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钟悠悠》连载－－困难时期实录

觉民

        1959年到1961年间，由于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或大跃进饥荒。期间，我正在小学读书。

半个烤番薯

      四年级的L老师写完板书转过身来，一眼瞅见有个同学鼓着嘴巴在蠕动。见到老师转身，他双手立即藏进课桌底下。L老师马上意识到这个同学在吃什么东西，便厉声问道：“你在做什么？”那个同学口里含着东西无法回答，只好涨红着脸，使劲将食物往喉咙里吞。L老师喝道：“把东西拿出来！”估计人没吃过早饭，犹豫着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L老师气呼呼地大步走到课桌边去搜，那同学没了办法，只得极不情愿地从桌子底下捧出一团东西来。大家眼睛一亮，立时咽着口水，哇，烤番薯！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在那个食物极其匮乏的年代里，见到的尽是些干僵的蚕豆、喂牲口的精饲料、用很少面粉拌和成的草籽饼。用番薯当早餐，真令人羡慕哪！难怪大家的眼睛会射出光来。番薯很小，只有我们小学生的拳头大小，咬过一口之后，斑驳的外皮上留下半圈明显的牙齿痕。L老师将番薯没收了，放在讲坛的角上。那个同学很伤心，眼睛红红的，没了听课的兴趣，伏在桌上呜呜地啜泣。

估计快下课了，可下课铃还没响。L老师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说完将教课书和备课本叠在一起，放上粉笔盒，再把那团带齿痕的番薯放在旁边，匆匆离开教室。

      教室里，好几个同学涌到那个同学身边，有夸他家“油佬”（富裕的意思）的，也有劝慰他下次一定要小心的。或许我自己心里也正惦记着这团番薯，忽然想到一个被大家忽略的问题：L老师怎么处置这大半个番薯？于是立即拉上一位同学，飞快地朝办公室跑去。

      眼看着L老师进了办公室，“嘭”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跑到门口，赶紧找到条门缝，眼睛贴着门缝朝里看。只见L老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朝空着的老师座椅扫了一眼，随即一手抓住那带齿痕的大半团番薯，张开大嘴塞了进去，只两口，那团可怜的番薯就没了影子。大该吞得太快被噎住了，脸上露出不适的样子，他端起桌上的搪瓷口杯“咕噜”一声喝了口水，又用手在胸口上下抚摸起来……

这时，下课铃响了。

晒鱼鲞

        1962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同桌的A同学长得精瘦精瘦，活象个动物园里的猴子。原因是家里子女多，吃不饱饭，经常空着肚子来上学。上不了二节课，就拼命将皮带往里扣，哪里还有心思听老师讲课？

      一天，他告诉我，说他终于找到了解决饿肚皮的好办法。问他什么好法子，他神秘兮兮地叫我等着看。

      上午二节课后是全校课间操，那时候小学校还没有广播设备，由一个老师站在石阶上吹哨子，我注意到我的同桌没来做操，一下课，在门后抓起个象是网兜的东西，一晃就不见了。

      第三节上课后过了会儿，他趁老师转身写字的时候，从教室的后门偷偷地溜了进来。坐定后，他很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四五条小鱼给我看，显然，这是他从学校旁边的小河里捕来的，这种鱼宁波人叫“差排鱼”，肉薄骨头多，比手指头长不了多少，其中两条鱼嘴还在一鼓一鼓地蠕动。他用铅笔刀刮去了鱼鳞，挖去内脏，又从书包里摸出早准备好的一小包盐粒涂抹在小鱼内外，然后郑重其事地将鱼儿放在窗台上朝太阳晒着。

      阳光很好，就象他当时得意的心情。他告诉我：鱼蘸上盐腌一下，晒干了就是鱼鲞，大人们就是这么弄的，嗨，味道可好啦！我提醒他，鱼鲞得煮熟了才能吃，不然是生的。他愣了一下，不屑地说：“没事，生的也能吃，我吃过的。”

      接下来，他一会儿到窗台边去翻一下小鱼，看看是不是两面都晒到了太阳；一会儿又拿来闻闻，看小鱼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鱼鲞的气味。大概实在饿坏了，还没到放学，他已经急不可耐地将这几条小鱼统统吞进肚子里去了。我问他味道如何。他说吃得太快，没尝出什么滋味来，就是觉得腥味太重，跟从前吃过的鱼鲞不一样。他说话的时候，嘴里呼出一股难闻的鱼腥味。

