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阴影（2）

那时雪 · 发表于 2022-12-4 17:45:37

记忆中的阴影（10）
生命中的兵团作者：朱维毅
那么，郑团长在事件中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贴”上的呢？历史资料无处查询，知青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印象和有限的信息做出评判。在和原35 团6 连的北京知青张浙芳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此案的一个细节。张浙芳说：“我在团部工作时，同宿舍有个上海知青叫小晋。有一天她很神秘地对我说，今晚你跟我去办公室一趟。我们到办公室后，她说有一件事要跟我说，但我一定要替她保密。在我答应后她道出了原委，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郑团长的老伴带孩子回老家了，因为家里还养着几只鸡，团里让小晋和宁波知青晓霞一起住在团长家，暂时帮他夫人料理一下家，团长自己住在团部。那时在团部工作的知青经常要下连队出差，有时是小晋走，有时是晓霞走，所以在她俩经常是只有一人住在团长家。有一次晓霞下连队了，到了晚上小晋把门顶住要休息，这时她听见有人敲门，一问是团长来了。那是团长自己的家，小晋不好意思不开门。团长回家也没什么事，进屋后就和她聊天，聊到很晚了还磨磨唧唧地不想走。小晋很为难，最后鼓起勇气说出了请他出去的话，当然说得很婉转，大概意思就是：您是我尊敬的领导，别因为在这里聊得太晚了产生什么不好影响。团长听完这话后就起身走了。
“小晋心里很不安。一方面团长是全团之主，威望很高，他这样做让小晋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团长如果真有不轨企图，小晋不知道该怎样对付。所以她找我要主意，还问我要不要给上级写封信揭发团长的这种不检点行为。我当时年龄也不大，但脑子还算明白。我说：此事一没有证人，二没有事实发生，我看你最好不要再和任何人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到这个时候，我们都隐隐地有了一种担心，是为晓霞担心。她有没有经历过团长的夜访？如果有过，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小晋呢？
“过了一段时间小晋又找我来了，她说，晓霞突然回宁波了，走的时候团长追到了车站，这种情况太不正常了。联想到团长上次深夜赖在小晋屋里不走的事情，我们想可能是出事了。我建议小晋把这件事写下来报告师里，千万不要寄信，就自己送过去。小晋按我的建议做了，师里对团长问题的调查可能就是由此开始的。这件事处理得很快，郑团长不久就被处分了。此事过后，35 团对小晋也有了风言风语，但我可以证明她拒绝了团长的接近，否则她不会找我要主意，也不会向师里反映团长的问题。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大学。”
这三位知青的讲述，证实了兵团在反腐工作中提高透明性的必要。无论案件当事人在案中的角色和责任如何，他们都享有名誉权，而谜团的存在，无益于维护事件中任何一方的名誉。孙淑婉和王秀文都认为郑团长是被拉入水的，张浙芳的讲述则证明郑团长确有自觉“投水”的主观故意。至于在这场导致郑团长的人生倾覆的军人婚外情中，谁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人们只能猜测，而猜测不是历史。
爱的前提是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格、心理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否则不管是婚姻以内还是以外的爱，都难免掺入杂质。无论如何，被赋予社会正义代表者身份的解放军军人都绝不应该在婚姻之外，在被其领导的异性平民青年面前，褪下裤子露出性具，从这一点上看，兵团的板子打在这种人的屁股上一点不错。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当年在兵团遭受过性侵危险的女知青一般都不愿意把这种经历展示于人，但5 师50 团的北京女知青王莎莎是一个例外。她爽快地对我说：“自己问心无愧，有什么不能讲？社会上的人有邪的，也有正的，正派的人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向歪风邪气说不，当然需要讲出来！都逆来顺受、不声不响，坏人不更嚣张啦？

