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4-13 13:58 编辑
宁波的灵桥是连接江东和海曙两地最古老的桥梁。以1936年5月为界,灵桥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上溯到唐代的是浮桥史,为1113年(823-1936),乃是中国浮桥中最长寿者;1936年至今80年是钢桥史(1936-2016)。灵桥历经千年的改朝换代,见证了宁波建城以来的历史沧桑,早已成为这座城市最为深刻的历史烙印。 建桥的起因得从唐代说起。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的海上贸易发达,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明州由于独特的靠海优势,促进了造船业及海运的发展。明州地方特色的丝绸与陶瓷不仅在全国各地进行流通,而且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广泛的通商。鉴于明州在唐代经济的作用日益突出,政府将原在小溪鄞江桥的鄮县升格为州治,并迁徙到三江口。建造灵桥时是迁徙后的第三年,今宁波城区、江东区、鄞州和镇海一带已经是沿海重要商旅贸易口岸,城区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仅靠舟楫行渡无法应对繁忙的商贸流转需要,建造过江的渡桥变得势在必行。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明州剌史应彪造起了宁波历史上第一条横跨奉化江的浮桥。浮桥由十六只木船排成直行,船面铺上六尺宽的木板,用竹篾编成的绳索将船联接起来固定于两岸。全桥长五十五丈,宽一丈四尺。传说建桥时,天上有彩虹出现,大家认为是个好兆头,于是纷纷给桥起名为“灵现桥”、“灵建桥”、“东津浮桥”,习惯上简称为“灵桥”,民间也叫“江桥”,是江上之桥的意思。清同治年间,英国人在江北桃花渡造了新江桥,为表示区别,民众遂称呼灵桥为老江桥。1966年“文革”开始,灵桥又更名为“红卫桥”,到十年“文革”结束才恢复灵桥名称。 浮桥开通到1936年改建钢梁桥这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修桥设备落后,制作材料陈旧,木造的浮桥经不起长期江水侵泡、风浪冲击、雨雪侵袭,又因人过车驰,来往船只碰撞,每当台风临境,骤风暴雨肆虐,上游山洪暴发,奉化江水汹涌湍急,浮桥连接处不时折断,使得舟排冲散,随潮流飘向镇海。灵桥经受过无数次的改动和修理,屡修屡坏,屡坏屡修,自古以来一直是政府和地方头疼的一道难解之题。 史料记载的有如: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官府置舟十四联每舟两头用篾索系锚沉于江底固定,并置栏杆二十四座铁,系大篾索四条压定;明正统十四年(1449)宁波府知府建造新船;成化二年(1466)又更置新船;嘉靖年间,官府改变历来由官方出资的办法,改为由本地富户负责承办修造,以冠带奖励,称为“江桥大户”;让有钱人出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顺治年间又改为每隔五年,向各街道里弄摊派银子二两,仍由官府组织修桥;康熙二十六年(1687),系船的铁链被狂风刮断,浮船四处飘散。后由官府募集银子千两重建,并立石碑禁止桥旁停泊船只;嘉庆年间浮桥曾经将原九排十六舟改为八排十四舟。当道光年时又改了回来;民国时也经过多次翻新修旧,用铁栏杆代替了原来的木栏杆,桥面衔接处也用铁板代替了木板,加固了联系船只之间和两岸的铁链,还一度在两岸搭起了铁栅口。 千年浮桥对当时宁波的经济发展和方便交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木结构易损易断的特性,也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难。 现在年过六十岁的宁波人总还记得小时过新江桥浮桥时恐怖的情形:退潮时,桥面随水下降,行人如临深渊。涨潮时浮船将桥面托起绷紧,行人又如爬山越岭,尤其是挑肩推车者更是举步维艰。因为潮汛缘故,桥面铺的木板务必留有足够大的缝隙,大到能插得下半个脚掌,行人一不留神就夹伤了脚。人在行走中战战兢兢,低头能看得见脚下江水汹涌,每当车辆经过或桥下机动船只驶过引起波浪涌动,整个桥梁也随之上下起伏,行人有如立于波涛中的小船,胆战心惊。可以想见千年前的灵桥也是如此,时有链崩桥断,舟覆人溺之患,特别进入台风暴雨、大潮汛期,更是险象环生。