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保华：浅议“接班人”

那时雪

412期 丘保华：浅议“接班人”
原创 丘保华 南加知青 2023-08-26 10:22 发表于北京
浅议“接班人”

——知青下乡的文化体验


丘保华


  

红色文化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那么，“上山下乡”的目的达到了吗？如果达到了，谁是这个运动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呢？

从最正面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1700多万知青都可以算是“接班人”。这些人响应号召来到农村，少则三五年，多则八九年，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磨”了“老茧”，“炼”了“红心”，接受了“再教育”。当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最后没有“扎根农村”，却回到了城市。但这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融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各行各业继续“为革命添砖加瓦，再创辉煌”。只是，用“上山下乡”作为“培养接班人”的说法至少从两个角度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一是当时不少干部子女，尤其是军干子女，根本就没有下乡，或下乡后不久就回城、参军。而另一方面，许多“可教育好子女”却被优先送到农村，对此的理解应该是这些人更需要在农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而非“培养”成“接班人”。二是没有一个单位像对待例如退伍军人那样，从待遇上认可知青下乡。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情况是知青回到城市后，工作经历清零，干部履历不被承认，许多知青已年近30，因没有学历和专长，只好从学徒工、街道生产组干起。这导致了绝大多数知青（有说85%，梁晓声：《似梦人生》）最终落入低收入群体！

既如此，就让我们缩小范围，将那些在农村有突出表现的知青拿来讨论一下。



一、“扎根派”

我们首先应该想到那些“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党和领袖“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的知识青年。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记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就全国范围来看呢？根据若干年份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状况统计（摘自顾宏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附录），从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数为1776.48万，调离农村总数为1490.46万，留在农村人数应该是286万。当然，这只是书面统计，未包括79年以后离开农村和因各种原因死在下乡所在地的人数。因此，实际终老在农村的人数应该是远低于286万。但即使如此，确实也有为数不少的知青留在了农村。他们的情况如何呢？

有记者对“留守”知青做过以下调查：

  1，重庆知青余长芬丈夫邓汉义是个厚道人，知青回城时他曾大度地建议半岁孩子的母亲，离婚吧——“我不愿意给她负累，让她后悔”。余长芬回重庆工作了一年，放不下心爱的丈夫，又把户口和工作关系迁回农场。余长芬并不为当初的决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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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长芬和她的孙女邓馨月。



笔者相信余长芬的话。“知足长乐”，但她并没有觉悟到要响应号召，扎根边疆一辈子。“要能确切预知，就不会结婚了”，这是她心里话。从“红色文化”的角度来看，她算是党的上山下乡政策的不自觉的终生实践者。她的故事中的基调是现实，突出的是“情义”，而这情义属传统文化，普世价值。在红色文化中，她是“正确”， 在传统文化中，她是“美好”。她就是“可靠接班人”？   

2，上海知青蒋金龙是知青中年纪最大的，1971年来兵团时已在上海农村干了几年农活。尽管蒋金龙老实木讷，可“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一位上海女知青主动追求他，两个青年开始恋爱。一年后女知青提出分手，“因为老蒋出身富农，成分不好”。蒋金龙现在的工作是守厂房，相比割胶、制胶，很是清闲，性情敦厚的他说是“领导照顾”，“算是沾了知青身份的光”。蒋金龙太普通了，普通得到哪都一样。他既“献了青春献终身”，又在农场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但用“正确”和“美好”来界定他似乎太大。   

3，上海知青张仕良的豪迈之举是在1978年10月娶了一个支边老工人的女儿结婚，因为他说“谈不上恋爱那才叫没本事”。随后她也未跟着其他知青闹返城，因为她说张良心好，否则“人生就会多一笔孽债”。他后来成了景洪农场二分场制胶厂工会主席。但他谈到后来的状况却有些忿忿然：“回去的是个宝，在这儿的是棵草。人家会说你是没本事回城。”看来，张仕良的个性是不甘人后，且颇有良心。但形势比人强，尽管结局并不很差，他还是感到被时代所抛弃。他大概感觉，如果能回到上海，他的人生会更辉煌一些。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留守知青”，早已返回城市的知青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从都市中学生转变成当地农民或职工，他们是知青中“被遗忘的群落”中的一员。要说他们也是“接班人”，人们会问；他们接了谁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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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到头派”

