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村杂忆
头村杂忆（来自万能页李理
现在回想起来，头村那时的自然环境真是挺美的。村子就在被称为北大荒的三江平原腹地，往北4里就到了黑龙江边，与前苏联隔江相望。沿江往上行约13里是三江口，松花江由北向南缓缓而来，到此汇入黑龙江。二水合流，烟波浩淼，黑水墨绿，松江桔黄，中间有一条分水线，如刀断划，泾渭分明，一直流到抚远县境色始混融。村子东南不远是蜿蜒曲折的拉起河，一到春天，河水清澈，河两岸漫坡遍野的绿色直逼人眼。村子向西18里是同江县城，去县城的路两边是连连不断的柞树、桦树和杨树林，还有大片大片的草甸子，每逢夏天，草甸子上就开满了各种野花，漫岗地上可以看到成片的黄花菜。荒原上还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闪着光。头村也是有点历史的，清末民初山东移民来此开荒建点，始称启元屯。建屯之初，主要有张、王、陈、樊、崔、蔡、路几大姓氏共30户，土地150垧。1969年3月，我们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有300多户人家、1200多口人，当时南方农村很少见到这样成规模集中居住的村庄。村子的中心自然是生产大队的队部，这是一排平房，西侧是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礼堂，东侧是办公室。大队部的前面是个大场院，场院的东边有口大井，是带辘轳的。再往东不远，是村里的小学校。场院的西边有个铁匠炉，门口竖着挂马掌用的拴马桩。再往西，隔着一条南北路，是村里的供销社，知青们闲暇时经常流连的地方。村里的老乡们住的都是泥草房，村里的路也都是土路，一下雨满地泥浆，穿着雨靴走在泥泞里会愈走愈重，有时候拔出脚来，雨靴仍留在泥浆里。在头村，我生活了将近五年，从此与这个距杭州千里之遥的村庄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我们是1969年3月6日乘专列赴黑龙江的，坐了将近四天四夜的硬座，10日凌晨4点到了佳木斯以东的一个小火车站—福利屯车站，下车后集中到一个礼堂休息。我又累又困，靠在墙边的暖气片上睡着了，听到旁边有人惊呼猛醒过来，才发现棉袄袖子已经烤焦了，散出一股糊味。上午10点左右，我们登上大客车赴头村。车里很挤，我和何枚林在最后一排座位的行李中间挤出两个位置坐下，自以为找了个好位置。客车上路以后才发现，道路坑坑洼洼，十分颠簸。6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和何枚林上蹿下跳，头撞车顶，在座位上几乎坐不住。到头村大约是下午4点多钟，天已经黑了。在大队部礼堂开了个短会以后，69名知青被分到四个生产队。我和被分到二队的其他17名知青跟着队长到了二队队部，这是我们的临时住处，一座泥草房。13名男知青住在一间屋子里，南北两铺大炕，一盏昏暗的油灯冒着黑烟。把行李往炕上一扔，扬起一阵灰尘。进门时还吵吵嚷嚷的一群人突然安静下来，一路的兴奋和激情变得有些失落和沮丧，头村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关是吃饭。在福利屯车站吃白面馒头，许多人已经不太适应，到头村后第一顿吃的是高粱米饭，更觉难以下咽。有人开始翻箱倒柜，把在专列上吃剩的面包、饼干找出来吃，最后把点心渣儿也倒进茶杯里，用开水调成糊糊喝了。以后几年，我们的主食都是玉米碴子，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几十斤白面。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大胃王”，几十斤白面很快就吃完了。副食基本吃素，冬天就是“三大件”—土豆、萝卜、大白菜。开春之际青黄不接，最困难时只能把粗盐用油炒一下拌在玉米碴子饭里吃。吃肉是一种奢望，只有过年的时候，生产队会杀猪分点肉。有一次，魏渡江和民兵排长李朝发在野外抓了两只“孬头”（貉），大家都很兴奋，马上把“孬头”（貉）下锅煮了，煮熟了吃一口差点吐出来，因为这肉的味道像是生猪油。一个在富锦县插队的老同学来头村，因为拿不出什么可招待的，我就找了几件已返城知青留下的农具，到老乡那儿换了一些鸡蛋。那天我一口气吃了16个鸡蛋，以致肠胃炎发作，有半年多时间闻不得鸡蛋味儿。有一天晚上，听说一队知青包了饺子没吃完，我们二队知青马上出动，到了一队知青住处，屋里没人也没灯，大家就在屋里摸来摸去，果然摸到一盆饺子，每人抓了几个塞到嘴里就跑了。也有一些关于知青“偷鸡摸狗”的段子。刚到村里时，据说四队知青曾经摸过一条狗，吃了以后把狗皮埋在屋后水沟的积雪里，以为无人发现。但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积雪化去，狗皮露了出来，于是真相大白。当时的三村公社书记曾在一个会上半开玩笑地说，公社驻地二村的一条街上原有二十一条狗，后来只剩下一条狗，这条狗也只剩下三条腿。当然，这些都是饿极了以后发生的事。有过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更能理解生活中许多过去难以理解的事。
