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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九姓赵,在这王,马,陈三姓鼎立,一统天下的小村子里, 显然是家外来户。
阿九家的草舍造在村子的最里側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他父母亲和一个姐姐。将近六十岁的赵老头显得很苍老,佝偻着背,走路蹒跚,仿佛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多,在队里面搓搓草绳,清扫清扫猪圈,做些轻便的生活。他一向沉默寡言,从不与人多讲一句话。一次我到猪圈挑猪粪,叫了他一声“赵大伯”,他连忙用食指贴近嘴巴,做了个禁言的手势,并向我摇摇头。我问过我师傅,这个人介个回事情,我师傅也只知道格份人家是下放来的,其余他确实不知道。
也许阿九和我年龄相仿,一次在挑担歇力只剩我们两个人时,阿九告诉我,他是65届高中毕业生,当时由于家庭问题,没资格考大学,即使去考,也是空佬佬的。所以毕业后,就来到乡下和小姐姐一起照顾年迈的父母。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在京,广,沪工作,其它的就不说了,人家不说,我假如还要刨根问底的话,是我的无知了。我感到他城府不浅,也有许多难言之隐。阿九做生活很卖力,服从分配,从不挑肥拣瘦。我有时傻想,如果让阿九代替阿香去小学教书的话,那是孩子们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后来我同治保主任老虎大哥去公社开会的路上,他告诉我,阿九爸爸是大学教授,有历史问题,文革前就被下放到我们这里了。上面的意见就是不算管制,也没监督,反正就是劳动。
一九七二年我离开了农村,到国企的教育系统谋生去了。一九八二年我去过村子,在阿桂家吃饭喝酒时我听他讲过阿九后来的事:一次他们小队在附近大厂砌围墙抬砖头,歇力时,有的打扑克牌,有的走西瓜棋,有的抽烟聊天,只有阿九拿个小本本,在砖堆后面背德语单词。恰好路过两个德国专家,他们听到熟悉的乡音,就循声找到阿九,绕有兴趣地与他对话,从生活用语到技术用语,阿九谈不上对答如流,却也能无障碍对话。专家回到厂部,向总师室推荐,说,贵厂有这么个人才,为啥不用?厂方开始很感兴趣,后来一了解,是个农民工,就没有下文了。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各项政策,赵家在一九八一年回城了。
阿九,现在你也应该退休了吧?不需要你再来抬砖头砌围墙了吧?“天公已经重抖擞,广开言路用人才”,在你熟悉的岗位上,你一定是个行家里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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