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世变缘常”——关于叶维丽和马笑东口述史《动荡的青春》1

那时雪

2009-02-24 21:23:31 格鲁米
董之林：“世变缘常”


来源:<书城>2009年1期


董之林：“世变缘常”——关于叶维丽和马笑东口述史《动荡的青春》1


《动荡的青春》是两个人的口述史。讲普通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民俗’也可以成史”2 的意味。而一旦得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文革”和“文革”前的生活，又会觉得书里所写的，与那种布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
现代生活，或者更直接地说，1949年后，在政治运动频繁、政治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有没有日常生活？如果有，能不能产生新的民俗传统？产生一种新旧杂陈的生活方式？激进的社会形态，为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提供了哪些不可忽视的要素，并潜伏在意识形态的底层，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影响至今？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口述史显示出撰写者看待历史的独到之处。如该书“前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同时，她彰显了一种学术立场：“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
（一）
“目前发生的改变过去发生的事—— 至少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我这里引述阿根廷作家豪尔赫&#8226;路易斯&#8226;博尔赫斯的话，并不是说，参加过“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撰写者，在冷战结束后，试图改写自己的过去，对那一代人历史上的失误文过饰非；而是想说，撰稿者之所以写这本书，与她在海外生活多年，特别是“目前发生的事”有重要的关系。叶维丽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关于这本书的缘起，她书中有明确说法：
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由此，她和马笑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约定，以口述史的形式，回应那一段已经被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历史，也是有关她们个人的成长史。经数年努力,在马笑东因病无法继续之后，叶维丽作为统一撰稿人，这部口述史于2007年最终完成3 。
如果由于上述叶维丽“质疑西方某些人”的话，就以为这是一部为了反驳冷战思维，给五六十年代生活大唱赞歌的历史书籍，那么读过之后，无疑会让习惯于单向思维的读者感到失望。关于“文革”中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云之死；市委干部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惶惑、但求自保而表现的冷漠；单位的造反派可以随便查抄所谓“走资派”子女的日记，捏造罪名，并偷偷放进孩子个人的档案，等等。这些事件通过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一五一十地展示出来，无不令人发指、胆寒。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一部“伤痕文学”似的历史。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反驳冷战思维的方式，不是那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也不是那种“全民共忏悔”的方式。经过某种严格的史学训练，作者摆脱了以往有关“文革”叙事的框架，尽可能摒弃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当然，这里并不缺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口述者对细节的重视，使得那些事件，就像是由大量日常生活元素汇聚而成、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中个人责任是无法回避的，也经过她们认真的核对和深刻反省。但“个人”和“个人行为”并不是被虚拟出来的神话，而是经由许多习焉不察的事物，被某种文化或不同文化的冲突“塑造出来的”，从而具有普遍价值。
口述史的风格一如两个女人聊天，你来我往，明快而畅达，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但其中包含的历史因果关系，却异常复杂。善恶、美丑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往往因既是果，果也是因。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社会发展到今天，那些特殊时代的文化因子，没有随时代变迁而宣告“终结”；它们像一股暗流，仍悄然作用于当下现实。
（二）
细节有一种深刻的力量，使宏大的历史产生亲和力，透出真实可感的光泽。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对已经“圆满的历史”横生枝节，对原有的观念是一种耗散和消解。但正是这种消解、而不是毅然决然地背叛过程中，因其“宏大”而显得大而无当的观念，却因经过细节化和个性化的处理，变得令人刻骨铭心。比如口述者的父辈，青年时代受西方思想影响，由追求社会公正，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博爱，到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过程，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知识阶层十分普遍。但是他们这种经历，又与当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苦大仇深的工农阶级才是革命中坚力量，有很大区别。这使得父辈人由原来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开始，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备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抚今追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懊悔青年时代的选择。
