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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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城高潮的迅速兴起

1978年12月10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整政策，改进作法，缩小下乡范围，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并明确提出优先安排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老知青，从1979年起的两年时间内基本解决。党和国家决策知青工作的重点由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这无疑推进了知青调离农村高潮的迅速兴起。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所以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转折点，就在于其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与反思，制定了一系列承上启下的新政策，确定了逐步安排下乡知青的新思路，并提出了插队知青回城安排的时间表。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各地迅速制定出安置插队知青回城方案并广开城镇就业渠道。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也提出了今后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而“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回城的政策。面对云南农场知青“静坐请愿”风波的兴起与发展，国务院调查组赴滇开展工作，四川率先提出全面解决支边知青回川方案。1979年2月上旬，国务院正式提出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6条意见”，为农场知青返城疏通了渠道。到1979年底，四川有2.7万支滇知青返川，占1978年底在滇知青的97%以上，占这一年四川调离农村知青总人数的16.8%。

在这期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继续贯彻落实，其中对插队知青安排回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加上农场知青返城的数量，在1979年这一年，全国通过各种渠道离开农村的知青共达395.39万人，其中招工回城的占57.87%，病退、困退等原因回城的占37.2%。实际上，对插队知青和返城知青进行就业安置在当时已经成为各级各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可以说，这是知青调离农村的第三次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与前两次知青调离农村高峰相比，此次调离高峰与之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较大的区别。如果没有前两次及其他年份已有大部分下乡知青调离农村的实际状况出现，此时有计划地进行知青回城就业安排就没有现实基础；而此时对插队知青的调回安排，无论是在指导方针、政策导向上，还是在安置渠道、工作力度上，都与前两次的调离高峰又有较大区别。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出现多年来没有的可喜形势，为从根本上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其中最根本的，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联，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密切攸关。将下乡知青有计划地从农村调离，受到不同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与影响，而这种制约与影响也正是知青回城安排呈现渐进性、起伏性的基本依据，也正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呈现曲折性、阶段性的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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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本文刊于2018年第1期《广阔的天地》。作者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于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7年7月该项目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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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何毅亭谈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差不多10年。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探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把它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推动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那些时候政策上也比较稳定，就是国家倡导、本人自愿。整个说来，这一时期上山下乡规模很小，人数不多，从1955年到1966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约120万人。

另一个时期，就是从1967年到1978年，大概也是10年。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全国共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三届城镇初、高中生约400万人。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属于这400万“老三届”知青，我就主要说说这个时期的情况。

那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甘肃省会宁县一些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关键是传达了毛主席一条最新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突出报道了各地知青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腔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消息，在全国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那时候毛主席的权威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他的话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他老人家一声令下，立即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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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当时为何要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呢？

1966年“文革”兴起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中学停了课，工厂不招工。到了1968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实际已成为城镇剩余劳动力。因为“老三届”中学生没有离开学校，依此类推，1966年毕业的及以后几年毕业的小学生就进不了中学，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也不能及时进入小学。这种状况积累到1968年已经非常严重。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中、小学生，这么长的时间，正常的教学秩序却得不到恢复，大、中、小学都是乱糟糟的，这种现象与“文革”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的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成为解决中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手段，也成为毛主席设想的“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必须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知青上山下乡是改造青年学生、“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文革”兴起的时候，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整个运动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们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支持。毛主席当时特别指示，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劝阻工农不要干预学生。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968年夏天，毛主席对红卫兵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失望。这年7月27日，他派军宣队配合北京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那里发生的武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了整整5个小时，对他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特别是搞派性争斗甚至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进行改造”。1968年12月，毛主席进一步作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把这一决策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上山下乡全面动员，除去充分利用宣传系统，还广泛利用单位、学校、街道、邻里、家庭等多种组织关系，形成了上山下乡光荣、不上山下乡可耻的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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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是陕西省汉中一中的初中学生。从1966年6月份开始，学校因为搞文化革命就停课了，从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到“全面夺权”和“斗、批、改”，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发展到武斗。大多数学生包括我在内，后来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派仗，成为逍遥派，基本上不到学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长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公布，所有学生闻风而动，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打听和忙乎上山下乡的事。那个时候，地方和学校的革委会安置学生上山下乡还真是雷厉风行，这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那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每个学生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这样，我们那里大多数学生在1969年元旦前就到了各自的生产队，晚一些的也都在1969年元月到了插队的农村。我是1969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铺镇公社姜埧大队。后来国家明确，1962年以后插队的城镇知青，工龄从插队起连续计算，于是我填个人简历表时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就写“1968年12月”。

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么几天、十几天，顶多也就一个月左右，全国那么多“老三届”城镇中学生，就这么迅速地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城市，离开了父母家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奔向了原本陌生的农村。这真是一个奇迹。从那时到现在，48年过去了，当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届”知青，如今年龄最小的也都60岁开外，基本上退出了工作岗位或淡出了社会生活。当年，他们在农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时光，有艰辛也有欢畅，有付出也有收获。上山下乡的磨炼使他们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趋于清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所有这些，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山下乡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涉及全国众多家庭和亿万人的一桩大事，作为一个年代的历史符号，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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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亭，陕西省汉中一中初中学生，1968年12月至1971年4月在汉中市铺镇公社姜埧大队插队。1971年5月招工进入汉中通用机械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本文摘自2017年3月17日《学习时报》，原标题为《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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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草原插队11年，是生活给与我最丰厚的馈赠！

