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吕德明 整理者:邓程茹 时间:2017年3月19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吕德明,宁波余姚人,1953年3月出生,1972年7月份支边吉林长岭县,1976年9月招工到吉林油田油建一部输电大队当外线电工,从此脱离农村。1981年返城回余姚老家,在二轻局下面的工厂工作,1999年买断工龄,最终失业。下岗后自谋职业。2013年退休。退休后热心宁波知青的公益活动,任宁波知青博物馆志工部主任。
一、无奈北上 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家中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三。当时规定五个里面去三个,后来我们去了两个。我下面的妹妹去了当地农村支农,我去了吉林支边。我是1972年去的,妹妹是1973年去的,比我晚一年。当时我姐姐已经有工作了,我哥哥是临时工,那我去是毫无疑问了。我下面有两个妹妹,小妹妹还很小,所以我父母的安排就是让我去。这是没办法的,自己也知道。 下乡的知青里面年龄我算是中等,还有比我大的。岁数大的去支边有二种情况,一是以前老是不去;二是文化大革命前到本地农村支农的已去了好几年,这次也可以重新报名去支边。我们这批支边青年最大的有26岁,最小的16岁。20岁、19岁的为多数,大概占百分之七十。我是1972年7月份离开宁波的,2月份的时候居委会的小组长就通知每家每户开会动员孩子到东北去,但是没人去。后来就敲锣打鼓来到家门口,但还是没有人去报名,最后就规定没有工作的家长到居委会办学习班,有工作的家长到单位办学习班,你孩子哪天报名了,你哪天去上班。报名报好以后工资照样给你。比如我父亲,是在我报了名以后工资照发的。到最后该下乡的一个也没落下,但是没有人是真正自愿去的。1969年的时候大家情绪比较高昂,有人是自愿报名,7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我念书比较晚,可能是家里孩子多的原因,我10岁才开始上学,念到1967年,初中一年就不念了,也没告诉老师,就待在家里,帮助家里做手工活或者家务。当时有支边到大兴安岭、内蒙古建设兵团、金宝屯农场的,我那时候可以去但是没去,那时候政策也相对宽松一点,这次因为实在逃不过去了,只好去吉林插队。动员的时候家庭成分不好的,是不会有人来敲锣打鼓的,就通知你非去不可,成分好的才会有人来这样对待你。后来到了乡下农村,不会有人管你成份好不好,有一句话叫“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离开余姚前,我们要北上的人先到县大会堂开会,而且家长和兄弟姐妹们在门外等着我们,开完会以后,排队走到火车站,上车后有名字写在座位上,按名字入座。开车的时候火车喇叭响了,接着就全是哭声,根本听不到人说话,车开走几个小时后也不说话,一直到第二天才相互说话。去的时候也发“三大件”:棉大衣一件、棉衣棉裤一套、棉鞋一双,棉帽一顶,帽子还是羊剪绒的呢。还有一块“浙江省余姚支边青年”的牌子,一张下乡通知书,写着“支边光荣”。余姚出发到南京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吃完铝饭盒里的饭后,每个人基本上都把饭盒扔到南京长江大桥了,后来一直吃面包到太平川的,因为没有铝饭盒了,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舟山、鄞县和奉化等地方的1700多人,又到余姚,搭载我们余姚的还有慈溪的大家一起上车这里上车的大概有七百多人,所以最终整个列车搭载2000多人。我们坐的是专列,速度慢,时间长。17日之前,舟山的人坐船过来。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刮台风的话小船就出不来了,所以他们5号、6号就出来了,然后就在宁波待着。1972年7月17日下午一点钟,舟山、宁波市区、奉化等人先上车,火车开到余姚火车站后,余姚、慈溪的知青再上车。我们是1972年7月17日下午五点钟在余姚火车站发车,开到杭州火车站时还有欢送我们的队伍。20号下午三点半,火车停在县城下面的太平川镇火车站(长岭县是不通火车的),共三天三夜72个小时。下车以后4点来钟,县领导、地区领导、太平川铁路子弟学校的学生来迎接我们,广播上说的也全是毛主席语录。学校离我们的集体户有50公里的路程。在吉林省的四平火车站也是有欢迎队伍的。当天晚上在太平川学校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八点多一点拖拉机拉着我们去集体户所在的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我们的集体户就在大队边上,拖拉机很慢的,到那里已经是21号晚上的五点多了,开完欢迎会已经点煤油灯了,天都黑了。我插队的地方当时还没有电,到现在有线电视还是没有,但已经有电了。