关于这一点，叶维丽是从她爷爷那一辈人的生活说起。她的爷爷早年弃官经商，由安徽至天津做银行总经理，同时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中兼职，“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但他家里的生活完全是“封建主义的”：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得我爷爷的宠爱……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
我奶奶在去世前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上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的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我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叶维丽的众多叔伯属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社会上层，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生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不解之缘，追溯起来，也都有反抗旧式家庭的背景渊源：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关于解救劳苦大众，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认识：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
叶维丽和马笑东的父母都是“三八式”（抗战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家庭背景不同，投身革命的动因也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一点，在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局中，他们都是觉悟者，相信只有革命，才能铲除“社会的不公”，才能结束国家的满目疮痍，实现平等、博爱和公正的理想。马笑东的父亲原在山东老家当教员：
我父亲抗战前读的书里，有鲁迅的杂文，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书对我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问过他为什么抗战爆发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说：“国民党太腐败。”他举了一个当时老百姓讽刺当官的巧取豪夺的顺口溜为例：“省长刀子刮，县长剃刀刮，乡长老爷箅子箅。”
从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她们的家庭也随之列入当初革命目标所指的社会上层。当小学生马笑东第一次走出商业部宿舍大院，到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同学家串门，发现这位平民子弟一家住的房子那么低矮、阴暗，十一二岁和她同龄的孩子，要担负做饭、照顾弟弟妹妹、洗衣服等诸多家务，她感到非常震惊。和这些同学朝夕相处，她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在战争结束、却还有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如何继承父辈传统，实现社会普遍的理想？
为调整这种生活的反差，她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学习、工作、劳动事事争先；二是压制自己的欲望，选择一种近于“苦行”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从她上小学五点钟起床做班级值日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直到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云南农场劳动，来例假从不休息，照样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干活，同伴还以为她从不来例假。她做这一切，没有丝毫的伪饰和做作，也是伪饰和做作装不出来的。马笑东把“革命”确立为一种信念，而不是生活中一个具体的指向，因此，在她的青春辞典上，应该像《牛虻》中的亚瑟那样“吃苦而不诉苦”；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8226;柯察金那样，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遗产，都向“革命”的聚光点汇集，形成她坚强的性格。她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似乎都在为“革命”作准备。为了有意磨练自己的意志，她放弃了许多几乎不带任何奢侈色彩的人生享受，自然也摈弃了温情和儿女情长。
