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随风……沈小英

觉民 · 发表于 2020-12-31 11:00:29

口述者：沈小英

整理者：江雪琴

时间：2017年4月7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沈小英，宁波人，1955年出生，1971年9月19日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支边，1978年返回宁波，顶替母亲在教育系统工作至退休。曾在效实中学从事过打字员和图书馆工作。退休后热心宁波地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作为文保志愿者，现在是海曙区业余责任文保员，同时还是天一阁博物馆、宁波市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

　　一、响应号召去支边

　　我1955年出生在宁波，家有父母和一位兄长，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庭的人口算是少的。哥比我高一届，在1970年宁波恢复高中招生时，他被推荐读高中了。待我71年读完初二，却告知这届高中不招，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当年我16岁。像我家这种情况，两个孩子必须要走一个，但去外地支边还是就近务农，却没有限定。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听了一场来宁波招人的内蒙兵团二师十四团干部做的动员报告，好像是个现役军人，介绍了内蒙兵团的一些情况……我们这些如白纸般单纯的学生就被“忽悠”了。我从小就有一个参军的梦，在没书可读的年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当时我的几个要好同学因是部队子女，都提前当小兵走了。我想当不了正规部队的兵，当个兵团战士也行，反正都是军事化的部队管理。再者，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从小就是听着这一种声音长大的，属于热血青年，当时只想着要走就走得远些吧。文革中，身为小学校长的母亲受到冲击，被挂黑牌扫厕所。父亲是逍遥派，没有积极参加运动也受到排挤，造反派的大字报都贴到了家门口。在这种情况下，我响应号召要去支边，他们也不敢干涉，再说十六、七岁正处青春叛逆期，就算父母反对也不会听的。我没有同他们商量就私下报了名，然后拿着“户口簿”去湖西派出所把自己的户籍给迁出去了。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批支边任务本来是落实在上海的，但上海已经动员不出那么多人去支边了。正好碰到我们宁波知青办的人，就把这个任务接来了，这也是我们宁波市区学生支边的最后一批。

　　我家原住在月湖边的柳汀街15号，陆殿桥旁的天官第（现月湖景区菊花洲）内，是去宁波火车南站的必经之路，那些年敲锣打鼓送去支边的队伍常常从我家门口走过。居委会还让我们到那些不愿上山下乡的钉子户家里去做说服工作，甚至还逼着让人家把户口簿拿出来。我们那时还小，打砸抢的事没有干过，但动员人家去上山下乡的事是做过的。所以当轮到自己的时候，就用不着别人来动员，积极主动就去了。离开宁波时的场景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我们披红戴花，从学校出发，被吹吹打打的队伍护送着，沿途尽是夹道围观的人群，火车站广场早已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我自始至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上了火车还一直是笑着的。倒是我母亲在给我整理行装时落泪了，说“那么远的路，那么冷的地方，你能过得惯？”我却很拧，说“只要人家能过，我也能过”。现在想想，觉得很不懂事，非常对不起父母，以致后来一直让他们牵肠挂肚，不得安宁。

　　二、融入兵团新生活

　　内蒙古虽然没有新疆、黑龙江那样远，但我印象中去时火车上好像也过了三个夜晚，因为是专列，各站点都要为其他车次让行，到达终点乌拉特前旗车站时，已是半夜三更。我们在狭小的黑咕隆咚的候车厅里被点名声呼喊着，分配集合到各自的团、连，再乘上不同的大巴前往。乌拉特前旗是内蒙古兵团二师的师部，距离我们十四团团部（苏独仑农场）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路况很差，后来被兵团人戏称：晴天是“扬（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沿途经过沙丘荒滩、满目浑黄，不见绿色。我们一路颠簸着，晕晕乎乎地被送往十四团，我被分配在八连（当地名：二驴湾），到达时天已经大亮了。

