六市，地处余姚市三七市镇（旧属慈溪县西乡），当年是鸡鸣山下一块非常富饶的地方。“富呒上万，穷呒讨饭。”这是小镇居民安居乐业的写照。 1941年4月，这样的平静被日寇打破了。四明大地遭到了日本鬼子铁蹄的践踏，所到之处无恶不作，给家乡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现为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顾问的张伟坚老人告诉笔者：“那一年对我家来说更是大灾难。一天早晨，我妈从街上买菜回来，到家便上吐下泻，痛得在床上打滚，当晚就离开了人世。时隔十一天，二伯母和她的小女儿又是同样的病症去世，家里一下子失去了三个亲人。当地有很多人死于这种怪病。后来才知道，这是鼠疫，是灭绝人性的日寇投了细菌弹，宁波城乡有许多人感染，有的人家甚至绝户，当时的情形惨不忍睹。” 张伟坚的父亲人称阿镛先生，大名张列镛，是一位小学教师，是台湾金融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应昌期先生的启蒙老师。张伟坚说：“父亲和母亲董纫珠一辈子当教师，读书人爱国，‘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在学校里宣传抗日救国，教育孩子们不当亡国奴。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排练一个抗日的活报剧，父亲鼓励我报名扮演剧中的女主角。这对于我与同学们后来参加抗日的队伍打下了思想基础。” 通过与老人的电话交流，我了解到张伟坚十岁就读高小了。她就读的是慈溪县晋群小学，校长阎季平老师、班主任金老师都是共产党员。老人说：“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比如喊口号、唱歌曲、演活报剧。每天早晨，天才蒙蒙亮，我们的呼喊队就到周围村庄呼喊：‘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百壮士》《毕业歌》等抗日歌曲也是那时候学会的。” 小学毕业，张伟坚被慈溪县锦堂师范学校录取了。可是，家乡沦陷了，求学变得十分艰辛。为了避难，锦堂师范当时已迁到嵊县的乡下，校舍设在一个祠堂里，极其简陋。老人说：“女生的宿舍在楼上享堂，大统间、地铺，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一旁还摆着神主牌位，一到晚上就感觉阴森森的。吃饭在大殿，经常吃不饱，有时连盐也吃不上。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同学们纷纷辍学回家，我也回到了家乡。十三四岁的人回到家没事可做，父亲又把我托给跑单帮的人，随他们翻山越岭走小路回学校读书。第二年的五月，日寇沿浙赣线南下，嵊县、诸暨相继沦陷，学校撤到了丽水。到了丽水后，当地政府自顾不暇，学校已经无人问津，敌机又不时来骚扰，我又一次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逃难。长途步行，沿途经过缙云、仙居，所到之处都有敌机轰炸后的废墟。在师范读书的一年半中，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逃难。” 老人告诉我，她的大伯是共产党员，后来被敌人杀害了，她说：“大伯父牺牲后，大伯母一家由我父亲照顾，母亲的去世犹如雪上加霜，靠父亲一个人工作，生活难以为继。这次逃难回家，父亲就不再送我回学校了，他要我和堂姐淑仙去考代用小学教员，以减轻家庭负担。经考试合格，我俩于1942年秋开始在家乡的湖塘小学教书。记得淑仙姐教初小，我教高小，那年我才15岁，很多学生的个子比我还高。” 老人告诉我：“从1942年的夏天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他们是时任慈西区区委书记的郑天民和钱忆群、董静芝等人。由于父亲思想进步，又是小学的校长，这些民运同志把学校和我家当成了地下联络站。后来，新四军浙东纵队何司令的爱人老马和女儿小红、五支队支队长王胜的爱人史易、政委邱相田的爱人苏扬等，干脆住进了我家。苏扬、刘珍珠、陈孝敏等人还由我父亲安排在学校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发展党员，发动农民成立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受民运同志的影响，也受当校长的父亲的鼓励，1942年，先是我表姐王悦群和她同学苏菲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的夏天，我和堂姐张淑仙、表姐王银珠（王悦群的姐姐）、同学沈佩、魏静华等也一起参军。离开家乡时，史易、苏扬还送照片给我留念，两张照片跟着我南征北战，还跨过了鸭绿江，至今保存着。” 二六市是一块值得骄傲的土地。当地曾流传过郑天民孤胆闯敌营、阳觉殿阻击战、长溪岭遭遇战、下湖头庙攻坚战等故事。当年从学校入伍的王悦群、苏菲、沈佩、魏静华、张伟坚等人，都是立过战功的新四军女兵，她们的爱人郑天民、蔡群帆、方铭、毛奇新等，在地方的成了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在部队的成了副军职以上指挥员。今天，二六市东边的大山——天井头冈，矗立着一块由薛驹同志题词的抗日纪念碑，正面刻着这一带当年抗日救国的事迹和郑天民等15位民运同志的名字。 原载《宁波晚报》2015年7月23日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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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8 10:4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