      他天天如此这般地捉鱼、剖鱼、晒鱼、吃鱼，终于有一次因为难以下咽而呕吐起来。他伏在课桌上，难受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表情十分痛苦。我劝他放学后去捕鱼，回家煮熟了吃才好。

      他想想觉得也应该这样，放学后，他叫上弟弟跟他一起去捕鱼，他母亲将捉上来的鱼放在镬子里用文火烧干了撒上点盐，晚上全家一起吃，第二天早上他用玻璃瓶子装了几条带到学校来充饥。

觉民

                                                                “八字胡须”
      班上有个C同学早上老是迟到，第一节课上到一半才匆匆赶到学校。他红着脸，局促不安地站在教室门口。班主任L老师故意不理他，任凭他站到下课铃响，还骂他“懒惰坯”，认定他贪睡、贪玩、回家不做作业。还说他“脸上长八字胡须，脏得像头猪。”这是因为脸面不干净，经常有脏东西糊在嘴巴周围，像“八字胡须”。
      C同学忠厚腼腆，从来没见他跟谁红过脸。我几次问他为什么老是迟到，他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词，答非所问。这个谜底在小学毕业以后才解开。
      那是一个冬天凌晨，我和母亲去乡下探亲，不经意在南门汽车站边见到了C同学。他瑟缩地站在一排大人中间，显得特别孱弱矮小。他头戴一顶蓝色的旧棉帽，两个护耳紧紧地裹住脸颊。身上套着大人穿的旧棉袄，怀里抱着根扁担，扁担上端栓着一卷绳子，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帮替人挑行李扛重物，靠搬运赚钱的人。因为寒冷，他抽出笼在棉袖里冻得通红的双手，放在嘴边不住地呵气，一团白雾在他头顶消散开来。他见到我瞬间红了脸，现出一副十分尴尬笑容，我一下子不知道怎样跟他打招呼……
      后来知道，他家兄妹有六个（他母亲解放初曾被评为“光荣妈妈”），父亲踏三轮车维持一家生活，家里人多收入少，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家都吃不饱。兄弟几个有时去郊外挖野菜充饥，个个瘦得皮包骨头。C同学小学读书时，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解决自己的饥饿。家里没什么吃的，只好天不亮就背着书包赶到火车站附近的饭店找剩食吃。那年代，用这种方法觅食的人还真不少，往往一碗剩食被好几个人抢。我那同学个子小、人又老实，常常只能舔点盆子里的残汁来充饥。当时的宁波人诙谐地称这些人为“舔客”。
      他在店堂里饥肠辘辘地一心盯着人家的饭碗，哪里还顾得着上课的时间? 等到终于抢到几个剩碗胡乱地舔干净，再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往往已经迟到了。由于舌头舔盆子，脸颊两边粘了汤汁，路上经风一吹，飞扬的灰尘将他的脸弄得像上翘的“八字胡须”。
因为家里人多，急需有人分担家里的经济困难，他读完小学就辍学了。他还没到参加工作的年龄，能够赚钱的行当也只有到车站做挑夫，挑不动时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抬。客人们有时可怜他们人小，也会多给了他几分钱。等他又长大些的时候，就去拜师学手艺，没有工资只管饭，这样就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C同学到了能够工作的年龄，街道分配在一家区级工厂做学徒工，后来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补习到初中文化，并逐步担任了单位的重要岗位。由于他工作踏实认真，为人诚恳守信，企业内外都有良好的口碑，退休时已经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了。
      现在城市里的年青人是无法想象过去那段历史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为了能活下去，稚嫩的肩膀如何承载起超负荷的重量！少年时代这段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也造就了一个人勤奋向上的品质，才使他人生道路上有信心去克服许多困难。

