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知青经历留下的不只是记忆
「知青岁月」知青经历留下的不只是记忆用三只眼看世界
2020-12-24 10:25
历史领域创作者
关注
母亲是台湾人, 十七岁只身离家到大陆谋生。我上山下乡的时候, 年满十八岁。母亲对我说, 现在家里极为困难, 你必须自食其力了。于是, 1969年1月28日, 我随泉州第一批知识青年赴德化县插队落户, 走进广阔天地, 开始独立生活。
昔日知青点
认识郝海庭, 在北京。当年, 她是泉州一中的高中生。我们都是各中学以十比一的比例民主推荐出来的学生代表, 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至今, 我依然清晰记得1 9 6 6年国庆节, 那一片红色浪潮漫涌进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宋建惠是海庭辅导班的小同学, 听说海庭报名上山, 她来搭伙。我们三人走到了一起。那时, 我们的父亲都处在干部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中。四十年后, 我才了解到, 我们的父辈共同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 是在1949年革命战争的硝烟中, 从太行山解放区走出来的南下干部。
我们葛坑公社葛坑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知青点, 就在公社驻地对面的小山包下。小山包北靠着大山, 南边有一条小溪流从狭长山坳的层层梯田间穿过。
泉州长途抵达葛坑知青点后, 我与知青点的另两名男知青Y和C第一次见面认识。随后, 一名落单的男知青S也匆匆赶到。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六位知青在同一屋檐下, 开始了共舀一锅饭的生活。
在葛坑三队, 我们的住屋不搭左邻右舍, 独自伫立在小山包后山通往葛坑墟集小街的小路上。住屋与德化山区所有农民的敞篷式柴埕厝一样, 十分破旧, 门面裸露的老屋中堂堆放着柴草与杂物, 屋的东头住着东家, 西头就是我们的住处。
踏进西头住屋的南向小柴门, 是面积约十几平方米的厨房。厨房的三分之一空间被砖砌的柴灶占据, 四壁熏烟焦黑。房东的猪圈紧挨着厨房, 时不时传来群猪刨食争抢发出的咆哮声;遇到猪群磨牙争斗, 免不了撞得那薄薄的间壁板哗哗直响。
男知青住在厨房东侧的楼下, 房门正对着厨房那张凑合挤下六人的小餐桌。小屋约八平方米, 曲尺型搭着大小两张床。知青Y和C合睡一张大床, S独自睡小床。屋内昏暗, 南头有小窗。有时男知青厌烦厨房外间嘈杂时, 就会关上门, 自个儿对着南窗眺望。
女知青住在阁楼上。阁楼是男知青小屋及与小屋相连的后外廊的上夹层。西头屋进门, 抬眼便瞧见厨房里架在阁楼西侧的狭窄小木梯, 梯子就架在厨房屋瓦的边沿上。不知是为了采光, 还是为了通风, 阁楼与厨房的错层是露空架构无外墙挡板, 站在阁楼的梯头, 一片青山绿水映入眼帘, 厨房的屋顶就在脚下, 下雨的时候, 雨花就从上下两层屋瓦的错开空间飒飒飘进, 整架木梯湿漉漉的。但奇怪的是, 即便是滂沱大雨, 雨水也不会直接落入或流入厨房, 总是顺着厨房屋瓦往下流。记得一个雨天, 正准备下楼, 只见眼前一道闪电, 有股重锤般的气体从下膝与脚板中间撞击而过, 我的双腿倏地发软, 身子向前趔趄。这时, 听到了雷声, 怵然一惊:那股沉重的气体撞击感是落雷的冲击波。从此, 我们有了警觉, 电闪雷鸣之际, 不敢轻易上下楼。
我们的小阁楼, 看起来像是比男知青的住屋宽敞。实际上, 扣除阁楼层顶斜面局促的部位, 可以让人挺腰直立的空间不足四平方米。阁楼里挤着两张拼靠在一起的小床和一张简易桌。别看阁楼小, 曾经创下九位女知青共榻两张小床过夜的纪录。
记得当年, 德化县城往返葛坑公社, 每天只有一趟班车, 大山深处的知青们往返家乡, 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 都常常像大部队似的来我们这里歇脚借宿。那时, 我们的口粮特别紧张, 每月总有杂薯野菜充饥和有上餐没下顿的日子。虽然大山远途而来的知青大都自带口粮, 有的甚至还把口粮余留一点给我们, 但总归还是难以收支平衡。最危难的一次, 竟然在上半个月就断了炊, 我们一筹莫展中效仿起旧社会北方老家的逃荒——知青S腼腆, 留守知青点, 其余人分成男女两拨进深山“化缘”。我们三个女知青一走就是一个月, 不仅化解了饥荒, 还体验了一把大山深处知青们的另一番生活情致。