　　据了解，二师十四团组建于1969年，从该年的3月到1971年9月，兵团战士分15批次从河北、北京、天津、浙江、山东、包头、呼市等大城市来到这里，约有3000多人。最早去的是北京知青，据说那时还没有房子供他们住，于是就拓荒挖坑，住地窨子（穴居）。他们自力更生搞基建，用土坯垒墙后抹上草泥，盖上苇草之类做屋顶。等我们最后一批去的时候已经有坯砖混搭的房子住了。

我被分在八连四排十六班。记得当时正副排长是邢军和张涛（天津知青），班长是祝淑华（青岛知青），她们个个都像老大姐，来接我们时不免流露出怜惜的神情：“怎么都来了些小孩呀！”记得我当时的个头1米58，体重83斤，脸色蜡黄，比较瘦小，感觉还没长开似的。我们宁波当时还没有什么知名度，那些老高三也只知道宁波是历史上“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仅此而已。我们只得告诉大家，宁波就在上海附近，好让他们知道个大致方位。当地的村民及孩子们则围过来七嘴八舌地看稀罕，因为他们听说南方的上海人都是烫卷发、画眉毛、涂红嘴唇的……（现在当然不足为奇了）

　　我们团的南方兵只有宁波人。因那时普通话在宁波的普及率不高，连学校老师上课都是在用方言，所以刚去时，我们宁波知青和北方人的沟通还闹过一些笑话。我因得益于永丰路小学的全程普通话教学，居然还给大家当起了翻译。说实话，我们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正规教育学历，六六年文革开始，一切都乱了，教育完全是为政治服务，我们学工、学农、学军，晃了几年就算初中毕业了。和其他城市的知青比起来，我们宁波知青年龄小，见识要浅些，不如北京、天津、还有青岛这些大城市来的人，他们很多都是老三届，上过高中，懂得也多。

　　在我们兵团，连级干部以上都是戴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比如连长、指导员，还有军医。后来听说他们在部队里也是受派性排挤的对象，才调来边疆兵团工作，带有发配性质。我们的待遇和部队一样，只是不带领章帽徽。新兵发的挎包、水壶、棉被、军大衣、冬三套、夏三套，包括衬衣、内裤都有。但据说是我们兵团自己的军服厂做的，跟部队真正的军装在颜色和布料上还是有些不同。反正一看就知道是兵团服，不是部队正规的军装。我们离家三年后才可以第一次探亲，以后便是每年一次，路费可以报销。这些比插队知青的待遇要好些，他们回家都是要自己掏路费的。大概是在一九七五年左右，兵团改制为农场，我们开始拿工资，记得第