觉民

                                                                        “爹，天亮了！”
      邻居S叔家有三个儿子。老大读小学，老二、老三还不到上学的年纪。一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孩子们睡在前间，夫妻俩睡后间。
      那段无法忘怀的年代里，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情节。
      天没亮，孩子们就全都饿醒了，床上翻来覆去地活动。老大壮着胆怯生生地叫“爹，我饿。”见父亲没有动静，怂恿老二叫，老二也怕爹骂，叫的声音比老大还小，见父亲依然没有醒，老大又联合老三一起叫：“爹，我们饿了啊！”S叔终于被叫醒，呵斥道：“吵什么吵？天还没亮呢！”三个可怜的孩子一下子泄了气，一声不响地钻进被窝里去了。
      过了会儿，老大轻轻地起了床，拉开窗帘往外看，窗外漆黑一片，离天亮还早着呢！他失望地回到床上。又过会儿，老二起了床，踮起脚来掀开窗帘，又无奈地回来。如此这般，往返多次后，终于，一个稚嫩的声音欣喜地叫道：“哥，天亮了！”于是，三个人一齐扑向窗口，只见朦胧的东方现出一丝光亮，房屋和树木隐约可辨，三人回过头来，欢天喜地地喊道：“爹，天亮了！”见父亲没回音，便理直气壮地放开喉咙连声高喊：“爹，天亮了！爹，天亮了！……”
      声音是那么的迫切和尖利，惊醒了左邻右舍。S叔终于躺不住了，一边喃喃地骂，一边磨磨蹭蹭的穿衣起床。其实，S叔早就醒了，就是孩子不吵他自己也饿醒了，他一直在拖延着时间，他知道，如果早给了孩子们食物，就意味着等不到中午他们会更饿，孩子们白天的消耗大，与其白天饿还不如躺在床上更好受些。
        窗口射进一线淡淡的红霞，S叔慢腾腾地离开床铺，招呼着孩子们穿衣戴帽，整理床铺，洗脸漱口，他尽量拖延着时间，将一切都完成了，才由孩子们簇拥着来到自己的床前。他蹲下身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旧木箱，又从口袋里掏摸好一会才拿出一串钥匙，一把一把地数着，终于找到一把小的，在孩子们急切的期待中，小心地打开木箱上的小锁。打开箱子，只见里面放着二只蓝色的布口袋。这可是一家老小的希望啊！在三双滾圆的小眼睛注视下，父亲用一小截竹管从小布袋里舀出一筒米糠来。这米糠可不是寻常之物，原先是用作喂牲畜的精饲料，在当时可是粮食中的佳品。父亲用食指将竹筒上隆起那部分米糠刮平了，以示公平之意，每人一竹筒，倒在孩子捧着的小碗里。又解开另一个口袋，伸手从里面抓了把炒蚕豆来，摊开手掌，用食指拨拉着一颗颗地数，然后分成三堆摆在床上。老大要上学，分了16颗，老二分得了12颗，老三最小，只分到10颗。孩子们瞅着自己的豆子和其他二个作仔细的比较，不时挑出一颗小的嘟嚷着要求调换，父亲耐下心来等着，最终都一一给予满足。
      看着三个儿子捧着碗欢欢喜喜地走开了，S叔这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去和老婆解决两人的早餐问题。
                                                                                   三十斤粮票
      G家的老三从外地调回宁波工作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出头了。当时还没提倡晚婚，这样的年纪已算得上老大难，他父母急着到处托人给儿子找对象。
      第二年终于有个姑娘上门来了，四邻的大人孩子们都前去看。姑娘眼睛大大的，人长得又白又好看。见有许多人来看她，羞红了脸恨不能藏到桌子底下去。大人们都说，这姑娘跟老三般配，真是天生的一对。
      过了些日子，G家开始忙碌起来。先腾出一间屋子（那时的人口没现在的那么多，房子大多是公租房），里外打扫干净，修缮了漏水的屋顶，泥地里铺上石板，四壁用石灰水刷得雪白。老三从小聪明，样样都会。为了省钱，不知从那儿弄来许多旧木料，经过几个月的拼凑，居然做成了一套简单而实用的家具。他又买来油漆，考虑到家具拼接的痕迹过于明显，动手将家具刷成栗壳色。看起来一切都安排妥当，就等着将新娘子娶进门来。
      老三白天上班，夜里打家具，家里又没好吃的，人瘦得像皮包骨头，走路还哼着小曲，大家猜想他心里一定很高兴的。
      那时候，全国处在饥荒中，人人脸上都有菜色，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能够吃上一顿米饭已是奢望。结婚一般是不办宴席的，新人能穿上一件新衣已属不易，因为一个人全年的布票也仅够做条短裤子。没有票子，再多的钱也买不了日用品。
      G家父母按旧俗，将全家多年省吃省用积攒下来的钱用红纸包了，郑重其事地交到介绍人（媒人）手里，请她转送女方家作为聘礼，商量将结婚的日子定下来。
      聘礼是那天下午送去的，因为相隔路不多，一个小时以后介绍人还没回来，G家的父母开始有点坐立不安起来。这点钱放在别人家里可能不算多，但G家的子女多底子薄，能够拿出这些已经是“倾家荡产”了，他们心神不定地不时朝门外张望，担心会有什么变卦。
      好容易等到介绍人回来已经快到晚饭了，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不开口，脸色也不像去时那样晴朗。G家父母焦急地问：“对方怎么说？”介绍人传达女方父亲的原话“现在大家生活都不好过，聘礼什么的就免了吧！我们也没准备嫁妆什么的，只是我家的子女多，粮食不够吃，希望男方能资助些粮票，这事就算成了。”G家父母听了这番话面面相觑，一下子紧张起来。据介绍人说，对方一开始出口是200斤粮票，后来费了不少口舌减下来，直减到120斤后无论如何不肯松口，尽管磨破了嘴皮说尽了好话，再也没办法减下来了。
      那年代，城市居民每人月定粮虽然有25斤，但其中将近一半粮食是要用杂粮搭配的，杂粮以番薯粉、番薯干、玉米粉等居多，最差的时候是“红次根粉”，这是用一种植物的根茎晒干磨成的粉，吃多了拉不出屎来。没有副食品，每月只有二两油，能够补充或替代粮食的食物极少，几乎人人都在喊饿。120斤粮票相当于五口之家一个月定粮，是赖以生存的唯一来源。
       老三父母明知这事办不到，还是硬着头皮向亲朋好友和邻居们一斤半斤地去借，半个月过去了，凡是认识的人几乎全无遗漏，加上自家省得不能再省而积下来的一部分，才达到90斤粮票，离要求还差30斤呢！
这桩婚事最终告吹。