昔日知青点, 有一块小菜地, 就在屋西头的稻田中。可惜, 我们没学会破竹削篾的手艺, 围不成菜园子的篱笆栏, 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时常被附近的家禽糟蹋, 更经不起山里野猪的一夜暴殄。
知青点的饮用水源离小溪很近, 被包围在农田中, 视线距离约莫二十来米, 只是田间小路弯曲, 得费十来分钟才能把水挑到家。挑水的活是六位知青轮流分担。记得男知青Y勤快, 发现大缸缺水, 只要农活不忙, 他会主动去挑水。水源处是石头堆砌的小方池, 有一米多深, 周边杂草丛生, 遇到有人铲除池边的杂草, 拖带的泥浆往往搅浑了池中的水。倘若春耕时节, 方池里的水常常变得污浊不清。如今回想:其实那一口“泉”, 只是溪头田里渗透的水。
三位女知青
在葛坑, 同为知青命运把海庭、建惠和我紧紧地拴在一起。我们知青点实行男女知青同工劳动, 每人都必须上山砍柴割草, 大家轮流值勤做饭。国家供应的个人粮油采取集中管理使用, 每月每人缴纳统一标准的伙食费用, 账目由男知青C负责管理。
生活在山区农村, 滚爬在田头泥间, 我们几乎是在一夜间, 完全抛开了粗浅文化带来的所有幻想。怎样才能生存?虽说我们三个都是经过家庭劳动锻炼的女孩, 可是到了葛坑, 我们的劳动能力不仅不如同龄的山村姑娘, 甚至不如女娃。山区农活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光是风吹雨打日晒、翻山越岭去耕作、水田烂泥没过大腿等都是城里人不曾经历的。就连日常生活中的砍柴割草、种菜浇肥, 这对山里人来说, 不过是农忙后的休闲, 而我们则是劳动重担。
上山的第一年, 每天, 我们都是挣扎着睁开沉重的眼皮, 拖着散架似的身躯坚持出工。最不争气的是这双手, 第二年依然起泡, 起泡的伤口被田头泥水渍浸, 巴掌肿得像馒头, 握起锄柄钻心得疼。记得, 每年最艰苦的是春耕锄田, 我累得下肢浮肿, 时不时抽筋, 双手更是一片血肉模糊。上山的第一年, 由于国家每月经济补贴八块钱, 并且还没弄明白山区农村生存的基本规则, 三个女知青全年人均出工收入不足二十元人民币。
当年, 德化山区普遍种的是单季稻。我们生产队平均水稻亩产180斤, 全年劳动生产需要出工天数在160天到180天。全劳力每天最高工分评定为10分, 每工分分红一角人民币。我们女知青第一年工分评定为全劳力的二成五, 第二年为全劳力的三成五。也就是说全年出满勤, 我们分红收入最高只能达到63元人民币。
插队的第二年, 我的生活极为艰难。这一年, 我不仅必须出满勤, 还必须设法补足全年尚缺的生活费用。亲朋好友虽然知道我的困境, 但大家都很穷, 无法给予太多的帮助。一天, 一位山里的姑娘瞅着海庭身上穿的衣裳, 很喜欢。于是, 海庭就把衣裳卖给了她。我也学着卖掉了上山学校补助发的大棉衣和一件八成新的冬装, 还灵机一动, 用蚊帐布包裹棉被絮, 退换下那床半新旧的棉被套, 让朋友帮着裁剪成两件衣裳, 也卖给了农民。为寻找谋生之路, 我们给供销社挑运货物。一次, 供销社派工挑盐到尤溪, 再从尤溪挑担回葛坑。我们第一天拂晓出发, 第二天清晨才回到家, 一宿挑着货物翻越在黑魆魆的崇山峻岭间。知青挑夫队伍中, 唯我们三个女知青。一路上, 我们没掉泪, 回到家, 一头栽倒床上便睡。醒来后, 我们抚摸着红肿破皮的肩头和不听使唤的腰腿, 放声大哭。
尽管, 我们常有宣泄性地落泪, 然而由于年轻人的乐观天性, 我们总是对生活充满了憧憬。我们从不错过葛坑山花烂漫的春天, 每每山中归来, 不忘采撷山里的杜鹃来装扮自己的小屋。夏日, 我们兴致勃勃地跳进屋前小溪里学游水, 惊得山里人目瞪舌结, 就连溪边的那条小水蛇也吓得眼巴巴地贴在坝石上, 探着信子抻长身子观望。我们还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 唱歌跳舞、自导自演小话剧。当建设兵团二十三团来招兵时, 三个女知青高兴得几乎要发狂。然而, 希冀的彩虹, 转瞬即逝。失望之际, 海庭说:“走!找招兵的人磨去。”我们磨了两天, 不见起色。到了最后一天, 有位兵团的招兵人似乎有所动。那天傍晚, 我正准备洗米下锅, 仿若听到远处的呼唤声。到门口一看, 葛坑街的坡头, 那位公社秘书正频频招手喊叫我。