觉民 · 发表于 2020-12-31 11:04:16

　　三、劳动战备双体验
　　不知是否照顾我瘦小的缘故，最终没有把我分在大田班，而是安排在劳动强度相对小些的菜园班。我们要解决的是整个连队的吃菜需求，全班十几个人，跟着一个当地的老菜农，在离驻地不远的盐碱滩地开垦出来的菜园子里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我们种过大白菜、水萝卜、西红柿、西葫芦、豆角、黄瓜、冬瓜、茄子、韭菜、蒜头等各色蔬菜；还种了好些瓜果，如西瓜、哈密瓜、华莱士瓜等……并学会了“闻香”寻熟瓜的窍门，近水楼台呀，每当瓜熟的季节，大家一到田头就先吃个痛快，这对我来说还是蛮新鲜、蛮有趣的。记得那年我写信告诉父母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那么多的瓜”。（当然这是报喜不报忧也）
　　内蒙兵团的生活是艰苦的，吃杂粮、喝咸水、睡土炕……尤其对我们江南人而言，吃就很成问题，有个同乡因肠胃不适应而引起便秘，痛苦得直哭。到了春天田里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只能靠窝窝头沾着盐水下肚。后来父母从别的知青家信中得知此事，就定期托运来宁波人的“压饭榔头”咸带鱼、龙头烤之类食品，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因自小就全日制寄宿读书，过惯了集体生活，所以到兵团后，与不同地区的人相处、吃喝拉撒等很快就适应了。但唯一让我不能适应的就是精神生活的空白，我们从喧闹的城市犹如空降到了一片文化沙漠。那里好似与世隔绝，没有报刊书籍，没有广播音乐，空气中除了我们和大自然发出的原生态声响，只有叫起床、吃饭、出工、熄灯的吹号声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写信向家里求援：赶紧给我寄一个半导体来吧，我实在受不了精神的空虚。这个要求在当时是奢侈的，因为那时我父亲的月工资才三十几元。但家里还是非常理解，于次年5月就给我寄来了一个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我印象很深，花了五十四元，老爸一个多月的工资呵。他们特意为我选择了单波段的，这是有所考虑的，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有太多的政治事件都源于偷听“敌台”，所以心有余悸。他们以为，只有一个中波段的收音机收不到国外的电台，不会有这种风险。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内蒙兵团组建的目的就是屯垦戍边，我们离边境很近，声音听得最清晰的恰恰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后来回家我提起这事，大家都很心酸，原想让我远离的，却适得其反，特殊年代的反常思维令人发笑。自从有了这个宝贝，从此就和我形影不离，白天放入挎包随我出工，晚上枕在耳边伴我入眠，凡能听广播的时候就让它一直开着，什么都听，如影随形，当然最喜欢听的还是音乐。我的许多文化启蒙、知识积累都可以说是源自广播，它伴我度过了那段艰苦的蹉跎岁月，至今我都保持着听广播的生活习惯。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是我青春的见证，如今也成了文物，我将永久保存。
在内蒙兵团，印象深刻的还有战备训练。当时中苏、中蒙关系十分紧张，林彪坠机事件刚发生没几天，我们一去就被浓浓的战备气氛所笼罩。内蒙建设兵团一切按部队模式管理，跟正规部队相比，就差一个领章帽徽，团设武装连，连设武装排，都是真枪实弹的全副装备。为了战时疏散隐蔽，营区周边都挖了掩体。我们每天清晨听着军号声出操跑步，也轮着在夜幕下站岗放哨。“紧急集合”几乎每周都搞，刚去的新兵难免要出丑。有一次在酣梦中被集合号惊醒，睡眼惺忪地在夜色里急行军，等天亮回营时，连长就指着我们点评：“你们自己看看，整个像散兵游勇，丢三落四的，这要是苏修打过来，还不让人家包了饺子？”大家互相一瞧，那才好笑呢：有衣裤套反的、鞋袜穿错的，还有背包散掉抱着的，真是出尽了洋相。那一年，好像战争一触即发。连里要求我们把随身物件压缩，塞在枕套里当枕芯，便于行动时打入背包随时开拔。当我们整理衣物时，看着临行时整合了家里仅有的资金置办的行头可真犯了难，抓抓这件，拿拿那样，哪里肯舍弃，有的都急得哭了起来。我听从老兵大姐的建议：“带上替换内衣，多带几条毛巾之类的，万一受伤包扎用得着”。那时的我们非常单纯，都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年最响亮的口号，能够守卫在祖国的北大门，我们感到重任在肩，无上荣光。我们都真枪实弹地练过枪、打过靶，也算是当过兵了吧，看着当年拍的戎装照，至今仍回味无穷。
　　到了年底，兵团为活跃大家的业余生活，各连队都组织文艺汇演，自娱自乐。我也参加了班排的节目，好像是个说唱表演《我们是连队的八大员》（指：司号员、收发员、饲养员、炊事员、给养员、种菜员、理发员、卫生员等）。第二年团宣传队下连队物色新人时，就把我招去了，虽然没有经过什么正规训练，但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文艺生活，向往有音乐相伴的日子。就这样，我在连队里待了一年后就调到团宣传队去了。