人仰马翻、失控翻船的事故年年都有,百姓生命财产经常受到损害。 据统计,仅民国二年至二十五年(1913—1936)的23年间就发生大小事故七十九次。落水死亡的人约六七十人。其中较大事故如:1919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有一奉化航船撞沉,十人落水身亡;1920年8月间连降大雨三天,江上潮水汹涌而下,冲断浮桥连接铁索,三只浮船被冲到镇海,交通中断两天;1922年8月8日,暴风骤雨致江水猛涨,江东一边桥脚坍塌,交通断绝十日;1926年8月因暴雨冲击桥身致使浮船铁链断裂,有三十多名行人落水,仅救起三人,其余均为洪水吞没;1933年9月18日夜,罕见飓风临甬,有七艘停泊在三江口的船只被风拔起铁锚,漂至江中猛撞浮桥,有七、八人震落江中而亡。以23年事故比例来推断,从建桥至1913年的近一千多年间,事故当有近4000次之多,死亡者当在3000人以上。灵桥浮桥时代的危害是多么惊人! 为此,从清未开始宁波人就有将浮桥改建成坚固而安全的新式桥梁的种种设想,可惜当时国家科技落后、思想闭塞、财力困竭,再加上战事频繁、时局动荡。虽屡屡有人倡议,但终究成为泡影。 1922年,曾在日本学过土木工程的鄞县走马塘人陈树棠提出过将灵桥改建钢筋水泥桥的建议,并拟定计划书和工程设计图分致宁波当局,终因官府无力负担预算十六万银圆,且又未发动地方引起重视而作罢。同年也有商人应鸣和写信倡议,发动沪地的乡老耆绅参与改建,他力陈浮桥之敝“盖舟多则洞狭,洞狭则水急。”他构思的桥是铁桥架设在水泥桥基上,“桥下分为三洞,中设敏活机器以资启闭,而利巨舟出入。”宁波旅沪同乡会商议后转函宁波商会和鄞县县议会,9月间邀请德国工程师生海尔门来甬考察,他主张采用三眼大桥,不设开关,县议会采纳了他的设计,并计算出工程费用为三十万银圆。11月鄞县县议会设立工程局,1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改建宁波老江桥筹备处”,发动加入会员1000余人。经过大半年的筹备,灵桥改建方案终于初步有了眉目。 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时,奉化江上游的方桥已有同为德国人建造的一座弓型钢质平桥,比宁波灵桥早建了30年。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因为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战争,使灵桥改建方案无法实施。一直到1926年8月浮桥发生特大灾情,死了三十多个人,再次引发了沪甬各界掀起改建的热潮。 1928年举行第一次灵桥改建筹备大会,推选张申之、严康懋、郁桂芳等六人为筹备会干事。11月5日宁波总商会召开筹备会议,推出筹备员60人,发起人当场认了捐。但好事多磨,这次筹划又因为国民军北伐,江浙地区局势动荡而告中止。 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局势趋向稳定,经济开始复苏,浮桥更不能适应工商业的交通运输发展需要,各界人士要求改建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当时政府仍旧无力承担这建桥的重任。于是,宁波旅沪同乡会又把改建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1年3月,乐振葆、张继先偕同德国工程师爱士伯从上海来甬进行实地考察;7月上海工部局工程师詹姆生来甬打桩验土,会同新仁记营造厂工程师竺泉通进行勘测设计。8月沪甬两地成立“改建老江桥筹备委员会”。沪地由乐振葆、陈蓉馆任正副主任,甬地由王文翰任主任,严康懋、徐镛笙为副主任。到1933年9月,时机逐步成熟,乐振葆等人又来甬对改建工程进行最后测定,并作出经费预算:造桥总包价为50万圆,拆迁费用12万圆,杂费8万圆,总共需要70万圆。商定上海方面承担费用的70%,宁波承担30%,这是因为宁波在上海经商致富的人多。新桥建设期为18个月,临时浮桥搭建在江东姜山道头和浩河头奉化凉亭。 新桥的建设经费大部分来自工商界的认捐,认捐最多的是慈溪孙衡甫和徐庆三。两人各捐款五万圆。宁波方面所承担的筹捐额除了各界人士的热心认捐外,警察局也参与了征收,沿街商铺一律按三个月房租金额摊派,出售关牒的所得也作为征收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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