1970年9月23日, 我离开了葛坑。海庭和建惠送我到县城。临走时我向生产队预支十元钱, 把余下的分红留给她们。让我欣慰的是:三个月后, 郝海庭和宋建惠同时被调往建设兵团农业师。约莫两三年光景, 海庭和建惠又各自随父亲回到了河北老家。
1992年的一天, 一早上班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带北方口音的女性, 她要寻找一位失散了十九年的朋友。话音未落, 我已经对着话筒惊呼:“郝海庭!”此时, 海庭已成为广西柳州广播电视大学的副教授, 后来升任为该大学的副校长。退休后, 她被国家公派到菲律宾从事华人教育。在长江支队入闽六十多年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一位河北研究会的朋友发来一条大家一直都在探寻的信息——宋建惠的手机号码。手机接通, 当建惠带着浓浓北方口音的话语从远方传来时, 我百感交集。这四十来年, 建惠默默地守在河北高邑县大夫庄村的老家, 两个女儿给她添了第三代。
我为郝海庭和宋建惠寄去了泉州知青纪念上山德化45周年的文集——《岁月知青》, 宋建惠也发回了一组保存完好的当年葛坑知青老照片, 这些珍贵的老照片都被征集在德化籍知青出版的《我是知青》的画册中。
两位葛坑农民
我们读书的年代, 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局面, 学校的学生也努力试图把阶级斗争分析法, 应用到自己所认知的各个领域去。“文革”把这种倾向性推向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葛坑的劳动生活中, 我发现周围农民的阶级斗争观念十分淡化。在农民群众中, 我能看到的只是愿意劳动和不愿意劳动、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和一般的劳动能力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位叫做“阿察”的大叔, 就是属于这种热爱劳动、有很强劳动能力的农民。
我们插队时期, 葛坑三队劳动力划分为三个生产小组。女知青全都分配在察叔小组。小组有八九个男性全劳力, 其中包括一位大队队委和本小队副队长, 察叔是组长。当时, 生产队劳动力工分评定基本上处于大锅饭状态:十分满分的全劳力固定四五个, 其余劳力在九分至十分之间浮动。妇女和青少年参加劳动, 同知青一样按全劳力的成数评定。
起初, 我对工分评定有异议, 随着劳动实践和对劳动认识的深入, 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劳动与农民的劳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劳动, 不仅存在劳动量上的差别, 还存着劳动质量上的更大差别。察叔人高个大, 干活又快又好, 一人几乎顶上两人的份, 但在组里也只能评为满分。察叔不计较, 而且还似乎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小组里所有的难活、苦活、别人不愿干的活, 如犁田、筑田埂、看水、扛打谷桶等等。有时遇到农民们耍起小心眼, 时候不早了, 还留着一点收尾的活相推诿, 他二话不说, 自己三五下搞定, 然后笑着招呼大家收工。农民们亲近并尊重他, 评定记分的账交他保管。
最令人难忘的是插队第一年的秋收, 亲身经历了春播夏耘之劳累, 当田野慢慢变得一片金黄璀璨时,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收获喜悦。 当年, 我们生产队的水田是依据远近优劣搭配, 以三年为期限, 实行生产小组轮耕。我们组有好几块来回路程得费上六七个小时的深山水田, 且这几块大山坳水田不足两亩地, 打回来的谷子甚至抵不上扛去的打谷桶分量重。那时, 我们秋收用的是传统打谷桶, 谷桶直径和高度一米多, 硬木质地十分沉重。