以上知青的事迹太普通，起不到让人尊崇和效仿的作用，没有“代表性”。我们再看几位牺牲在农村的案例，因为他们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到头”，完全可以“盖棺定论”的。先看一个在当时人所共知的知青---上海知青金训华（资料来自“360百科”）。

1968届高中毕业生金训华，1969年3月随上海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赴黑龙江，返回上海后发起成立了"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 动员知识青年下乡。69年5月25日，金训华和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前往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期间表现积极。8月15日下午，暴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两根电线杆）牺牲于激流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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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知青，这样的事迹，用“可歌可泣”来描绘，并不夸张，称其为“接班人”，情有可原。但下面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这样的人物，作家冯骥才也有记录（源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位北大荒军垦知青口述者说：他们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糊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哪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位知青。森林里的火是追人的，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看来，这些牺牲者虽然也是为公，却并未得到公开的表彰和纪念，只能永远活在知情者的心里了。

北京赴内蒙插队知青，史学家刘小萌谈到的类似问题令人深思：有一位女知青在兵团时遇到一场山火，三个女生扑火，结果二死一伤。死的两人中，一个出身好的追认为党员，授予烈士称号；一个出身不好的就略去不提了。她就是受伤的那个，被烧残毁容，可是她毕竟还活着。领导和职工非常同情她，一次一次推荐她上大学，可是因为出身问题拖了好几年，直到1975年才上了大学。

尽管周总理的一句“一个人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但是前途可以选择”温暖了许多“可教育好子女”的心，但“不准革命”确实是当时不少知青面临的问题。这些知青是“革命到头”了，但能不能成为“接班人”。除了奉献终生外还要看出身，这至少让不少非“红五类”出身的知青心怀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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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青典型

让我们换个角度，看看几个当时的先进典型。因为根据主流媒体，他们集中体现了领袖的教导和党的培养，即红色文化的全部正面作用。

原杭州赴黑龙江三江平原插队知青李理提到，在头村最早担任赤脚医生的知青是一队的郭津平和三队的褚东宁。她们上任后，在村里挨家挨户走了一遍，了解病人的情况。有的病人行动不便，她们就背着药箱主动上门送药诊治。有位老乡患风湿性心脏病，全身浮肿，褚东宁到草甸子里采来草药制成汤药，自己先尝试之后，再用来给老乡治疗，老乡的浮肿很快消退了。三队知青董俊满和楚士华也担任过赤脚医生。董俊满1972年去佳木斯卫生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回到公社卫生院当了妇产科医生。她接生过几十个孩子，包括一些知青的孩子，处理过大出血、胎盘滞留等各种难产症状。这四位知青赤脚医生后来都一直从医，褚东宁还成了主任中医师。

在头村小学先后担任过民办教师的有一队的黄嘉瑛、程胜松和四队的周晓音、李凌等十几名知青，其中黄嘉瑛和李凌是最后离开头村的知青。黄嘉瑛和李凌白天在学校教初中班的课，晚上到各个学习小组为学生辅导作业，给学生读书。她们还在村里办了夜校，教老乡们识字、唱歌。以上知青都辛勤诚恳，全心全意地为当地老乡服务，既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也给其他知青做出了榜样。

如果他们还不够典型，就再看一个当时有全国影响的先进典型。上海知青李梦桃 1964年6月上山下乡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马桥农场。由于工作积极，接受劳动锻炼三个月后，就被调场医院任护士。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他却很快自学掌握了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的一般医疗理论和技术，成长为全科医生。他走遍了牧场的每道山岭，累计行程26万多公里，救治病人2万多人次，接生800多个婴儿，赢得了牧区人民的尊重和爱戴，被誉为“哈萨克人民的好儿子”。在工作中，李梦桃不断地充实自己，不仅自修完了中专和大专课程，还晋升为主治医师。李梦桃于2006年6月被任命为农六师奇台医院党委书记。从1999年到2004年，李梦桃被授予“吴登云式先进医务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医务工作者、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李梦桃有许多机会可以离开北塔山，但他没有走，他舍不得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舍不得这里的各民族兄弟，这里的牧民需要他。

