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恰恰代表了没落的生产关系，它带给了人民的苦难，我们当然要反对，而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建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也就是说要经过苦难，对这种苦难我们能否定吗？否定这种苦难，显然我们就不要革命了，这能行吗？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之所以要控诉前一种苦难，是因为这种苦难是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带来的苦难，而这种制度正是我们革命要推翻的对象。我们不能否定后一种苦难，是因为，尽管后一种苦难有时甚至是超出常人难能忍受的限度，但我们必须要忍受，因为那是人们追求进步事业甘愿付出的代价，事实告诉我们，要革命没有苦难，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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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可以磨练精神，而革命不能没有精神，可以说有苦难才会有精神。再拿红军长征来说，红军战士面对强大的敌人，用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为我们树立了一种精神，一个榜样。这种从苦难中培养出来的精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它是激励全国人民前进的巨大动力，我们不能反对这种精神，当然也不能反对这种苦难。毛泽东同志说过：“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并要求全党同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有人单纯以苦难来否定某件事，认为有了苦难就要否定，那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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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能不能否定上山下乡，问题不在于上山下乡有没有苦难，而是要看上山下乡这件事的本质如何。中国革命为何最终要从井冈山起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这不是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一定要寻找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广大的农村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中心。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从本质上来说，尽管在各个时期内容或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它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从解放以后的上山下乡的实践来看，知识青年在农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对加强城乡交流，缩小三大差别，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从杨晓沪、徐桔桔与贾爱春的事迹说明，这种影响应该说至今还在，具有时代意义。上山下乡的性质说到底，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的一部份，其方向性是不能否定的。尽管有苦难，但它是正义事业带来的苦难，不能作为否定的理由来否定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除非有人不但想否定上山下乡，同时也想否定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那就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了。退一步说，即使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出现了一些过头行为，那也只是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改变它的性质。只要我们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改变，就不能作为否定它的理由。想一想，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中有过多次路线错误，我们能因为它有过错误，就能否定它的性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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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表面上不说苦难，只是觉得上山下乡影响了他个人的发展，让他失去上大学深造的机会。这话初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细细分析也有探讨之处。首先能不能上大学，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学停招，不管你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一样的，如你不能上大学，要怪也只能怪那个时代，而不能把帐算到上山下乡头上。其次就是让你留在城市也不是人人都能上大学的，因为能不能上大学，不但要有机会，也要讲能力。那时的年代，能考上大学的人比起现在来，更是少之又少，你得先衡量一下你当时在班里学习成绩是排在第几位？一般来讲，只有成绩好的，排在前面的个别人才有可能考上大学。从总体上说，排在前面的总是少数人，大部份人就是给你机会也不一定能考上的，只能直接参加工作。我从现在否定上山下乡人的言论来分析，有些人看问题逻辑思维混乱，说不出什么道理，这种人难道他们当年的学习成绩会好？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事实也说明，当年留城的人，他们因为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真正去考大学的人并不多。如果当年让其留城，有些人的结局与这些人也差不了多少，现在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发发牢骚而已。下乡与留城，同样是工作，为何有人对下乡不满？问题还是出在农村艰苦，因此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看待艰苦的世界观问题。在这里我并不想指责有人不想去的想法有多错，我只是认为有人不想学英雄可以，但最好不要再去抹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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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悔与不悔的问题，我认为有选择才能有后悔。当初如你可以留在上海，而你选择去了农村，你当然可以后悔当初选择错了；如你当初没有机会选择，而去了农村，那今天你何来后悔之说。在去了农村的情况下还有一种后悔，这里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管当初有没有选择，你去了农村，但在农村好好干了，你现在可以后悔我当初为何要好好干；第二种情况是，你到农村没有好好干，你今天也可后悔我为何没能好好干，虚度了时光。分析当初在文革中大部分下乡的人，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一片红”，基本上是全部上山下乡，历史并没给他们做选择，因此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只有前一种情况，不存在悔与不悔的问题。悔不悔对这些人只是一个伪名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与价值，反而会让人纠缠此事，争论不休，到头来只会冲谈与转移我们讨论的主题。后一种情况，当初上山下乡没有选择，但到了农村有人经过艰苦的磨练，选择了吃苦奋斗，如今回忆那段历史，说青春无悔，那是正常的事，无可指责。有些人随波逐流，跟着时代走，他现在来说悔，只能后悔当年为何没有好好干，除了之，还能悔什么？其实悔不悔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一个人的主观态度，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在2013年的“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道：“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一定要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因此我认为：如果在生活中，我们遇到有人说无悔，那他一定是努力过了，对当初的选择没有后悔，这是一种高境界，我们应该赞扬。如有人说悔，也可理解，因为他的生活现在少了一种奋斗，如其本人认为有悔，也末偿不可。但我们应该分清悔不悔与事物本身的对错是毫无关系的，当然与上山下乡本身的方向也是毫无关系的。更要提醒的是，我们最好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到别人头上，你悔，别人也一定要跟着你悔才是正确的？！如何对待时代，我只能给大家二句忠告，一是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但我们可以选择生活态度；二是生活中如有一个好心态，你的生活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健康！