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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8 13: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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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一天她竟跟着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放竹排去了。放一次排30个工分,当时小徐每天的工分只有5分,干一天就等于她干6天,这个诱惑不小。她太想证明自己了,所以坚决请战。但这个活自古以来就是男人干的事情,与女人特别是与姑娘家不相干的。从松阳大队放排到武阳河里,弯弯曲曲有30多里路程,这条小溪有的地方仅两米来宽,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五六米,两边岸上长满荆棘怪石。陡的地方似瀑布,平的地方如沙滩。特别是水面,遍布着奇形怪状的鹅卵石,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也有袋鼠蛋大。所以山里放排与在江河里放排不可同日而语,更多一重险恶,更需一份力气。干涸的地方,要将竹排拖过去。有水的地方往往又是湍急异常,对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来说,很容易发生意外。这是拼体力、拼胆识、拼机敏的活。她原想这么多青年汉子,一个集体团队,即使自己差劲一点,大家互相帮助,也不至于会拉下她。但想不到的是,竹排一放下去,大家就争先恐后往前冲,各顾各了,哪里还记得有一个从没放过排的姑娘家跟在后面。她后来对我说:“放排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我一次又一次地掉到水里,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反反复复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遇到弯道竹竿没点开,竹排就卡住了,人就重重地摔到水里。没有人帮你,周围完全看不到任何人,队上的男人们都自顾自早巳不见了踪影,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喘口气后用尽全身力气把排拖出来。原以为坚持就能成功,但到了大河的时候,我真正的精疲力尽,走一步都困难了,挣扎着爬到河边,望着天一点一点的变黑,想象着晚上穿着这一身湿淋淋的衣服,饿着冻着在这里过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样的后果在等着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这么的无助,这么的恐惧。那时我妈已随省里的干部团下放在武阳公社锻练,就在几里地远的地方。但我不能丢下竹排跑去找她,一怕她知道真相后为我担心,二怕竹排丢失。我虽然身上被挂得青一块紫一块,好在没受大伤,还能动弹。总算是天不绝我,队上一个平时关系好的青年保伯把排放到武阳大河后发现我没到,就沿着河岸找上来。发现我后,将我扶起来,叫我在岸上跟着竹排走,他毫不犹豫地跳到水里,不但帮助我把排放到目的地,还把我送到我妈那里。我在妈那里睡了三天,躲在被褥里流泪,我恨自己怎么这样没用,也想不通队里人这么不照顾我这个第一次参加放排的女孩。”
1970年国庆前后,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拉开了序幕。绥宁县也接到了派工任务,在新晃县成立了绥宁县铁路建设独立团,派去了5200多位民兵。年底时,她突然接到了插队在绥宁联民公社的一位同学从新晃工地带来的口信,叫她争取去修铁路,到时可以参加工地指挥部组织的文工团。“文革”时小徐是文艺宣传队的成员,舞跳得不错,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的心又激动起来,她想起了那些充满激情的日子,恨不得立即飞到新晃,重上舞台。于是她当即就去找生产队长。她当时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当时她在队里底分只有5分,但如果参加文工团可以按10分男劳力底分抵大队任务,而她本人在队里实际拿的还只有5分,等于为队里节省了半个劳动力,双方都有利;二是她认为自己表现很好,出勤率高,干的都是苦累活,去修铁路没有干不了的。当时松阳大队也有修铁路的任务,派谁去也是去。可想不到的是,这一正当要求竟被队长一口回绝了。她急了,马上去搬救兵找大队书记。想不到书记根本不听她解释,也一口回绝。结果她与书记大吵一场。她想,事到如今没有任何退路了,她也不会说软话,不会求情拉关系,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己去闯,就是碰得一鼻子灰也认了。于是她就打点行李私自出发了。
她一路上拦车扒车,辗转几百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新晃,找到指挥部。但由于没有介绍信,文工团虽然很需要她这样的人,但纪律所至也不敢吸收她,本人讲好话没用,朋友帮着讲好话也没用。文工团的领导很同情她的处境,就叫她暂时去了大队民工连,说好只要把手续搞通后就吸收她。她在民工连没有任何身份,尽管非常委屈尴尬,也只能打掉牙齿往嘴里吞,边干活边等待。她那时还存着幻想,心想不来也来了,木己成舟,书记说不定就消了气,放她一马,答应她留在工地。日子一天一天熬,在焦急熬煎中等了两个月。可是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从松阳大队来了两个农民,受大队派遣专程来处理她的事情。并且不由分说,也不听她提要求,硬生生地把她带了回去。
