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里“任性”· 阮元络

口述者：阮元络

整理者：屈钱丽

时间：2016年4月24日

地点：阮元络老师家

　　阮元络（1950-），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集贤县，后长期在双鸭山市工作，1996年才调回宁波。曾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双鸭山矿区美术协会理事长，宁波市江北区书画家协会副主席。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版画家协会会员，二级美术师。版画作品入选过东北三省版画联展、黑龙江省美展、全国煤矿美展、浙江省版画展以及宁波·温州小幅美术精品联展、宁波市优秀版画作品展等，多件作品获奖。近年作品多以纸版画探索为主。

　　一、下乡到集贤

　　我是1950年出生的，因为生日小，所以9岁才上小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正好读初三。下乡的时候我是20岁，是69年的4月27日去的黑龙江，就宁波来说，我是第二批去黑龙江的。第一批上萝北 ，第二批上集贤 。为什么上黑龙江，这没有选择的。不管家庭出身好坏，那一定要去的。我们一同去的人里有的家庭出身是非常好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出身好的如果不去，革委会就会到家里来做父母亲和孩子的工作，来动员你。家庭出身不好的，那就自己看着办，弄不好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家里还有个哥哥，后来他也下乡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们也不敢说什么，没有资格跟上面的人去谈条件，说我们家里得留一个。不过后来还是被照顾了，我哥下乡到宁海。说句老实话，我不愿离开宁波。但我也恐怕我不去父母要受苦，我也是属于被迫去的。

家庭出身的事就简单提一下，过去的这一页翻过去了，我也不去想太多了。但你们年纪轻或许不太知道，出身好坏的下乡地点分配是有个大框，但是也不绝对。一般来说，出身好的人上兵团，那是属于部队编制的兵团战士。还有上萝北的，萝北属于边境，是需要办边境证的。我们这一批人就在集贤。集贤的知青是宁波最活跃的一批，最近十多年来，每年的4月27日都要聚会。

　　47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当时确实挺受压抑的。因为在文革的时候，出身好的人，他们是比较有底气的，但我们是不敢说的。当时说话有讲究，说错一句话就要有麻烦。我初中的时候，在班里学习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高中也不一定会让我去读。

　　上集贤以后，我插队的那个村，正好在煤矿的中间。这个村慢慢被煤矿吃掉了。那里的农民可以上矿里去工作。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机会是好的，你上工矿企业总比去农场强。现在看来不一定好，煤矿工作又脏又苦又累还危险。好在我能画点画儿，就把我留在地面上搞宣传。那个时候特别需要宣传，下达任务了，我们就开始宣传。那时候什么都是跟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刚下乡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大队有20个知青，有16个男知青，4个女知青。起初，我们住在老乡家里，4个人一铺炕。后来生产队觉得老住老乡家里不好，他们就把那个马厩旁边的房子打扫一下，修一修，我们就住进去了。生产队说上面有一笔知青的款给我们建个青年点，让我们先克服一下。几个月以后，房子建成了。专门有一栋房，共4间。一间是女知青住的，另外三间是我们男知青住的。

　　乡下吃的基本上是粗粮。到的第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吃的是小米饭。我咽不下去，现在我倒觉得这玩意是粗粮，有好处的，可当时觉得这怎么整啊，馒头也吃不下去。有的知青就给馒头挖个洞，抽烟的时候当烟灰缸用。农民看到以后非常的气愤，现在我们想起来是应该气愤的。怎么这么作践粮食呢，农民吃细粮要到割麦最累的时候才吃得上，平时哪有细粮吃。你们拿馒头不当粮食，当烟灰缸真是要批斗，要被气死的。当时生产队给青年点派了一个厨师，每天都有黄豆、大豆腐什么的，但是我们也不爱吃。那些东西都会被倒进泔水缸里，被老农看到了，说你们这些知青真是不行，你们倒掉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东西。但是我们当时也真是难，在宁波吃大米饭，又有那么多海鲜蔬菜，东北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吃不惯。所以当时最苦的一个是岁数小，想家。还有一个就是吃。后来生产队只给做饭，菜让我们自己解决。解决啥啊，我们就跑出村四里地，那里有一个小卖店，买固体酱油。回来后，我们就用热水一泡，拌着玉米馇子吃。还有就是靠家里托运，什么咸带鱼啦，梅干菜啦，笋干啦就吃这些东西，有时还托运大米。大米什么时候吃呢？我们一个学校的朋友，挺长时间没见了，大家联系一下，农闲了过来，家里带来的细粮大米，有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还偷鸡偷鸭来吃。大家一起吃，一起喝酒，也挺开心。

　　二、我与绘画的缘分

　　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在学校的时候也出出黑板报。文革的时候，组织叫我做一些街头的宣传，这样我就接触一些美术的东西。对于进美术学院当一个画家的奢望是没有的。我觉得我美术上的发展，是得益于这块黑土地，这是我的心里话。因为是黑龙江把我培养出来的，留在宁波说不定还没有这个经历。因为在宁波就跟家人在一起，可能别人认为我家庭出身不好，不给你机会。我在黑龙江是知青，到工矿企业他们不会追究我家庭出身，有本事就用你。