知青是要轮流做饭的，我第一次轮到做饭就出了笑话。那天我打算蒸玉米面窝头，和好面后就开始捏窝头，可是捏一个散一个，眼看快到饭点了，还没捏成一个，急得满头是汗。这时正好进来个老乡，他看了一眼就说，你是不是用冷水和面？玉米面必须用开水和面才行。在老乡的帮助下，我才把这第一顿饭应付过去了。做饭还要负责挑水，每个生产队只有一口大井，冬天井沿上常结满了冰，滑溜溜的站不住人。有的女知青个子小、力气弱，摇不动辘轳，一脱手辘轳反打到身上，摔倒在井沿上，最后挑个空水桶哭着回来。还有的女知青，甚至被辘轳打折了鼻梁骨。为了改善伙食，我们也做过许多努力。屋前的园子里种过菜，到了夏天，园子里有韭菜、茄子、黄瓜、四季豆、西红柿等，吃起来十分新鲜可口。连续几个阴雨天，屋顶上压着的柞木杆会长满了黑木耳，可以采下一大盆，一朵一朵还带着水珠。空着的仓房里曾养过鸡和猪，几只鸡每天从没有玻璃的窗户中飞出去，到野地里觅食，晚上又飞回来就寝。每次一听到母鸡咕咕叫，知青们就纷纷冲进仓房，到各个角落寻找鸡下的蛋。猪只养了几个月，大家已无耐心等待，一致决定吃肉，可惜因为猪太小肉太嫩，感觉像吃豆腐脑一般。比较起来，我们还算幸运。三队知青养的四只半大的猪崽一夜之间被狼叼走，没吃到自己口里进了狼肚子，使得他们痛心疾首。
头村偶尔也能吃到富有特色的美食。村里的老乡多是山东移民，大娘、大嫂都会摊煎饼，吃上新出锅的玉米面大煎饼，卷上大葱和大酱，现在想来还垂涎欲滴。黑龙江鱼类资源极为丰富，有著名的“三花五罗”。炒鱼毛就是一道美食，把上百斤的怀头鱼剁成大块煮熟后捡出鱼骨和鱼刺，将鱼肉捣碎炒至脆黄即成。我曾将炒好的鱼毛装进塑料袋拴在裤腰带上，饿了馋了就抓一把吃，真是满口生香。刹生鱼是赫哲族传播而来的特色美食，把鲜活的江鲤鱼肉切成细丝洒上醋，再加上土豆丝、黄瓜丝、香菜和辣椒油拌匀。坐在热呼呼的炕上，端上这盆清鲜爽口的刹生鱼，再添上一杯60度的“北大荒”白酒，那滋味令人难忘。尤其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品尝这些美食也是罕有的事，那滋味更加令人难忘！
（二）
头村的劳动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每年4月末5月初，冰封的黑龙江开冻了，土地也复苏了。先是种麦子和谷子，麦子用拖拉机播种。春天的风很大，站在拖拉机后面的播种箱上干一天活，收工的时候都是灰头土脸的。种完麦子和谷子，就开始种玉米和大豆。到了6月末，庄稼都长起来了，杂草也跟着长起来了，于是开始铲地。先是铲谷子地，然后铲玉米地和大豆地。铲完一遍，铲过的地又长起了杂草，再返过来铲第二遍。7月底麦子熟了，用大钐刀“哗哗”地割麦。9月的前半个月，要到三、四十里路以外的草甸子打禾草，搭个草棚或者小帐篷住在野地里。那些日子村里会安排专人做饭，我印象最深的是白面甩疙瘩，一个大碗装两片疙瘩就满满的了，吃起来很过瘾。打完禾草会放一周的假，各家各户脱坯、扒炕、镘墙，准备过冬。9月下旬，先后开始割谷子、玉米和大豆，到10月中旬才罢。我的腰在中学时举重受过伤，割地弯腰时间一长就直不起来，直起来又弯不下去，感觉腰好像断了。老乡曾打趣说，有的女知青拿着镰刀，围着玉米秸割了一圈也没割倒。玉米割完在地里就掰下来，装在马车上拉回村里，玉米秸捆好后也拉回村里当柴烧。那时候，我最喜欢仰面躺在马车上堆得高高的玉米秸里，望着蓝天上的流云，听着“得、得”的马蹄声，说不尽的神清气爽。大豆成熟之后，豆荚又硬又扎手，割大豆时戴的手套很快就破了，手上常常扎出许多血点子。大豆收割以后要堆到场院里，待场院结上冰，就开始摊场、压场和扬场，一直干到临近元旦。打完场后活儿就不多了，主要是刨粪，刨下的粪装上大车拉到地里，一堆一堆卸下，待化冻以后将粪扬开作为肥料。有一年冬天，大队组织劳力挖引水渠，我推独轮车运土跑得很溜，难得被评上了一次劳模，让我偷偷地乐了好一阵子。农村生活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平凡单调而又蕴含着生机和乐趣。
一年中最辛苦的活儿是铲地。凌晨3点多钟就要起床下地，晚上8点多钟才能收工回家。中午吃的是自带的干粮，带的水喝完了就喝河里或泡子里的水，用手帕蒙在水杯口上当作过滤。北大荒土地辽阔，一条垄往往一直延伸到天边，给人感觉永远也铲不到头。刚开始，我很难跟上老乡们的进度。老乡们铲到地头休息了，我还落在后面。等我铲倒地头，老乡们又开始铲下一条垄了。有一天，我实在累极了，索性把锄头往两条垄上一架，躺在垄沟里，头靠在锄头上睡着了，直到老乡们喊收工的时候才醒过来。夏季蚊虫肆虐，铲地的时候，蚊子、小咬、糠皮子轮番攻击。蚊子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可以用手赶一赶，小咬则是无声无息地扑来。最发怵的是糠皮子，直接钻进头发，贴在头皮上叮咬，看不见也摸不到。为了防蚊，在烈日下尽管汗流浃背，我们还是穿着长袖衣服，再用一件衣服包在头上，后来又有了防蚊帽，仍挡不住蚊虫的攻击。