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当地农民服务永远是知青的上上之策，而医务人员和教师一直是知青在农村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以上案例提到， 知青在当地农村从事医生、教师等工作并做出了贡献。他们应该算是在响应号召，“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体现了“很有必要”的全部正面意义。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们不下乡就做不出这些成就，但他们确实是响应号召下了乡，经过了锻炼和考验，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而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为当地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看着他们和李梦桃的事迹，笔者相信，尽管清楚个人要付出的代价，但如果知青在下乡期间都能找到这样一条体现自己能力并服务社会的途径，是否会有更多的知青选择留在农村？这里，笔者把以上知青的事例看作是红色文化（正确）与传统文化（美好）的相交。因为就人生的价值追求而言，既能体现个人价值又能服务社会应该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算是接了“革命”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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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津赴内蒙知青李和平）



以上典型的意义无可厚非，内蒙古赤峰下乡的老知青柴春泽的意义却稍有不同。柴春泽是1971年下乡的知青，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插队两年以后就可以参加招工招生，所以，1973年在平庄矿务局当干部的父亲想把柴春泽按照当时的政策办回城里当工人。柴春泽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批评了父亲利用职权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了自己彻底决裂旧观念、扎根农村60年的决心。《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了柴春泽的信并加了按语，柴春泽一举成名。玉田皋过去是个穷地方，柴春泽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后，带领社员平整土地，从红山水库引水种水稻。玉田皋人都非常感谢他。但历史变化无常，“四人帮”被粉碎后，柴春泽被隔离审查，并于1978年4月被捕入狱 。1979年12月13日，柴春泽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后恢复党籍。

与李梦桃等知青相比，柴春泽一开始似乎更“革命”一些。文革后人们可以说他是被“四人帮”利用，或是“上了贼船”，但在当时他的“彻底决裂旧观念”，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确实是“红色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且，他当年带着乡亲引水种稻，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出名之后，柴春泽成了“风口浪头”的人物，受到了政治风波的影响。可以说，作为“红色文化”的坚定执行者，柴春泽的命运揭示了“红色文化”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算不算“接班人”呢？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笔者特意选了一位既感动人，也有一定复杂性的案例——孙立哲。孙立哲自1969年初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又由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被解救。他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获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根据他的自述，他下乡后当赤脚医生是误打误撞。朋友史铁生教他扎针灸、看病， 他“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于是他和几个知青朋友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在行医中，他甚至把几个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回来，成了“神医”。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看病”。后来，他甚至连计划生育都负责，还干上了兽医。人怕出名，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他这个“赤脚医生”被调到大医院“掺砂子”，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后又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那时他“特别左”，拿出红卫兵的劲头，规定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伤害了不少人。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到孙立哲，让他到北京讲座，一个月100多场。他的报告甚至帮助“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随着他的出国访问，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1974年，中央发出文件，将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通知填表，他成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1974年，出了大名的他受到中央科教组派出的专家团的考察。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看到孙立哲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把他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后他又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他的事迹进了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为了他，北京电视台拍了专题片：赤脚医生，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红雨》。但就在当时，孙立哲“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那两年推荐上大学，他考得相当好，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了。但当时的政治红人迟群和谢静宜几次与之谈教育革命怎么搞，认为他不上大学，“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

接着“四人帮”倒台 ，孙立哲作为“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受审查，成了批判对象。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孙立哲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医疗事故调查组要定他为医疗事故。结果老百姓不干了，“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怎么能算医疗事故？村里一名知青杨志群干脆写了个反映，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老百姓甚至弄了个“万民折”为他正名。再加上北京作家史铁生等人的沟通，最后胡耀邦、胡启立都明确表示：“这个孙立哲抓错了。” 那时，孙立哲经历了一段“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转机终于到来。1979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孙立哲以高分考取。他从此远离政治，认为“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

