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历史都有阶段性，如用知青一生经历来分阶段，知青历史也不会没有阶段性，我们同样不能用一个阶段去否定另一个阶段。现在所说的知青大部分已回城了，按此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农村的知青时代与回城后的后知青时代，这正好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基本重合。在改革开放前，知青大部份在乡下，改革开放后知青基本都回城了。如把他们看成是矛盾的：一是在乡下，一是在城里，也未偿不可。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只看到矛盾的对立面，也要看到矛盾统一面。统一在那里呢？统一就在当初有些人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不是把上山下乡这个具体行为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选择了一种理想，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在这里，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只是一种现象，其实质是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如当初不是让这些人上山下乡，而是上前线，到其它艰苦的地方去，我相信这些人也会去。现在有些人喜欢拿表面现象做文章，认为去了就要在那里呆一辈子，才算革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去了并不等于说不能换地方，而是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国家有了新的需要或情况有了变化，是否一定要留在那里才算革命呢？我觉得不能这样机械地看问题。

事实上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从整体来讲，人的行为不可能不变，我觉得只要一个人的理想没有丢，精神没有丢，无论这个人在那里，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那都是一种继承，一种统一。历史如何变化，我们个人有时不能把握，只能适应时代。我们不能做无意义的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民都可以进城了，你如不分青红皂白，一定要在农村呆一辈子，还有意义吗？何况有些地方，农村已比城市发展好了，你想回也不一定能回得去。因此情况不同了，对知青的这两个历史阶段同样不能相互否定。有人把知青回城说成是用脚做出了选择，是一种没有道理的机械论，他们把宣传学习英雄行为与本人是不是英雄混为一谈。习近平总书记本身也是一名知青，《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的出版，记录了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的生活，说明了知青在农村并不是像有些人自我描述的，人人都是怨声载道的，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知青在农村其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后来他上大学，离开农村了，我们能否定他在农村的所作所为吗？现有人不敢公开否定习近平，但在举例说明问题时，好像没这回事，极力回避，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前一阶段我看了一篇题为《共青团微博刊文：被盖上星条旗的少年和被解构的赖宁》的报导，文中最后一段话说得很有哲理，值得我们回味：“学习赖宁从来不是为了让中国小孩子去火场与火魔搏斗，学习王孟杰也不是为让美国小孩子去枪战现场去跟歹徒较劲。榜样的力量只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从小要培养对社会，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观念。”这就是我们宣传英雄行为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观念，而不是具体的行为。

另外，我们从时间这个具体事实来看，上山下乡不仅在“文革”中存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文革”前就有，这样的前后关系怎么会是谁是谁的“产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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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从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来看问题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其实质就是与“工农相结合”。自从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我们与苏联革命成功的不同之处，就是列宁是用城市暴动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我们国情不同，当时有人也想用城市暴动的办法来带动全国的革命，实践证明行不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因此要寻找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广大的农村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中心。在那时，你搞革命不到农村去能行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会有这样的断定：“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起，就实践着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已经说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全国解放以后，不断有进步青年因为农村艰苦，认为那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要求到农村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方面可以向工农学习，一方面可以传授先进文化。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在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英雄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选择，社会当时也是把这当作学习榜样来颂扬的。也没听到当时有人像今天这样说它不对！历史已经证明，上山下乡与“文革”不但没有一种理论上的因果关系，而且说它是“文革”的产物也没有事实依据。如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也只能说，它确实在“文革”期间存在，而这一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最多。纵观历史，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无论在那个时期，社会怎样变革，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这种内涵是不会变的，如果今天有人选择要去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同样是应该支持的！

我觉得研究知青历史也离不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如何来看上山下乡的主要矛盾呢？我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上山下乡是执行毛泽东同志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山下乡是党领导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上山下乡这件事上，始终存在着革命需要与个人选择的矛盾，存在着追求进步与贪图安逸的矛盾，这一矛盾影响着整个上山下乡的发展。矛盾具有特殊性，每个阶段会有所不同，如“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与其它阶段相比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是矛盾特殊性的一种表现。另外还有地域上差异，如有人觉得黑龙江知青与其它地方知青相比，好像黑龙江知青肯定上山下乡的人相对多些，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由于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人要比去其它地方早，自原报名去的人相对多些，所以在看待知青问题的态度上会有些差异。如拿其它两个不同的地方相比，肯定也有差异的地方，这种差异就是一种矛盾的特殊性。有一点必须肯定，在这里差异性不能改变上面说的主要矛盾。

