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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7 10: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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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纯是个小个子男人,天性和善,性格开朗,即使饿肚子,一双小眼睛也总在笑。他关心闵立宏的生活,觉得这个城里来的姑娘不容易。因为年龄的悬殊,更因为穷,陈学纯没有冒犯一个处境艰难的年轻女子的念头。夜里,他常让儿子贵安去陪伴寂寞的闵立宏。
他一无所有,什么都缺,缺年轻英俊、缺钱少米、缺劳力缺家当。也许,在闵立宏看来,陈学纯惟独不缺善良。觉得他做人坦荡,不是那种需加防范的人。闵立宏信赖他,有什么委屈愿意和他说。
她需要一个能听她说话、听她倾诉衷肠的人。
一个青年女子的情感之门悄悄地开了,带着泪的苦涩迟迟地开了。
如果她想有一个家,想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结婚,她宁愿找陈学纯这样的人。
长沙发来了“奶奶病重速归”的电报。亲人们极力阻止她和一个有三个儿子的穷苦农民结婚。想到年青的闵立宏怎么活?奶奶的心要碎了。
闵立宏忘不了那茅屋里的一家人盼望着她回去,她隐隐地感到了一份责任。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初四,二十五岁的闵立宏和大她十八岁的陈学纯,在陈学纯的一间毛蜡烛屋里举行了世界上最简单的婚礼。见证人就是三个儿子:十八岁的陈贵芳、九岁的陈贵安、八岁的陈贵财。
婚后,两人都受到了处分。陈学纯从大队贫协主席降为生产队队长,他和闵立宏结婚,犯了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闵立宏的错误更严重,一个“台属”,一个黑五类子弟,竟然腐蚀贫下中农干部。她的民办老师的资格立即被取消了。
十年文革中的农村,风气更左,阶级成分高于一切。
阶级斗争的词典里既没有“人性”两字,更不承认爱情。
陈学纯和他的三个儿子明白,闵立宏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在他们心中,闵立宏就是阳光。家里有了年轻的新妈妈,家,才有了家的模样,有了笑声。
不管别人怎么说,闵立宏心里踏实。
也许,闵立宏自己也未想到,她潜在的女性的耐力变成了强大的动力。
她学着缝缝补补,学着纳鞋底,做布鞋。孩子们穿上闵立宏做的新鞋后,高兴得蹦跳。
看到自己的一双手被弄得粗糙不堪,满是伤痕,闵立宏不免有些自嘲:想当一个农妇都难,不是你想当就能当得好的。
每天,她起早贪黑,下地出工,为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绞尽脑汁,吃了上顿就得愁下顿。
屋里仅有的三张土砖架的平头床和一个老式的两门柜,被闵立宏抹得一尘不染,泥巴地泥巴墙打扫得光溜溜。屋外的自留地种下了新的菜种,扬起了一片葱绿。竹竿上晾晒着一家人的补巴衣服,在风中款摆。
炊烟,那茅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啊,特别让孩子们心里温暖。
只要炊烟升起,活着就有希望。
第二年,她怀上了儿子铁军,更是勤扒苦做,成了操持六口之家的地道的农村妇女。
湖区的冬天,北风呼啸,冰雪肆虐。对于毛蜡烛人家来说,冬天漫长,冬天的夜晚更加漫长。
湖区砍柴困难,在寒冷刺骨的夜里,全家人早早地钻进了被窝,闵立宏拥被而坐,就着一盏小煤油灯讲故事。她讲《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她平时说话语调比较平缓,讲起故事来说评书似的,抑扬顿挫,绘声绘色。不同的人物出场她的声音就有变化:学孙悟空说话调皮恢谐,猪八戒油腔滑调;说沙和尚,一句是一句,实实在在;讲到唐僧,则是慈悲和蔼,轻声慢语而来。
父子几人听得出神,听得有滋有味,听得一个个张开嘴巴看着闵立宏笑。孩子们对新妈妈佩服得五体投地。茅屋里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爆发出一阵阵敲击床板的啪啪声,甚至大叫大喊声。
他们忘记了饥寒交迫,忘记了难捱的冬夜的漫长。每天,就在听新妈妈讲故事的满足中进入了各自的梦乡。
陈学纯会说笑话,他常常说些当地农村的笑话给闵立宏听,为了使闵立宏快乐,他也留意多收集笑话回家说给闵立宏听。累乏一天的闵立宏,又口干舌苦地讲了一个晚上,乐得在陈学纯的笑话声中沉沉入睡。
如果说陈学纯是根光杆芦苇,闵立宏则是饶紧这根芦苇的草绳。或者说,他们五个人组成的一个家是五支毛蜡烛捆成的一道窄窄的墙,那么这墙也是一道用来抵挡风寒的墙。
闵立宏与陈学纯和儿子、媳妇、孙女
在这窄窄的墙里,只有他们能体味出什么叫相依为命的幸福。
那些扼杀人性的人忽视了最基本的一点:没有任何财富、貌似不般配的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其实是最为纯粹的人性的结合。
那时的人们不愿意去想: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更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苦难,也绝不应该只是农民的专利。