二、乡下的日常生活 我们余姚知青去了400人左右,分三个公社。一个巨宝公社四个集体户五六十个人,另一个前七号公社大一点,九个集体户200个人,我们公社是六个集体户100多人。一般一个集体户十八、十九个人,也有十五个的,平均是十七八个。我们公社的六个集体户在不同的大队里。一个集体户盖一栋房子,大家住在里面,一起吃饭一起劳作一起睡觉。也有的一个大队是有三个集体户的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集体户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妇女主任、民兵连长、书记、老户长把我们领到集体户住的地方,一座房子分三间,中间一间进去的门,进门后两边就是灶台,灶台旁边各一扇门。十个女的在那边的那个屋,九个男的在这边这个屋,都是南北炕,南炕住人,平地里放我们的箱子之类的东西。当时托运的被子衣服还没到。各家各户便给我们准备好了被褥,被子打开一看,全是虱子和跳蚤,就没办法睡觉了。睡不了觉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被子卷起来唱歌,唱的是《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一整夜一会哭一会唱,一直到天亮。就这样过了四个晚上,直到我们的自己的干净被子到了,我们才睡觉。因为我们从家里带去的东西多,就南炕住人,空地放我们带去的箱子。 除了刚开始睡觉出现的问题以外,还有许多与余姚不一样的情况。东北老乡家每家每户都有个水井,可打个七八桶水井里就没水了。我们生产队穷,没有给我们这十九个人打井,而其他生产队都已经把井给知青打好了。东北人早上起床,脸盆中盛一瓢水,然后锅里放一点水烧起来,比我们盆里洗脸的水还要少,就这样一家人洗洗。他们洗脸的毛巾是不湿掉的永远是干的,除非你破掉了扔掉了。他们那里有沙子,湿掉的话沙子会跑进毛巾里面去弄不出来的,干的话好弄出来。土地从来没有石头的,都是沙子,是盐碱地,庄稼长得不好。 夏天我们是最起码一天要洗一个澡。他们从来不洗澡,也不刷牙。他们20多岁的小姑娘看我们刷牙,奇怪怎么有白白的东西出来。洗澡要用到水,我们用了水就泼到井边上,男生洗澡就是用水哗啦啦的一冲,他们说在井旁边洗澡时绝对不行的,脏的水要渗下去的,那井里的水还要吃的,那样是不行的。后来吵到大队里解决,就让我们用距离集体户很远的大井,我们得用铁桶去大井挑水。后来时间长了有时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打几桶水,也无法自由自在的洗澡刷牙洗衣服,这是一个不习惯。东北的天气跟我们也不一样。那里的冷是干燥的冷,我们的冷是湿冷。我们这边零下四五度就像他们那边零下三十多度一样,冬天有取暖,农村会在屋子中间装个炉子烤火,烧些柴火、马粪这些东西,屋里很热,到屋里就得把外衣脱掉。我们去的时候也不习惯,棉裤穿着太厚不好走路,就穿着我们这边的裤子,结果很多人得了关节炎,腿都冻坏了。 在来的火车上,大家想象东北应该是一年只做半年活,有很大的西瓜,还有大米饭、蔬菜都随便吃等等。但来到这里,发现活不是只做半年,是一年干到头的。过了年就要往田里送猪粪,这个猪粪是天气热的时候弄下去发酵,冬天又挖上来送到田地里去。冬天只吃两顿饭。九点来钟吃第一顿,下午三点多钟再吃第二顿。到春天就开始种地,种苞米,种麦子,然后铲地,收割,十月份的时候收回来的粮食全都堆在院子里,没有机器,全靠人工脱粒。这样的活儿一直干到过年,过了年再往地里送猪粪。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放假啊什么的都没有的。 吉林省长岭县是最穷的,长岭县里我们三团公社是最穷的,三团公社里面我们山湾生产队是最穷的。不管失落也好,后悔也好,反正我们只能呆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其他集体户里分东西,我们什么也没有。偶尔生产队杀几只羊,每家每户都有了,我们才会分到一点。当时规定给我们六百五十斤毛粮,主要是苞米。一百斤苞米磨成粉有七十斤左右。如果六百五十斤不够吃就再到生产队去拿。这是上头拨下来专门给知青的。头一年一个月有两斤大米,到过年以后就取消了。荞麦每个人三斤,我们十九个人就是六十斤,随便你们怎么吃。小麦每个人两斤,聪明的老农民都是放着过年吃的,我们拿来以后的晚上或者过两天就吃完了。 农民一年每人三百八十斤粮食,磨成粉以后,每一百斤磨出来的糠他们也要吃掉的。我们六百五他们三百八,肯定不够吃的。那他们怎么过啊?他们有一点自留地贴补一下。又不能多种,因为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私有地种的越多思想越反动。实在没办法了,就半夜去偷一点,抓住了批斗没抓住算你厉害。我们是不去偷粮食的,反正我们不够吃了就去生产队里去拿。有吃的以后就得考虑烧饭的问题了。我们是男的抽一个,女的抽一个,一般都是岁数大的人自告奋勇的,岁数大的也管理的好一点。然后叫当地老农民共产党员成份好的来教我们做东北的饭,教我们教了有半年了吧。半年以后就留下一个,要么女的要么男的烧饭。或半年或者是一年,他回家了再换一个。基本是一年左右换一个。烧饭的人也有工分的,跟出工一样,一开始我们也不习惯。烧也烧不好吃,吃不下就扔掉了,农民直说我们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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