更惨的还在后头。她还没回到松阳,她的故事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她,背后议论和嘲笑她,好像她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熟识的人都变得生分,避免与她接近。她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情绪降到了冰点。欲哭无泪,她恨不得立刻就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有一天,她正在屋子里呆坐着,突然门外有人怯生生地叫了声小徐,话没落声走进一个人来。她打量他一眼,第一印象是不认识。再仔细一瞧,此人30岁左右的样子,穿着与普通的山里人无异,应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农民。不同的是,他两手不空,各提了一只野兔。他说,这是两只野兔子,我在山里打的,想送给你尝尝。小徐惊愕地看着他,心想我认都不认识你,凭什么你要送我野兔。所以就多了几分戒备。此人吞吞吐吐,想说又不敢说。听他咕噜了一阵,小徐才明白此人是松阳山那边公社一个什么大队的,死了妻子,有两个儿子。他最后的意思小徐还是听懂了,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他想娶小徐为妻,给他带好两个孩子,他会好生对待她的等等。她极为震撼,这是她有生以来受到的最大羞辱。有如晴天霹雳,给她重重一击。小徐后来对我说,听了他的话,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彻底的蜕变,她无言以对,顾不得眼前还站着的这位男人,眼泪双流,放声大哭。这位傻傻的农民兄弟被她悲恸的哭声弄得莫名其妙,只好提着两只野兔悻悻地走了。
这件事以后,徐榕兰知道这里待不下去了。干部得罪了,名声被他们搞坏了,结下的农民朋友也不与她来往了。只有走,一走了之,走出这伤心之地。就在这时,昔日的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插队在西河公社的朱鹏涛此时已转点到了双峰县农村,并被县里抽调到县知青办帮助工作。利用这一身份,朱鹏涛想方设法,在这年的秋天为她联系到了双峰县锁石公社的雨田大队园艺场落户。
离开松阳的前夕,她把以前的不愉快忘掉,心情又变得轻松了。她跑这跑那,为离队做准备。有一天她跑去找队长,要求用生产队的木材做一担笼箱带走。她以为这个要求不高,队长会同意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一个知青离队可以带一立方米木材,一担笼箱用材四分之一立方米都不到。而且知青的安家费全为队里得了。可是队长的回答依然是冷冷的两个字:“不行”!她听到这句话,再也忍不住委屈的泪水,扭头跑回那陪伴了三年的小木屋,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有一个曾经掌控邵阳全地区林业资源的父亲,可现在他的女儿连带一担笼箱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现实就是这么冷酷。
天快黑了,望着窗外迷糊糊的一片,她决心第二天就走。鸡叫的时候,天还是那么黑,她连忙起床,丢掉在乡下置办的物件,胡乱将被褥和衣服捆成两包,用一根扁担挑起,摸黑向屋前黑黝黝的大山走去。没有人知晓,没有人送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声狗叫。热热闹闹而来,孤零零而去,她有点心酸和苦楚。她越走越远,越走越快,一口气走出了五里地。突然前面出现一个人,仔细一看,是那个帮她把竹排放到目的地的保伯,远远地在等着她。他是偷着出来的,所以只是笑,一句话也不说,接过她肩上的行李就往前走。前面不远就放着一担做工精巧的笼箱,这是他送给她的最后礼物。他麻利地将她的行李装入箱中,一边走一边不舍地说,“你出去就好了,我不能出去,没有希望了。”
回忆起这些辛酸的往事,我常常有些想不明白,徐榕兰一片赤诚之心,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不怕苦不怕累,拼命努力,想以出色的表现取得他们的信任,成为一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按理说谁也没有理由拒绝她这一心愿,给她应得的关心、支持,在她犯难的时候给予谅解、帮助和鼓励。可是,不仅这些她没得到,相反的是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打压和煎熬。她在松阳谁也没有得罪过,不该干的事一件也没干过,但最终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这是为什么呢,不好解释。
在双峰县她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邵阳制药厂招工,回了邵阳城。
作者简介
邓乾秋,1947年生。1968年上山下乡,先后在绥宁县唐家坊公社和双峰县印塘公社插队落户,历时10年。当过会计、电工、公社农电员。1978年考入湖南农学院邵阳分院学习。先后在邵阳市郊区和北塔区机关担任过农委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政府办主任、副调研员。编有15万字的自选文稿《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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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梦回青山
——湖南邵阳知青回忆录》
主编:龙国武 陈建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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