　　四、进了文艺宣传队
　　内蒙兵团十四团宣传队汇集了本团来自各个城市的知青文艺骨干，曾经紧跟全国普及样板戏的形势，演过全本的、几乎不走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时是由内蒙古自治区省级京剧团下放来基层改造（或称体验生活）时，帮着排练的，那些老团员给我们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都非常自豪，说那台戏质量非常高，都是真功夫，角色也很齐整，像模像样的。排练时翻跟斗、吊嗓、下叉、劈腿，一点也不含糊。那些北京、天津的战友，大都读过高中，见多识广，有的从小就是少年宫里的文艺骨干，有点底子。后来返城时好几位都进了专业团队，有位还成了总政歌舞团的编导，有的至今还在当地的老年大学里教舞蹈。对我而言，宣传队四年的生活是文化艺术的启蒙和补修，为我在精神层面的素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记得当时因好奇，曾把各种乐器都摸了个遍，摆弄着让其发出“哆唻咪”的响声。至今，我仍对欣赏各种门类的艺术作品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去各个大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美术馆欣赏艺术。想必宣传队的这段经历，对我是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
　　作为“文艺轻骑兵”形式的宣传队，其成员大都一专多能，有的是吹、拉、弹、唱、演无所不会；有的除了上台表演，还要兼顾服装、道具、效果，样样都得拿得起。有时也会被安排在乐队里帮着去敲敲打打，总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需要干啥就干啥。记得后期我们也排过一出大戏《杜鹃山》，我属跑龙套兼做音效。演出时，我刚在前台提着破篮扮一要饭女孩走过场，马上就要到幕后，拿起一整张的白铁皮有节奏地使劲摇晃，弄出“哗啦啦”的响声，制造出电闪雷鸣般的效果，别说，那音效真的还是挺像的。还记得当年有首《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的歌曲响彻大江南北，后来又被改编成“小提琴独奏”曲，每每听到这个音乐，我都会莫名地激动。因为这首歌，我们曾排演了一个《铁树开花》的情景剧，记得是从十六团学来的，讲述的是兵团医疗队战士用针灸疗法让聋哑孩子听见说话的故事。这是由文革中的真实事件而改编的“兵团版本”，我在其中饰演了一位蒙古族牧民的聋哑孩子，当剧情进展到“小哑巴”第一次听到声音，跑向亲人，开口叫了声“阿爸”的时候，音乐骤然响起，我们就激动地载歌载舞，把剧情推向高潮。没曾想“小哑巴”后来竟成了我的外号。这也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件事。
　　我们还经常下连队去慰问巡演，节目大都自编自导，短小精悍，许多素材来自连队的日常生活，有些就是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真实亲切，幽默诙谐，深受广大战友们的喜爱。节目形式也丰富多样，有独唱、重唱、独奏、合奏、舞蹈、表演唱、山东快书、天津快板、相声、单弦联唱、样板戏选段等。除了下连队，我们也去周边的农场和矿山牧区。有次，我们还在乌拉特后旗牧区参加了那达慕大会（蒙古族传统节日）的演出，我们走进牧民的蒙古包，体验了他们原生态生活，吃着正宗的手扒羊肉、炸散子、奶嚼口（奶品）等牧民食品，还记住了额吉老阿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把搭以地”（蒙语：吃吧）。不过，在内蒙我一直不敢骑马，因为我亲眼见过几起知青因马受伤的事件。一个只因好奇地动了一下马尾巴，结果被马的后蹄子踢翻。还有一个是骑上马背，那马欺生拼命往下甩人，最后跑到沟渠里打滚才把骑马的人弄下来，结果伤到了他的颈椎，成了高位截瘫。所以我对马一直心生敬畏，只是在它的身边牵着缰绳拍过一张照片。
　　在宣传队我们虽然没有硬性的劳动任务，但也参加过像脱坯、盖房、挖渠、捡粪这样的劳动。如果有排练演出任务了，那些搞器乐的大清早就开始吹拉弹奏练基本功，搞表演的除了吊嗓练声，还必须坚持各种形体身段的训练：踢腿、劈叉、拿顶、下腰、翻身、转圈什么的，都是天天要练的。我们都已二十来岁，没练过童子功，骨头早已发硬，做起来也是蛮不容易的。我在宣传队待了四年，总的来说，比在连队开心多了，尽管物质条件同样艰苦，但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日子也就不那么难熬了。

