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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潮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中国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除了前述经济社会的动因与背景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高潮从一开始就与“文革”运动及其期间的特殊背景密不可分。 不能回避一个基本情况。在“文革”初期，知青上山下乡尽管受到了很大冲击，甚至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围中要“坚决砸烂”“推倒重来”，但是，从一开始，从上到下都没有动摇过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从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2月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到7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10月中央再次发出《紧急通知》，都毫无例外地强调继续坚持知青上山下乡。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是“文革”初期就被保存并肯定下来的少有的“文革”前就制定实施的大政策之一，可以以为，这一大政策在最初的审慎决策及其后来的继续坚持实施，对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不可忽略一个基本事实。“文革”初期的动荡，使得大多数工商企业不能正常运转，自1966年6月决定高校招生推迟半年进行且年底又决定取消考试以后，大学停止招生已两年有余，不少中小学校继续停课“闹革命”，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达400多万人（11）。及时解决这一大批因“文革”运动和政策骤变而没能升学、就业的城镇青年学生的出路问题，这已成为社会和人民之忧，成为党和国家刻不容缓解决的重大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12）从当时社会局势上看，“大乱达到大治”开始酝酿和启动，继续大规模无序发展将不再被允许，尽早使这一大批青年学生离开学校并把他们安顿下来，也已成为社会局势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些经济社会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当时独特的背景，决定大规模地动员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已迫在眉睫、势不可挡。 不应忽视一个基本资料。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是在报道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情况中，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方式发表出来的，其中心问题是要解决在城镇长期脱离劳动、“吃闲饭”的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的劳动就业出路问题。（13）这一资料说明，它与“文革”运动的基本内容和涵义是不相同的，但由于它是在“文革”期间特定环境中开展和推进的，知青被当作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而动员到农村，其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党和国家对青年一代寄予希望和期待是始终如一的，对广大知青充满关怀和爱护也是一以贯之的，这从后来毛泽东关于“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4）的批语中、从周恩来主持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已经得到了多方面的印证。 不要忘却一个基本背景。在国际环境中，中国当时正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四面包围、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正处于战争的边缘。面对核大战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立体的战争准备。自1968年以来，中央批准组建了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广东等生产建设兵团，分别隶属有关军区领导。（15）动员组织大批城市知青到农村、到边疆，成为加强战备、储备力量以及开发山区、建设边疆的战略举措，仅在1967年至1969年全国就有467.06万城镇知青毅然开赴农村和边疆。（16）特别是数百万知青进入中国漫长的屯垦戍边战线，可以说这是在非常时期实施的一项特殊的国防战略措施。当时，很多地方把知青上山下乡动员组织工作，纳入战备动员进行部署，列为城市人口先期疏散任务之一，按照打仗的要求来观察、检查和落实上山下乡动员工作，这些不能说不与当时较为紧张的国际形势以及全方位的战备要求紧密相联。 不会遗忘一个基本状况。从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到196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再到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的1968年12月，已有整整13年的时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党和国家推进知青上山下乡从战略构想、政策框架，到组织体系、实施步骤等，都已基本形成，其中也包括在实践中总结积累的经验与教训，这些业已成为开展更大规模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积淀与基础。后来实际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尽管在指导方针、宣传内容、下乡规模等方面，与前期有很大不同甚至重大区别，但是在动员对象、安置方式、政策措施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程度的相近性与连续性。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和环境中掀起高潮并不断推进和发展的。它受到当时严峻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制约，受到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挑战，也受到“文革”运动的影响。但是，引发并持续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起根本作用的仍然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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