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黑土地 · 徐光辉

口述者：徐光辉

整理者：王雨婷

时间：2016年4月9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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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辉（1953－），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心集公社桦木岗大队插队，1975年推荐入学，成为佳木斯医学院医疗系“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地质七O一队任随队医生，但放弃了国家分配，回宁波顶替母亲到纺织厂当了一名厂医。90年代初，服从厂里工作需要离开医疗岗位，先后从事宣传教育、党务工会、行政事务、人力资源等工作直至退休。

　　一、老大分家忧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父母在同一个单位里上班。在我的童年中家里孩子多得管不过来，就都上外婆家呆着。总的来说，在那个年代父母是双职工、都挣钱，这样的家庭也不是太困难，虽然不是一个富贵人家，但最起码也是普通的工人家庭，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我赶上了挨饿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那时我八九岁，正是要吃、长身体的时候，可是没得吃。我在家里是老大，父母会教育我说，让着点儿给弟弟妹妹吃。那时候我们去社区居委会大食堂吃饭，可是那里就给你一点儿粥，这个饭是吃不饱的。我有一个大姨，原先在上海，因为没饭吃就跟我姨夫跑到镇海三官堂农村，她来会带点儿炒好的米糠给我外婆吃，外婆就会给我吃一口、吃一口、再要一口，那个香啊！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比起我的同龄人来说应该还是很顺的。我念的幼儿园是宁波市第一幼儿园，现在在宁波还是有名的；我上的小学是镇明中心小学，如果在宁波呆久了也会知道这个小学；中学是宁波一中。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应该来说，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比较好的。我们那时上中学是要经过升学考试的，考不上中学是不能念的。宁波一中相当于宁波的北大、清华，考到宁波一中，也是需要花点精力的。我们一个班里也有考不上中学的同学，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多次留级的女同学，因为当我们停课闹革命的时候，她已然是领导阶级的一员了。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宁波也动了起来。六九、七零届的去向大部分是兵团，他们主要上浙江兵团，而三届生主要去黑龙江。我们把去黑龙江农场、兵团、插队、林场用两个字概括：支边；在当地的是支农。宁波知青去浙江兵团的，年龄就要比我们小一点儿。我们以前说两届生比我们这三届生会好那么点，因为他们去的是浙江兵团，相对来说没那么远。

　　我是在1969年10月去支边的，我们班里最早去东北的同学四月份就走了，比去集贤的还要早。头一批去的同学里有跟我关系好的，问我去不去，那个时候家里还没下决心，我也没下决心，所以他去了我没去。接下来集贤、兵团、农场都有了，但是我父母很为难，他们不想要我走，又不得不让我走，所以能留多长时间我就留多长时间，反正就是不松口，虽然那时讲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支边都是自愿的，但事实上都是被自愿。结果我这一批不去，那一批也不去。九月份支边的那批也不让我去，最后只有去插队，因为这个时间点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当时一直拖着不下乡，我父母单位的领导就找他们谈话，说“你家儿子的支边问题怎么样啦？”之后还会有一些人来，都是比我小的刚刚入学的中学生，他们到我家门口，举个小旗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这样给我们压力。到最后我父母的领导就跟他们讲：“你们回去想明白再来上班。”他们的工作也被停了。就是这样逼迫我们做出决定，父母只能松口了。那一年，我虚岁十七，算是初中生，但是初中念了不到一年。父母说我是跳到黑龙江去的，因为在我小学的时候上的是春季班，后来取消了春季班，经过考试我就升了半级。如果我降了半级我就是69届的了，那么我就可能去浙江兵团。在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中我是年龄最小的男知青。人走一步多关键，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会起作用。

　　讲起离开宁波去往黑龙江场景，我很清楚地记得在火车站我是把眼泪憋回去的。那一天的眼泪实在是太多了，耳边全部是哭声、喊声，我们坐的是专列，火车开动了，送行的人还想再跑两步，再挥一挥手……那个场景几十年了都挥之不去。我发现过去年代的纪录片是不会记录这些眼泪的，记录的都是那种很欢快的场景，因为都说了去“大有作为”，就这么个小男孩还得装坚强。当火车鸣笛的时候，心里头确实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开始准备时还有点开心，去支边了可以凭证明去买这个、买那个，黄衣服、被子，就连那个水壶也都打包带走。好朋友之间会送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像章，这都是当时流行的礼物。

　　二、插队的苦日子

　　我们到了黑龙江大家心里落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坐专列到距离我们村四十多里地的一个叫闫家镇的地方，之后是生产队派大车把我们拉到屯子里去。到距离我们生产队还有十二里的公社时，我们下车参加那里的人们为我们举办的一个小仪式，给我们每人分一斤光头。之后我们就直接进屯子里去了，到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还没有通电的村子，电线还没拉到这里。这就麻烦了，特别是女孩子夜里找厕所，漆黑一片，再加上地面是泥泞的，踩上去就一脚泥，更糟糕的是踩下去拔不出来了。那时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去不知道，一去真是吓一跳！