每天, 察叔与一名农民搭肩扛着它去田里, 遇到山路陡峭, 两人双肩难以行走, 都只能靠察叔鼎力单扛。在雨水与汗水交混的秋收日子里, 每天和察叔搭肩扛打谷桶的农民轮流更替, 独察叔好像认定这活该是自己干的, 从不叫人替换。那年, 两块边远的山坳水田, 蝗虫肆虐, 我们颗粒无收。记得, 大伙沉闷地望着那一片颓秃倒地的焦色稻禾, 不知谁说了一句:“这等劣田, 不种更省心。”只见从来和颜悦色的察叔, 此时则神色凝重地回驳:“吃回销粮的生产队不敢说这种话。”折回的路上, 察叔扛着打谷桶的双脚沉重地落在凹凸不平的山路石级上, 瞅着那青筋暴起的足掌, 我感到了一种莫名其状的揪心。
后知青时代, 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世事和境遇, 无论人生处于逆境还是顺势, 或人生遇到了重要的选择, 我总会想起这位察叔, 也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的方式去处世做人。进入21世纪, 女儿长大成人, 不知为何, 我更是常常对她说起这位察叔。当人生之路越走越长时, 自己似乎渐渐领悟到:是知青的经历让我在生命过程中, 用自己的灵与肉去与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做一次真正的沟通;用自己的灵与肉去感知, 在这一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最原始人文的质朴、勤劳和宽厚。
铭记在我心中的, 还有一位叫做“阿兔”的姑娘。她比我们年龄小, 甜蜜蜜的笑脸上, 嵌着两只小酒窝。她喜欢知青, 总是主动给我们送吃的用的。她带我们上山砍柴割草、挖笋采菇, 教我们农活和山村人生活的基本技能, 成为我们生活的好伙伴。记得插队第二年, 我们自以为羽毛已丰, 一次跟她上山砍柴, 不愿同她一道下山, 结果迷了路, 在惊恐的无奈中, 不得不舍弃砍来的柴火漫山遍野寻归途。直到天黑, 侥幸瞎摸到山口, 茫茫黑夜里露出葛坑稀稀落落的灯火, 我们脱下衣服包住头, 不顾一切地从山上直接朝灯火方向往下滚, 滚过墓地、荆棘、水坑……滚得遍体伤痕, 幸好没扭伤筋骨。这一场恐惧让我们幡然醒悟:长久以来, 阿兔都在提供无私的帮助啊!
葛坑三队农民阿兔和阿吉
在阿兔家, 阿兔是老大, 父亲早逝, 母亲改嫁。继父入户后, 又添了弟妹。阿兔没能上学, 要帮母亲照顾弟妹, 还要干很多活。她很羡慕同生产队一个叫阿吉的姑娘。同是早年丧父, 阿吉则有一位当大队队委和一位大学毕业在南京工作的哥哥, 她不仅能够上学读书, 家里还帮她在上涌公社定了一门亲。葛坑姑娘一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嫁到离县城或公路近, 且生产队田地亩产高的夫家去。阿兔说自己家穷, 只能嫁到深山老林田地亩产高的夫家, 这样才能多换些彩礼, 将来好为弟弟们娶亲。每每说到出嫁, 阿兔的眼圈便红了, 眼角里闪着泪光。
离开葛坑, 我没再回去。阿察叔和阿兔是连接我对葛坑深处感情的纽带。每当想起葛坑, 我的心头便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沉甸甸感觉。2014年, 国家新一轮户籍改革, 决定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 取消非农户口。当我为广大的农民兄弟姐妹振臂欢呼之时, 知青的经历让我更深地体会到, 这一政策背后所走过的沉重的历史, 和读懂这一政策对于当前社会与未来社会走向将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位校友
德化县葛坑公社是泉州一中知青插队的定点, 我与知青N同校, 都算迁校插队的知青。能在葛坑不期而遇校友, 自然多了一种亲近, 更何况N同学很帅气。
初识那天, 知青们聚在一起闲聊, N同学旁若无人地告诉我:刚考进中学, 他非常失望, 因为学校里找不到一个长得漂亮的女生。一天, 忽然眼前一闪, 意外地有了新发现。后来, 经意与不经意间, 他都会在校园里寻找这个身影。没想到, 竟然在葛坑邂逅。我第一次听到一位男生用这样的句型句式说这样内容的话, 感到很突兀。那时, 我正被满脸的青春痘困扰, 不知他在说谁, 只是笑笑, 心里嘟囔一句:“好色之徒!”
