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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知青 · 王吉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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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 12:52: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口述者:王吉厚
采访者:周兴华
整理者:陈诗洁
间:2017年8月5日
点:黑龙江省虎林县王吉厚家中

图片1.png
  王吉厚,1931年出生于山东莱州渤海之滨。1949年参加工作,历任抚远县东安区民教助理、饶河县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859农场生产办公室第一副主任、虎林县杨岗公社社长、义和公社、虎头区公社党委书记,虎林县知青办主任、虎林县委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91年退休。1956年开始诗歌创作,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一、在虎林的知青情况
  虎林是1969年开始接受知青的,1969年3月2号珍宝岛事件发生了, 3月9号,火车来了,年轻人来了。这是一批浙江知青,可以说他们是顶着敌人的炮火上来的。那些浙江青年有宁波、杭州的,以杭州青年为主。当时的情况是战备很紧张,但是我们虎林县管辖的知青没有冲到最前线,兵团的知青是有冲上去的,当时冲突的中苏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到3月15号以后,河水开始解冻,因为有水,老毛子就过不来了。
  来虎林这边的青年大多都是68年,69年,还有72年、74的,大部分是从杭州、宁波、上海过来的,还有个别湖州等地的,宁波的知青待在农村的比较少。虎林在1974年以后没有大批的外来知青了,都是本地的下乡青年。
  在虎林辖区里的这些知青都是到基层去的,基本都是到生产队。插队青年有的去杨岗镇,有的去忠诚公社,几乎各个公社大队都有。我当时在忠诚公社仁爱大队蹲点,正好跟知青接触。他们住在老乡家,我也住在老乡家。我们大队里的那些知青都是浙江知青,有一个返城之后还到航空学院读书了。
  浙江那批知青来的时候好像没有发统一服装,他们来的时候我没看见过统一的整齐划一的服装。后来成立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的时候,京津浙沪这四个地方的知青置办了假军装,棉袄棉裤大衣都是由黑龙江省支付费用,等他们来了之后再从工资中逐月扣除。外省来的知青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指标,当时都是500人、700人这样的大部队来的,当地政府没有拒绝的权利。当时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们要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没有人敢扯皮把人退回去的。这一大批知青下来以后,浙江的知青办曾经组织了慰问团来慰问,我记得杭州的来过。他们慰问的时候就是带个小演出队演出。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鼓励,只有很小的纪念品。

  二、虎林知青办
  虎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虎林知青办。它的前身是“劳安民办公室”,就是劳动局、安置办、民政局三家一起办公,后来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知青办。知青办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本地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接收外地知青,落实任务指标、统筹去向、人员分配、安置;管理、分配和监督知青安置专项经费、专供物资的使用;负责知青思想教育,管理关心了解知青生活状况,帮助知青排忧解难;分配与审批知青选调名额或推荐知青上大学的名额;审批下乡知青因家庭特殊困难或因自身患病、不宜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要求返回原居住城市的申请(简称“困退”或“病退”);查处、解决有关知青工作的各类问题等等。公社一级没有知青办,但设一个知青助理。
  1978年的时候,虎林还有下乡的青年,但基本上都是本地青年了。那时的重点工作就是抓知青农场,出现了林业青年农场,交通青年农场,供销青年农场,城镇的青年主要在这些农场劳动,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
  到大返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知青办的工作主要是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进行工作安排,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下发了文件,那时候就开始成立劳动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从1980年开始有编制,大约是1981年7月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就和劳动局合并了。合并以后,有一个办公室专门来接管这个事情,之后为了加强这个工作,就让当时原来担任财政局的局长调回来主持这项工作,上任之后他提出,他当劳动分公司经理,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虎林知青办撤销大概是在81年左右,后来这块业务就归劳动局管了。
  我在知青办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也就是两年多的时间。知青大返城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就到虎城当书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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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1 12:56: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1-21 12:59 编辑

  三、我接触的知青生活
  我在忠诚公社工作的时候,与浙江知青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老百姓对远道而来的知青都表示欢迎,知青来了之后到了哪个村,哪个村就敲锣打鼓欢迎,开大会迎接。我当时是忠诚公社的整党联络员和副大队长,每天要和知青们接触,关系非常好,也非常亲密。我写过一首三千多行的叙事诗就是以知青为题材的。我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他们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坚守在劳动第一线,这很不容易。我是13岁到东北来的,也可以说是打着哧溜滑长大的。他们那些知识青年呢,冬天来了之后在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不过话说回来,到知青插队的时候,比开发北大荒的十万官兵条件是好多了,那十万转业官兵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只有一个大雪覆盖的小山包,王震说这就是你们的村,这就是你们的生产队,开始劳动吧。之后右派来853农场的时候,也和转业官兵的情况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开始干活。他们在大雪壳子里抠木头盖房子,那盖的房子质量能好么,春天雪一化,水都下来了,满地都是积水。来我们这里的知识青年接触的环境相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好很多的,他们的房子都是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特地给他们让出来的。有的老百姓家里有两间房就给知识青年让出一间来,屋里暖和,墙也是干的。但是去兵团的知识青年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的新建兵团情况就要艰苦一些。
  我蹲点的这个村子有五十多个知识青年,人是很多的。一个大队算是一个知青点,但是没有专门给知青盖房子,知青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老百姓一起吃饭,或者自己来做。一般情况下是把知青安排在大的、基础比较巩固、生产力比较雄厚的村子。穷一点的村子是不安排知青去的,他们自己村里的人都吃不上,都穿不上裤子,知青到那里你让他怎么办?知青们劳动一年的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工分值高的二元多钱,一般的也有七八毛钱。
  知青之间有出现矛盾冲突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小组和那个小组干起来了,也有的时候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干起来,或者哈尔滨来的知青和浙江来的知青干起来。大队党支部会做调解,也不让他们这么闹。虎林有许多本省的知青,比如哈尔滨青年,鹤岗青年,鸡西青年,牡丹江青年。当地青年不会和外地知青闹矛盾,当地青年一般比较老实,没有非常调皮的,所以我很少听说有当地青年和知青起矛盾的。
  我当书记的时候有一件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当时知青入党我们都是要查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的,如果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有海外关系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发展的。当时有一个杭州知青想要入党,由于他有海外关系,就不能发展他入党。但是他的海外关系都好几代了,他都没见过面,也不认识,如果因为这个就不让他入党这不公平也不合理,也不合乎党的原则,所以我们公社党委开会研究之后,特批他入党。那年他回来,是副省长陪着他回来的。在酒桌上张海文说:“没有王书记,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是入不了党,我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当时我去美国,有人劝我留下,但我想我是共产党员,我得回来。”他的这一番话使我特别感动。