孙立哲算“接班人”吗?像又不像。他确实是那个运动的产物，他甚至“特别左”。规定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伤害了不少人。他还帮助“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 他被“四人帮”利用并非有意为之，而他一心追求的，就是自强不息，奋力前行，救死扶伤，造福人民。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运动早已过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也不提了。人们似乎更多的看到其狭隘的阶级斗争涵义和现实中的不可操作性。著名知青学者定宜庄说过：“文革中官方树立的大批知青典型，对于知青典型的宣传，跟历史上统治者对烈女的褒奖，有不少似曾相识的地方。”我们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提法不仅仅是根植于红色文化之中，且与传统文化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忠君爱国”；从“亲不亲，线上分”到“大义灭亲”、“忠孝不能两全”；从“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到“吾日三省吾身”；从“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能够说，中华大地自古至今形成的自责文化可以归结为: 艰苦只是锻炼，灾难才是考验，一生只为报答，至死才能圆满？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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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保华，男，上海知青。1951年生，1969年赴黑龙江龙镇农场。19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后为英语副教授，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2005年开始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现已退休，积极关注与思考知青经历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研讨，并开始在《华夏知青》、《知青》等杂志发表有关知青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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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原杭州赴黑龙江三江平原插队知青李理提到，在头村最早担任赤脚医生的知青是一队的郭津平和三队的褚东宁。她们上任后，在村里挨家挨户走了一遍，了解病人的情况。有的病人行动不便，她们就背着药箱主动上门送药诊治。有位老乡患风湿性心脏病，全身浮肿，褚东宁到草甸子里采来草药制成汤药，自己先尝试之后，再用来给老乡治疗，老乡的浮肿很快消退了。三队知青董俊满和楚士华也担任过赤脚医生。董俊满1972年去佳木斯卫生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回到公社卫生院当了妇产科医生。她接生过几十个孩子，包括一些知青的孩子，处理过大出血、胎盘滞留等各种难产症状。这四位知青赤脚医生后来都一直从医，褚东宁还成了主任中医师。

在头村小学先后担任过民办教师的有一队的黄嘉瑛、程胜松和四队的周晓音、李凌等十几名知青，其中黄嘉瑛和李凌是最后离开头村的知青。黄嘉瑛和李凌白天在学校教初中班的课，晚上到各个学习小组为学生辅导作业，给学生读书。她们还在村里办了夜校，教老乡们识字、唱歌。以上知青都辛勤诚恳，全心全意地为当地老乡服务，既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也给其他知青做出了榜样。

觉民

　　好题，先签到，有空慢慢看。

嘉友（加友）

在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重中之重，防止国家改变颜色。防止变修。很重要。修是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苏联是修正主义。

那时雪

嘉友（加友） 发表于 2023-9-1 10:04
在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重中之重，防止国家改变颜色。防止变修。很重要。修是 ...

那时给我们灌输的思想，是极左的，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至于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地步，工厂，农村，学校的秩序被打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难，什么都凭票写本供应，耽误了十年。与此同时国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台湾都比大陆发达。误国误民。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被打成修正主义。

桥工涛哥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拨乱反正，阶级斗争不提了，平反了许多以前弄过头的冤假错案，“走资派”又回到了领导岗位上，地、富、反、坏、右也都摘了帽，知识青年也大都返城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掀起，经济确实大大发展了，可许多国有资产却被私有化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沉渣泛起，黄、赌、毒逐渐蔓延，贪官大量涌现，黑恶势力也开始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无形消失，下岗再就业异常艰困，大批农民离乡进城打工，房地产开发异军突起，医疗、教育都被推向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大量泛滥。经过近十几年的大力治理，各种弊病确有改观。是否能够在若干年后呈现河晏海清的局面，才是我等草民热切期盼的清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