觉民 · 发表于 2020-12-31 11:05:35

本帖最后由觉民于 2020-12-31 11:06 编辑

　　五、当过总机话务员
　　兵团后期，我被调往团部通讯班总机当了三年话务员。说起这个岗位的调人和知青的动态有关。我们刚去边疆的时候，没想过后来的政策会有变化，那些消息灵通有门路的知青，开始动用各种关系曲线回城。虽说后期也开始有了推荐上学、招工的机会，但我们宁波知青年龄小，论资排辈，此类好事一般轮不到。让大龄的战友先有出路也能够理解，但心总有不甘。那时兵团正处在转型时期，上上下下人心躁动，管理也开始松懈。连队之间出了几起宁波人打群架事件，他们用方言“唧哩哇啦”在电话里互相联络召集，然后你来我往地制造“群殴”。因那时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机，需要经过交换台总机话务员的接线才能互相通话，于是，场团领导想到了总机的“监听”功能，利用它来及早发现事故苗头，防患于未然，所以需要一个没有方言口音的宁波籍话务员担当此任。听着好像搞特工似地，的确，总机交换台是有监听功能的，毫无秘密可言。
　　团部总机属团司令部管辖下的通讯班，分线务员和话务员两种，担负着全团上下的信息沟通，团里的各条通讯线路都是由我们兵团战士自己立杆架线的。看着如今人们手中的移动电话及近在咫尺的网络世界，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当年的通讯设施有多落后，终端用的是手摇磁石电话机，旁边接着一对大电池，没有拨号转盘和数字按键。使用时，一手摁在电话机上，一手拿着摇把快速转动发电，电流传至总机，总机交换台就会在相应端孔位置掉下一块铜牌并响铃，话务员立即用插线接通与其对话，知道需求后，再将另一端线插到呼叫方端孔上，用交换机上闸刀开关呼唤对方，待监听到双方通话后方算接通。
　　我们总机交换台共有60个端口，但外线只有两条，一条接兵团二师师部总机，一条接乌拉特前旗（县城）邮局总机，正常情况下这两条外线需随时保持畅通，仅供领导使用。内线直达各个连队及团部机关各处室和团首长的家。我们对这些机位都了如指掌，在对方说出需求的同时，线头就已插入那端机孔，开始按键呼叫，做到又快又准。话务工作看上去很简单，但需要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及过硬的业务技能。待人态度和蔼，做事耐心细致，说话语调轻柔。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基本素质。我们经常会在无意中涉猎到首长们的一些隐私，也会提前接触到一些机密信息，但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不能有半点的泄露。
　　我们总机共三位话务员，另两位是来自天津的小孙和来自石家庄的小花，我们实行24小时轮流三班倒，值夜班时就睡在机房里。因为半夜三更也常有电话，而且都会是紧急电话。那时我们话务员还得负责接发、翻译电报，外界发往十四团来的电报都只传到乌拉特前旗邮局，然后邮局总机再用电话传至我们总机。不过，在电话里只是传送电报码（每个汉字由4个阿拉伯数字组成），我们要迅速地记下来，再按邮局出版的《标准电码本》进行翻译，然后用电话接通收报人的连队或住地，直接告知本人电报内容。同样，有人若要向外发电报，也由我们根据内容先译成电报码，再用电话转发给地方邮局，再由他们发往各大城市。当时电报（包括家庭住址门牌号）每字3分钱，所以需要言简意赅，我们则会帮着把电文用字缩减到最少，能省一分是一分。当年那些常用电报码我们都是能脱口而出的，比如“病危”“速归”之类，这个业务是我的强项。至于监听事故苗头，制止群殴事件，当然也是起过一些作用的。这是我知青生涯里的第三段经历，直到返城回宁波。