  四、知青返城之后
  从整体情况看,我觉得知青对当地产生的影响还是正面的。知青对我们本地的文化、生活习惯方面都还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知青把城市文化因子带到农村,带到虎林。虎林这地方的文化真是五花八门,有转业军官带来的,有老铁兵带来的,有知青带来的,还有更早的支边青年带来的,这样的很多股力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虎林这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
  知青大返城以后对我们本地没有产生太大的冲击性影响。他们走了之后,一切也都照常进行。而且不久之后搞分田到户,农村就变样了。我在虎头当书记的时候。有个大队有160户人家,每一户最低分到300多亩土地,最高有400、500亩土地,全部出租。现在160多户有128户在虎林买了楼,他们一年有五六万、七八万收入,而当时买一个楼房才十来万。我经济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月5600块工资,一年不到七万元,但他们是十来万块钱,又很清闲,现在我的收入都赶不上他们了。
  大返城的时候,政策有点放宽了,很多知青要回去顶替什么的,像这样一些情况,要回去的一般都让他们回去。不过当时政策规定,结婚的不让回去,和当地青年结婚的不让回,知青和知青结婚也不让回。当时有一个水泥厂的青年和一个砖瓦厂的青年,到我家来,她提出返城,我们也挺支持的。后来她和丈夫结婚了,生了孩子。他们就考虑回去也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工作,所以就不回去了。有些人回去之后也是做临时工,生活也不安定,所以有些人就决定不回去了。我们这儿的种猪场和良种场有几个知青就一直都没走,现在他们也有100来亩地。成小地主了,如果出租,一亩500块钱,100来亩就有5万块。当小地主,一个月有5万块钱。他们5万块钱一个月,比别人在机关一个月拿4000多块钱要好很多。
  知青返城之后,我们知青办组织过回访,看看他们返城之后各方面的安排怎么样。按照名单,哪个地方有比较多的知青就去哪里回访。我们知青办到浙江去回访过,但我没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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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1 12:59:46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我认为知青运动是毛主席针对知识青年在城市难以安排的实际才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城市压力大,青年都没有工作了。如果没有这个知青下乡,那些青年一味的串联串联再串联,那就更完了。千千万万人的吃穿都没有人解决,不是胡闹么。上山下乡运动可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稳住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在那段知青时光里没有白吃粮食,到农村去自食自力,流血流汗,让整个国家安定下来稳定下来,要是不这样,城里面真的会乱套。不管怎么说,虽然这个道是逼出来的,但走的也是对的,现在看这个政策还是站得住脚的。
  知识青年在北大荒锻炼的这几年也是他们成长的财富。比如说有个杭州知青他们父子两代人都在虎林待过,也受过艰苦的锻炼,这个父亲回城以后,孩子跟着去了,这个孩子现在美国发展,搞手机、眼镜,但这孩子永远不会忘记北大荒,他说是北大荒把他锻炼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锻炼他才什么苦都不怕,由此可见这个锻炼对他们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是他在杭州永远得不到的。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过的人,主意正,思想坚定,这是他们的成果。锻炼锻炼还是好,但是别让他们没有盼头。
  后来知青们为什么都返城了呢?因为当时那个临时的困难过去了,不返城也不行。如果一直让他们扎根在农村,远离父母,孝敬不了父母,接触不到亲人,他们也不安心。农村和城里的生活差一大截子,让他们留在农村,也不符合民意。所以邓小平下定决心,让知青都回来。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邓小平所说的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的说法,需要辩证地看,也是因为国民经济逐渐好起来了,大返城才有可能。 图片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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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 17:35:5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1969年3月8日从杭州支边去虎林的,并于1972年因独子“特照”,经浙江省知青办发调令返籍回杭。那个阶段,虎林知青办主任应该是王凤祥,那是因为要调回杭州与他打交道较多而关系不错。他也曾在74年带队来杭州调查了解一些病退与困退的知青家庭情况(住当时的西湖饭店),还是我一直陪他们按名单上门查访的。可能这位王吉厚是我调回杭州以后上任的吧,但不知这篇在虎林他家中的口述是怎么来的?
不要曲意求人重视,不怕忍受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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