现网上争议较大的关于知青如何回城的问题，云南知青起了什么作用？我个人觉得，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如果说，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与这二种经济形状相关联的知青历史，从到农村去，再回到城里来，也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任何个别人的行为是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从这个观点看问题，我觉得云南知青的请愿行为，也许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但不会是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云南知青的这些行为，只要国家改革开放了，农民也可进城了，我觉得知青回城是早晚的事，与有没有人请愿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如果国家不搞改革开放，个别人再怎么做，我觉得也不可能有效果。因此我觉得云南知青的那段历史应融入到整个知青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来分析，而不是把这段历史孤立起来，与整个知青历史对立起来看。如从这个角度去评价知青历史，我觉得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是不会有出路的。我们不能下这样的结论，认为知青回城了，就是否定了上山下乡。由于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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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抓住人的世界观的这一根本要点看问题

为何有人喜欢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呢？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一般而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面对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我们不能选择历史，只能选择生活态度，不同的生活态度，相似的生活环境，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些人怕苦怕累，当然不喜欢上山下乡，这本来无可非议，但这些人不甘寂寞，总想把心中的不满说一说。但又没有多少理论水平，再加上又不愿下苦功夫去钻研，怎么办？于是道听途说，把别人说的有利于自己的，似是而非的理由拿来用了，“产物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里，这些人想要否定上山下乡，觉得把上山下乡与“文革”联在一起，那是最省心、最省力的办法。这些人天真地认为，“文革”已经被否定了，我只要把它们连在一起说，就可以把上山下乡否定了。因此我们与这些人讨论上山下乡问题很难，难就难在，这些人说起理来，常常是离题万里，不得要领。在他们看来，上山下乡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上山下乡，二者是没有区别的，你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他就说“文革”如何如何不对，然后搬出大量的批判“文革”错误的字句往上面套。我们听起来往往相当费力，不知他们是在说“文革”还是在说上山下乡。不但如此，最后没理了，还会不分青红皂白，义愤填膺地说你为“文革”翻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把上山下乡说成“文革”“产物”的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

我从个人经验得出，要想把知青问题说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打仗，要有战略眼光，要全方位的考虑，可以先扫清外围。首先要针对否定上山下乡的两大理论支柱：“苦难论”与“产物论”，把理说清。苦难不能作为否定上山下乡的理由，红军长征再苦，能否定它的必要性吗？同时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的关系理清，如同上面所言，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要把“悔”与“不悔”这个伪命题说清，一方面，你当初如没有选择，何来后悔？另一方面，“悔”与“不悔”只能是个人的一种感受，与上山下乡的对错是没有关系的。实践证明，如果老是争论“悔”与“不悔”，不但离题了，而且只能浪费时间，不会有结果的。

另外就是要说清楚，知青精神与时代对错没有关系。无论在那个时代，也无论这个时代你认为对还是不对，都会有精神存在，连最落后的奴隶社会都有精神存在，难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精神？上山下乡中就没有精神？知青精神不会因为“文革”的对错而有所改变！对错可以不论，精神必须肯定，如果要论对错，也与精神无关！如果把这些事做好了，我们再讨论上山下乡问题时，可以从中跳出来，不去纠缠那些与上山下乡本质无关的问题，才有可能集中精力，抓住问题的本质，展开有益的讨论。