尽管“革命”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但那种在信念中生活的意志力却成全了她们。马笑东和叶维丽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分别到云南农场和山西农村，像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农工和农民那样生活了五年，五年之后，她们分别重返城市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又先后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她们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经历，特别是马笑东的经历，那种不让须眉，在人生困难面前不颓唐、不退缩的言行举止，为老中国“灰色的”人性画布，留下醒目而富于震撼力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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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较的方法，也是这部口述史鲜明的特色。与马笑东相比，叶维丽对“革命”的思考更复杂，所以当她们面临同一类问题，解决的方案，以及阐释的角度也十分不同。例如，两个人都出身于共产党的干部家庭，但叶维丽的直系亲属中，她的舅舅、叔伯中有好几位都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在讲究出身和政治立场的年代，这种家庭背景使她在幼小的年龄，对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份谨慎和敏感。与性格直率、举止果敢的马笑东相比，她更“善于思”，而不那么“敏于行”。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人生阴影（包括“文革”抄家抄走了她习画的裸体素描和日记，并作为“思想不健康”“有问题”的凭证，塞进她个人档案，影响了升学），并没有使叶维丽一蹶不振，尽管也有阶段性的迷茫与消沉，但并不影响她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教师，并为出国深造打下良好基础。口述中，她受挫折，却能依旧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其原因可概括为三点：“大院生活”、“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母亲—女性经验”。
关于1949年以后的生活，留给叶维丽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大院文化”。叶维丽的父母在新华社工作，他们住的也是新华社的宿舍大院。
“大院”是共产党进城后，安置干部生活的一种方式。“大院”改变了老北京城原来独门独院的生活格局，而且由于“大院”以单位或部委划分，与城市平民的大杂院也十分不同。北京至今还有许多单位，延续着“大院”的居住方式。但据叶维丽观察，那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已经“淡多了”。新华社大院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佟麟阁路，占地面积大约七十亩。民国时期，这里是国会所在地，有国会礼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所在地。马笑东虽然住的是商业部大院，但从她们二位的口述经历看，无论占地面积，物质环境，还有大院的福利设施，商业部大院都不及新华社大院。
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堂子、理发馆、裁缝铺，没出门，什么事都办了……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五十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是成帮结伙的，在院子里常常看到他们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
在回忆这一段生活的文字旁边，是新华社大院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已是六十岁上下的人的合影，冬季，大部分人都穿着大衣和羽绒服，连站带坐，层层叠叠地有三四十人。对此，叶维丽颇有感情地说：人“在长大的过程中还是有同龄人的群体好。共同成长的经历给了我们认同感，当年的‘新华社小孩’，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每逢春节还要聚会，彼此见面都很亲切。这种认同感能持续这么久，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四合院里长大的不一定能这样”。
新华社大院的生活，有点儿像现代社区的早期模型。尽管它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当时北京平民的生活相比，十分特殊化，甚至还带着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痕迹，但生活设施的周到妥贴，邻里之间相互往来，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学会在群体中与人和睦相处，都是现代社区生活一些必备的功能。特别是新华社大院还有图书馆可以借书，使叶维丽和她的伙伴读到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机关不准小孩再去图书馆借书，叶维丽还和她的小伙伴一起贴“大字报”，抗议大人剥夺他们学习的权力，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说，那也是一种“资源共享”的权力。
叶维丽没有把大院文化演绎成一种纯自然现象，“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还有，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决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因为“文革”前后，一些部委和军队大院都住着“通天人物”，或者和中央高层有更多直接接触的干部。大人们关于斗争进退的把握，往往最先由他们的子女从“大院”散布到学校，然后才是社会。书中列举的几个“文革”中学生早期领袖和红卫兵代表人物，都说明了这种情况。
但关于这种集体生活的大院文化方式，是不是导致红卫兵现象的主要原因？比如，叶维丽本人，还有她的许多朋友就不是“红卫兵的中坚”。除了父母先后受冲击、“家庭出身”的困境外，新华社大院生活良好的阅读条件，相对丰富的国内外信息给予人的开阔的心境，以及长期共同生活中人与人、特别是小朋友之间善意的理解和同情，也是她和许多大院子女无法成为“红卫兵的中坚”的重要原因。对这些拿捏不定的结论，口述中矛盾的现象，叶维丽都先不急着做价值判断，为的是把矛盾各方充分揭示出来，留一份历史存照。
（四）
如果说，写历史也须使用修辞手段，讲一系列有来龙去脉的“故事”；那么，历史与文学重要的区别，在于撰史者不能凭借个人的主观好恶，或社会接受的流行趋势，对历史事件进行虚构，或随意取舍。口述史的矛盾状态恰恰说明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不同时期的正与负、负与正的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历史成为有机的生命体。
