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是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