那时雪 · 发表于 2022-12-4 17:46:33

记忆中的阴影（11）
生命中的兵团作者：朱维毅
“你知道，兵团不在连队一级设现役军人的职位，我们刚去时，知青干部最多当到排长，连里的领导都是当地老职工或转业军人。首先我得说，这些人中的多数是好样的，朴实、敬业、关心知青，要不然也不会选他们当官儿。但社会不是真空，败类哪儿都有，兵团也一样。这些北大荒的败类多年面朝黑土背朝天，身边都是些没多少文化，又不修边幅的劳动女性，从来接触不到什么城里人。知青一到，他们身边一下子出现了一大群花花绿绿的女孩子，青春靓丽，又有文化，还被他们管着，本质不好的人自然就会想到利用权力做点什么。
“有的人乘女知青单独打水时，会跟到水房去，眼睛直勾勾盯着人家的脸，胆子大点的还会找机会摸人家的手。有的掌握权力的坏东西，会以工作为由接近女知青，用上学、提干、入团、入党这些知青最看重的东西作诱饵，引诱女知青向自己走近。女知青只要稍微不够清醒，他们马上就会提出非分要求。
“我刚到连队时还没到16 岁，哪里经过这种事情啊。但家长从小就给我灌输了一个意识：到哪儿都要防着点成年男子的坏心眼。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使坏的，但我心里有根弦：谁要想靠近我，我就会立即躲开。刚到连队时我每天干活、学习加睡觉，什么心也不操，没想到慢慢地会为自己的安全操心了，因为我逐渐有了一种恐惧感。
“新调来的指导员是个转业军人，中年人，长得就不是好人样，尖嘴猴腮的。我还想过，当年部队招兵也不挑挑形象啊，解放军怎么能长成他那副德行？他到连队不久，我发现他总是盯着我看，我就躲着他。后来连部文书告我：莎莎，你得小心一点指导员啊，我看见他把你的档案提出来了，每天把你的履历表揣在身上，没事儿就拿出来看你的照片。
“我一听真害怕了。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能够感觉到一种危险在逼近我。我没别的办法，只能尽力躲着他，距离越大越好。我心想，我既不是干部又不是骨干，他没机会凑近我‘谈工作’。没想到他还是有办法凑近我，有一天，他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谈话，说是要做做‘思想工作’。从那时起我就认准了一条道理：哪个男领导要是单独找漂亮女孩做‘思想工作’，肯定没安好心！那天我没办法，鞋底蹭着地慢慢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没谈几句就问我：想不想进步？想不想当干部？想不想我帮助你？一边说着他一边就往我身边凑。恐惧一下变成了威胁，指导员的真实嘴脸全暴露出来了！我脑子嗡的一下，本能地退后了一下，接着就清醒了，这回我的鞋底不再蹭地皮了，像是抹了油，我转身撒丫子就跑。这一跑就收不住了，一直跑回了北京。当时连队对知青的管理已经不那么严了，谁要是擅自离队跑回家，也就是停发了工资拉倒。再说指导员心里有鬼，他哪里还敢追究我啊！我逃走之后，他又把目标转向了别的女知青。后来他的劣迹惊动了团部，最后给了他处分，也不知道后来调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团里的介入，我一个‘小北京’怎么斗得过指导员呀？但本人自我保护有一招，那就是一个字——跑！
“指导员被处理后，我觉得安全了，不料恐惧感又升高了一级，这回是来自团里的，是现役军人！
“少数军人和女知青发生关系的事情，说起来情况很复杂，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女知青是想通过主动‘献身’来改变处境，达到提职、入党和推荐上大学的目的。但我们团政治处的卢主任不一样，他是主动找人‘献身’的，整个一头大色狼，板上钉钉的军中败类，说起来都让人恶心。