感谢生活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1967年11月16日，我与300多名北京的中学生一道，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落户。2007年11月16日，部分北京知识青年和许多在京的蒙古族朋友，隆重聚会纪念我们下乡40周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领导专程赶到北京参加此次纪念活动。一些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牧民代表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前来表示祝贺的包括著名蒙古族电影演员斯琴高娃、艾丽娅等，包括著名蒙古族歌手拉苏荣、阿日布杰等。2007年11月17日，当年到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利格牧场和额仁高比公社插队落户的100多名知识青年欢聚一堂，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

1968年底，毛主席才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其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我在东乌旗参加了高考，通过高考到大学学习。在插队的11年中，我放羊、放马、当兽医，从未离开过牧业，11年基本是在蒙古包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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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谢生活给予我信念

离开草原以后，每每与别人谈起自己插队11年的经历，时而会有人深表同情地说：“插队11年，太苦了”。每当这时，我总是回答说：“要是没有这11年的草原生活，那我这辈子才真是太苦了。”

我有太多太多的理由这样说。

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十万元户玩狗，百万元户玩车，千万元户才敢玩马“。即便是玩马的人，通常不过是玩一两匹，骑马也不过是一周或几周一次。骑马打猎，更属于富豪级的享受，即使有亿万家产，还需要寻找允许猎杀野生动物的地方。

　　在乌珠穆沁草原，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养过7、8条狗。我曾经有一黑、一黄两条很高大的狗，让许多人羡慕，曾是我的骄傲。一个起的蒙古名，是“巴特儿（英雄）”，一个起的汉名，是“大耳朵”。

在乌珠穆沁草原的11年，是几乎整日滚在马背上的11年。初到草原，刚开始骑马的时候，骑一天马下来，浑身酸疼。到后来，不论再累，只要一爬上马背，很快就会恢复。骑在马上就像躺在席梦思上一样舒服。

在牧区的11年中，大多数时间我的名下至少有5、6匹马。其中，我有4年是马倌，放牧的马群有500多匹马。由于只有马倌可以骑母马，这4年中，我原则上可以骑的马有上百匹，实际上经常轮换骑的马有几十匹。

　　狼是牲畜的威胁，是牧民的敌人。每年秋天，总有几次大规模的设围打狼。从排班布阵到调兵遣将，都有一举收复台湾一样的阵势。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曾经在一次围猎中凭借自己心爱的、草原上最优秀的马的马力，亲手用套马杆套住并打死了一只狼。这是让许多牧民青年都十分羡慕的难得经历。即使是在草原牧民中，有这样经历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草原为我留下了对狗的怀念，对马的怀念，对一望无边、繁花似锦的辽阔草原的怀念，对绵延数里、数以千计的成群黄羊的怀念，对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旱獭的怀念，对雨后突然成片冒出的白蘑菇的怀念，对黄昏中炊烟袅袅的蒙古包的怀念，对千年铸就的、绚丽多彩的草原游牧文化的怀念，对草原上那种无忧无虑、缓慢宁静生活节奏的怀念，对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草原男人的怀念，对心地善良、勤劳坚韧的草原女人的怀念……这些，都是我应该感谢草原的理由。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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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草原，首先是因为草原给了我生活的信念。这种信念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并将影响我的终生。草原所给予我的最核心的信念是对“人性善”的信仰。在中国的历史上，“性善论”与“性恶论”争论了两千多年。孟子宣扬“性善论”，荀子宣扬“性恶论”。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做出实证性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信仰问题，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做出回答。一个人的信仰主要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生活；主要不是来自于理性的、逻辑的思辩，而是来自于情感的、直觉的体验。信仰的传播主要不是靠言语的说教，而是靠行为的感召。

我插队的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是全内蒙最闭塞、最偏远的地区，带有很大的原始社会色彩。内蒙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现代文化影响，一是来自南方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一线的影响，一是来自东方通辽、白城、乌兰浩特一线的影响。我所在的东乌旗恰好处在两个文化影响范围的死角，而我所在的额仁高比公社又是几乎唯一一个较完整地保持了老东乌旗特点的公社。或者说，是全内蒙古为数不多的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毒化的公社。我们那里的民风淳朴，人心单纯、坦诚、善良。我到内蒙时只有16岁，身材矮小。那时，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蒙文发音是“浑耐额很阿莫日贵”）。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本能的“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情怀，她在方方面面给予我许多呵护和照顾。1978年回到北京以后，心情长期感到压抑。一位在东北工厂呆了10年的同学说：“我回到北京后有走出厕所的感觉”。我说：“我回到北京后有走进厕所的感觉”。我们大队在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60几户、200多口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集体娱乐活动却非常丰富；北京虽然人与人摩肩接踵，却似乎遥隔万里，即使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也谈不到情感交流。正是在与蒙族牧民的共同生活中，我形成了关于“人性善”的信仰。正是蒙族牧民们对我的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将“人性善”的信念刻入了我的脊骨，溶入了我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