尤其是我戴着眼镜，蚊虫一旦钻进防蚊帽，再钻进眼镜，必定手忙脚乱，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2017年8月，我在格陵兰岛位于北极圈内的康克鲁斯瓦格机场商店，看到一顶做工精良的防蚊帽，端详再三，不禁又想起当年的狼狈情景。铲地回来，最惬意的是打一桶清凉的井水洗脸、擦身，一天的疲劳困乏和蚊虫叮咬的痒痛，顿时消散大半。有一次，我们突然来了兴致，几个人跑到一个水泡子里游泳解暑。没想到一下水，就飞来一群硕大的牛虻在头上盘旋，把我们吓得把头埋在水里不敢出来。后来趁牛虻稍稍飞离，赶快从水里钻出来，抱起衣服，光着身子落荒而逃。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动过到水泡子游泳的念头。
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是冬季。北大荒的冬天 ，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常会出现暴雪天气。有一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发现，大雪把门窗都封住了。几个人用力把门推开一条缝挤出去，用铁锹在厚厚的积雪中挖出一道沟。那些天，整个村像是一个用交通沟连起来的巨大的工事，人们来来往往都是在大半身高的雪壕中行走。如遇强西北风，会出现俗称“大烟泡”的天气，漫天皆白，沟平壑满，道路不见。老乡们常说，在野外遇上这样的天气，很容易迷失方向。走着走着会出现幻觉，以为前面有一堆火，最后遇难的时候还保持着烤火的姿势。有一个冬天，我和郑永康、王森林随两位老乡去几十里路外的树林子里打柴，天不亮就坐着马拉的爬犁出发了。那天异常寒冷，呼出的热气很快就在眉毛上和狗皮帽子的帽沿上结成了霜，寒风似乎穿透了身上的棉袄和棉大衣，坐在爬犁上冻得直发颤，我们只能下来跟着爬犁跑。到了树林子，一脚踩下去，积雪深及膝盖。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树林子，抡起斧头砍树，然后拖的拖、扛的扛，趟着雪把砍下的树木堆到爬犁上，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装满爬犁再返回村里，天已经黑了。到了住处才发现，郑永康的耳朵冻伤了，我的鼻子也冻伤了。王森林脚趾的冻伤最严重，因为他的棉胶鞋有裂口。老乡端来一盆雪，抱起王森林的脚用雪使劲儿搓揉，直到发红发热，恢复知觉。一队知青顾海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他和老乡们到黑龙江的江面上打鱼，他们用冰镐在冰面上打了许多冰洞，然后下了渔网。傍晚拉网的时候，发现渔网被冰碴挂住了。为了找到渔网被挂住的点，他们顶着极度的严寒继续用冰镐打洞，直到凌晨才把渔网拉上来。回到住处，顾海国又累又困 ，鞋也没脱，倒在炕上就睡着了。醒来以后，他去马号开会时感觉右脚疼痛，脱了鞋才发现右脚的大拇指已经冻黑了。在场的老乡们有的用盆去端雪，有的去打井水，然后用雪给他搓脚，又用井水浸泡，最后抹上冻伤膏。几天以后，他的冻伤才慢慢恢复，但是右脚大拇指的指甲还是冻掉了。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真正塑造人格的并非天资和学历，而是所经历的挫折和苦难。”就是这种艰苦的环境、这样艰辛的劳动，极大地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使我们能够更加自信、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挑战和考验而不气馁。 （三）
1970年的夏秋之际，头村知青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队知青张荣生自杀了。他是头村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之一，当时只有18岁。他的父亲是领导干部，但他衣着朴素，嗜好读书，随身所带的箱子里多半是书，包括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许多段落他可以背下来。这一年的年初，张荣生从杭州回到头村以后，晚上就经常失眠。知青下地劳动的时候，他在一旁嘿嘿笑着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傻瓜！”事发当晚，张荣生曾去了二队知青的住处，听何枚林拉了一段小提琴，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何枚林当时还楞了一下。后半夜大约两、三点钟，张荣生趴在住处小院外的道路上，把一颗手榴弹压在身下，拉开了导火索。手榴弹无情地炸响了，一个青春的生命就此终结。