那时雪 · 发表于 2022-12-4 17:47:20

记忆中的阴影（12）
生命中的兵团作者：朱维毅
“他年近50 岁，南方人，听说是1946 年参军的，来兵团前是64 军190 师的一个营副政委，在我们北京‘小六九’来之前他已到了5 师50 团政治处。我们团有一批上海70 届初中的小知青就是他去接的，所以他和一批上海小女孩儿很熟，有的孩子常去团部找他，他也经常到我们连来看望她们。渐渐地连里就传开了，说卢主任经常以入党、上学、调动工作为诱饵勾引女孩子向他靠拢，还用介绍对象、认干女儿的手段和女孩子套近乎，谁能满足他，他就能帮谁改善处境。毕竟绝大多数女知青是正派的，大家只要一听说卢主任来连队了，都想方设法躲着他。你说一个领导做人做到这份儿上，丢不丢人啊。别的不知道，他爱和女知青动手动脚是众所周知的。

▲女知青方队。刚到兵团时的姑娘们在肃穆中带有几分迷茫（上图），随着对北大荒生活的熟悉，她们的欢乐开始增加（下图）。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性知青承受的生活压力通常更大一些。在生理上需要得到更多照顾的她们，一般都不享有在经期内避开劳动和寒冷的待遇，而且她们比男知青又多了一层自我保护的需求。
“我对卢主任的警觉是从他的一次北京之行开始的。他之前见过我，那眼神瞅着有点发直，我想穿军装的人不会怎么样，也没怎么在意，和他打个招呼拉倒。我这人不是当官的料，更没那心思，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军人是敬而远之。他到北京挺忙，到处走访知青的父母，而且去的都是女知青家。那次他跑到了我家，我妈妈一看宝贝女儿的领导上门了，还是解放军，对他特别热情，还请他吃了一顿西餐。但在交往中妈妈发现这个解放军有点不对劲。他在我妈妈面前一个劲地夸我，还许愿说要安排我去团医院上班，然后再争取送我上大学。剩下的话他没说，但我妈妈已经看出这位领导没安好心。她知道我有几斤几两重，一个领导这么把我当回事，她觉得不正常。
“妈妈后来问我这个领导怎么样，我把连队知青对他的反映说了。妈妈有社会经验，一听就说：‘不好，他盯上你了，他对我说那些话是想让我动员你向“组织”靠拢。’我说怎么办呢，妈妈说：‘遇到麻烦你就往家跑，回北京躲避是非，我这边想办法帮你离开兵团。’可以说，促成我后来转到农村插队的，就是这个色狼领导给我造成的安全压力。前途未卜的女孩是没有安全感的，我必须想办法回北京，回不了就先办插队，反正得逃离兵团。”
王莎莎的这段经历至少证明了一个事实：兵团干部一旦有迫害知青的行为，起到的作用的确是在瓦解兵团存在的根基。

那时雪 · 发表于 2022-12-5 20:01:32

记忆中的阴影（13）
生命中的兵团作者：朱维毅
上海知青张持坚和北京知青邹小霏都来自50 团，谈到团首长的作风时，他们表达了共同的看法：团长和政委都正派，但政治处卢主任迫害女知青事件是全团尽人皆知的。
这个隐藏在兵团的色狼最终被5 师揪到了阳光之下。就在王莎莎因躲避卢主任而逃到关内插队的1974 年，卢主任因猥亵一名女知青东窗事发，50 团党委开始彻查他的问题。在停职反省期间，他供认出一连串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交代并经核实，他自1970 年2 月至1974 年6 月先后奸污知青5 名，回乡青年2 名，猥亵知青5 名，调戏女知青8 名，回乡青年1 名，证据确凿的染指女性人数共计21 人，如果站好队是一大排人。
1975 年5 月15 日，兵团党委在呈交黑龙江省委的卢犯案情的综合报告中称：“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维护我军声誉，保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茁壮成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兵团常委研究意见：依法判处奸污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犯卢某某死刑，立即执行。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由于1975 年国内的司法判决已趋于规范化，非强奸性质的性侵罪不构成死刑罪。卢犯最终只接受了党籍、军籍和行政职务的三方面严惩，在兵团反腐的枪口之下侥幸留下了一条性命。他从1946 年到1974 年为自己构建起的“革命军人”光环，瞬间化为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