　　六、返城顶替进学校
　　回宁波的时候，有门路的都走得差不多了，知青开始大返城。剩下的就想法找各种理由，弄个病退、困退（家里有困难）什么的，只要给个理由就能开证明，只是走个官方程序而已。但此前若办个病退手续就没这么简单了，首先要团部医院开证明，再转到师部医院就诊，必须要有师一级医院的证明，才够病退条件。说实话，那时知青都挺悲催的，为了能回家想尽各种办法“摧残”自己。听说眼压过高（青光眼）可以病退，他们就服用麻黄素药，有助眼压升高。需要血尿，他们就刺破手指往尿液里滴血。需要肺部有阴影，X光胸透时在胸口贴放金属片等等，什么方法都试，只要能“因病”退回家，大家都在造假。后来管理层也知晓这些情况，出于同情就准放行，凡是没在兵团安家的单身知青都可以返城了。
　　知青大返城几乎涉及到家家户户，给城市安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知青这代人受了很多苦，兵团农场的生活基本还有保障，插队的却没有。返城后，兵团农场的算工龄，插队的工龄原先都不算。有些投亲靠友插队的个体，那段插队的年限也缩水了，真是挺不公平的。我还听说上海去新疆的知青，返城后还受到了家族的抵制，他们回城了就要分享家里的资源，本来房子就小，现在回来怎么生活呢？很多家庭就这样闹翻了。
　　如何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当时宁波实行的政策是，父母提早退休，把工作岗位让出来给子女“顶替”。男的随父亲单位安排就业，女的便随母亲，当然父母亲单位也有好坏差异，但你却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是个挺聪明的办法，否则无法平衡。我母亲是位小学校长，当时刚50出头，按正常程序是55岁退休，但为了让我就业，她必须提早退休。记得那是1978年6月的一天，我去宁波市教育局报到，当时正逢知识断层，师资紧缺，各级各类的学校都需要大量的老师补充，人事处陈主任和我交谈几句后，便动员我当老师，至今我还非常清晰地记着他当时说的那句话：“像你这样的不当老师谁当老师？”但我哪有底气啊？自己墨水都没喝足，怎能当老师？再说我母亲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对我影响也非常大，那时臭老九的余毒还没有消除，老师的地位也不高。但主要还是我文化底子不够，所以就没有勇气接受做老师的建议。当他知道我在兵团当话务员时，曾跟隔壁战友学过打字，最后就把我安排在教育局教研室，做了打字能手袁老师的徒弟，她正因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一直想找个人来接班。我们那时提倡“干一行爱一行”，从没想过要跳槽，我在中文机械打字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学校的试卷及讲义资料从最初的手工钢板刻蜡纸，变成了铅字机械打印，卷面质量和效率都提升了不少，其他学校也都纷纷仿效，来我处学打字的人不少，期间曾带出过十多位徒弟。
　　我回宁波那年刚好24岁，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后便开始恶补文化。说实话，我们的人生由不得自己安排，只能随遇而安，但始终不能让我释怀的就是过早地结束了学生时代，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至于从小背井离乡、生活艰苦什么的，真没觉得有多难过。于是我白天上班，晚上就去各种各样的夜校补习文化，不管什么级别，凡我不懂的就想学，如甬江业余夜校、宁波电大等。后来进了教师进修学院，结合工作性质，我主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系统地接触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大大地丰富了我的精神文化内涵，也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学习劲头，真的犹如海绵吸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能回到读书年代，我们个个都能成学霸，老师是这样评价我们的。就这样我在打字员的岗位上边工作边进修，获得了一个大专学历文凭。学校领导鉴于对我工作的肯定，就调我去学校的图书馆工作了，这样我又走上了图书馆学专业之路，一干就是22年，直到退休。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图书馆的工作时间最长，也是自己最倾心投入的。想当年在内蒙兵团偶然得到一本战友私底下传阅的“手抄本”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后，还曾暗暗地发过誓，以后要看遍天下所有能得到的书。许是上苍有眼，居然给了我一个与书结缘的工作，但面对知识的海洋，却再也无法兑现当年的梦想。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的工作就是“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努力地为读者服务了。学校图书馆可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清闲，或是没有技术含量。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它的操作程序和大型专业的图书馆都一样，也须从采购、编目、分类、入库、文献资源管理、图书借阅服务等做起，只要你想做，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自己若想看书只能在下班以后，且也没有那么多业余时间了，因为同时我还要学习图书馆相关的知识，参加业务培训，不断地提升专业素养。在经历了初级、中级的职称考评后，逐步晋升为一名图书馆员，而且还进入了中学图书馆界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行列。