在这个问题上，总书记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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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再顺便提一下，有人把在农村生病或因各种原因死亡的知青的帐也算到上山下乡的头上，认为是上山下乡带来的伤害，但他们忘了一点，尽管文革中大部分知青上山下乡了，但总还有人留在城里吧，他们中也不会没人生病或死亡，如他们中有人生病或因各种原因死亡了，那你该把帐算到谁的头上？如你受到极左思潮迫害，那在农村与城市是一样的，怎么能单单把帐算到上山下乡的身上去呢？再说生病死亡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每个时代都有，如今天有人生病死亡，你又该把帐算到谁的头上呢？还有女知青受迫害之事，农村有，城市就没有？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并不能证明它与上山下乡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也有人喜欢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相连，把它说成是文革“产物”，什么是“产物”？如果要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产物”，那么必定有一个前后顺序问题，这就如子女是父母的“产物”，他不可能生在其父母前面一样。上山下乡也如此，如果要说是文革“产物”，那么在文革前就不可能有上山下乡这种事，但事实是，在这之前不知有多少青年已经到了边疆农村。有人看问题，喜欢随心所欲割断历史，这怎么会有正确的结论呢？我认为“产物论”与“苦难论”是有些人否定上山下乡的两大理论支柱，我们必须针对问题，把理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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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这么多，也许又会有人不满意。但对错误的东西没人出来说，时间长了，有人会觉得他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不但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害了这些同志，把理说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坚持正能量的必要前提。同时写这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在此问题上能取得一定的共识，如与人有分岐时，也可少费些口舌，减少些不必要的争论。

      （作者蔡荣华，上海知青，1968年8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现为《老辰光网》与《黑土情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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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经济社会背景考略

     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政策主体对解决这一政策问题的初始动因，也离不开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也毫不例外。在中国大地持续近30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从其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发展规模、推行方法等来看，可谓党和国家当时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今认识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唯有将其放在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中去考察，置于党和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去研究，才能较为客观、较为全面。这里的“实际状况”和“探索实践”，既是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客观基础，也是当今认识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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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批语，成为指引成千上万有文化的年轻人奔赴农村、边疆的强大精神动力。当时，能有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使数百上千万的中小学毕业生毅然走上农业第一线，这与解放初期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状况密不可分。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在3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面对国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工农业生产虽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仍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经济的落后与粮食等农产品的短缺，严重制约着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党和政府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策，这就是有计划地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并确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同时把垦荒作为一项长远规划来进行部署，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极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大规模的垦荒准备条件。（2）1955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初步意见》。同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至5亿亩”，（3）提出了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宏伟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1955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团中央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后递交的一份《报告》，从而拉开了组织青年开垦荒地的序幕。可以说，众多城市组织的青年垦荒队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的先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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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伴随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兴起。一方面，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以后，广大农村急需一大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回乡担任会计、记分员等，另一方面，教育事业虽有快速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升学和社会的需要。1957年4月，刘少奇副主席在南下考察之后指出：“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4）他的这些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亲自审定后发表的《人民日报》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之中。（5）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第一次把知青下乡上山作为单独条款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其第39条写道：“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当时在解决城市失业人员问题上，亦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不仅在1955年年底前后组织一批城市青年垦荒队奔赴边疆和山区，而且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各省、市自行动员组织了一批城镇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尽管当时由城镇到农村、到边疆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从中央到大多省、市都将动员组织城镇青年到农村、到山区、到边疆，作为了开辟城镇就业门路的一条重要渠道，作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