觉民

                                                                        五个大饼
      经过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以后，全国的粮食形势逐渐好转，饿死人的事也已很少听到。但城市的一部分家庭，尤其是孩子多的人家，口粮依旧相当紧张。粮票和钞票同样重要，购买食品时缺一不可。而市区内的个别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久违了的大饼，油条要再过段时间才出现。开明街民光电影院对面的饮食店是宁波当时最早出现大饼的店铺之一。
      那天下午，大饼摊前排起了长队，空气中散发着诱人的大饼焦香味，做大饼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刚买了五个大饼，用报纸裹着，捧在怀里喜滋滋地回家去。
       这时候，对面走来的一个男人。这人早就注意到了小女孩，他两眼死死地盯住大饼，使劲咽了一口唾沫，突然疾步上前，冷不防从女孩手中夺过大饼，双手将五个大饼用力一捏，然后张开大嘴将饼塞进去狠狠地撕下一块，又顺手还给了小女孩。
小姑娘惊呆了，抬起头惊恐地望了眼抢饼的人，低头看着大饼上半圈的齿痕哇哇大哭。
　　听到哭声，路人和影剧院散场的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有人说这个人太可恶了，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欺侮小女孩，有人说这个人莫非神经有毛病？一个放低了的声音说，这人我认得，没毛病，饿的。
　　该人三十岁模样，身材消瘦，颧骨突出，穿戴倒还整齐，长头发瘦白脸，俗语“鸟瘦毛长”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他旁若无人地站着大嚼起来，没嚼几口就迫不及待地往下吞。大饼又硬又燥，卡在喉咙里一时无法下咽。顷刻间脖子上青筋暴突，脸色转成惨白，他伸长脖子张着口，朝着天不停地翻白眼，两手无助地颤抖着，脸上渗出点点亮晶晶的汗，眼泪、鼻涕和口水一齐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面孔也因为极度难受而扭曲成很恐怖的样子。
　　围观的人们不再说什么，默默地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
　　不知什么时候，小女孩的母亲出现了，她搂着女儿叫道：“莫哭、莫哭，妈妈还有粮票，我们再去买！”待小女孩止住了哭，她又劝道：“这个叔叔没吃饭，饿坏了。我们将大饼送给他好吗？”小女孩很听话，哽咽着勉强点了点头，母亲便将那五个已捏成一坨的大饼放到那人手里。
大概大饼团已经艰难地过了喉咙这一关，那人脸开始渐渐转色，他一手无力地接过大饼，一手放在胸口抚摸着，也不道谢，神情呆滞的转过身子，步履蹒跚地走了。
　　众人散去。（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