在说到上山下乡问题时，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的方向是正确的，二是“文革”中有这么多人下乡，是否有问题，可以探讨。但有些人不认同第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他们不明白，世界上的事不可能十全十美，其中有些问题也是正常的，关键要分清主次。就如一棵大树，有绿叶，也有枯叶，他们不看绿叶，只看枯叶，并夸大它，当然更不会去看树杆长得如何了，因此也不会有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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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对工农的态度。那么在今天，我觉得看一个老知青生活态度是否积极，只要看看他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经过了太多的磨难。我们是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同患难，共成长的一代，有喜悦，也有眼泪，有坚定，也有迷茫。如有些人心里老有一些解不开的结，想不通，心情不好，长久下去势必影响身体健康，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完全公平合理的社会是要经过长期的奋斗，逐步实现的，因此生活中总会有得有失，我觉得没必要去计较太多的个人得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现在已到了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了，如果你能在年老的时候心态平和，远离烦恼，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这应该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

写此文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人理清思路，树立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如果有些人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明白一些道理，少些怨气，那就是本文最大的收获。

    作者简介：蔡荣华 （网名：北风），上海知青，1968年8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现为《老辰光网》与《黑土情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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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地位不能否定

我是1965年5月下乡知青，先插队农村、后收归兵团，最后移交农场，历经12年知青生活。和所有知青一样，苦活、累活都干过，挖过大渠，赶过大车，割过小麦，种过水稻，睡过茅草房，住过地窝子，尝过农民的辛劳，经历过军人的拉练，当过班长、排长、司务长、会计，入了团，入了党，整个青春贡献给了广阔天地，直至12年后回到城市。

回城后的生活同样艰辛，我当过采购员、业务员、统计员、管理员，34岁考入大学。其后当过教师，开过商店，办过工厂，开过煤矿，在私企、国企、外企都当过老总。本人经历复杂艰辛，工、农、兵、学、商都有过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12年的“知青生活”！

  一、知青下乡不是“文革”产物，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全国解放后，由于生活稳定，人口激增，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中国人口由4亿5千万人增长到近9亿人口，增长了近一倍；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了3倍。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沒有化肥和优良品种，再加上3年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城市供应紧张的情况下，1960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失业人员和城市闲散人员迁往农村，充实农业生产，到1962年达到高潮。经过调整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提出建议：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充实农业生产，缓解城市供应和就业压力。从时间上看，“文革”只搞了10年，而知青运动搞了30年。解放后国家即提倡鼓励知识分子(当时高小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充实农业第一线，鼓励城市青年移居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最早的知青标兵是山东的徐建春，她在1950年15岁时就放弃升学和城市就业，毅然返乡务农，16岁担任互助组组长，17岁当选为劳动模范，之后任农业合作社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山东省团委书记，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地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同年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批示。“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真正意义上的知青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而且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1962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文革”10年到1976年宣布结束，但知青下乡还在进行，直至1981年知青运动才基本结束。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十年“文革”。但决议中只字未提“知青”二字，而中央至今从未否定过长达20多年遍及全国的知青运动。因为知青运动是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策略，又是邓小平的主张，也是国家经济、文化、战备发展的大政方针。从性质上看，“文革”运动是以《516通知》为总纲的政治运动，而知青下乡主要是经济、国防、文化策略，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把知青下乡说成文革的“产物”，纯属牵强附会。当前，有些人只看到知青下乡给部分知青和家庭造成的不幸，而没有看到知青下乡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及其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沒有立足于国家和社会的立场，自以为下乡吃了不少苦，影响了个人前途；把知青下乡强行纳入“文革”，借否定“文革”否定知青下乡，从而也否定了知青对国家的贡献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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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青对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村文化建设的巨大贡献

1、对国防建设的贡献。大家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随时有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中央己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城市人口要疏散，知青下乡是必然。当时苏联百万军队大兵压境，中国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动员大批知青屯垦戍边是伟大的战略决策。北部新疆、内蒙、黑龙江以知青为主体的三大生产建设兵团总数己超过二百万人（不含插队知青），对苏联己形成足够的战略威慑。黑龙江兵团己直接参加珍宝岛战斗。因此说知青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制止中苏战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以转业军人为骨干、以知青为主体的新疆建设兵团对维护新疆的完整统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东突”分子最怕的是兵团，如果没有新疆建设兵团，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还能保持稳定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只保留新疆兵团的存在的原因。