　　我69年4月份去黑龙江的，70年1月份就探亲回来了。大家觉得扛不住，农闲了嘛，就回来了。我老家在上海，有一些亲戚在那里，我就上亲戚家去玩。我的一个亲戚画了一幅油画，顿时我眼前就一亮。我知道她小时候画不过我的，就问她你怎么画得这么好。她说厂里的工宣队老师为了配合宣传就教她。我说你教教我吧，她很痛快答应我了。我花了二十多块钱买的颜料，那个时候算很多钱了。我就在她家里画，第一幅是样板戏里的杨子荣。临摹出来以后他们都来参观了。他们说怎么画得这么好，我亲戚的老师也来看了，他也说画得好。当时兴趣就来了，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没回宁波，我觉得在那里我可以学点儿画。回到宁波以后，在家里我也在临摹，临摹毛主席像。探亲结束后回黑龙江，我带那么多颜料，我想是不是画个毛主席像，那个时候毛主席像是很受欢迎的。我向大队书记说了自己的想法以后他们很支持，说画吧。我就画了一幅挂在大队办公室，现在想大概不怎么好的。当时我觉得画得挺好，大队还挺自豪，来一些公社领导，就介绍，你看这毛主席像，是我们知青画的。这其实是一点点给自己奠定基础。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5132\wps2.png　　我在黑龙江干农活干了两年。后来常被副业队派到煤矿当装卸工。一车皮水泥来了，我们年轻人就扛两袋到仓库里去，一袋水泥100斤，也挺苦的。后来有一次出民工上桦南修铁路，我劳动不会偷懒，挺能干，还写通讯报道，写黑板报，带队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就认识我了，小阮小阮的叫着跟我关系挺好。后来县里办一个美术创作学习班。这位书记想起了我，马上给我们大队书记打电话，他说，你们大队是不是有一个叫阮元络的，这个今年调出来，县里有两个月的美术学习班，让他来参加。我这辈子感谢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教我们的老师是哈尔滨师大美术系毕业的，基本功非常好，我们集贤知青有4个，都在这个班里。有了这么一次机会，我跟画越走越近了。以后在煤矿里面，就是画画儿了。

　　1975年的时候我才25岁，第一年在双鸭山市创作的一幅版画就入选省美展了。当时双鸭山市有许多大学毕业的老师，也没有入选。我没有上过学，我的画却入选了。紧接着第二年，我又画了一幅画，这幅画不仅入选黑龙江美展了，还入选了东北三省版画联展，这对我又是一个不小的鼓励。因为东北三省版画联展展出150幅，每个省只能入选50幅，我的版画能挤到50幅里面去，是不容易的，因为黑龙江是版画大省。我一开始喜欢画油画，到了这时就认准版画了。我也不像别人一样会书法，国画什么的，我别的不弄了，就往版画发展去了。

　　在工会的时候，我是挺受领导信任。当时我那些美术界的朋友，有些都找了出路去进修。但是这最起码得离开单位一年，我就跟领导提出去进修。领导对我很好，他说你找到学校告诉我，我们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这是需要领导同意的，如果说单位正缺人，工作忙不过来，怎么可能让我去呢，况且单位还要支付一大笔学费。那时上面市委宣传部或者总工会，或者市文联发了通知到单位。比如说要抽调某某人，上哪里去，单位领导一般都能答应的，甚至连旅游写生都会同意。我们就背着画夹，拿着颜料，从双鸭山坐火车到大连，大连再坐车到黄山，黄山再到庐山，庐山再到雁荡山。50天一个来回，路费全报，工资照样发。这样的机会很多，领导很支持我。我真要感谢黑龙江，如果在宁波，可能就没有这种机会。

　　与此同时，我又参加了哈尔滨师大中文系的本科函授，同学里有后来当市委副书记的，社会人脉多了许多，学得挺值。现在我的学历是大学本科，不过我心里清楚，我学的中文，不比你们现在学中文，因为我学的是函授，三十多岁在职读的。但我比较认真，哈师大老师讲课确实讲得非常好，受过中文系老师的教导，懂得了很多，现在回顾起来许多艺术理论与学习中文有关。83年我又去上海师大学习油画，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去的这两年，家里挺不容易的。我对这两年的学习是这么看的，进修确实不同于本科生，本科生进去肯定是随着教育的步骤，一开始画素描画石膏。我们是一个油画进修班，带我们的老师是系主任、教授，原安徽省美协副主席，后来在上海当美协副主席。现在回忆起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两年开了眼界，懂得了一些艺术上面的东西。当时我都不懂老师说的徐悲鸿画的画格调高，连格调都不大懂。我只知道技法好造型能力强就行了，艺术的感觉什么都不知道。经过学校的学习，理解得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