觉民 · 发表于 2020-12-31 11:07:19

本帖最后由觉民于 2020-12-31 11:08 编辑

　　七、两次重返访故地
　　返城至今已近40年，我于1999年、2009年去回访过两次。原先的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农场。1999年8月那次，由北京知青发起，他们是最早一批去的内蒙，适逢三十周年要搞纪念活动。那时我还没退休，因正好是暑假，所以就赶赴北京，和战友们汇合在一起，然后坐上去乌拉特前旗的火车。沿途陆续又有战友加盟，结果这趟车成了我们知青回访的专列了，广播室也被活动组织者们占用，呼叫的是：战友们，讲的都是回访第二故乡的相关事项。恍惚间，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地农场的职工老乡们为欢迎我们，架起了大锅，杀猪宰羊，弄得很热闹。大家都忙着寻找各自的青春回忆，当年居住过的屋子、劳动过的场院、工作过的办公室，休息过的小树林，以及吃喝拉撒留下过我们生活印记的角角落落，甚至像蒙古包似的厕所也不放过。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用的都是胶卷，一些爱好摄影的战友为大家拍了很多照片。意外的是，在和当地老乡的交流中居然还有人认出我是团宣传队扮演过“小哑巴”的那个人，当时他们还很小，竟然也有印象，这让我十分感动。那些曾经和我们一起并肩战天斗地的是他们的父辈，许多都已作古，不在人世了。
　　时隔十年，为兵团组建四十周年，我们再次回访。2009年暑期我随北京的几位战友一起自驾前往。说实话，我们在内蒙兵团生活了这些年，四周见到的都是盐碱荒滩，还没有真正领略过大草原的风采，我们那次自驾回访就想圆一个草原梦。在回农场走访中，已经见不到熟悉的老人了，问现任的场部领导，他们只说听父辈们讲起过你们知青的事，感觉已经非常遥远。当地的环境虽然有了些改善，但和内地还是差距很大。此时已有了数码相机，我们“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就想多多记录这片曾经抛洒过我们青春热血的黄土地。这次我们还专门去看望了扎根在内蒙一位宁波知青，他的情况有点特殊，因大返城时宁波已无亲属可接纳他，所以就在农场安了家，育有一对儿女。虽然我们互不认识，但当他看到我给他捎去的奉化水蜜桃时，动容地说“多年没吃了，非常想念故乡，这辈子看来是回不去了”。记得前几年，他受老乡战友的资助邀请，由儿子陪同来宁波参加“十四团二连知青聚会”。他儿子因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我们这里好吃、好住、好招待的，天天跟他们那边过年似地热闹，估计是反差太大，受了刺激，结果抑郁症旧病复发，弄得不可开交，让组织者们十分尴尬。想想这家人也是挺可怜的。那次回访结束，我们就直奔锡林郭勒大草原，沿途经过四王子旗、乌兰察布、克什克腾等地，一直抵达国门边境二连浩特市，饱览了“天苍苍、野茫茫”“牛羊好似珍珠撒”的草原风情。尤其是路过四王子旗那一路段，也是卫星返回舱落地区域，极目四野都是地平线，人在其中的感觉，犹如天地间的一粒微尘，令人无限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也都老了，2019兵团五十周年纪念时，不知还会不会有人再组织回访呢？