2、知青对农村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贡献。当年农村的生产队长、会计、代课教师、赤脚医生等大都由知青担任，知青把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对农村的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们刚到内蒙时，当地人听不懂普通话，由于知青代课老师推广普通话，现在内蒙大多数人不但能听懂普通话，而且中年以下的人还会用普通话交流，大大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至今部分地区在还保留着知青命名的地名，以及与知青相关的建筑和水利工程。知青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差别，对农村的文化建设有着促进作用。例如北大荒现己成为中国的主要粮仓之一。知青对北纬41度水稻种植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的霍林郭勒市，是1969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在荒野中开发的中国新型工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产量就占全国的一半等等。

3、知青下乡缓解城市就业难题、缓解城市供应压力。解放后，人口高出生率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严重的就业困难和城市供给困难，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根本无法供养3亿城市人口，再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更是雪上加霜。为此，党中央不得不想尽各种过渡办法来缓解压力。知青下乡也是这一过渡的方法之一，也是必然要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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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青的社会作用和个人成长
1、有一位美国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知青是最勤劳和最有创造力的最后一代人。”陈佩斯也说过：“能吃了下乡的苦，什么样的苦都难不倒我。”是的，知青通过艰苦的磨练，在身体、思想、信念和意志上都得到锻炼，成为继老一辈革命家之后最有奋斗品质的一代人！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知青在当今中国的人口总数中只占千分之一点二，但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一是知青。三届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知青更是占据半数。而且有知青经历的官员中腐败分子数量不多，反而是反腐败的中坚力量。这难道还不能证明知青运动对培养接班人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吗！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知青在退休前是单位领导、先进工作者和技术骨干，这都与他们的知青经历有关。不得不承任，尽管知青文化基础低，但他们的能力、素质、思想及理论水平都高人一筹。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这与知青的艰苦经历、以及曾接受的思想教育有直接关系，他们无愧于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完全能证明知青下乡对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作用。仅此一点，给那些企图“否定”知青运动的人一个明确的答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有着极其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知青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代人！2、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两千年前的西汉王朝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统一西域、开拓疆土。三国时曹操曾有过屯兵之策，减轻国家负担，最终统一了全国。唐时也靠屯兵的办法巩固了边疆。毛主席通今博古，在国家危难之际，应用“屯垦戍边”的策略，动员知青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巩固建设边疆。习近平也赋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稳定器、大熔炉”的全新概念！3、 知青中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出于激情或理想主动要求下乡，有约百分之五十是经动员后下乡的，还有约百分之二十因各种原因被动员下乡的。无论什么原因，当年多数知青都有献身国家建设的热情和较高的政治思想素养，是继老红军、八路军之后又一代具有革命理想的新人。就老红军、八路军而言，他们也不完全是自愿当兵的，大多数是通过动员才成为革命军人，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创建了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的上山下乡正是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推进了新中国的发展！可悲的是有某些知青，一方面拼命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而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国家对知青给予所谓“补偿”，这实在是自相矛盾。如今，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沒有对知青的贡献予以正式的认可和肯定，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这些知青能够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承认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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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的争论

否定知青的历史地位、否定知青的社会作用、否定知青对国家的贡献、否定知青的锻炼成长，都是极其错误的认识！ 知青上山下乡是当年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待上山下乡，就是国家的需要，是国家的号召，是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光荣的，所以是“青春无悔”！而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无视国家的利益，无视民族发展的利益，将个人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拒绝为国家服务，向国家讨价还价，动辄要求国家“补偿”，所以是“青春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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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定位

知青下乡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必要的方针策略。沒有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沒有广大知青的担当精神，就无法克服国家经济的严重困难，也很难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说得更具体一点，没有上山下乡运动，或许社会主义国家最早解体的不是苏联，而是中国。因为苏联没有知青，也没有上山下乡运动！

　　因此说，否定知青下乡运动，否定知青对国家和社会所做的牺牲和贡献，否定知青的历史地位，否定知青的社会作用，否定知青一代人的锻炼成长都是极其错误的谬论，这是对一千七百万知青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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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富林，原标题为《论知青自我否定之错》，转自 2018年6月26日霞光“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