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几十里路外的草甸子打禾草的知青们纷纷赶回村里，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张荣生被葬在村西的一片桦树林边，下葬的当晚，顾海国、钱子健和周向群在坟前守夜。天上星光闪烁，三个人聊了很久，钱子健最后不禁感叹道：“张荣生，你真是个笨蛋！”一个多月后，张荣生的母亲和弟弟来到头村。在临时起出的棺木前，张荣生的母亲流着泪说：“荣生，妈妈来看你了！”又说：“孩子盖得太少了，会冷啊！”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再明立即让人回村，抱来一床新棉被盖在张荣生的遗体上。他的坟墓至今还留在那片土地上，留在那片桦树林边。
实际上，我们插队落户半年之后，就有一些知青陆陆续续离开了头村。有的返城，有的当兵，有的成了工农兵学员，还有的女知青嫁给了老乡。更有甚者，二队一名知青在一个夜晚偷了条渔船，划船横过黑龙江，投奔了前苏联。但是，更多的知青在困境中选择了坚持，尤其是读书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钱子健曾在一队知青中组织了一个学哲学小组，晚上在油灯下读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等，鼻子都被油烟熏得黑黑的。我也曾参加过他们的讨论，十分热烈，至今记忆犹新。与钱子健同队的程胜松很有前瞻的眼光，他随身带着数理化教材，一直坚持自学。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他顺利地考上了华东师大，以后又到浙大攻读硕士学位，最终成为一名大学教授。那时候，手头的书很少，我读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书。特别是一些文学名著，更是反来复去读了许多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夹叙夹议，有声有色，其对社会、对人性深刻独到的见解给我以启迪。德国作家斯威布的《希腊神话和传说》，以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自尊、公正、刚强，为我敞开了一扇观察和认识古希腊乃至欧洲文化的窗口。前苏联抒情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喀秋莎》、《有谁知道他》、《灯光》，在寒夜里给我带来了一缕缕温暖的气息。我还记得他写下的诗句：“把钢铁炼得更坚硬，在轮到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更平静了，手不会战慄、发抖！”印象最深的还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和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两部作品对密西西比河和俄罗斯大自然风光的动人描绘，对水手和农民这些普通人质朴、善良、乐观、豪爽等美好性情的描写，在我心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马克吐温轻松诙谐的语言和幽默中包含的辛辣讽刺，更是给了我很大的愉悦。我也曾在笔记本上抄写下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以此自勉。
农村的文化生活是十分单调的。县里的电影队偶尔会到村里来放一场露天电影，那一天村里就像过节一样。有一次，县城的电影院放映朝鲜宽银幕影片《卖花姑娘》，非常轰动。傍晚收工后，我和几个知青走了十八里路赶到县电影院，找到在那儿当美工的知青张昭济，弄了几张票进了场。电影中卖花姑娘的悲惨命运和哀婉动人的歌声，使我们忍不住流下了热泪。看完电影，我们又步行赶回村里。天很黑，没有月光，路两边都是荒野，只有一排排树影闪过。我们几个人走成一列纵队，没有人说话，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直到进了家门，才松了一口气。在平常日子里，知青们想方设法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一队知青演出过反映头村新面貌的节目，是用渔鼓调填的新词。二队知青王晓辽要上台唱歌，大家七嘴八舌地为他设计动作。王晓辽上台后，一板一眼地做着大家设计的动作，我们在台下笑得前仰后合。现在的王晓辽，仍然在老年合唱团里快乐地歌唱。最隆重的演出，是知青们排演的京剧《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片段。《红灯记》里，郑永康扮演李玉和，高越光扮演李铁梅，华幼君扮演李奶奶。《沙家浜》演的是“智斗”一段和十八棵青松演唱的一段，张建树扮演郭建光，华幼君扮演阿庆嫂，梁立增外号梁胖子自然是扮演胡传奎，三队老乡大华扮演刁德一，易抗美扮演的是十八棵青松中的新四军卫生员。所谓交响乐队，有何枚林和李学智的小提琴、易胜年的二胡、四队老乡李四贵的板胡，还有黄嘉瑛的笛子、郑永康的秦琴和曲万卿的锣鼓。演出都是在大队部的礼堂里，台上只有一盏气灯，隔些时间就要打打气。就是这样的场地、这样的乐队、这样的演员，演出的气氛仍然十分热烈，在那个年月，给知青们和老乡们带来了难得的欢乐。