她们对幼儿园和小学的生活，都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比如在幼儿园每天就是做游戏、听故事，小学生活一个醒目的标题是“饭桌旁的家庭”，但这些与政治教育几乎是同时的，当时还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戴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先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使人终身受益。
这样的文字也隐含着不安。当政治宣传超出少年儿童的人生经验所能理解的范围，而被灌输并确立为一种人生信条，其中的盲目性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回避。关于这一点，叶维丽依然从细小的生活情景入手，见微知著地予以揭示。关于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云1966年8月5日被学生打死的事件，是“文革”给叶维丽“刺激最深的”，当她详细讲述了那个残暴、血腥的暴力事件之后，也有一段后来她访问一些当时在场者感受的纪录（第115页）。紧接着话锋一转，她说起与“我父母认识”的这位“卞阿姨”1966年春天的一件事。叶维丽和母亲在百货大楼碰到卞仲云，“她当时建议我妈妈给我买一条花色鲜艳的开司米大围巾，说将来可以当嫁妆”。叶维丽那年16岁，她的惊讶，不仅“嫁妆”这个词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陌生的名词”，主要在于“这话从一个平时满口革命大道理的校领导嘴里说出来有点奇怪”。尽管围巾在当时价格不菲，她的母亲还是买下来，压在“箱底”多年后，“我把它带到美国来了。看见这围巾我就会想起卞阿姨，算是一个纪念吧”。
也就是说，卞仲云当时完全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就被叶维丽的同学、那些像自己女儿一般的中学生活活地打死。在一段血腥的，又一段充满温情和感伤的记忆对比下，强烈的反差色彩使人不能不仔细回味这个细节的深意。像北师大女附中这样一个全国闻名、教育质量上乘的女校培养出的女学生，在花季一样的年龄，怎么会亲手打死自己的师长？这是长期以来，叶维丽内心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她最终的结论否定了“女性的暴力和性压抑”倾向，以及“压迫深重，反抗越加激烈”的种种解释。叶维丽认为：“‘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革命’的崇拜。工作组撤销后，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很多人急于证明，我们是有能力自己‘干革命’的。”恰恰在这一点上，叶维丽相当委婉地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当时的学校领导和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可怕的后果，“文革”开始首先降临到她们头上。在此之前，她还说到学校另一位校领导在“文革”开始前，专门把学校所谓“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女召集起来，作“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动员报告，这样的报告实际上是“文革”初期“血统论”、红卫兵运动的前奏曲。叶维丽完全没有追究个人的意思，而是突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对于一场人为的灾难，个人反思具有的深刻意义。
由此，更看出叶维丽和马笑东成长经历的复杂和多元。与大院文化、学校教育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母亲的影响和女性经验，这也是口述史一个重要层面。叶维丽通过母亲的经历，主要表示这种看法：“革命”、“事业”这些辉煌的字眼，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抹煞女性的牺牲和奉献，特别是在革命历史教育中，只有战斗中负伤和牺牲的女性才值得褒扬，如果由于女性特殊原因，比如生育、病痛、为追随部队不得已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她们遭受的痛苦和打击，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计在那“光荣史”上。马笑东的外祖母早年被出国留洋的外祖父遗弃，随即抑郁而终，嗷嗷待哺的母亲由她舅父抚养成人。虽然外祖父一直供给母亲生活费和教育费，但母亲致死不见自己的亲生父亲，不能原谅他的过失。后来还是孙儿辈的马笑东对外祖父多了一些理解。九十年代，她去云南曾专门打探早已过世的外祖父情况。从父亲留给她母亲的遗物中，马笑东得知外祖父“文革”中写给她母亲的最后一封信，还惦念他外孙辈受教育的情况。口述史中，她以他们兄妹骄人的学习成绩，告慰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外祖父，告慰那个内疚而满怀期待的灵魂。
叶维丽和马笑东的母亲出身经历都不同，但口述对于其中的女性经验却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像她们对彼此经历的认识有诸多差异。认识的共同点在于，她们的母亲早年投身革命，是一代有志向，也有作为的职业女性，她们面对挫折、事变和痛苦表现出的韧性与顽强，也都使女儿们感佩不已。更主要的是，口述史通过母亲的命运，看到今天与叶维丽奶奶向大太太哀求死后穿红裙子的时代相比，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坏的东西在变，好的东西也在变。但是作为女人，要想改变女性的命运和历史，仍须自强。也就是叶维丽母亲常说的，做女人，要争气。口述史中，用马笑东的话说，“谁说女子不如男”，永远“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用叶维丽的话说，必须“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对于《动荡的青春》，美国历史学家柯文说：“此书与先期出版的关于毛时代的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距离。”除此之外，我想，历史观念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9月8日，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