　　八、退休生活很充实
　　我于2010年退休，忽然发现自己的活动圈子大了许多，自己可以做，且有兴趣做的事情非常多，甚至感觉比在职上班的人还要忙碌。我曾经参加过宁波知青网，也热衷于各地知青团队的联谊活动，还是宁波通力知青合唱团的成员。上老年大学后又加盟了文化志愿者的团队，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在偶然的一次文化探胜中，我结识了一些文保专家，深深地被他们多年孜孜不倦致力于宁波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弘扬传承的精神所打动，尤其是如今已八十高龄，被媒体称为“文保狂人”的杨古城先生，在他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等人的带领影响下，呼吁保护下来的宁波历史文化遗存已不胜枚举，有的成了国宝，有的已卖门票，如东钱湖南宋石刻、宁海前童古镇、镇海十七房、鄞州走马塘、丹山赤水、五龙潭……我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相见恨晚，很快就融入进去。“唯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这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我的学习动力。如今我也成了文保团队中的一员，不仅学习了许多传统文化知识，还经常跟着这些老专家们上山下乡、走村穿巷，甚至还走出国门，沿着海上丝绸去寻访宁波的遗存。我们在行读中感悟文化，在弘扬中传承美德。
　　2012年、2016年，我先后又加盟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宁波市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队伍，经过自学、培训和考核，获得了志愿者讲解资格。我乐在其中，为天南地北的游客们介绍着我们宁波的地域文化（浙东学术文化、商帮文化、港口文化、青瓷文化、藏书文化、佛教文化、建筑文化……），并把平时学习积累的传统文化知识融进我的讲解，用心去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我们宁波有着数不尽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宝藏，只是因为弘扬得不够而知道得太少，许多游客还只是停留在“宁波人会做生意”这个概念。听过我们的讲解后，他们都会由衷地赞叹：宁波这块土地太有文化底蕴了。传承是一种责任，更是快乐的源泉，我在推介自己家乡文化的同时，也在提升和完善自己，不仅丰富了知识，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在服务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感受到了幸福，还有游客反馈给你的满满的正能量。如今，志愿精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博物馆，知我宁波，爱我中华，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使中国梦变得更加有根有魂。
　　退休后的日子丰富多彩，我也非常喜欢到各地去旅行，实现年轻时“周游列国”的梦想。我的旅行不会只是“到此一游”，行前必做功课，行中带上录音笔、录像机、照相机……把沿途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一一实录，行后再度消化，归档收藏（包括影像资料、图片、文字等）。这已经是我多年形成的旅行习惯了。我还有许多旅行计划等着去实施，趁着现在还走得动。

　　九、结语

　　知青一代已经成为过去式，回望当年，由于我们岁数小、见识浅，只是响应号召，没有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治事件去考量。如今通过网络，特别是进入知青网站后，获知了大量信息，才了解到知青运动是怎么回事，后来返城又是如何促成的。至于“无悔”“有悔”的争辩，我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既然你赶上了这段历史，就只能把它当作是你成长中必需要走的一段路程。经历就是财富，我的感受是：有了知青这杯苦酒垫底，任何困难都将不在话下。这也是所有当过知青的人的共同感受。反观我们的后代，就担心他们吃不起我们当年的这些苦了。时代不同了，没有可比性！
　　现在，我只想对年轻人说一句：青春很贵，不要浪费！一定要珍惜当下的大好时光，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学点真东西，不要无谓地浪费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网络），多读书，多积累。想想我们知青当年是多么向往有书读的日子啊，这些大道理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也就不多讲了。谢谢你的采访！

大乌珠 · 发表于 2020-12-31 11:31:58

　二、融入兵团新生活
……

此章节最后面应该是没帖完的，可能是没注意吧？

往事随风……沈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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