人格的平等,享受爱情和拥有爱情的平等,才是人性的最高境界。
七三年,大队缺少小学教师,闵立宏又被请上了讲台。
她非常珍惜这份失而复得的工作,她讲课生动活泼,声音特别宏亮。学生们都喜欢她。
夜里她用一个小小的手电筒照路,走村串户家访,为基础差的学生补课,特别对那些因为贫困辍学的孩子,她会反复劝导他们回到课室。她告诉他们,能坐在课室里读书是多么的幸福。
为了这个家,她的身体已经累垮了。病痛折磨着她,阑尾炎、结肠炎、脊椎炎、子宫肌瘤等病,几次手术,几次吐血不止,她瘦成了皮包骨。
她从不缺课,每天带病走上讲台。学生们眼里的闵老师总是笑容可掬,精神饱满。
直到有一天她在课室里吐血不止,学生们吓哭了。他们才知道,闵老师原来是拖着病体振作精神给他们上课的。
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老师,您为了我们劳累奔波,病倒了还坚持给我们上课;您备课阅卷、深夜家访,苦口婆心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您只知工作,不知休息。老师啊,您的眼睛一天天陷下去,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深,头上的银丝一天比一天多……”
学生们不会明白,“不予录取”四个字所给予她的深切的痛。
冥冥中,苦难成全了她。一个“大学梦”破灭的女青年,当上了基层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农村孩子读书之难唤起了她的一份责任,孩子们的求知欲,燃起了她新的希望。
教师,如神圣的蜡烛之光,照亮别人,燃烧自己。
闵立宏将自己比拟为一支卑微的毛蜡烛,毛蜡烛也要发光。一旦走上讲台,面对孩子们渴望的眼睛,她感到了生命的价值。
背负着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家庭负担,闵立宏的身体越来越差。
陈学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想办法给她做点吃的。鸡下了蛋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总是“埋”在留给闵立宏的一碗饭里。
逢打牙祭,全家吃一顿白米饭时,就会特别给她留出一大碗。早出晚归的闵立宏回到家里,望着几个“吃长饭”的儿子,干脆不动筷子。她说在学校已吃饱了,要儿子们分了吃。孩子们很懂事,一定要妈妈吃。一碗饭推来推去,最后馊了。
七三年底,闵立宏带上了铁军和贵安,回长沙看望奶奶。她挑了一担箩筐,一头坐着小铁军,另一只箩里是自家的土产:几斤芝麻黄豆、几蔸新鲜芽白和一些自己醃制的酸菜。
坐了一天轮船,贵安靠着闵立宏睡着了。半夜里,随着“咚”的一声,铁军哇哇大哭起来。贵安睁眼一看,原来是在妈妈怀里睡着的铁军掉到了地上。
闵立宏晕倒了,她双眼紧闭,不省人事。瞌睡中的乘客纷纷被惊醒,一位老大爷给闵立宏掐人中,还有乘客送来了开水和食品。小铁军一见到蛋糕就扑了上去,抓住一块直往口里塞。贵安担心他噎着,将蛋糕扳碎送到他嘴里。才一岁的铁军竟一连吃下了八个蛋糕外加一碗开水。他太饿了!
贵安想起妈妈是饿晕的。白天仅给贵安买了一盒饭,整整十几个小时里妈妈没有吃过一点东西。闵立宏苏醒过来后,抱起铁军,擦擦孩子的脸,又哄着他入睡。她长期严重贫血,晕倒过多次,自己习以为常了。
闵立宏奶奶家在长沙市左局街,那是闵立宏生活了二十年的一条热闹的老街。当闵立宏肩上挑着一担箩筐,一只手牵着贵安,勾腰驼背步履艰难地出现在街上时,这个曾经在街上跳橡皮筋的活泼的姑娘引起了街坊邻居异样的目光。贵安发现,人们惊诧地打量着他们,指指点点地说着些什么。
闵立宏微笑着告诉他,快到曾奶奶家了。
七十年代,沅江县实行农田机械化建设,要求农民的住房成片成线,陈学纯家在拆迁之列。几兄弟都长大了,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已有很多的不方便。建新房哪里有材料?两夫妻正发愁时,有关领导将当年的知青屋安排给了闵立宏,加上自家屋拆下的少量可用材料,他们搭起了三间茅屋。
知青屋里的一张旧木床成了他们家唯一的好床。
闵立宏如获至宝,这床有过她很多少女时代的记忆。
每到开学时,几个孩子的学费是她最头痛的难题。闵立宏当教师每年记六千工分,每月工资五元钱。五元钱,是家里唯一的现金收入。
在贵安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陈学纯和儿子说,家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就差一个学期也没有办法。贵安很伤心,他也明白,像他这样的穷孩子能读到高中已是很大的幸运。
到交费的最后一天,妈妈竟然拿出了五十元钱给他。
看到重新用土砖架起来的一张床,贵安心里一酸,眼泪刷刷直流。是妈妈把她喜欢的知青床卖了,换成了他的学费!
闵立宏安慰他:这床不好么?我看就很好。
闵立宏与陈学纯全家
贵安见人就说:这么好的娘,在全中国恐怕全世界也不多见,偏偏让我们碰上了。我常想,我的祖上不知积了什么德,保佑我们遇上了这么好的妈妈。妈妈啊,您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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