在葛坑的日子里, 我们三个女知青常常和N同学队上的知青来往, 大家相处乐融融。N同学对我没有特别要好的地方, 只是当这群调皮的知青耍淘气来哄抢我的收藏品时, 他与别人不同, 他总会适时地送给我一些物品。记得, 我有两本珍贵的集邮册被他们哄抢, 第二天, 他送给我一尊毛主席夜光塑料坐像。我有一纸箱书籍被他们哄抢, 他当即褪下自己的军用武装腰带送给我。我即将调出葛坑的前夕, 也正是第二年秋收前的农闲季节, 三队的知青都回家了, 留下孤单的我。这回农闲N同学没回去, 他的队里也还留有几位知青。他们腾出一间屋, 让我夜里过去寄宿, 说这样会比较安全。
砍柴归来
一天夜里,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葛坑知青要进大山深处的龙塔大队, 夜行需要人多, 我们也被叫上了。龙塔大队在葛坑公社最边远的山沟, 崎岖的小路在大山谷里盘转, 走着走着, 我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头。大山漆黑风声水响、虫鸣蛙叫、枯枝败草窸窸窣窣。我像似飘忽在一片空旷辽远的黑暗中, 借着队伍前头的火把光亮机械地挪动着步伐, 时不时警惕地环顾四周紧步跟上。倏然, 黑暗中有一只手拉住了我的手;屏息凝神, N同学出现在身旁。顿时, 紧绷的心情松弛下来。他的手温暖带着潮气, 我紧紧拽着, 耷拉着眼皮继续往前走。我俩的身子前后相错着, N同学靠外侧, 我靠内侧,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偶尔, 我自己的两脚相绊, 身子颠了一下, 他停住脚步, 轻轻地扶一把。
生平第一次被男孩子牵住手。但, 不知为什么却不羞涩, 也没有感到心跳的加快, 只觉得一切就是这么地自然而然, 只感到只要有这只手牵着, 真愿意一直走到天亮。当大队人马的脚步戛然而止时, 龙塔知青点到了。这时, N同学转过身, 朝着我背后深不可测的浓浓黑暗划了个手势问道:“知道那下边是什么?”他盯住我的眼睛, “没有我, 你早摔下去了。应当怎么感谢我?”在四周晃动的火把光亮里, 我看清了他那张俊朗的脸, 一时不知道应当怎么回答, 更不知道应当不应当回答。我们彼此默默地对视了片刻。很快, 人群冲散了我们。知青队伍又出发了。往回走的路上, N同学走在前头, 我夹在队伍中间, 记不清什么时辰回到葛坑, 只记得我们回到葛坑的当天, 海庭和建惠也回来了。
依稀记得, N同学没有再来我们的知青点了。有时, 他会伫立在葛坑街的坡头上, 召唤在我们这儿玩耍的伙伴回去。我调兵团离开葛坑的前一天, 到他的知青点告别;他不在, 同伴们戏说找女朋友去了。我怅然若有所失。第二天, 建设兵团用货车接我们到县城, 沿途各公社知青夹道相送。当我一眼瞥见迎送人群中的N同学时, 情不自禁地想大声呼喊他。可是, 海庭和建惠就在身边。我静静地立在车兜里, 远远地望了他最后一眼。
初到兵团, 我和葛坑知青G有联系。我托知青G代向他问好。知青G来信时说, N同学向我索要那本题为《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的诗集。这本诗集来之不易, 他曾经索要过, 我没应允, 而今日却不能不割舍了。当时, 我招工分配在以铁纪闻名的兵团二十三团标兵连队, 工程施工在清流兵工厂。周日, 我好不容易向连队请了假, 来回徒步二十多公里, 从嵩溪镇上买回一本硬皮笔记本;接着,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在见缝插针的空隙里抄录了诗集中的大部分诗篇。临近邮寄诗集时, 我依然珍爱不舍。于是, 又写信给知青G, 让他问问N同学愿意选择正本或手抄本。N同学要的是手抄本。终于, 手抄本的诗集寄出去了。但, 却不知他是否收到。因为连队施工流动性大, 我与知青G失去了联系。
进山的路 (陈世哲摄)
人应当归于感性还是归于理性, 这一直是人性争论的命题。知青经历告诉我:在严峻的生活面前, 往往只有现实, 没有浪漫。知青一代正是由于早早地自立于生存的困境中, 伴随着生存能力同时增长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正视与责任, 这种意识也必然地造就了我们这代一人所固有的坚忍特质。
知青经历留下的不只是记忆, 更多的是人文情怀与精神耐力。知青经历是一份历史档案, 也是一笔精神财富。
作者：郭旭亚
来源：知青情缘
郭旭亚的回忆录写得蛮有看点，每位知青都有各自的人生经历，有思想的人会根据自己的经历悟出不尽相同的感受......
本帖最后由 那时雪 于 2022-8-27 17:32 编辑
桥工涛哥 发表于 2022-8-27 16:16
郭旭亚的回忆录写得蛮有看点，每位知青都有各自的人生经历，有思想的人会根据自己的经历悟出不尽相同的感受 ...
桥工涛哥你的话，非常有道理，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千姿百态，各有心路历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