　　我们大队一共四十二个知识青年，接下来分到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十个人左右，我们队十一个，七个男的，四个女的。我们住的是三间房：东屋、西屋、中间是厨房。东屋是女生住，西屋就我们七个男的住，我们男生住南北炕。我们下乡去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箱子、柜子，安顿下来之后把这些往炕上一放，这两铺炕也就满了。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看分的饼干，干不拉碴的实在不愿意吃。有小孩靠近，我们就赶紧拿来送出一半，等一会儿再来一帮小孩，我们就都给他们了。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我们想吃个白面馒头或者窝窝头都没有，这时才想起来昨儿个把好东西都送人了。

生产队刚开始的时候安排了一个人给我们做饭，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就没人给我们做饭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跟我们自己有关，年轻人从来没吃过苦，到了黑龙江之后可能有点狂。我们中有几个比较挑剔的，跟那个做饭的李大爷也不太友好。记得当时农民中有传对李大爷不太有利的闲话，说好东西都让李大爷拿走了，你们吃不着的，他也不会好好地给你们做饭。这样一来李大爷就撤了，我们就开始了自己做饭的时光。一开始大家商量让女生做饭，男生就做挑水这些体力活，可是她们女生来东北之前也都是小女孩儿，东北饭她们也不会做，头一次焖小米饭都是沙子根本没法吃，按照我们宁波人的说法，这是杀头饭，就是过去给死囚吃的饭，沙子多吃得就慢，就能多活一会儿。这么一讲人家女知青也不开心了，她费劲给我们做饭，让我们一顿说，所以接下来就自己做自己吃，或者各自搭伙做饭。

       在东北一年四季想吃菜实在是太难了。我们到那儿是十月十几号，马上就进入冬天了，根本就没什么菜可以吃，老百姓家里还有吃的，我们知青是真没东西，所以伙食也维持不下去了。记得我们最狼狈的时候，吃的是大粒盐拌饭，没有任何菜，现在的盐是白白的、细细的那种，但是那个大矿盐，指甲这么大，颜色是黄黄的，我们就吃这种盐。当时还有一个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东西——酱油，东北人叫它清酱，那时候一毛五一斤。一般人家一年也不敢去买一斤。来客人了小孩子才看得到酱油，小孩子就趁着大人没看到，偷偷倒点儿酱油拌饭吃，因为平时吃不着。

　　那个时候粮食很紧俏，没吃的了，我们就偷当地人家的粮食。到了秋天，实在没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就上人家老乡房顶轱辘几个倭瓜吃。那里的人们都会储藏点倭瓜，用绳拴个木头把倭瓜往房顶上一放相对开放而且我们也够得着。我还记得有的倭瓜特别大、特别甜，有的太面很难咽下去，可是没办法，我们没吃的只能拿这个当饭吃了。到了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特别冷，都不出去了。我们没柴烧，就偷老百姓的柴禾；馋了就偷他们的鸡、鸭、鹅。当时我们被饿得、冻得实在没办法了。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根本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印象最深刻的是零下三十多度没有柴火烧就睡凉炕。

　　我们这样年纪的小孩啥也不懂，去了刚好赶上秋收，干的第一样农活是装车。我们是10月份到那儿的，那时候黄豆一堆一堆堆在那里，车老板在上面装车，一边踩，一边装，而我们就往上挑，跟着车，车走多快我们就跟多快。当时一起干活的知青怕自己干得太好了，当地人就不让走了，我很简单，没这想法。虽然我年龄小，但是个不小、劲也不小，所以干活也不打怵，属于傻干的那种。我那时挖水利干得两边胳膊都不行了，连鞋子都穿不了了，应该是肩胛骨肌肉拉伤，现在下雨天还会疼。剁猪草时剁到手指，差点手指没了。反正不管是家里活还是地里活，什么活都干。我们讲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当时我的状态。

　　到1971年冬天，我们小队十一个知青十个都回宁波过年了，就我没回。大家都回去了，万一上面来个什么机会，没人在多可惜，我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不回去，我在这边等等机会。这么一说，父母也不反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看知青点，这也是有工分挣的，当时真有个铁路招工的机会，我就去检查了，可惜我眼睛不好查出来是色盲，不合格去不了。

　　家里通过火车给我邮过来一个包裹，我自己买点儿肉，把十一个人的热水瓶通通拿到我那儿，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俱乐部”。冬天也没什么活，小青年们就跑到我这儿来了。我那儿一开始有柴烧，我就烧热水将十一个暖壶都灌上，茶叶是家里带来的，其他吃的东西也有，大家都过来玩、过来吃、过来聊天，很轻松，很开心，当时想没回家也挺好的，心里一点都没难受。后来离过年越来越近，我这里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因为东西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有时候我没烧的，一块儿玩的这帮小哥们过来就给我拎两把柴火，或者对我说，上我们家去吃一顿，所以后来就一家一顿吃过来，吃到我夫人家时，她母亲就想：一个不过20岁的小伙，没吃的、没烧的，还睡凉炕，做病啊。她母亲就跟我说，上这儿来住吧。那时候是大年初二，这以后我就长期住她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