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一、知识青年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付之中国革命实践，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中国革命才会取得最终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入农民群众当中，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论著，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光辉论断。他又亲自走到安源煤矿工人群众中间，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人武装。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开辟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之所以犯“右”的或“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就是严重脱离工农群众，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当教条。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对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对的。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内提出和倡导、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内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量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实践无不证明，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就是看他是不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月雅湖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需要而实施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成立的。她宣告了中国人民备受西方列强压迫、欺凌的百年屈辱历史的终结，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临的不是金杯美酒，更不是歌舞升平，而是饥不裸腹、衣不遮体，是一穷二白！还有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战争叫嚣！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我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堵、封锁之中。我们非常明白，他们是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是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就是要重新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怎么办？是把千百万革命志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重新仰人鼻息，重新当他们的奴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回应了他们的挑战，坚强地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从1955年毛泽东同志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示，到1962年党和国家把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作为一个方向的决定，涌现出一大批象董加耕、侯隽、邢燕子那样的有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党和人民担当起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历史重任。正如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现状，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用我们的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月雅湖

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50年前，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高度提出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我们这些学生娃，到了农村，通过艰辛的劳动生活，才找到了自已与农民的差距，才认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些最基本的国情，才明白了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再教育”促使我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就是一所大学校，贫下中农就是我们的好老师。习近平从一个不到16岁的知识青年，成长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无不是在艰难困境中磨砺出来的。这为他成长为我们党的领袖，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是艰难困苦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了升华，使广大知青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和压舱石。说明“再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非常重要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对青年干部的锻炼和培养。全国各级党组织选派一批批青年干部到基层一线担任“第一书记”，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农业创业就业、到边远地区支教，都是党中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具体体现。虽然，今天的上山下乡与当年我们的上山下乡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党坚持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方向是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上山下乡，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锻炼和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

我们坚信，坚持和发展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后继有人，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献身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一定会实现。这是我在纪念毛主席“再教育”指示发表50周年之际的一点体会。

月雅湖

    作者龙正平，广西柳城县洛崖公社寨隆大队插队落户知青；现为全国知青文化产业联合会柳州联络站站长、广西柳州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负责人。

月雅湖

★ 81、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上山下乡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月雅湖

一、返乡务农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将地主阶级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翻身解放的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为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缺乏文化知识，对于完成土地改革进入新时期的生产建设显得不够适应，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来承担中国农村变革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时候，新中国第一代高小毕业生应运而起，成为新中国农业兴起的领头人。

1950年刚刚高小毕业的徐建春回到家乡担任了互助组组长，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带领的互助组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被评选为劳动模范。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社论，社论表扬了徐建春，以及蓬莱县潮水乡、荣成县海崖乡等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们，说他们的事业是“最有出息的一种事业”，他们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先进典型。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成为劳动模范的初中毕业生吕根泽、高小毕业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劳动中推动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成为青年的榜样。社论强调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国青年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潮。

据1952年统计，建国以来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万人；中学生则多出124.7万人。到1957年，全国小学生已有6000多万人、中学生近600万人以及约40万大学生。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增加了这些中小学生就业安排的难度。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意识进行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的问题。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的青年，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使之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年10月，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万人，占不能升学毕业学生的68.5％。据吉林省统计，全省高小毕业生有6.88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大多在互助组里担任各种职务。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实。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带头的作用。

月雅湖

1955年是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一年，合作社总数由6月份的60万个，到年底猛增加到100万个，入社农户也由14.2%猛增到63.3%。同时全国人口总数达到6.1亿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8394万吨，增长率达61.5%；人均粮食产量由208公斤/人增加到293公斤/人，增长率达71%。短短的6年就使中国农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返乡知识青年起到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毛泽东在年底主持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收录176篇各地选报的材料，毛泽东为其中85篇撰写了按语。在河南省报送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毛泽东看到乡政府把未曾继续升学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少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即此写下一篇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毛泽东的诸多按语中，有很多涉及到农村知识青年的内容，非常注重知识青年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而且是关键性的作用，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农村知识青年。而在这篇按语中，毛泽东不但写下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提示语，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和胸襟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了伟大号召，而这段按语也成为此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精神力量。

一般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如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起源还应该提前，以徐建春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为确实时间算起，其他未见记载的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村知识青年不在少数，他们都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就毅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最早实践者。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的说法，其实是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起的。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恰恰是因为有了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开启和影响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截止于1965年，全国回乡知青总数已达4000余万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同时期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总数的24倍之多！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直到“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而自然终止，其人数更是难以计数！仅仅从这样一个事实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并非城镇知识青年，而是农村知识青年！

