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友系列之五 阿九

紫皮甘蔗

        阿九姓赵，在这王，马，陈三姓鼎立，一统天下的小村子里， 显然是家外来户。  
         阿九家的草舍造在村子的最里側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他父母亲和一个姐姐。将近六十岁的赵老头显得很苍老，佝偻着背，走路蹒跚，仿佛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多，在队里面搓搓草绳，清扫清扫猪圈，做些轻便的生活。他一向沉默寡言，从不与人多讲一句话。一次我到猪圈挑猪粪，叫了他一声“赵大伯”，他连忙用食指贴近嘴巴，做了个禁言的手势，并向我摇摇头。我问过我师傅，这个人介个回事情，我师傅也只知道格份人家是下放来的，其余他确实不知道。
       也许阿九和我年龄相仿，一次在挑担歇力只剩我们两个人时，阿九告诉我，他是65届高中毕业生，当时由于家庭问题，没资格考大学，即使去考，也是空佬佬的。所以毕业后，就来到乡下和小姐姐一起照顾年迈的父母。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在京，广，沪工作，其它的就不说了，人家不说，我假如还要刨根问底的话，是我的无知了。我感到他城府不浅，也有许多难言之隐。阿九做生活很卖力，服从分配，从不挑肥拣瘦。我有时傻想，如果让阿九代替阿香去小学教书的话，那是孩子们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后来我同治保主任老虎大哥去公社开会的路上，他告诉我，阿九爸爸是大学教授，有历史问题，文革前就被下放到我们这里了。上面的意见就是不算管制，也没监督，反正就是劳动。
         一九七二年我离开了农村，到国企的教育系统谋生去了。一九八二年我去过村子，在阿桂家吃饭喝酒时我听他讲过阿九后来的事：一次他们小队在附近大厂砌围墙抬砖头，歇力时，有的打扑克牌，有的走西瓜棋，有的抽烟聊天，只有阿九拿个小本本，在砖堆后面背德语单词。恰好路过两个德国专家，他们听到熟悉的乡音，就循声找到阿九，绕有兴趣地与他对话，从生活用语到技术用语，阿九谈不上对答如流，却也能无障碍对话。专家回到厂部，向总师室推荐，说，贵厂有这么个人才，为啥不用？厂方开始很感兴趣，后来一了解，是个农民工，就没有下文了。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各项政策，赵家在一九八一年回城了。
       阿九，现在你也应该退休了吧？不需要你再来抬砖头砌围墙了吧？“天公已经重抖擞，广开言路用人才”，在你熟悉的岗位上，你一定是个行家里手。

桥工涛哥

赵阿九家的境遇明显比我家好，“不算管制，也没监督，反正就是劳动。”而我父亲是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儿接受劳动改造的，并且株连全家——户口被强制迁往农村，尽管八十年代也“予以改正”（其实就是政府承认运动搞过火了，却偏偏不肯说“平反”两字，也没有任何补偿），但人死不能复生，再也回不了城啦。阿九也比我幸运得多——能够高中毕业，我是连初中都没得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