（四）
刚到头村的时候，知青们和老乡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每次下地干活到地头休息的时候，老乡们常在一起打打闹闹，说些带色的笑话，知青们往往会躲到一边。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知青们和老乡们建立了愈来愈深的感情。老乡们面对终年劳累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的乐观和幽默，他们娴熟的劳动技能和丰富的生活智慧，以及他们对知青的真情呵护，都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打掉了我们头脑中不少的优越感，很快拉近了知青们和老乡们的距离。铲地、割地的时候，有的知青跟不上，会有老乡主动帮助接垄，也就是帮助铲一段或割一段。知青没菜吃了，他们从自家的菜园子里摘一筐送来。知青没柴烧了，生产队会派人拉来一车豆秸或玉米秸。逢年过节，老乡们常邀我们去家里吃饭。尤其是在村里过冬时，到了大年初一的清晨，我们还未起床，村里的孩子就来敲窗户，邀我们去家里吃饺子。记得有一次在老乡家里过节，老乡的热情让我无法推却，多喝了几杯酒。返回住处的时候，一出门就撞到一棵大树上，跌跌撞撞再往前走，又掉进满是积雪的沟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知青中最早和老乡打成一片的是梁立增，他是我们杭州一中的中长跑冠军。到头村后，他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劳动技能，甚至很快就学会了用纸卷烟叶抽。后来，他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儿结了婚，还曾担任过青河乡的副乡长。
我们认识的第一位头村老乡是李继忍，当时是四队队长，他代表头村到福利屯车站来迎接我们。李继忍心地善良，做事干脆利落，后来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再明是大队的老支书，个子不高，瘦瘦的，留着一点小胡子。他话不多，但很精明，善于协调关系。我曾在一个冬夜列席大队的会议，屋子里炕上炕下都是人，热气腾腾，又满是烟味，大家都昏昏欲睡，张再明也垂着头像是睡过去了，而且打起了呼噜。正在发言的人见他睡了，就停了下来。这时候，张再明突然抬起头喊：“你接着说，接着说！”我当时真是非常佩服老支书开会的功夫。我所在的二队，也有许多老乡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如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崔孝先，带我们干活的打头人樊应太、陈喜奎，潇洒的车老板路振亮、周体成、刘长河，踏实厚道的赵永库、赵永纯俩兄弟，还有曾是王牌军38军机枪手的老金头。印象最深的是二队队长李四海，他瘦瘦高高的，有点驼背，看上去身体不是很好。四海队长为人正直，任劳任怨，做事极为认真。铲地时，我们到地头休息，他不休息，把锄头横在身后，低着头，一垄一垄仔细检查铲地的质量。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当场就提出批评。他对知青一视同仁，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知青有什么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解决。我以前不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偶尔有一次去他家里，看到墙上挂的照片，才知道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位英俊的志愿军军官。他曾对人说过一句话：“李理仁义”，这句话让我难以忘怀。在长期的学习、工作过程中，我获得过大大小小不少的表彰和奖励，但四海队长给我的这两个字的评价，在我心里一直当作是莫大的褒奖。四海队长去世的时候只有57岁，他的妻子双眼近乎半失明，他既要当生产队长，又要照顾妻子和养育六个孩子，老乡们说，他是累伤的。