月雅湖

二、垦荒移民阶段

事实上，直到1955年，虽然当时国家积极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但还没有考虑到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由于国家难以为城镇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都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自主学习，等待分配，所以这部分城市青年的情况并不稳定。

1955年5月，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提出参照苏联共青团的经验，发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以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开垦258万公顷荒地的任务。同时，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文件。7月6日，共青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还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因此，需要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团中央的号召在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全国报名者人数众多，仅天津就有17000人报名。其中北京挑选了60人作为第一批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上海批准了98名队员，天津则选拔了52名队员等，全国各省市共组织了50多批次，共有3.7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垦荒队。

月雅湖

移民垦荒并不是这时候才有的，而是建国伊始就实施的一项就业安置政策。1950年，劳动部发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由失业工人救济处发给本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旅费外，并酌量发给救济金作为生产资金的补助。”据《内蒙古大事记》所载：1950年2月16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人民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础和自然条件较好的绥东7个县（今乌兰察布市）迅速进行准备安置北京移民工作。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市迁移绥远转入农业生产的，共安置4728人。上海同时动员农村来城的失业工人移民，当年有3500人，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此后动员人数逐年增加，到1955年共有24.68万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报》综合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有组织地进行移民，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区的移民达43.3万人。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万人。国家对这项工作给予很高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省区，国家即投入安置资金1亿多元。至此，青年垦荒队的安置，己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时城市人口为502.9万，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已经达到699.7万，其中仅无业社会青年就有30万人。此即是说，在解放后的6年时间里，人口净增近200万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长率加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在上海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的情况下，上海就业压力巨大，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的方针，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移民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疏散城市人口的运动。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种去向：一是去外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移民垦荒；计划疏散的城市人口约为53万人。其中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30万人。到1956年6月移民计划被终止时，最终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移民计划之所以被终止，原因在于安置成本过高，移民与当地农民矛盾突出，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而且没有户籍政策的法规约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况严重等。事实证明，垦荒移民的政策并不成熟，这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青年垦荒队的组织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计划被终止，但青年垦荒运动却作为全国性移民计划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成为当年移民运动的仅存硕果。当时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有去黑龙江的动议，经过劝说，改去淮河流域开垦荒地。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建议上海青年垦荒队以去江西为好，不仅气候适宜，饮食习惯也相近，有利于尽快适应环境，投入生产劳动。随后又委托主持领导青年垦荒运动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探望慰问垦荒队。胡耀邦首先来到上海青年垦荒队所在地，转达了毛主席的慰问和期望，以渡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青年参加垦荒运动的光荣历史任务。青年垦荒运动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吹响了城市知识青年“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号角，成为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月雅湖

三、精简城市人口阶段

移民运动虽然终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压力却日甚一日，疏散和紧缩人口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1955年统计，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上海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竟高达62.93%。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这个数字一方面显示了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精简人口的迫切性。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劳动力增量的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

减缩城市人口，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建设时期城市对农产品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规模的展开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影响到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将城市新增加的人口迁往农村，向边疆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输送精简下来的无业居民，成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说：“精简一定要坚决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简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而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许多人不愿意去农村，因而对动员下乡存在抵触情绪。这表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人口问题。因此国家开始更多地寻求制度方面的支持，譬如实现粮食统销统购政策、劳动力统包统配、户口管理制度、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等等，以限制城乡人口的无序流动。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在全国范围实施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人口无序流动受到严格控制，有效地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

在精简城市人口的过程中，精简计划遇到了巨大阻力，尤其是一方面国家实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城市人口的精简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部门单位大量招收农村青壮劳动力当新工人，致使1957年职工总数3101万人，仅仅一年之后就增加到5194万人，整整增加了2093万人！这当然是“大跃进”的“辉煌战果”之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不仅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生产，同时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机和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当着三年自然灾害即将来临之际，打乱了精简城市人口的步骤，也不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危机。于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将精简职工、精简城市人口列为重点措施。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决心。”

1956年，上海继续执行经济“紧缩”方针，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产业工人和在职人员43万人随之迁徙；此外就是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已经成为长期性工作。1957年动员城市知识青年9000人参加郊县农业生产。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制定五项具体措施，鼓励本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外省农业建设，当年就有2万多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在1958-1963年期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支援边疆建设的宏大计划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断。在这期间，全国一共动员安置了支边青年99.7万人，随迁家属44.6万人，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个计划虽然中断了，但摸索了为远距离大规模安置上百万青年所需要的各种客观条件和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为后来支援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9年中央强调必须完成“精简800至1000万新招收工人”的任务。1960年，在“大跃进”余潮的影响下，全国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694万人，总数达到5969万人的高峰，更使国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1961年，中央加大了实行精简政策的力度，发布《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其中精简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全国年末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1962年，中共中央确定在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职工850万人；而农业劳动力则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