知青们在头村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们到头村的前几天，也就是1969年3月2号，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到了6月，在离头村不远的八岔岛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很多知青加入了武装基干民兵，配发了步枪、冲锋枪、机枪和手雷，担负起卫国戍边的职责。我和魏渡江为了申请加入武装基干民兵，还刺破手指写了血书。一天早晨，我们正睡在炕上，大队民兵连指导员路久斌进来，拍了拍魏渡江的脑袋说：“你的申请被批准了！”他没有拍我的脑袋，因为政审不合格，我的血书还是白写了。那一年的4月25日，青龙山东南发生荒火，我和很多知青、老乡一起进山扑救。也就是那一天，一名当地青年被烧死，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具烧焦的遗体被抬着从我们身边走过。当村里的老乡患病需要输血的时候，很多知青都主动要求献血，我和何枚林也曾为村里一位大出血的产妇输过血。同年9月初，县革委会宣传组的通讯干事王春元安排我和三村知青黄任远，以及乐业公社的两位知青，参加了一期通讯员学习班。学习期间，我们先后到向阳公社胜利大队和街津口赫哲族村庄采访。在街津口采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尤青海时，还听他吟唱赫哲族的伊玛堪。学习归来后的几年间，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通讯稿，在《黑龙江日报》和《合江日报》上发表。
对头村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担任过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的知青。最早担任赤脚医生的知青是一队的郭津平和三队的褚东宁，她们上任后，在村里挨家挨户走了一遍，了解病人的情况。有的病人行动不便，她们就背着药箱主动上门送药诊治。有位老乡患风湿性心脏病，全身浮肿，褚东宁到草甸子里采来草药制成汤药，自己先尝试之后，再用来给老乡治疗，老乡的浮肿很快消退了。冬天的一个晚上，邻村的一个孩子患了肺炎求治，褚东宁毫不犹豫地拿着防狼的镰刀，踏着雪赶去邻村出诊。三队知青董俊满和楚士华也担任过赤脚医生。董俊满1972年去佳木斯卫生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回到公社卫生院当了妇产科医生。她接生过几十个孩子包括一些知青的孩子，处理过大出血、胎盘滞留等各种难产症状。这四位知青赤脚医生后来都一直从医，褚东宁还成了主任中医师。在头村小学先后担任过民办教师的有一队的黄嘉瑛、程胜松和四队的周晓音、李凌等十几名知青，其中黄嘉瑛和李凌是最后离开头村的知青。黄嘉瑛和李凌白天在学校教初中班的课，晚上到各个学习小组为学生辅导作业，给学生读书。她们还在村里办了夜校，教老乡们识字、唱歌。1976年夏天，黄嘉瑛和李凌准备返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村里的老乡纷纷前来话别，连续几个晚上都聊到深夜，还送来许多鸡蛋、鹅蛋、黄豆和白糖。老支书张再明召集大队干部和四个生产队的队长为她们开欢送会。离开头村的那一天，送行的乡亲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一直把她们送到村外的公路上，依依不舍，泪眼执手。当年离家远赴黑龙江的时候，李凌未曾流泪。此情此景，她也不禁潸然泪下。
作家王小波写过这样一段朴素的话：“流水似年，有些事一下子过去了，有些事很久也过不去。”我们在头村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很久、很久也过不去。在艰苦生活的磨砺中，在与老乡们的朝夕相处中，我们真正体验到了稼穑之苦和衣食之难，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直接触摸到了当时社会最底层最真实的一面。对当年的经历是自豪也好，痛苦也好；对逝去的青春是无悔也好，有悔也好，五十年了，头村的记忆依然深深地留在我们心里，永远也不会忘却！
记于赴同江插队落户五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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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故事，心酸的血泪！
本帖最后由 那时雪 于 2021-12-15 19:59 编辑
钱子健，李理等留在最后的下乡知青，不气馁，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等著作，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展示了中国知青一些佼佼者，灿烂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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